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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失衡、阶层竞争与农村返乡年轻女性家庭地位的崛起 基于黔南Z村的调查
2019年11月07日 10:50 来源:《人口与发展》2018年第5期   作者:蒲琨 陈讯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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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蒲琨(1980-),女,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讲师(贵州 贵阳 550025);陈讯(1980-),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贵州 贵阳 550002)。

  内容提要:通过对贵州黔南Z村的调查,发现在人口城乡双向流动背景下,农村返乡年轻女性的家庭地位正在悄然崛起。作为依靠婚姻途径进入夫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返乡农村年轻女性,她们不仅要适应和融入村庄熟人社会、承担家庭重任和参与社会性交往,还要面对来自夫家村庄社会和家庭内部的权力纷争。然而,受婚姻市场资源配置中性别失衡、农村社会分化和阶层竞争的影响,在家庭城乡分工和代际分工进程中,返乡的农村年轻女性凭借承担家庭重任和对家庭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在婚姻主导权和家庭权力博弈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农村返乡年轻女性家庭地位的崛起并非仅受个体特定因素的影响,而是在婚姻市场形成、阶层竞争日益激烈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转向现代社会变迁的结果。

  关 键 词:返乡妇女/家庭地位/阶层竞争/性别失衡/the Returned Young Migrant Women Workers/Family Status/Social Stratum Competition/the Gender Imbalance

  标题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西南农村‘返乡年轻妇女’的生活方式转换及其家庭地位研究”(14XJC840001)阶段性成果之一。

  1 问题的提出

  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力与地位变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学界关于妇女家庭权力与地位变化的既有研究中,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种研究取向:一是资源论。资源论认为在家庭社会分工中谁获得家庭经济收入多,家庭主导权就掌控在谁的手里。如:佟新(2005)认为在一个既定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男性能从家庭外获得更多资源,而女性只能从家庭内部或通过婚姻途径获得资源,导致了妻子在家庭中不得不顺从丈夫;[1]陈讯(2013)认为在我国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中,普遍以土地为家庭生产资料来完成家庭经济再生产,这就决定了妻子依附于丈夫,从而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2]恩格斯(2009)指出社会分工导致了男性实际上控制了家庭中较多的物质资源,造成了在家庭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现象。[3]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分工与家庭分工具有紧密关联,从家庭内部分工来看,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普遍多于丈夫,参与市场劳动获得的收入则比丈夫少,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于丈夫,造成了夫妻家庭支配权的不平等。[4]二是父权论。父权论认为在农村社会中受“三从四德”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在家庭中从属于丈夫,其家庭权力处于被支配地位。如:杨华(2010)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妇女的生命历程是“未嫁随父、既嫁从夫、夫亡随子”,从而获得人生意义;[5]左际平(2002)认为受“男主女从”观念的影响,家庭重大事务一般由丈夫决定,导致了妇女无法将拥有的经济资源有效地转化为家庭权力。[6]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随着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父系父权制、家庭制度的逐渐瓦解,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步解放出来,[7]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妇女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对其家庭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在家庭中的主体性地位不断提高。[8]三是文化论。文化论认为在农村社会中受传统文化和约定俗成因素的影响,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如:沈安安(1994)认为在中国农村存在不同的家庭文化模式,妇女家庭地位的高低与她们受现代教育文化程度成正相关;[9]段忠桥(1999)认为妇女要获得家庭地位就得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传统男尊女卑的束缚,不断提升家庭和社会地位。[10]威尔逊(Wilson,E)指出妇女在生理特征和文化认同上天生处于弱势地位,其独有的性情和体质特征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11]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婚姻满意度明显提升,[12]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一方面是农村妇女出现了“依附性”支配,[13]另一方面农村也发生了青年妇女“抛夫弃子”行为。[14]总体来说,21世纪中国女性将会更加活跃地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其家庭地位会因此而不断提高。[15]

  综上,学界对妇女家庭地位和权力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借鉴。在打工潮冲击下,我国农村家庭普遍出现了代际分工模式,即子代进城打工,父代在家务农。[16]然而,在打工潮的返乡模式中出现了大量的青年返乡妇女群体(本文特指38岁以下,即1980年以来出生的女性群体),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到城市打工,在打工过程中确立婚姻关系,即:在学校接受现代知识,在城市习得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在打工生活中她们大多数人有过浪漫爱情经历,以及依靠夫妻关系过着浪漫的自主性私密生活,更加注重家庭中的个人感情、习惯于商品消费以及理性化的家庭生活。[17]因家庭或生育、抚育及赡养等方面的原因,她们不得不返乡,由此形成了农村青年返乡妇女群体。我们通过对黔南Z村青年返乡妇女调查表明,在村庄约定俗成的内生性秩序中,婆婆(公公)在家庭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并支配儿媳妇做家务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村庄社会舆论评判儿媳妇是否孝顺公婆或善良贤惠的标准。但是,年轻返乡妇女与中年妇女(指“60后”和“70后”)不同的是,受婚配资源外流的影响,以及在村庄阶层分化背景下阶层之间的激烈竞争,她们凭借外出打工经历和返乡后对家庭作出的贡献,在家庭权力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并成功逆转,取得了家庭权力的支配权,使得她们的家庭地位崛起。这种现象,在既有的研究理论视角中尚难得到充分阐释,也无相关的经验研究涉及。因此,要深入理解这种现象,须将其放到农村社会中性别资源失衡、阶层竞争和家庭代际分工中去考察,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2 性别失衡与婚配资源稀缺化

  本文的个案是黔南Z村,Z村位于贵州南部,全村共有679户,1912人,7个村民组,2016年人均收入5817元。Z村大规模的打工潮形成于1990年代中后期,家庭收入主要依靠打工和从事传统农业,普遍以半工半耕的家庭代际分工为生计模式,即:大多数老人在家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年轻人到城镇打工。根据本课题组的调查统计,Z村青年返乡妇女共29人,在这29人中,丈夫全部进城打工(即使丈夫返乡也不会在家住很久),其中1980年代出生17人,1990年代出生12人;具有高中文化(含中职中专)2人、初中文化(含辍学)24人、小学文化3人,在外打工10年以上14人、5~10年11人、5年以下4人,具有省外打工经历22人、具有省城打工经历6人、具有县或市打工经历1人。从通婚情况考察来看,本乡(镇)内通婚7人、本县内通婚11人、本省内通婚7人、跨省通婚4人。从生育情况来看,其中生育1个孩子的有2人、生育2个孩子的有24人、生育3个孩子的有3人。从返乡原因统计看,因生育返乡9人、因养育孩子(孩子上学)返乡14人、因家庭原因返乡6人。

  2.1 女性资源外流与婚配资源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体制转型、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加快,农村的婚恋模式、婚恋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通婚圈扩大和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对农村婚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8]特别是受打工潮冲击和性别资源结构紧张的影响,农村青年女性远嫁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城镇逐步增多,农村传统的通婚圈走向瓦解,逐步形成了女性资源梯度转移到城镇,因此在婚姻市场上处于顶端的女性嫁到本地越来越少,婚姻市场出现失衡状态,农村普遍存在“男难娶、女好嫁”现象,这无疑为妇女在家庭权力博弈中增加了筹码。[19]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通婚圈囿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内,是基于熟人社会关系中千丝万缕的纽带进行的婚姻缔结,如:结婚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拓展、家庭生产生活互助、以及家族社会结构性关系构建需要等,婚姻是两个家庭或家族的一桩公事,它需要在“祖荫下”完成,附属于生育制度。[20]这样一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内,性别资源流动空间小,婚配资源呈相对饱和状态,即使人口自然增长过程中出现性别比失调,也可以通过跨年龄段进行婚配。然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经济制度变迁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尤其是打工潮形成以来,农村社会的择偶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步消解,自由婚恋崛起,婚姻主体在择偶过程中很少受到来自家庭、家族及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尤其是在打工潮背景下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婚姻匹配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出现,公共性择偶向个体性择偶转变,婚姻的自由度和流动性增强,从而导致了中西部农村地区女性资源外流加剧,造成了农村婚配资源出现了严重失衡。

  从Z村调查来看,以S组在1980—1990年出生的年龄段青年群体统计为例,全组共有男性青年41人、女性青年36人(性别比约为114),男性青年至今没有找到对象11人,其中35岁以上没有找到对象的3人,这3人一辈子打光棍的风险的概率较大。相反,36个女性青年已全部结婚(含2人订亲待嫁),其中嫁外省9人,嫁省城、市及县城17人,嫁乡镇(含邻近乡镇)8人,嫁本村2人。在全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背景下,农村青年男性择偶出现了持续的结构性紧张,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出336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2,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21]这无疑加剧了我国农村青年择偶难和婚姻挤压现象,农村大龄青年打光棍的风险增加。

  2.2 婚配资源稀缺化与婚姻刚性需要形成

  在宏观性别比例失衡大背景下,我国农村青年男性打光棍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加剧,大龄未婚现象在进城务工农民中尤为突出,尤其是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女性资源缺失,造成初婚市场中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22]同时,受农村青年女性资源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入的影响,导致了中西部农村婚配资源稀缺化日益严重,婚姻市场的刚性需求形成,不仅造成农村婚姻成本上升,还造成农村婚姻策略的改变,这无疑为农村青年返乡妇女的家庭地位崛起创造了条件。

  “我们这里很贫穷,在1990年代初期,年轻人就开始逐步跑去浙江、江苏、广东等地打工,2005年左右青壮年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从那个时候开始,女娃子(青年女性)就开始不愿嫁在我们本地,大多数人在打工期间谈恋爱就嫁外面了,嫁外面条件比我们这里好,成家后日子好过一些。我们村里的年轻小伙子越来越不好找‘娘’(娶媳妇),家庭条件好的在本地还能找得到,要是家庭条件差的年轻人就很难娶到本地的‘娘’,只能到外面打工找外地的女娃子了”(YCL,男,47岁,Z村村支书,NO:001)。

  从杨支书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受打工潮冲击的影响,在婚姻市场上Z村适龄女性青年外流后造成了婚配资源稀缺,但Z村适龄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娶媳妇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了Z村出现婚姻刚性需求。据我们统计,在Z村35~45岁这个年龄段的光棍(35岁以上在Z村已很难再有初次婚配机会)共14人,在这14人中13人因家庭贫困至今未找到对象、1人因伤残未找到对象。同时,在近十年内Z村大龄光棍娶寡妇2人、娶二婚4人。相反,在Z村50岁以上的群体中,仅1人因智力障碍而打光棍,这表明在女性资源外流浪潮中,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这两代人身上,其婚配失衡现象已经呈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婚配失衡现象在1990年代这一代人身上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由此可见,在人口城乡双向流动背景下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受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导致了农村女性资源大量外流,贫困农村地区传统的通婚圈遭受挤压并瓦解,农村婚姻市场上的择偶竞争加剧,高龄男性婚配难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不仅直接拉高了婚姻成本,还间接助推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崛起。

  3 阶层竞争与妇女婚姻主导权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受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农民从业从单一的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拓展,从收入相对均等化到收入逐步拉开差距,并分化成为不同阶层。农村阶层分化使农村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新格局和社会矛盾新体系。[23]受阶层分化的影响,农村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竞争加剧,并构建了一套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规范,对家庭代际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交往,以及婚姻关系的维系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方面是家庭城乡代际分工模式逐步形成,即:丈夫进城打工获得货币性收入,妻子和老人在家协作农务获得传统农业收益,使家庭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维系对代际整合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妇女在家庭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是农村婚姻维系成本增加与婚姻风险增大,尤其是在性别失衡和婚姻市场形成背景下农村婚姻维系成本上升,如:离婚后妻子易嫁、丈夫难娶现象日益凸显,这不仅使得青年返乡妇女不仅婚姻主导权逐步确立,还在家庭权力博弈中逐步取得支配地位。

  3.1 农村阶层分化与竞争加剧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已非均质,而是分化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在职业、收入、关系网络、利益关系、政治社会态度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24]农民由之前从事传统农业劳动分化成为从事多种职业的主体,受生产资料和资源禀赋不同的影响,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形成了不同收入的阶层,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是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尤其处于村庄社会中的上层收入群体在社会关系中不断构建社会交往、行为规范准则;另一方面处于中、底层的农民千方百计向上层挤升,在这过程中农村社会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以个体努力为目标,同一阶层内部与不同阶层之间围绕物质生活获取、精神生活的体悟出现了高度的社会竞争,生活在村庄熟人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出现了很强的焦虑与地位恐慌,担心自己在村庄社会竞争中掉队,尤其是以中、下层农民的焦虑与恐慌尤甚。

  农村阶层分化造成农民之间的竞争与排斥,每个家庭经济发展和家庭关系维系会在互相攀比和排斥中获得满足感,家庭代际分工和财产收入整合利用成为家庭发展和维系的内在动力,一旦家庭破裂和代际财产整合失序,那么整个家庭在村庄中的地位很可能从上层掉入底层,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遭到排斥,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的面子体悟和人生获得感就会下降,甚至无法在村庄社会中立足。因此,在打工潮冲击下,农村家庭整合亲代与子代劳动力资源进行代际分工和青年夫妻实现城乡分工是参与村庄社会竞争的有效路径,客观上要求家庭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赚钱维持家庭经济发展和完成家庭社会性交往。显然,在家庭代际分工和夫妻城乡分工模式下,青年返乡妇女在家庭中“撑起半边天”的作用凸显出来,其家庭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受社会性竞争和女性婚配资源外流的影响,在村庄社会中处于上层经济收入的群体会不断提升婚姻成本来排斥底层收入阶层群体,如提升彩礼、婚姻仪式加码等,导致处于贫困底层的家庭无法在婚姻市场竞争中获得婚配机会。按照当地青年返乡妇女的话说:“村里现在婚丧嫁娶都在互相攀比,家里穷在村庄中就没有面子,轻则被人看不起,重则儿子讨不上媳妇,所以不仅要不停赚钱,还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在村里才不掉队”。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村庄竞争是Z村近十余年来约定俗成的地方性规范,在家庭内部老人起早贪黑务农,年轻人进城打工拼命赚钱,青年返乡妇女则在家精打细算料理家庭。然而,作为家庭以土地为生产资料拥有者的公公婆婆及丈夫,在家庭传统农业经济时代掌控着家庭主导权,但是受打工经济冲击,在代际分工和城乡分工的家庭经济发展中,青年返乡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已经成为整个家庭参与村庄社会竞争的关键性因素,在夫妻、婆媳权力博弈中逐步取得优势地位。如:Z村近十多年来出现了7例青年妇女抛夫弃子的现象,其中有2例的家庭经济在村庄中处于上层,受妇女抛夫弃子的影响,家庭代际分工再生产不再完整,这两个家庭迅速掉入村庄社会底层。更为严重的是,在村庄社会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底层家庭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娶不上媳妇,打光棍的风险极大。即使是已结婚成家的年轻男性,对妻子也需要倍加疼爱,要不然妻子一旦在村庄中生活无法获得幸福感或实现人生意义,她们很可能就会抛夫弃子,造成家庭功能残缺,使家庭掉入村庄社会底层。

  3.2 夫家离婚代价大与妇女婚姻主导权确立

  在打工潮冲击下全国婚姻市场逐步形成,在婚姻市场的链条中,Z村处于全国婚姻市场的底端,是女性婚配资源流出地,婚配资源出现了持续结构性紧张,尤其是在阶层竞争不断加剧背景下,导致了Z村婚姻缔结成本和婚姻维系成本不断提高,婚姻从“双系抚育”向“个体性体验”转变,婚姻价值开始异化,并成为年轻人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手段。[25]因此,受阶层分化与竞争的影响,在性别失衡背景下离婚成本上升,一旦年轻夫妻离婚后,丈夫再婚的机会少,妻子再婚的机会多。据我们调查统计,Z村35岁以下青年人共离婚12例,在这12例中男性再婚仅1例(村干部),离婚的女性则全部再婚,而11例没有再婚均为家庭贫困型,在村庄中处于社会底层。

  “我们这里现在年轻人很不好找‘娘’(娶媳妇),大多数家庭是举全家之力才能为他们(男性青年)找到一个‘娘’,结婚后不仅丈夫要对人家(妻子)好,而且公公婆婆也要像供奉祖宗一样好好对待儿媳妇,事事都要让着儿媳妇,要不然一旦离婚对家庭的影响就非常大,尤其是穷人离不起婚,因为离婚对家庭来说完全是伤不起的,不仅孩子造孽,而且整个家庭的日子就无法过下去”(LZG,男,52岁,Z村村长,NO:002)。

  在Z村,正如罗某说:“穷人离不起婚”,一旦年轻人离婚就会导致整个家庭的日子无法过下去,这是因为对于青年男性来说,大多数家庭是举全家之力才能完成结婚,尤其是村庄中处于中、下层经济收入的家庭,当父代完成子代结婚任务后,在村庄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还要通过代际财富转移的方式支持子代,才能让子代在村庄社会中过上体面的日子。然而,生活在Z村的父代,他们深知一旦儿子与儿媳妇离婚后,其家庭破裂不仅会给孙代成长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还会使家庭代际分工和城乡分工模式瓦解,在村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对于那些在村庄中处于中、下层的家庭来说,其代价是巨大的。即使在村庄中处于上层的家庭,因儿子离婚其家庭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很可能也会掉入村庄社会中的中、下层,在村庄社会中生活的幸福感就会大大削弱。同时,对于青年返乡妇女的丈夫来说,在性别资源失衡和婚姻破裂风险加剧背景下,尤其是离婚以后面临再婚机会少、成本高,村庄中的绝大多数男性不会向妻子提出离婚请求,即使是妻子出现了越轨行为也会作出忍让,如:我们调查时发现有4例青年返乡妇女有越轨行为,但丈夫并没有因妻子越轨行为而提出离婚。相反,在村庄中青年夫妻发生冲突时,妻子往往会用离婚来威胁丈夫,并迫使丈夫作出妥协。事实上,青年返乡妇女离婚后仍会成为村里“抢手货”,二婚机会多,但对于离婚青年男性来说,再婚就非常困难,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处于中、下层及带着小孩的再婚机会就非常少。因此,在Z村的家庭中,不仅丈夫要呵护好妻子,公公婆婆也要倍加珍惜儿媳妇,这就形成了婆媳在家庭权力场域博弈中,从候权向赠权转变的局面。[26]

  在阶层竞争背景下,青年女性一般会选择嫁那些经济收入在村庄中处于上层的家庭,这客观上对经济收入处于中、下层家庭是一种挤压,不仅隐含着拉高了结婚成本,还为婚姻维系带来潜在冲击。如经济收入处于上层的家庭,离婚后再婚机会相对于处于中、下层来说要多得多。显然,受潜在的离婚风险影响,农村青年男性承担的离婚代价大,他们既离不起婚,也不敢离婚,导致了他们与妻子在婚姻权力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样一来青年返乡妇女的婚姻主导权就逐步建立起来,其家庭权力关系格局逐步发生改变。

  4 妇女地位崛起与社会交往构建

  受打工潮冲击的影响,农村普遍出现了老人在家务农,年轻人进城打工,妻子留守在家,亲代与子代之间进行代际资源整合,从而实现夫妻城乡分工和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代际分工模式,客观上以“父子”为主轴的家庭权力关系向以“夫妻”为主轴的家庭权力关系转变,即家庭权力结构从纵向转为横向。受婚配性别资源失衡、村庄阶层竞争以及丈夫承担离婚代价大的影响,青年返乡妇女在婚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家庭权力博弈中占据优势,实现家庭地位崛起。同时,受进城打工经历的影响,青年返乡妇女对家庭生活质量和预期生活目标不断提高,积极主动融入夫家村落社会,不断构建社会交往圈,有主体性的、能动性的去实现人生价值和圆满人生意义。

  4.1 代际分工与妇女家庭地位崛起

  在传统社会里,夫妻之间“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模式被认为是最和谐、合理的分工,但由于劳动力外流,必然会造成原有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27]但是,受打工潮冲击、阶层分化和村庄社会竞争的影响,夫妻实行城乡分工是基于家庭经济发展和参加村庄社会竞争的一种理性化选择。显然,作为青年返乡妇女来说,她们返乡后既要承担家庭重任,还要参与村庄社会交往,比在城镇单纯打工要操劳得多,从这个层面上看,她们返乡是为了家庭发展作出的一种选择性牺牲。按照青年返乡妇女韦某的话说:“我在家他们(丈夫和公婆)都得听我的,我是为了这个家庭才不得不返乡,否则谁也不愿意回村里,待在城里好多,只要按时上班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也就是说,作为青年返乡妇女,在城里打工单纯,没有回家那么劳累,既要照顾孩子,还要为家庭操心。这样一来,在家庭城乡分工模式下,青年返乡妇女为了家庭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家庭权力博弈中她们就逐步掌控了家庭事务决策的主导权,普遍出现了青年返乡妇女当家现象。

  随着村庄社会分化和社会竞争加剧,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村庄社会竞争不仅促使夫妻城乡分工,还有力的整合了家庭代际资源,亲代与子代之间在家庭生产生活中的全力协作日益紧密,从而导致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形成。事实上,以家庭为单位将城乡分工和代际分工进行高度整合是参与村庄社会竞争的有效路径,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是在村庄社会竞争中的有力保障。显然,青年妇女返乡后不仅要生育和抚育孩子,还要料理家庭事务,如:在家种植土地、养殖家禽、参与社会交往以及照顾年迈老人等。青年返乡妇女的丈夫,妻子返乡后他们可以在外安心打工赚钱,解除了家庭之忧。青年返乡妇女的公公婆婆,儿媳妇回家后,家里有“主心骨”,在村庄社会交往中的“操心事”就少多了。按村里老人罗某的话说:“儿子或儿媳妇只要有一个人在家,我们的‘操心事’就少多了,一心一意干活,全力帮助他们就行”。也就是说,在Z村中父代为了帮助子代参与村庄社会竞争,他们往往会“不求回报”的帮助子代完成家庭再生产,并主动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对子女的福利诉求,不断减轻子女家庭养老负担,勤劳苦干、勤俭节约,倾尽全力帮助子代在村庄社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体面的、有尊严地立足于村庄。

  作为村庄中外来人的青年返乡妇女,她们嫁到夫家并依靠丈夫拥有的土地资料开展家庭再生产,在原有的家庭权力基础上处于依附性地位。但是,受打工经济冲击的影响,家庭经济和家庭权力基础不再取决于单一的土地生产资料,客观上导致了婆婆(公公)以拥有土地资源进行家庭权力博弈时日渐式微。尤其是在家庭代际分工模式中,随着青年返乡妇女在家庭中的贡献日益凸显,“女人撑起半边天”的作用得到了全面体现,在家庭权力博弈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家庭地位全面崛起。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父—子”为核心的家庭权力模式,还改变了以土地为家庭生产资料的家庭权力来源模式。因此,村庄中的老人不仅不会依靠拥有的家庭资源来与儿媳妇争权,还会主动将家庭社会交往权、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及家庭中的财产管理权交到儿媳妇手中,让她们来当家并管理家庭。从我们调查来看,在送孩子读书、家里盖房、人情支出等问题上,大多数都由青年返乡妇女决策。事实上,在Z村的家庭权力博弈中,公公婆婆在家庭事务决策权争夺中曾经出现过2个案例,因公公婆婆不让步最终导致了儿媳妇抛夫弃子外逃,这2例极端行为让村庄中的老人不敢轻易再与儿媳妇争吵,即使与儿媳妇产生了矛盾也会忍让和妥协。按照当地老人们的话说:“儿媳妇回家照顾家庭已经是最大的牺牲了,有矛盾没有必要较劲,忍一事就百事无忧”。

  4.2 融入夫家村落与社会交往构建

  从青年返乡妇女的生命历程考察看,她们大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就进城打工,在打工期间谈恋爱结婚,然后跟随丈夫再次进城打工,因各种原因提前返乡。与传统时期妇女融入夫家不同,青年返乡妇女虽然在农村出生并长大,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农村生活体验,尤其从事传统农村生产。因此,她们返乡之后,一方面要为家庭发展做贡献,另一方面则是完成人生任务和圆满人生意义。这样一样,她们不仅要融入夫家村落社会,还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在精神生活上才能有获得感。我们访谈返乡妇女韦某时,她说:“虽然在农村长大,但从初中毕业就到浙江打工,以前是每年过年才回家,在家住的时间短,前年(2015年)决定回家送孩子上学和照顾家庭不再去打工了,刚回来的半年很不习惯,不仅要学会干各种农活,还要学会处理村里的各种关系”。由此可见,对于青年返乡妇女来说,她们受生活环境、生活节奏和从业性质的改变,不仅要求她们转换生活方式和适应农村的生活环境,还需要她们融入夫家村庄社会中去积极参与人际交往,从而获得人生意义。

  “2013年前我和丈夫在浙江永康打工,当初女儿要上小学一年级,儿子才2岁,两个孩子在永康生活压力大,跟丈夫商量后我返乡,一方面陪女儿上学和在家带儿子,另一方面可以在家种点粮食、养猪、养鸡,家庭生活上花销就小了。刚回来那个时候,婆婆总喜欢对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说三道四的,有一次我跟婆婆吵了一架,我对她说:‘你这也看不惯我、那也看不惯我,那你喊你儿子回来,我出去打工’,从那以后她就不再说我了,我完全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想睡懒觉就睡懒觉、想上网就上网、想跟谁交往就跟谁交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我也慢慢适应村里的生活和人际交往”(ZXF,女,31岁,Z村返乡妇女,NO:003)。

  从上面的个案可以看出,赵某返乡后在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但是她在与婆婆的权力博弈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从此开始慢慢适应农村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在“从夫居”为主的婚姻制度下,青年返乡妇女的生命历程和未来人生意义需要在夫家完成,客观上不仅需要她们融入夫家社会关系网络,还需要她们对家庭生产生活建立长远的预期目标。如:培养孩子成才是她们的生活目标,尤其是养子成才更是成为她们的人生期望,显然,青年返乡妇女受城市打工经历的影响,物质消费需求膨胀,理性化、货币化消费欲望增加,客观上需要融入夫家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才能圆满人生意义。一方面是建立村庄熟人社会交往圈,打发闲暇时间,找共同话题享受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是在农村人际关系交往日趋理性化和农业生产合作货币化背景下重构现代化的家庭生活,缩小与城市生活的差距,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5 结论与讨论

  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凭借婚配性别资源失衡、阶层分化背景下的阶层竞争加剧在家庭权力博弈中地位崛起,虽然是发生在西部农村地区的社会现象,但却是理解转型期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化的锁钥,也是理解我国农村家庭权力从纵向“父子”主轴向横向“夫妻”主轴转变的重要视角。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扩张进程中,农民以家庭为单位通过“父子”代际分工和“夫妻”城乡分工来整合家庭再生产模式是当前农村的一种普遍形式,受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以夫妻城乡分工家庭模式参与村庄社会竞争是转型期农村家庭发展的优选路径,也是市场化和现代性全面渗透到农村社会的结果。

  农村青年妇女是基于家庭再生产理性考量下返乡的,与传统时期家庭场域中权力博弈不同,她们并不是基于婚姻融入夫家村落社会,而是依靠外在因素诸如婚姻市场失衡、阶层社会性竞争及家庭再生产客观需求,从而由父代(公公婆婆)进行家庭权力让渡的结果。这表明,在人口城乡双向流动背景下,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崛起不再是“媳妇熬成婆”的路径,而是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和城乡分工过程中女性家庭作用显现的体现。在打工潮冲击下农村地区女性资源流出已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在婚姻市场刚性需求与农村社会竞争加剧背景下,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越来越高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之势,这对农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变革性的。

  诚然,在半工半耕的家庭城乡分工模式中,生活在农村的每一个家庭都受物质消费欲望和生活货币化的影响,以面子观、生活消费观及人生获得感为基础的社会性竞争越演越烈,家庭再生产面临的风险是全方位的,而青年妇女返乡正是夫妻城乡分工实现家庭再生产的必然结果,这对农村家庭来说,不仅是化解家庭再生产风险的有效手段,还是不断地改变家庭发展观念并重构了家庭伦理文化。因此,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家庭地位崛起对家庭传统伦理秩序的冲击是巨大的,血亲与姻亲之间的关系进入微妙变化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农村社会中会逐步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9-202.

  [2]陈讯.妇女当家:对农村家庭分工与分权的再认识[J].民俗研究,2013,(2):26-35.

  [3]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3-97.

  [4]J.Baxter,B.Hewitt and M.Haynes.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d Housework:Marriage,Parenthood,and Time on Housework[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8.259-272.

  [5]杨华.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233.

  [6]左际平.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J].妇女研究论丛,2002,(1):12-17.

  [7]杨善华等.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51-170.

  [8]金一虹.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J].社会学研究,1998,(5):106-114.

  [9]沈安安.家庭文化模式对妇女地位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4,(4):51-58.

  [10]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83-317.

  [11]Wilson,E.O.On Human Na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12]徐安琪.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J].社会学研究,2005,(3):134-152.

  [13]陈锋.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J].西北人口,2011,(1):83-87.

  [14]陈讯.抛夫弃子:理解农村年轻妇女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4,(9):165-168.

  [15]李银河.妇女、家庭与生育[J].江苏社会科学,2004,(4):169-174.

  [16]贺雪峰.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分析[N].学习时报,2015-07-20(003).

  [17]陈琳等.打工潮背景下农村“80后”返乡妇女家庭地位崛起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6,(12):21-26.

  [18]陈讯.婚姻要价、代际支持与农村青年城镇化[J].中国青年研究,2017,(2):18-23.

  [19]陈讯.资源互补、婚俗类同与结构性力量保护下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4):4-11.

  [20]陈讯.婚姻价值的变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202-214.

  [21]转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2-13(005).

  [22]李树茁.性别失衡、男性婚姻挤压与婚姻策略[J].探索与争鸣,2013,(5):22-23.

  [23]杨华.建构农村阶层关系研究概念体系[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83-90.

  [2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23.

  [25]陈讯.婚姻价值的变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202-214.

  [26]陈讯.候权与赠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如何转变的[J].妇女研究论丛,2012,(3):22-26.

作者简介

姓名:蒲琨 陈讯 工作单位: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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