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文作者通过对数十年来中国人口婚育行为模式、家庭结构与类型、死因构成模式转变的简要描述，指出仅在传统和最基本的人口动态、即人口出生、死亡和增长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人口转变、包括中国的人口转变，已远远不够，难以适应时代和人口发展的要求。提出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是一系列特定人口转变的集合。其中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仅仅是人口转变的表象和“外壳”，其“内核”则是通过制度、文化和技术等承载的人口行为及其动力机制，由此引致的变化才代表了人口的内在转变，强调关注人口的内在转变是理解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的重要视角和基础。在对人口转变内涵探索的前提下，借助于对国内人口学界近些年有代表性的人口转变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作者初步探讨了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创新问题。

　　关键词：人口转变，社会变革，后人口转变，人口行为动力机制

　　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变化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转变。这一转变在根本改变了中国人口增长变化轨道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转变不仅表现在从“高、高、低”向“低、低、低”的人口动态转换上，而且体现在与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上，是一场独具中国特色、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社会变革。这场变革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仍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实现并延续的。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在所列的186个国家或地区中，按照从低到高的序列，2009年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1.77）排在第41位，低于英国、瑞典、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中国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从高到低的排列中，2007年数据的位次是第81位；在人口安全饮用水获得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中，则仅位列第88位。说明迄今为止，中国的人口指标依然是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在拥有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创造了人口转变的“奇迹”，受到举世瞩目。

　　中国的人口转变已走过了几十年。无论从其发展变化过程及其特点看，还是从其内在动因和转变机制看，都具有特殊性、代表性和典型性。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交互作用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特人口转变道路。但同时，由于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生育政策的规定和实施力度存在差异，中国的人口转变显现强烈的区域色彩，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并不同步，转变模式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为中国丰富和完善国际人口转变理论、为世界各国的人口实践提供范例，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与契机。

　　中国超常和迅速的人口转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人口学的核心议题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以后，更是在世纪之交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人口转变”的集中关注和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已经完成并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有学者明确提出：“20世纪末我国人口转变过程已经结束”，“在步入21世纪的同时，我国也将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李建民，2000）。为了判断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有学者重点从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和人们生育意愿转变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于学军，2000）。但同时，也有学者对这一判断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并未真正完成（李建新，2000）。

　　对人口转变的描述和解释，是国际人口学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历经近百年形成的人口转变论，是西方人口学最著名的经典理论。从人口转变论的演变看，其理论取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从狭义人口学、即人口统计分析的角度展开对人口出生、死亡及其互动关系历史变迁的描述；另一个则是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背景，从理解人口动态转变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出发进行的阐释。两种取向既是认识角度和判断标准上的差异，也是对“人口转变”理论发展本身的一种反映。正基于此，我们看到：国内不同学者对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观点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转变”研究取向及其不同立场所致。当然，无论这场学术争论的结果如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启示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推动我们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展开更广泛、深入的思考。这种认知和反思，不仅应该包括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了？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到底是什么？中国人口转变为世界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经历和经验？等等，也应该包括对如何理解现代人口转变的内涵、怎样看待人口转变内在动力机制在现代的变化与表达等问题的进一步解读。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实质上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具有多视角、多层面和多维度的理论。除上述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实证和理论两个层次外，我们对人口转变的理解还可以从人口本身作为多维社会现象、即其数量、结构、质量与分布等角度出发进行理性思考。

　　近20年来，国内一些学者陆续对中国的人口转变进行了上述不同视角和层面的研究，但迄今理论研究成果依旧相对匮乏，研究深度与创新难以满足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和人口形势要求的现象也较为明显，其中不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方面远远不够，而且即便在对中国人口转变经验事实的认识上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缺少在一个更合理、科学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下进行的深层次研究。正源于此，笔者期望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及对中国人口转变实践的进一步梳理和思考，尝试从新的视角和层面来理解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否已经完成，为丰富“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的理论研究提供一点启示和补缀，意在抛砖引玉。

　　1 对中国人口转变的再思考

　　对人口转变经验事实的理解和认识，并非源于中国。学界人所共知，作为西方人口学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人口转变”理论最初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其相互关系历史变化过程进行描述和经验概括基础之上的。它在被提出并日益获得认同的近百年时间中，不断有学者分别利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人口变动的历史或现实资料，对之进行补充、完善和发展。正是这些建立在经验数据基础之上的补充与完善，不断丰富着我们对人口转变的认识和理解；也正是在这些经验描述的基础上，不断有学者对所发生的变化和差异提出新的理论阐释，力图促使“人口转变”理论在反映人类人口发展、变化规律及其内在动因等方面显示其普适性。当然，与之相伴随，被认为植根于“经验描述”的人口转变理论，也不断受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表现各异的新人口转变事实的挑战。

　　正是由于人口转变研究溯源于客观事实和经验数据，因此在其早期，我们看到国外学者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对人口变化过程的描述与断代，其中既包括以汤普森、兰德里和诺特斯坦为代表提出的“三阶段”模式，也包括科尔和胡佛等给出的“四阶段”模式，还包括布莱克有名的“五阶段”论（李竞能等，1992）。中国学者未能例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前20年中国人口转变研究中，除传统的三段论外，也先后出现了两段论、四段论以及五段论等不同的阐述（穆光宗、陈卫，200l；宋元梁，1997；朱国宏，1989）。尽管因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不同学者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及特点做出的判断和结论存异，但有一点是人们的共识，这就是：中国在经历了死亡率和出生率先后持续、迅速的下降后，已经基本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过程，即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高、低、高”向“低、低、低”现代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现代背景下的中国人口转变？进而如何理解人口转变？毋庸质疑，现时代的中国人口转变，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口状况已今非昔比。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制度和技术等因素对人口变迁的影响力日益强大，人口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关系空前紧密，由此导致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以至文化意义及其迁延性的影响日趋突显。这些不仅直接映照到人口的数量上，而且折射到人口的结构、质量和分布上。反之，人口作为一种复杂、多维的社会现象，其数量、结构、质量与分布等要素之间也是前所未有地紧密交织在一起，彼此互动，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中国近30年的人口转变、特别是生育转变，更与国家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如影相随、相互承接。这一切都使得仅仅在最基本的人口动态、即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人口转变、判断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了已经远远不够，尽管这种理解和判断还是必要的、基础性的。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变动仅仅是人口转变的外在表现，是它的“外壳”；其“内核”则是通过制度、文化及技术等承载的人口行为及其动力机制（由此引起的“质”的变化我们称之为人口内在转变）。人口行为及其动力机制的重要性就在于，人口是通过微观环节来实现其宏观效果的。就象出生性别比，中国近20多年的持续攀高、严重失常仅仅是一种外在表象，其实质则是人们生育行为中在“性别偏好”作用下的性别选择。出生性别比是建立在大数基础上的人口指标，它从正常到不正常，恰恰是由成千上万育龄夫妇的具体行为变化所致的。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和认识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就不能准确、清晰地认识出生性别比失常的现象、原因及后果。对人口转变的理解和认识同样如此，不能很好地了解和认识婚育行为模式转变、家庭类型与结构转变、健康转变等行为层面和微观环节“质”的变化，就难以真正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现代人口转变。过去源于各种主、客观局限，人们将对人类人口转变的关注集中投向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在人口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空前密切相关、人口已不再是一种“自然”、“自发”过程的情境下，仅在最传统和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认识人口转变、包括中国的人口转变，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需要，也难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人口转变事实上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它指称的是不同层面和维度的系列转变，是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婚育行为模式转变、家庭类型与结构转变、死亡模式转变等一系列转变的集合。在系列人口转变中，不同形式和内涵的特定人口转变，过程的快慢、时滞的长短、动力机制及其表现，都可能不同，它们带给一国或者一个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正因为此，有些特定人口转变是对人口转变外显、表象的表达；有些特定人口转变则是其内在、本质的反映。

　　在特定的系列人口转变中，最为典型的是婚育行为模式的转变。显然，婚育行为模式转变隶属于行为层面，它是介于传统广义和狭义人口转变之间、近乎于“中间变量”性质的一种变化，是人口内在转变的表现。而家庭类型与结构的转变、健康转变等特定人口转变，与婚育行为模式转变既有类似之处、但又不仅仅如此，它们还延伸到动因与结果等更宽泛的范畴，是人口内在转变的另一类形式。为了更好地说明和阐释人口内在转变及其意义，下面将分别就中国的婚育行为模式转变、家庭结构与类型转变以及死亡模式转变等做一扼要分析，旨在“投石探路”。

　　纵观中国近半个世纪的人口转变历程，婚育行为模式的转变伴随其中，是人口出生率变化（即生育率转变）的重要驱动力。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模式转变集中表现在：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在波动中不断提高、平均初婚初育间隔先减后趋稳、一、二孩平均间隔稳中再降复升以及生育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等方面。具体看：（1）1949年，我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仅有18.57岁，与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最低法定婚龄十分接近；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可婚年龄不成文规定的策动下，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迅速提高；接着，在80年代前半期经历新《婚姻法》颁行带来的较大幅度短暂下降后，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开始了长时间的持续、快速上升。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该年我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5岁，男性为25.9岁。（2）在我国，女性的初育年龄与初婚年龄始终密切相关，因此前者表现出了与后者类似的变动趋势。在1950年到2007年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在波动中也从20.3岁提高到26.6岁。（3）作为政策几无干预的初婚与初育间隔，不仅代表着人口行为的某种“自然属性”，也从一定侧面映衬着行为变化的内在本质。1950年到2000年，我国女性的平均初婚与初育间隔由3.57年降低为1.60年（宋珊，2008），这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婚后更短的时间中就孕育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4）与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化不同，我国女性一、二孩间的平均生育间隔变化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境：1950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我国育龄妇女一、二孩的平均生育间隔多次起伏波动、上下相差悬殊。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变化相对不大，基本围绕着3年上下波动；但其后，在经历了80年代的迅速缩小之后，女性的一、二孩平均生育间隔在政策的强力作用下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上升，2000年达到了空前的5.7年，而最小时的1987年，这一间隔只有1.21年。（5）除上述外，中国女性的生育构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高孩次生育大幅度减少、生育年龄模式由宽变窄、峰值生育水平下降等方面（陈卫，2008）。（6）与此同时，源于育龄夫妇“男孩偏好”驱动下的生育行为选择，妇女现有孩子的性别结构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男多女少的局面愈演愈烈，并波及到家庭的结构与类型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