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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强调社会运动组织作用的资源动员理论源于西方实践并获得大多学者的认同，也能够较好的解释西方集体行动动员，但对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这一理论欠缺解释力。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乡土中国，依附在日常生活网络的动员网络，有利于沟通信息、强化认同，降低行动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而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在农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行动更难以被管控。当这两种网络结合起来的时候，就组成了“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其动员将会更加快速、扩散性更强，这使得集体行动得以迅速的形成。
关键词：动员结构 农民 集体行动 环境抗争
社会运动组织的重新发现是资源动员论的一大贡献。“在资源动员论看来，社会运动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涉及了资源整合、领导分工、谈判协商的组织过程”。而“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的概念点出了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要求改变社会的运动并不是完全地脱离既有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时候，反而是利用现存的管道进行成员招募理念传播”。[2](p114)西方学者对于动员结构的组织与网络的关注是基于其本土的现实，即存在大量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基础之上的。而显然，在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组织的基础并不存在。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有关中国的集体行动的动员研究中，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的关联性”。在城市社区维权研究中，有学者以一个街区的环保运动为个案，得出了“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维权运动爆发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的结论。[3]有学者则主要考察“不同的社区网络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表现形态和行动绩效”，他得出如下结论：“融合性社区网络有利于提高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同时以理性温和有序的形态出现，因而降低集体行动的社会破坏力，促进社会整合”。[4](p242)在农村社区抗争研究中，有学者通过三起对农民的环境抗争案例分析表明，中国文化在动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动员过程中，村民们常常诉诸于亲属关系、宗教、道德意识、传统的公正观等资源。[5](p143-160)有学者则以林镇的三起群体性事件为例，以社会网络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得出了“在乡镇社会里，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同集体行动的暴力水平呈反比。具体来说，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高，集体行动越倾向于常规化或非暴力；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低，集体行动越倾向于破坏或暴力”。[6]
以上关于“社区网络、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生发与结果的关联性”的研究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他们的研究中对于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的独特的动员结构缺乏关注，这不利于理解当前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在乡村的集体行动。而在分析动员结构时，首先要关注动员发生的社会场域及结构。因此，只有把农村集体行动动员置于独特的乡村的社会结构中，才可能把握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
从动员结构的角度而言，当前村落社会的两个重要特征对于集体行动的生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村落社会中既存的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二是手机、网络等新型的通讯、沟通工具的迅速普及与发展。
一、熟人网络与农民集体行动
（一）“熟人社会”：理解乡村动员结构的起点
1、村落社会是一个聚落而居的“熟人社会”
聚落而居是传统村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恰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亲属组织和需要相互保护这两个重要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兄弟们平均地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他们都企图留在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附近有其他空地的话，这个家庭可能扩展出去，并且，在经过几代之后，一个家族的村庄就可能会发展起来。大家是亲属的事实使人们在同一地方一起生活着。……这种农业家庭的集中，我们称之为村庄。”[7](p60)
这样一种聚落而居的村庄与城市社区相比，其同质性更高，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也更高，于是构成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恰如学者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立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8](p9)。这个熟人社会的特性一是近，二是亲。所谓近，即圈子封闭，活动范围狭小，形成一个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结构；所谓亲，就是村落中人们多为各种亲缘关系所网络，形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亲缘秩序。
时过境迁，中国的村落社会发生了诸多的变化，行政村逐步替代了传统自然村落的一系列功能。因此，有学者指出，“行政村虽然为村民提供了相互脸熟的机会，却未能为村民相互之间提供充裕的相互了解的公共空间”。基于此，该学者提出一个所谓的“半熟人社会”的框架，即所谓的强调“契约规章”、“能人政治”等。[9](p49,53) 但是，对于自然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立论，该学者也是持肯定的态度的。这意味着，“熟人社会”依然是理解当前乡土中国的基本视角。
2.“熟人社会”是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社会
在“熟人社会”中，血缘、姻亲、地缘等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网络结成的关系共同体就构成了乡土社会本身。如有学者指出，“村民将他们的关系网络看作是社会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关系构成了他们的本土小世界，在其中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以此为依据相互交往。在这个小世界中，关系是Mauss所说的总体性社会现象，因为关系在这里为个人提供了囊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业余活动的社会空间” [10](p45)。
当关系共同体与村落社会成为一个同质性的概念时，“关系网络”就构成了村落熟人社会的经络，其在村落熟人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
（二）熟人网络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与优势
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熟人社会”客观上为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管道。如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既有的家族、邻里、朋友、教友、同事、同学关系都是重要的人际网络，可以提供社会运动的管道。”[2](p106-107) 当前，以家族、地缘、宗族等为核心的熟人关系网络已经成为农村集体行动的管道基础并承担了沟通、团结的功能，具有其独特优势。
1．熟人关系网络：农村集体行动的管道基础
（1）家族网络与动员。从生活实体的角度考虑，中国人所说的家族一般是以五服为界。“理解中国的村落家族乃至社会生活，没有亲属关系这个坐标系是困难的，或者说是难以透彻认识。”“亲属关系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作为生物学的基础，但亲属关系不仅仅是生物学的关系，它们也属于社会学的关系。”[11](p93,97)例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与互惠。
按照传统的家族定义，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男性继嗣群。而在今日农村，姻亲的人际联系功能也越来越强，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通过血缘、姻亲等亲缘关系进行动员是农村集体行动中较为常见的方式，其在集体行动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2）地缘网络与动员。基于成员间空间或地理位置关系而形成的群体叫地缘群体，包括邻里、老乡、民族社区等等具体形式。在农村，自然村仍是村民生产、生活活动的主要发生地。人民公社化运动强化了农村的地缘联系，共属一个生产队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常年从事集体劳动，增强了人际交往和沟通。这种地缘关系因其中渗透的行政管理、人情往来、共同经济利益（如与地缘有关的水利、生产协作等）等得到不断的加强。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帮工、婚丧嫁娶等情况下，邻里之间会形成一个较为紧密的互助网络。这样一种以地缘为基础的网络在集体行动中作用明显。
（3）宗族网络与动员。宗族是同宗同姓同地域的各个家族结成的群体。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等宗族观念较为强盛的区域，宗族在农村的抗争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在中国农村宗族血缘内部，关系到宗族集体最大利益时，个人利益一般服从于集体利益，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宗族械斗时，双方宗族组织都能动员全体男性加入到流血冲突行列中去。而在宗族观念强的地方，宗族就是认同单位。
2．熟人关系网络在农民集体动员中的功能
由于基于家族、地缘、宗族等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动员网络附着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这个网络就无所不在。这个网络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沟通信息，二是强化认同。
（1）熟人动员网络具有沟通信息的功能
由于信息在熟人之间传递，使得信息能够迅速准确的被传播，而且其更容易被接受。恰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透过自主的沟通网络，个体比较有可能接受外来的讯息，理解改变现状的可能”。[12](p50)
信息在熟人之间的传递，还有利于“认知解放”。如在环境抗争事件中，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后，会引致村民的不满，但村民一般不会主动的把生存环境破坏与污染企业的剥夺、政府的不作为联系在一起，而当抗争的积极分子借助熟人关系网络不断地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时，村民就会从环境不正义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而促发其参与抗争的可能性。
（2）熟人动员网络具有强化成员认同的功能
在熟人社群中，是否参与某项集体行动，往往成为成员可以炫耀的资本，这客观上对那些不参与者形成了一种压力，甚至可能会使得不参与者边缘化。反之，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获得了更高的认同感。也就是说，成员会把自己的参与当作实际的报酬，而不是要承受的代价。
在熟人社群中，参与的过程有的时候比参与的结果更为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熟人网络能够为其提供认同感，使其在行动中获得满足感或成就感。
3．熟人关系网络在集体行动动员中的优势
（1）基于熟人关系上的动员网络凭借的是去中心化的微观传播管道，因而也不易为对手发觉而遭到破坏。
不同于正式组织的科层化的传播管道，熟人之间的沟通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而且这种传播不需要借助专门的管道，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例如，通过茶余饭后的闲聊、通过手机短信的传播等方式。因此基于此基础上的动员网络无所不在，令对手防不胜防。尤其是，在不同的事件中，这个网络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就是使得其更难为对手发觉而遭到破坏。
（2）由于依附既有的网络基础，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
当集体行动通过组织发起的时候，无论这种组织是科层制的还是扁平化的，都会存在成本问题。对于科层化组织而言，要维持其正常的运作，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源的累积，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议题都能够跨越这道资源门槛。对于那些大型的科层化的组织，运作的效率成本同样很高。扁平化的组织也存在成本的问题，整天的讨论，又常常议而不决。而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早有便捷的沟通渠道，因而动员成本往往很低。
（3）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
“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3](p2)这就是奥尔森有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其后，奥尔森在其书中提出了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如选择性激励。有学者把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概括为三种类型，即“小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原理”和“不平等原理”。奥尔森的解决办法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角度入手，“如果想要获取公共物品的话，我们必须有组织并且必须使该组织中的有些成员享有更大的权力和荣誉；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该组织内部还必须分层分工，以使组织内部的每个分支结构都符合小组织原理。”[14](p160)所谓“小组织原理”其意涵是：人数较少时，个体成员的参与对集体行动的成败影响就会很大，而且成员之间便于监督，组织就可以对那些参与者提供奖励，对不参与者进行惩罚。
由于动员网络植根于既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实际上形成了多重的小群体。而且，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熟人群体之间还存在错综复杂的血缘、地缘等关系，这就使得其可以轻易地占用集体认同，因而搭便车的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三）公共空间：动员网络的支撑平台
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居住的越紧凑，人们之间的被动接触和主动交往就会越频繁，就越有利于信息的传播。[15]但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密度太高（如高层建筑）的居民，反而会妨碍其相互交往。[16]无论是聚落而居的自然村落，还是规划的行政村，相对于高楼林立、大门紧闭的城市社区，其空间结构都有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
在一个传统的村落中，公共场所往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功能，信息从这里传播，人际网络从这里构建，社会资本从这里诞生。比如，老年人活动室（一般每个村庄都有老年人协会，老年人活动室通常也是协会活动的地点）、村庄的祠堂、公共休闲木亭等空间往往会成为村民们聚会议事的公共场所。村民们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中相互交换信息，创造集体认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动员网络。
总体而言，由于农村独特的居住空间结构与相对多样的公共空间，使得农民之间的动员网络能够较快的形成。
二、新型传媒与农民集体行动
（一）新型传媒的发展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一般而言，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言的，它是指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这些新型媒体一经出现就被运用到社会抗议中。
1．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当年，互联网用户不过10000左右。1997年10月，在第一次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中，网民的人数还只有62万。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致36.2%，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1.31亿，占整体网民的27.0%。
互联网功能已经至少拓展到四个方面：信息获取、交流沟通、网络娱乐和商务交易功能。根据2011年6月的统计，反映互联网信息获取的应用主要有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其使用率分别为79.6%、74.7%。起到交流沟通工具作用的网络应用主要有即时通信、博客和个人空间、微博、社交网站，其使用率分别为79.4%、65.5%、40.2%、47.4%。而微博的迅速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由于其形式精简，能够满足多层次的社交需求，使得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病毒式地大规模扩散。截至2011年6月底，微博用户达到1.95亿，半年内增长了超过两倍，增长率为208.9%。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拓展了社会的空间，这就使得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互动更为经常。而且，由于网络空间的相对开放性与匿名性，情绪化、煽动性的语言也充斥在网络之中，一些人可能会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
2．手机短信被广泛运用到日常生活及其影响
2000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8526万户，2002年达到2.07亿户，2006年突破4亿户，2010年达到8.59亿户，10年增长了10倍。手机短信是在2000年的国际电信日（5月17日）最早由中国移动开通的。信息产业部《2001年通信业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移动短信及各类信息服务业务普遍受到用户欢迎，发展迅速”，但是没有公布短息的业务量。2002年，短信的业务量达到793亿条，每户平均发出近400条短信；2010年，各类短信发送量达到8317亿条，每户平均发出近1000条短信，这表明手机短信被更广泛的使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截至2006年底，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51.9部、手机69.8部、电脑2.2台。
移动电话拥有量的持续增长，手机短信使用频率的增长，使得信息的流动与沟通更为迅速。值得重视的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而是以家庭为基础，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只要家庭中的一个人获知了信息，全家就得到了信息。而且，其行动基本上是以户为单位的。
（二）互联网在集体行动动员中的作用
互联网是继电视兴起后的一个新型媒体，它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张，用户不断增多，成了电视之后改变人们生活的又一新的传媒技术。已有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对于未来社会的影响[①]。尤其是互联网一经出现，马上被应用到社会运动的动员。目前，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②]。曼纽尔·卡斯蒂尔斯和艾伯托·梅卢西则直接指出，新的信息技术对引发现代形式的争议与抗议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7](p245)。在中国，互联网的出现对于集体行动具有如下作用。
1.互联网的出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人与人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通讯和联系，使得集体行动更加容易发生。
有的时候，在发生了集体抗争事件之后，地方政府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会对报刊、电视、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进行一定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开放、不易受到控制的互联网就成为了诸多的行动者传播信息，获得最新消息的阵地。恰如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最重要意义是为公众提供了能相对自由地表达的网路空间。网路空间对公众参与社会与政治生活有如下的功能：第一，它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网路上发表的帖子、新闻、信息能被所有人阅读。第二，传播不受空间的限制，个人发表的观点和信息能够即时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三，人人可以参与网络论坛的讨论，个人发表的信息和评论常引起来自各地的回应，从而鼓励更多公众的参与。这种通过网络而形成的大规模公民参与是任何其它媒介形式都无法达到的。第四，网络空间还可以成为发起和组织社会运动的一个平台。[18]
2．由于互联网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沟通模式的重新构造，使得群众在其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会在网路上宣泄情绪，容易激发集体行动。
传统体制下的信息沟通和利益表达是垂直性的，通过金字塔型的工作体系实现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的转换。这也不可避免带来信息传递的高成本，随着信息传递的关节越来越多，高层信息落实到基层，也有可能会发生执行面上的扭曲。反之，基层的利益表达也存在高成本和由下到上利益表达的困难。
互联网基本上实现了超越空间性和跨越层次性，使得社会结构从纵向金字塔形态向横向的扁平化改变。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等级结构体制的冲击，同时会削弱其功能；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基层社会利益的直接表达。恰如郑杭生教授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19]。
以环境问题为例，当地方政府部门处置不当的时候，现有的等级体制无法及时把民众的声音传递到上级部门的时候，民众就有可能直接在网路空间表达观点、进行情绪宣泄、甚至谩骂，以希望形成网络民意或网络舆论而直接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与关注。
3．互联网的强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和匿名性等特点为网路串联提供了条件
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最大不同是它有很强的多人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和匿名性。多人互动性使得具有相同兴趣的人能够迅速的聚集在一起，超越时空性降低了日常动员的成本，而匿名性则降低了动员的风险，这些促使网上的串联更容易发生，而网上的串联又极容易转化为现实中的串联。尤其是，在一个匿名化的网络社区中，人们更容易极端和情绪化，反而容易促进一些抗争活动的发生。
由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还在不断的形成的过程中，他们更容易偏激、逆反，往往会成为社会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而在上网人群中，青年人比例高居不下，如《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30岁以下的网民比例达到58.1%，40岁以下网民高达81.3%。这意味着通过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有可能会增多。
（三）手机短信在动员中的作用
随着农民也开始广泛地使用手机，集体行动的动员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手机短信成为了抗争者之间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如下：
1．依赖的主要是现实的熟人关系网络，传播具有指向的确定性，使得信息更容易被接受。
一般而言，在手机中存储都是家人、同学、朋友等的电话号码，以便利于及时联络。这就构成了一个以己为中心的典型的熟人的汇聚。因此，当某个人发送集体行动信息的时候，其对象一般是特定的熟人。在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早已证明，相对于陌生人，熟人显然更容易被动员并参与集体行动。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也更愿意相信朋友、同学等熟人传递的短信信息。
加入某一网络论坛、QQ群的网友，虽然在网络上很熟悉，但是，相对于手机短信的指向，仍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此，并不能保证在网路上传播的信息被绝大多数网友迅速认同。反之，手机短信具有动员指向的精确性的特点。不过，也需要注意，网路空间的容量（同时在线人数等）远远超过手机短信。因此，只要动员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导致巨大的后果。
2．传播的速度快捷、广泛、准确，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动员
与互联网相比，即时性更强，但是互动性相对较弱。不同于村落中的口口相传，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群发的功能使得手机短信具有超时空性。由于隐藏在手机背后的是一个现实的熟人关系网络，一旦信息并不断的转发，就意味着不同人的网络关系被同时调动，短信就会迅速的复制，并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势头。而且，相对于网路空间的传播，短信的编辑比网路上的复杂，这反而使得大家不愿意轻易修改信息，使得其更为准确，有利于行动的动员。
3．虽然匿名性弱，但由于其即时性并且在熟人中传播，使得其更不容易被对手监控
与互联网相比，手机短信的匿名性较弱（在实行了网路实名制之后，互联网的匿名性也在弱化）。在事后，电信部门很容易追查出信息的发送者。但是，由于其具有即时性的特点，使得短信能够迅速地动员大量的人参与。而且，由于短信基本上是在熟人之间传播，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其安全性。
对于网路，地方政府还可以实施监控，如关闭BBS论坛、删除不良信息，但手机短信由于其即时性和在熟人之间传播的特点，使得它的可操控程度大大减弱。因此，信息能够通过短信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而地方政府则可能毫无察觉。
三、“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及其作用
从目前的情形研判，熟人网络与新型传媒网络的结合已经在逐渐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动员结构。这样一种动员结构不仅仅是两种网络特性的简单叠加，而且呈现出新的特点。而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的“强连带”（Strong tie）和“弱连带”（weak tie）有助于对这一动员结构的新特点的理解。
社会关系的强弱程度涉及到参与个体的投入成本，一般而言，弱连带是异质性的组合，具有高度的工具性，而强连带则是同质性的组合，往往涉及到了情感的投入。长期以来，强联系被认为作用很大，因为它联系了相互认识，具有相同属性的人群。但是，自从格兰诺维特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却提出，“弱连带却被视为是个人取得机会以及社区从事整合不可或缺的因素；强连带则滋长了地方的凝聚力，但却又导致了社会整体的破碎化。”[20](p92-93)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泰罗运用“弱连带”分析十八、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运动。自从印刷革命之后，具有启蒙思想的报章杂志与书刊将欧洲的读者串联起来，他们共同接受理性主义世俗化的哲学态度，对于专制王权强烈批判。泰罗认为，正是由于弱连带才能联系跨区域、跨阶级的认同，形成强大的革命潮流。相对地，相同阶级成员的强连带可以导致内部凝聚，但是反而无法取得其他阶级成员的支持。[21](p48-61)
实际上，“弱连带”有助于跨群体的信息的沟通，恰如格兰诺维特关于波士顿郊区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的专业劳动者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工作信息。[22]而“强连带”能够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以家族、地缘、宗族等为核心的熟人关系构成的动员网络由于涉及到大量的情感投入，显然属于这里强调的“强连带”，它使得个体与群体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村落地熟人关系网络中，一般获得的资源都是较为同质性的资源，这客观限制了集体行动的力量。
而以互联网为核心形成的“动员网络”则具有“弱连带”的特征。通过这样一个“弱连带”，参与抗争者能够获得在熟人关系网络中所无法获得的一些异质性资源，如不同村落的人的参与，媒体的支持性报道、NGO的支持等。这些会推动集体行动的进一步发展。
“弱连带”在动员网络中的作用还表现在其能够使得不同村庄、不同职业的人能够共同参与抗争。
当以“强关系”为主的熟人网络与以“弱关系”为主的互联网等新型传媒网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能使得动员网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的人参与，并且，由于参与的人群是由大量的熟人群体构成，使得其具有更大的攻击性。这需要引起政府更多的重视。
四、小结
村落社会是一个聚落而居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血缘、姻亲、地缘等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既存的人际网络。
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网络就是基于这一既存网络的基础之上的，这既包括了以血缘、姻亲、宗族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包括了以地缘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信息得以沟通，认同得以强化。它以农村中有利的公共空间为平台，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
而在快速转型期，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的发展，也为农民的集体行动动员创造了条件。互联网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利于突破传统的科层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形成网络上的串联。由于手机短信是基于熟人网络基础上的传播方式，除了具有即时传播的优点外，还容易获得信息接受者的认同，并更不易被对手监控。
当这两种网络结合之后，不但能够发挥各自原有的优势，而且有利于形成互补作用。互联网网络的“弱关系联结”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异质性资源，而熟人网络的“强关系联结”有利于形成团体内的认同。这样一种“熟人网络—新型传媒”的动员结构为农村的集体行动创造了条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转型中的农民集体行动（09CSH015）”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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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Deibert.Robald J 2000, “International Plug’ in Play? Citizen Activism,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255-272；Yang Guobin 200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rassroots Democracy——A Cas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Annual Kent State University Symposium on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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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童志锋，浙江财经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从事社会运动、社会管理研究。
Mobilization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China
Zhifeng Tong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Zhejiang Unvi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310018)
[Abstract] The theory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focused on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can explain these collective protests t in western culture, but it is useless to China because of few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Mobilizing network based on friends is most factors to underst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China. As this mobilizing network based on daily life, it is propitious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strengthen group identity, reduce action costs and avoided free-rider.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such as internet and cell phone in countryside, it is easier for peasants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and avoided being watched over. Thus when these two networks combine, a new structure, friends network—new type of media, will emerge, which make mobilizing more rapid and spread wilder. It will lead to a quick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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