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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18世纪后期开始，社会运动与民族国家相伴而生，并不断地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展为跨国社会运动。跨国社会运动在当代的勃兴与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紧密相关，并且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和影响。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倡导世界公民权和“全球公民认同”而质疑和挑战了民族认同及民族国家忠诚的至高无上性，对民族和民族主义形成了冲击。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已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民族国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权威地位，这是由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具有影响和监督民族国家政府的决策过程，督促和推动民族国家严格遵守国际制度的规范和规则等能力，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跨国社会运动还有相当的冲击民族国家政权的作用。当然，跨国社会运动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挑战也不应被过于夸大，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需要予以关注和探索的大问题。

　　【关 键 词】跨国社会运动；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认同；世界公民权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其中的表现之一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民族(nat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尚未展开讨论，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作初步考察和分析，以期能引起国内相关学界更为进一步的讨论。

　　一、社会运动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

　　在具体探讨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影响之前，我们应当对社会运动和跨国社会运动做简要的讨论，并且对社会运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历史性的回顾考察。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社会运动的定义尚未达成完全同一的意见，英国学者约翰·威尔逊认为：社会运动就是“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或阻止大规模社会秩序变革的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1](P.8)而美国学者杰夫·古德温等人则提出：“社会运动是对权威、权力所有者或文化信仰与习俗的一种集体的、有组织的、持续的和非制度化的挑战。”[2](P.4)从这两个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某些分歧的定义可见社会运动实际上指的就是以促进社会变革为目的，并且具有挑战权威特点的非制度化但又是有组织的集体活动。

　　一般认为，社会运动兴起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等地扎下了根基。[3](P.45)社会运动在西方兴起与同样也是兴起于西方的主权民族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著名的社会运动研究学者西德尼·塔罗认为：社会运动是一种现代发明和现代国家兴起的伴随物。[4](P.2)这里所谓的现代国家就是指，肇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并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渐定型的主权民族国家。在主权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把许多原先属于地方的权力接管过来，并逐渐剥夺了原来属于地方层次社会的权力，许多地方性事务和问题因此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不断加强，促使以民族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前所未有地增强。但是，在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也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原先仅为分散的地方性抗议、骚乱等因统一国家的形成而向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发展。此外，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大型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意识形态大都是试图为社会矛盾提供一揽子解决办法的方案，[5](P.111-113)它们往往又进一步激发社会运动广泛地展开。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早期社会运动主要在西欧和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兴起，但是，“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6](P.52)这就意味着，社会运动一旦形成就具有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民族国家决定着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政治机遇结构，事实上，对社会运动行为和策略影响最大的是它们所要挑战的民族国家政府的行为和策略。[7](P.9)社会运动的发展和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国家的性质和民族国家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5](P.295)虽然社会运动的国际化早就存在，但是由于自19世纪以降直到20世纪下半叶，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占有明显的强势地位，因此，社会运动的跨国发展经常受到民族国家主权的限制。主权民族国家限制跨国社会运动发展的主要表现在于其对领土范围内的资源、行为和人民的控制，以及对跨境流动项目的管制。实际上，今天各国公民在出国旅行时依然还需要遵循的护照和签证制度，就是主权民族国家对人员跨境流动的限制，这对跨国社会运动本身有着很大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后，跨国社会运动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二战后形成的全球化不断地侵蚀大多数国家的中心权力，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展、放任资本从一个国家迅速地流向另一个国家并以此牟利。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国家在控制大众传媒、科学知识、国际移民乃至武器和毒品等跨境流动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一方面对国际社会的稳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的跨国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骤然终结，东西方严重对立的两极国际格局寿终正寝，从而消除了必须按照全球两极对抗的需求来架构所有国际决定的必要性，同时为公民社会施加影响力开辟了新空间。信息和通讯技术使得跨国倡议的发起和协调变得更为简易和更为廉价，这使得公民社会以及其他部门的倡议成为可能并使之加速。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发展，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而相对增强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盟等)、跨国公司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无国界医生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等)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产生或加剧了许多跨国问题，如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传染性疾病以及跨国移民等，这些问题和挑战往往是民族国家所不能独立解决的、也超出了现有国际机制(如联合国)的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勃兴，尽管主权民族国家对人员跨境流动的护照和签证的管理并未终结。

　　所谓跨国社会运动就是指超出一国的范围而发展到国际层面而形成的社会运动。在这里，“跨国”指至少包含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的跨越国家边界的互动，既可以包含仅限于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区的跨界网络，也可以包含真正全球性的互动。跨国社会运动的“跨国性”表现在：第一，聚焦于跨国或全球性的议题，例如与环境或健康相关的问题；第二，行为体本身是跨国的，或者是拥有跨国的组织结构，或者关注于其他国家之中的议题；第三，采用跨国方法和策略，例如电子动员和其他基于网络的活动；第四，跨国运动的目标对象是活动分子自身所在的国家之外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因为需要跨国界的互动；最后，拥有跨国的世界观和具有“全球公民”的认同。[8](P.5)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跨国社会运动就是社会运动超越主权民族国家的边界和控制向国际层面发展的结果，而在社会运动跨国化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主权民族国家重要基础的民族以及民族主义理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而这正是本文将作进一步考察的内容。

　　二、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在对民族(Nation)下定义时指出：“民族是一种会充分地自我宣称有自己国家情感的共同体；由此，它是一种通常趋于建立自己国家的共同体。”[9](P.176)而当代美国著名的民族主义研究者班尼迪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是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成天生拥有边界和至高无上”。[10](P.6)他们所定义的民族实际上也就是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而恰恰也就是上述韦伯、安德森和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发展息息相关，以致在现代西语中民族(nation)具有了国家的含义。

　　民族主义是与民族及民族国家紧密相关的政治理念和运动。西方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者们对民族主义做出了如下大同小异的定义。埃里·凯杜里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学说，它“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11](P.1)(这里的民族自治政府指的是国家层面的政府)。厄内斯特·盖尔纳则提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它作为一种情绪或者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12](P.1)(盖尔纳所云之政治单位就是国际政治中最高形式的政治单位——国家)。安东尼·史密斯强调说，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nation国家)’”。②显而易见，所有的这些相当权威的对民族主义的定义都围绕一个基本的含义，即民族主义强调民族需要通过建构民族国家来确保本民族的利益。

　　实际上，自社会运动产生之后，一旦社会运动超越国界而形成国际性的运动就会对民族与民族主义构成巨大的挑战。19世纪的国际主义工人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范例。国际工人运动是寻求以普世价值的名义改变社会并以创建一个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和愿望的社会运动，其跨国性根植于工人阶级是一个具有共同事业的阶级这种认知。由于以废除对所有人的剥削为目标，工人运动不仅是工人阶级的自助运动，而且也是全人类的解放运动。[13](P.85)因此，国际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超越民族的界限，具有明显的反对强调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的特征。然而，一方面从19世纪初直至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主权民族国家的力量不断地得到强化，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始终受到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二战后东西方两极对峙的国际环境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通过运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保障工人阶级的权利，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则通过建立福利国家而一定程度地满足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工人运动的国际化程度不断下降，以致当今对民族和民族主义形成巨大挑战的跨国社会运动并非来自传统的国际工人运动。

　　毫无疑问，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社会运动并未因国际工人运动的相对式微而式微。事实恰恰相反，各种新形式的跨国社会运动特别是全球层面的跨国社会运动，如全球性的环境主义运动、人权运动、跨国减免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运动、跨国禁止使用地雷运动以及跨国反建筑大型水坝运动等蓬勃兴起，并且对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新一轮的冲击。后冷战时期或当代全球层面的各种类型的跨国社会运动都是以人类的相互依赖和共性为出发点，以整个地球和全人类为关照对象、以共有的和普遍性的价值与规范为宗旨，反对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狭隘性和自私性。相当部分的全球性跨国社会运动如跨国环境主义运动等反对将民族利益置于人类的普遍价值之上。这就明显地形成了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冲击。

　　全球性的跨国社会运动所倡导和践行的世界主义思想和世界公民权(world citizenship)意识是对民族和民族主义最为直接的冲击。全球层面的跨国活动主义与全球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世界公民权是否正在取代民族(国家)公民权，以及公民权是否必然与一个具有边界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联系在一起。强调民族和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们所重视的是具有边界的公民权，并捍卫公民权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以全球利益为宗旨的跨国社会运动的实践者和理论家们则主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民族为中心的公民权已经过时。虽然，强调公民属于并且奉献于乃至献身于某个特定民族的民族公民权思想迄今依然为现实国际政治的主流，它仍然在促进着大多数的个体对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忠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公民权思想正受到来自全球化和跨国社会运动的挑战。全球公民权、世界公民权或者世界主义公民权的思想是一种有关全球价值和正义的批判的和道德的理想，它所主张的是：人们的最高认同也就是人们的最高层次的身份不应当仅仅系于民族和民族国家，而是应当向全人类和全球层次发展。就如理查德·福尔克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对领土主权作为政治共同体与认同的惟一基础的强调，将会被更加地方化和更独特的分群体所取代并且与没有边界的全球公民社会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这一无边界的全球公民社会“促使人们摆脱国家主权认同思想”，并对“共同体、忠诚和公民权”进行重新思考。[14](P.100-101)

　　全球层面的跨国社会运动的实践也在不断地挑战民族公民权，因为跨国活动从实践和心理上都模糊了民族的界限。正是民族界限和民族主义所推动的主权民族国家的建构使得民族公民权在现代具有了意义。但是，当代跨国环境运动、跨国减债运动、跨国保护移民人权运动等则从实践的层面对民族公民权的权威性提出质疑。这些全球性跨国社会运动的跨国抗议活动和推动各国改善自身的环境政策、对欠发达国家的债务政策和对待移民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昭示出：公民权不应当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土或民族国家，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当享有基本的、普遍的和平等的权利，即一名世界公民。反对种族歧视的跨国社会运动和斗争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证，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为代表的跨国人道主义援助，对难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跨国环境运动对绿色和环保以及人类应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价值观的倡导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对民族公民权的超越。

　　超越民族公民权而实现世界公民权的思想构成了跨国社会运动的规范性基础，是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股思想力量。它提供了一个理想目标和一种道德力量，为跨国活动分子在其反对金钱和权力的垄断的斗争中评价和批判现实。全球公民权唤起了一个道德的共同体的映像，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超越民族认同感的全球文化和全球村的意识。[15](P.82)全球性的跨国社会运动及其道德原则、信仰、组织和行为虽然并没有导致民族公民权的终结，也很难完全击垮民族主义，更不可能消灭民族，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世界公民权或全球公民权的存在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促使人们能用新的视角看待民族和民族主义。总之，世界公民权思想为跨国社会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行为准则、一种认同源泉和一种新的道德，它挑战和侵蚀了民族国家公民权的思想。世界公民权思想构成了跨国活动主义的一个规范性基础和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思想力量来源。[15](P.90)

　　三、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勃兴在对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冲击的同时，也对当代民族国家形成了挑战，因为跨国社会运动通常独立于民族国家政府，在有些情况下与之对立，并以抵制或重塑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为己任，甚至主张可以绕过民族国家而建立另一种新的全球秩序。

　　首先，当代全球性的跨国社会运动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对民族国家施加强大的全球舆论压力，进而影响各个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制定，或者至少使相关的民族国家政府认识到不采取行动的代价。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秘密谈判的“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MAI)，该协定拟给予资本流动高度的自由化和对外国投资的高度保护，并准备将此协议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而反对多边投资协定的跨国社会运动发动媒体运动成功地将以前隐蔽的谈判在好几个国家中提升为突出的议题，从而极大地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1998年10月，法国阿塔克组织③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揭露多边投资协定给予跨国公司主宰国家的权力将会使政府成为其言听计从的傀儡，从而限制了国家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的能力，从而迫使法国退出谈判，致使该协定破产。跨国社会运动可以运用全球市场的杠杆作用来迫使民族国家作出并不一定符合本国本民族利益的政策反应。抵制是当代跨国社运动最主要的策略，如果某一个民族国家政府没有满足跨国社会运动的诉求，就会面对市场损失和经济困境，从而使得本国的民族经济和民族利益遭到损害。例如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跨国抵制运动推动了南非政府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进程，而反耐克公司血汗工厂的跨国抗议运动成功地影响了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的政府政策，例如它促使这些国家建立或增加了最低就业年龄和工作条件的标准。对于那些比较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国家而言，跨国社会运动的抵制和抗议运动会更为成功。

　　其次，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国际规范促使民族国家的社会化，从而摒弃单纯和狭隘的民族利益取向。跨国社会运动一个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强化、补充和监督国际规范”[16](P.4)，尽管国际规范往往是当代民族国家通力合作在国际组织框架内制定的，然而，跨国社会运动等非政府行为体也是“新规范的重要发起者和促进者”[17](P.301)，在围绕特定的规范性需求发起的运动中，关键的个人和跨国社会运动往往扮演着“跨国道德事业家”[18](P.482)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凯瑟琳·辛金克研究发现，跨国减债运动、禁雷运动以及反大坝运动等跨国社会运动都“有助于塑造一个新规范或修正一个既有的规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规范结构”，而这些话语和规范又“塑造了人们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17](P.306)，即更多地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审视和应对当今世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跨国禁雷运动通过将禁雷这一军事和安全问题架构为人道主义议题，最终改变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狭隘的民族利益认知，从而缔结了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在世界范围内禁止杀伤人员地雷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的国际法规，这是跨国社会运动所倡导的以“人的安全”取代“国家的安全”思维的一次成功实践。跨国社会运动一方面会因既有的国际规范的传播而增强力量，因为这些规范制度化并渗透进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程序和结构之中，为这些跨国运动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新的政治机遇；另一方面，它们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国际规范。而且，随着跨国社会运动力量的增强，它能推动修改或创建新的国际规范和制度。这些新的国际规范和制度反过来为跨国社会运动解决原先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开辟了新的空间。

　　再次，跨国社会运动挑战了民族国家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权威。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从行动上“挑战了现存的权力主体、权力场所和权力结构，通过建构和阐述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需求，寻求传播和扩散相对集中的权力场所和权力结构并使之民主化。”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又从思想上“建构和阐释规范、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实践，旨在使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平等化、传播和扩散。”[19](P.86)总之，跨国社会运动在“塑造共同观念和塑造共同认可的行为结构方面”可能更具决定意义。[20](P.224)跨国社会运动中的许多活动分子，以这种和那种方式，“不仅要改变政策，而且要重构政治的性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1](P.26)它们的倡议经常挑战民族国家是现实国际体系中的决定性政治行动主体的主流观念，对民族国家的决策程序和策略都产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往往倡导或呈现出非中心化、非等级制和网络化的组织形态，决策时采取的是直接民主和全体通过制，而这些无论是从实践还是从理念上来说都是对民族国家的一种挑战。值得一提的是，与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它是跨国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倡导并实践新型的网络化组织形式和参与式民主的一个重要舞台。在欧美国家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之时，世界社会论坛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个由世界各地的普通大众而不是民族国家及其精英所决定的新秩序。

　　最后，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挑战或许在于，跨国社会运动具有某种颠覆民族国家政权的功能。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过程中跨国社会运动产生过很大的作用，而2011年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都与跨国社会运动有密切的联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跨国社会运动尤其是19世纪的国际主义工人运动相比，当代的跨国社会运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往往“提倡和采取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实行“非集权化的、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19](P.84)；它们“将自己视为开放的、参与性的社会运动，具有明确的草根组织形式，并倾向于进行公开的与和平的抗议活动”；其“基本立场是激进的改良主义，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对其不加节制地追逐权力或利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的一种反应”[22](P.116-117)，而并不主张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然而，尽管如此，某些跨国社会运动对民族国家政权稳定的冲击依然需要我们予以警惕和注意。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简要讨论，我们似可作出如下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虽然迄今为止民族和民族主义并未因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冲击而被其他认同形式有效地取代，但是跨国社会运动通过促进“全球公民认同”的形成和倡导“全球公民权”而对民族和民族主义构成明显的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民族认同的至高无上性发起挑战。尽管依然有学者认为，在当代国际体系中，这种跨国认同很微弱而仅仅是“勉强可以听得见”[23](P.140)，但当代的跨国社会运动已经相当成功地促使民族认同和全球认同、民族公民权和全球公民权互相共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为保障整个世界不再因民族主义走向极端而导致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以致重新坠入世界大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虽然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兴起并未导致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即主权民族国家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已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民族国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权威地位发生动摇，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能影响和监督民族国家政府的决策过程，能督促和推动民族国家严格遵守国际制度的规范和规则，有时甚至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具有某种颠覆民族国家政权的功能。当然，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民族国家的挑战也不能被过分夸大，因为一方面民族国家不仅决定了跨国社会运动运作的政治机遇条件和背景，而且相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力量依然是薄弱的，它们往往是“基于运用信息、劝说和道德压力”来促使民族国家政府发生变革[16](P.11)，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诉求和倡议最终还是要通过民族国家来贯彻和执行。更为重要的是，跨国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是增加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控制。例如反对跨国公司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跨国社会运动(即通常所说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从新自由主义的手中夺回对国家的控制权”[24](P.232)，其最终目标是“既要保护公民免遭政府的苛政，又要增进国家解决跨国问题的能力”[24](P.17)。

　　要之，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近代以降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了新的冲击，对当代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也构成了重要的影响，而这是十分需要民族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都予以高度重视的新现象，很值得我们予以更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注释：

　　①有关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与马克斯·韦伯和安德森所定义的民族是相同对象的讨论参见叶江的论文《“民族”概念三题》(《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及《Nation(民族)概念辨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中的相关讨论。

　　②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史密斯这里用“nation”一词作表述，内含“民族”与“国家”两层含义。

　　③阿塔克组织(Association for the Taxationof Financial Transacions for the Aid of Citizens, ATTAC)，是一个提倡征收外汇交易税的社会运动团体。ATTAC与英文与法文中的“进攻”谐音，它于1998年成立于法国，日前已在40国成立1000多个地方组织。它起初仅经营托宾税议题，现在则关注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种议题，并监察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的决策。阿塔克组织不认为自身是所谓反全球化团体，它只批判笼罩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支持公正并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阿塔克组织反对社会商品化，它的口号是“世界不是拿来卖的”(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部分阿塔克组织成员也是世界社会论坛与欧洲社会论坛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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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责任编辑：王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