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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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美）季北慈(Bate Gill)，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国政策研究高级研究员，美国资深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现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讲座主持人。电子信箱：FreemanChair@csis.org；

　　詹尼弗·张(Jennifer Chang)，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国政策研究项目研究助理；

　　撒拉·帕尔玛(Sarah Palmer)，美国国家卫生学会，国家癌症学会艾滋病病毒药物抵抗项目病毒学家。

　　【译 者】李冬莉

　　【内容提要】 中国正面对着现代化带来的两难抉择：危险与机会共存。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加剧了对外开放带来的危险。曾被中国官员们当作西方问题的艾滋病问题，近年才受到北京的严重关注。不断强化的艾滋病问题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对面临着一场巨大规模的传染病的中国政府而言，战胜危机将十分艰难。

　　【关 键 词】中国政府/艾滋病危机/现代化

　　

　　繁荣的代价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这样告诫他的人民：“致富光荣”。为了维护其改革思想，他还说：“如果你打开窗户换新鲜空气，就得想到苍蝇也会飞进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年艰难的经济发展过程之后，邓的这两句格言所描绘的前途和指明的危险都已经显现得足够明确。虽然中国日益繁荣，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环境在恶化，成堆的社会问题在冒头：政治不稳定，犯罪层出，社会保险体系在衰退。中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对着现代化带来的艰难选择：收益与代价。

　　但对中国来说，尤其不幸的是，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本身加剧了其对外开放带来的危险。中国不断强化的艾滋病问题就是说明这一现象的一个明显例子，一个将造成巨大影响的例子。一度被中国官员们当作西方问题而不屑一顾的艾滋病问题不久前才受到北京的严重关注。但是，可能已经太迟：中国正面临着一场规模庞大的传染病。中国政府将会发现，战胜这场疾病是多么的艰难。

　　不断上升的势头

　　在忽视了数年之后，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2001年6月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参加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时令人震惊地宣布，中国可能有6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与先前官方统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2000年，被统计的病例数仅仅为22517例。有人怀疑，考虑到操作性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实际数字应该更高。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估计，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数有100多万，甚至相当于这个数字的两三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警告说，如果继续任其发展，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将可能高达2000万。

　　在中国的部分省份中，艾滋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在中国与种植鸦片的缅甸、泰国和老挝接壤的南部边境，大范围的静脉吸毒现象曾经是早期艾滋病泛滥的原因。吸毒，以及随之而来的艾滋病传播模式，已经扩展到中国西北部新疆的贩毒路线沿线。此外，在中国人口第二大省，中部省份河南，已经成为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据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专家称，河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已经高达120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不安全的集中采血系统。中国和西方的媒体重点报道了河南的“艾滋病村”，在那里80%的居民已经感染上病毒，其中60%以上已经成为艾滋病病人。

　　根据卫生部长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正在以30%的速度每年递增。更有甚之，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在2001年的头6个月中，实际发现的新病例比往年增加了67%。即便按照中国政府提供的较低的估计数和年增长幅度计算，中国到2010年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640万，甚至卫生部张文康部长也承认，如果感染率显著增长，感染人数可能达到1000万。与此相对照，美国在近20年前发现艾滋病，目前估计有90万名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每年报告的新感染病例数为4万。即便按照最保守的方法预测，中国在今后的5到10年也将跻身于世界上艾滋病泛滥最严重的国家。

　　漂泊中的男孩和女孩

　　在毛泽东的时代，户口制度把人们限制在他们居住的城市或者农村地区。由于当时采取的食品定量以及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票证分配制度，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地逃脱户口制度管理。但是，在当今的中国，迁移的自由程度已经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表达这种自由迁移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词，“流动人口”。估计有1亿人离开了他们正式的居住地，一般是比较贫困的农村，到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得不到当地居民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政府补贴。除了这个群体，还有大约4000万人也参与到这个迁移潮流中来，其中大部分为近年来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外出流动寻求生活出路。

　　这些漂泊不定的人群在今后几年将变成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群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主要由年轻和中年的男性与妇女构成，他们正处于性最活跃的年龄阶段。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流动工的81%处于15～49岁年龄组，其中一半的人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流动人口本身具有的性质使他们不容易被监测，而且很难得到相关教育和治疗。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者是文盲，不会说普通话，使卫生工作者对他们开展工作难上加难。作为没有注册、没有档案的公民，他们只能半地下状态地生存在政府官员控制不到的地方。他们不得不从事被城市居民所鄙薄的低收入的和非法的工作，往往游离于社会之外。如果他们卷入法律和财务纠纷而被迫返回故乡或者转移他乡，他们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走到哪儿，就会把病毒一路传播到那儿。

　　更糟糕的是，在中国很多地方，这个群体中的静脉注射吸毒人数正在上升。绝望、身居异乡再加上经济困难是许多人转向吸毒的原因。然而，吸毒并没有局限在这个边缘群体中。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人可以接触到毒品。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许多儿童被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们宠坏，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和自由，而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可以被孩子们用来尝试毒品。这对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来说，又是一个凶兆。不久前，静脉吸毒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政府估计有8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吸毒人员。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吸毒都是感染的主要途径，但共用针头模式感染效应极高。中国政府公布中国目前的吸毒人员共有86万，这一群体将继续成为中国艾滋病问题的重要因素。

　　求爱的危险

　　把吸毒群体作为艾滋病传播的重点，会使公众对高危险群体的认识产生误解。虽然到目前为止吸毒群体仍然构成中国病毒感染者群体的主要部分，但是造成病毒传播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异性恋人口中未经保护的性活动。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只有不到10%的感染是由异性恋引起的（与同性恋相关的感染比例甚至更小）。但是，在中国15～49岁的7亿多人口中，公共卫生专家仅仅在异性恋人口中就能毫不犹豫地想象出一个重要的病毒传播群体。随意的和婚前性行为在中国正显著增长。2001年的一项关于性和婚姻的调查显示，只有27%的年轻调查对象认为首次性行为应当发生在婚后。与此相对照，在他们父母一代人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占84%。

　　中国性产业死灰复燃更让性乱现象愈演愈烈。卖淫曾和吸毒一样被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严格的社会规范中被彻底根除了。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显示，像中国文明自身一样历史久远的性交易，不仅根本没有消失，而且正日趋重现。根据中国警方的估计，目前中国的妓女大约有400万。

　　促使商业性活动发展的原因有新有老。收入差距加大，部分妇女的贫困，劳动力流动，消费主义盛行都是原因。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中国现代生活中不断增长的消费主义和商品化给妇女造成的商品意识。对许多中国男人来说，拥有第二个妻子或者说情人已经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就像拥有汽车和手机一样。这同不太久之前中国曾普遍存在有钱的男人可以娶一个以上妻子的做法相符合。此外，在有些地方，与生意有关的消遣内容中包括嫖娼已经成了常规。一项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的报告指出，这个不断增长的社会阶层中的男性常常被发现介入与性病和艾滋病相关的高危险的行为。与此同时，新技术传播，比如手机的发展，使商业性工作者得以走出传统的红灯区，推动商业性活动在更大范围内发展，同时也使规范和预防教育工作更加复杂化。

　　已经有许多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中国由妓女传播的艾滋病正逐步增加。通过这种传播，受到感染的嫖客再把他们身上的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或其他的性伙伴，艾滋病病毒就泛滥到了普通人群之中。

　　以东莞为例。地处广东省的东莞与香港边界相隔不远，东莞的性工作者有30万名。这些妇女大多来自贫困地区和北方省份，主要为来往于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商人服务。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福建省的沿海地区，来自台湾的生意人频繁光顾提供性服务的夜总会、发廊、按摩室和卡拉OK酒吧。

　　艾滋病病毒在中国的另一个传播方式是同性恋性交，尤其是男性同性恋性交。有人估计，中国男性同性恋者人数占男性总人口数的5%～7%之间。随着中国变得日益自由，同性恋正更加自由地活动和更大程度地被容忍。最近同性恋从精神异常病症种类名单上被取消，而且一些报告说，各地执法机构已经不再打击中国城市中的同性恋酒吧和同性恋俱乐部。不幸的是，这种容忍可能有利于艾滋病的传播。如果这意味着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可以不再被迫处于地下状态，那么，相关的预防工作和治疗项目可能应当马上抵达这个易感群体。

　　传统和禁忌

　　除了大幅度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久远的历史传统和人们观念中的禁忌也是影响到中国艾滋病问题的一个因素。我们看看根深蒂固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中国最令人吃惊的人口学趋势是不断增加的每年新出生婴儿人数中的性别差异。年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正常值应当在大约105男婴比100女婴之间。然而，据泰勒·怀特(Tyrene White)，一位史瓦茨茅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学者报道，中国1995年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7.4男婴比100女婴，而1997年竟然发展到120男婴比100女婴。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收集的资料，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其实并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但仍然是惊人的：在中国15岁以下的人口中，性别比例是110男婴比100女婴。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意味着在下一个10年中，会有1500万结婚年龄的中国男人找到女性性伴的机会极少，更不要说结婚。

　　中国1980～1990年之间急剧的社会经济变迁，加上“只生一胎”政策，强化了传统中国人对男性后代的偏好（传宗接代，养老和增加收入）。既然B超机可以辨认出未出生婴儿的性别，那么就做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就算是非法也值得冒险。但是这就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人口构成。最终，新娘短缺就将强化男性对商业性工作者的需求，促使男性更多地流动到城市，增加被拐骗妇女的人数，增加逼良为娼和“强迫婚姻”的现象。

　　在中国，传统的保守主义观念还让人们很难坦诚和公开地谈论性话题，使艾滋病预防教育和其他预防措施很难开展。学校中的性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常化，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的青少年对性传播疾病的知识少得可怜。一项对4000名中国青少年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4%的人理解什么是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并知道这种病毒如何传播。有一半以上的人相信与病毒携带者共用器皿会导致传染。对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无知也使人们把这种疾病与耻辱相联系，这样一来，就把问题深深地埋到阴影之中。被感染者不仅在自己的家乡被人们疏远，甚至就连自己的家人也拒绝接纳他们。更糟糕的是，甚至中国的公共卫生部门也存在严重的无知。据披露，出现过多例医院和诊所拒绝治疗艾滋病病人的情况。

　　公共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泰国的性产业非常发达，但他们一直通过教育、颁布政府规定和开展预防项目来阻止艾滋病病毒的蔓延。相反，在中国，虽然性观念在中国迅速变迁，保守主义观念一直是宣传艾滋病知识教育活动的强有力障碍。举例来说，在校园里放置安全套销售机和树立宣传安全套促进的广告牌的做法一直受到严厉批评。

　　卖血赚钱

　　中国文化忌讳献血，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长期以来血供应短缺。中国平均每人可得到的输血供应量仅为0.8毫升，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7.0毫升。不幸的是，安排的献血也意味着中国的血源有很多来自卖血者。而卖血在典型的情况下不如自愿献血安全。中国太晚才明白艾滋病病毒可以轻易地通过污染的输血渠道传播到人口。

　　买卖血在中国是一种赚钱但是管理很差的产业。虽然中国1998年颁布的《献血法》规定卖血非法，但是，供求规律使得非法采血禁而不止，现在又转入了地下，这样一来国家规定就完全不起作用。比如，《北京晚报》报道说，政府下达了义务献血的指标后，有一些国营工厂的工人付钱给“血头”让他们寻找流动工来替他们“献血”。只要自愿献血一天不能基本上满足国内的需求，这样的做法就难以消除。

　　由非法卖血产生的艾滋病病毒传播引起了中国和西方媒体的关注与新闻报道。被重复报道的情况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部分农村的贫苦农民受金钱诱惑而卖血给“血头”。在某些情况下，血头怂恿整个村庄数百名成年人去卖血或血浆，报酬在40至100元人民币之间。那些贫苦的农民通常年收入在200至300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000元）。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长年累月地长期卖血，以期通过卖血来补贴微薄的收入。他们中很少有人听说过艾滋病或艾滋病病毒，即便是对艾滋病有所耳闻的人也仅视其为“西方病”或“富人病”。

　　出卖血浆尤其有吸引力。要是仅仅卖血浆，而不是卖全血，卖血者不会损失红血球，那么就可以使卖血者相信，他们可以卖得更多而不会得贫血症。一个卖血者的血液在抽出来之后，常常与其他同血型卖血者的血液混合后放在同一个离心机里。血浆被从全血中分离出来，余下的血细胞和血小板的混合物再输回供血者。整个过程仅仅30分钟。有报告说，人们在连续5天甚至更长时间内每天卖血浆多达3次。但是，这种把不同人的血液放在一起又重新输回给每个人的集中卖血浆方法，意味着靠血液传播的疾病可以一下子从一个人传播到许多人。不仅如此，为节省投入，在集中采血过程中，反复使用同一个注射器的情况是普遍的。很少有采血者为卖血人员筛查他们血液中是否带有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或者其他血液传播的疾病。在他们把血液卖给医院和需要用血的个人之前，也不对血液进行测试筛查。由于中国医疗费用日益高昂，许多需要用血的个人被劝告直接到采血站去买廉价的血，这样一来就彻底绕过了医院的筛查过程。

　　一些不屈不挠的医务工作者、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们，还有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新闻媒体现在都在披露近10年中国农村的非法卖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结果许多当地官员竭力掩饰他们曾经介入过这些活动，并阻止记者和政府的卫生专业人员到有艾滋病传播的村落和城镇中去。中央政府的卫生官员无法知道农村中艾滋病传播的全面状况，几乎要完全依赖各地农村干部和他们的信息网络来了解艾滋病的形势。而许多当地官员则竭力掩饰农村里艾滋病发病的情况。这样一来，不仅剥夺了患病公民的医疗需求受到关注的权利，而且更进一步造成了疾病的蔓延。

　　卫生系统的问题

　　灾难性的卖血现象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部分：中国的卫生医疗系统处于衰退中。在经济压力下，国家被迫退缩，改变其以往作为唯一的医疗卫生提供者的角色，遗留下很大的未经过规范的真空。除去已经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再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农村地区更是如此。1978年，国家20%左右的医疗投入要放在农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在农村的医疗投入已经下滑到只占总体的4%。中国的9亿农民中只有不到10%有某种医疗保险，但是中国的医疗费用在大幅度上涨，许多地方诊所因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不利而被迫关门。在这些变革中受害最大的是中国城市里的流动人口。他们不仅受到艾滋病和其他疾病感染的威胁，而且，因为他们要么或在工地的工棚里，或住在城市的边缘，他们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预防教育和治疗。

　　中国的医疗专业人员强调，目前中国各地都提供病毒测试，尽管有时费用高昂。很少有艾滋病病人能够付得起西方医药公司生产的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在北美，疗程经过仔细斟酌并在监测下服用的“鸡尾酒”疗法，每人在一年中的费用是1.5万到3万美元）。有些主要的医药公司宣称，他们在中国销售抗艾滋病药物时将降低价格，中国政府也在通过谈判试图得到更低的价格。虽然这些措施会有所帮助，但是目前发明出来的绝大多数疗法主要是用于对付西欧和北美发现的病毒类型的，有可能对肆虐于中国的艾滋病病毒类型不那么起作用。由于以上两种情况的影响，中国的医生被迫侧重于艾滋病病毒引起的机会性感染的治疗，比如咳嗽、发烧、皮肤疱疹、肠胃不适以及肺炎，但是无法减缓致命的感染过程。边远农村地区的居民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

　　至于采血，另一个问题是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在中国，许多治疗是通过注射方式来实施的。中国存在庞大的销售使用过针头的地下市场，使用过的针头经过清洗、包装，又重新卖到其他省份的医院和诊所。为了节省开销，有些诊所也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这种不洁净注射目前正在迅速地扩散着血液传播疾病，比如乙型和丙型肝炎。有些专家认为，在未来不洁净注射将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又一个主要模式。

　　太少，太晚？

　　外国的公共卫生官员注意到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模式主要有三种：来自南部边境，通过静脉吸毒方式传播；来自东部沿海地区，通过性接触传播；来自中部的内陆省份，通过非法和不安全集中采血传播。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警觉并付诸行动。早在1996年，中央政府就建立了一个国家级委员会专门协调艾滋病行动。后来又于1998年和2001年两次颁布正式的行动计划。但是，直到2001年政府才开始采取严肃的公开行动迎战艾滋病。根据卫生部长的讲话，国家在2001年对艾滋病的年度投入增加到1亿元人民币，并投入9.5亿元人民币建立血站。国家还在卫生部下属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艾滋病预防中心。

　　在2001年中国公开了灾难性的艾滋病危机之后，又采取了几个引人注目的行动。中国于2001年11月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有来自20个国家的200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总的来说，中国的官方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和播出越来越自由。在12月1日艾滋病日那天，中国政府除了在主要城市推出大规模教育活动以外，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一个电视剧，描写一个商人如何由于偶然的异性恋行为传染上了艾滋病。中国效仿其他亚洲国家（如泰国）已经开始对新兵，尤其是对其中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来的19岁以下的男性青年进行艾滋病病毒测试。政府还采取专门措施对河南文楼最有名的“艾滋病村”的受害者提供特殊的关怀。甚至还有若干法庭报道了对由于输血过错造成艾滋病感染的受害者提供赔偿的案例。

　　面对未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宏伟的目标。在2001年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上，官员指出，他们的目标是在2005年把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年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在最近发表的一个行动计划中，中国卫生部预计将通过增加预算和发行国库券获得更多资金。但由于这些资金仍然有限，他们将主要通过教育、咨询和改造农村的献血系统来达到目的。北京希望，到2005年，将有至少75%的城市人口和45%农村人口了解基本的艾滋病预防知识，所有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全部完成艾滋病知识在职培训。该文件还呼吁做到在至少半数的艾滋病高危险人群中促进安全套使用。其他目标还包括，让至少50%的中国艾滋病受害者能在当地接受治疗。但是，考虑到中国艾滋病目前泛滥程度，这些目标似乎过于乐观。

　　中国要对付艾滋病危机，还要面对很多困难。虽然官方媒体讨论的问题已有所增加，但关于河南农村的集中采血丑闻消息却很少被提到。《南方周末》的一些调查报告披露了一些河南集中采血问题，但该报纸的发行人被省政府施加压力剪掉这些内容。艾滋病病毒受害者出现在会场里和电视上通常是经过掩饰而无法辨认的，更加重人们把这种疾病看作耻辱的倾向。中国卫生部为了完成其教育群众和治疗受害者的任务，必须要得到比现在更多的政府支持和政治影响。但是，即便得到了这些也仍然远远不够。因为，艾滋病是从最基层泛滥的。那么，要对付它也必须从基层做起。但是，中国要把重点放到基层，既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也没有资金。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即自上而下的共产党领导的方法仍然盛行于中国，使中国全面迎战艾滋病的问题复杂化。

　　道路是曲折的

　　为了避免步步逼近的灾难，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世界各国的经验显示，广泛的艾滋病传播除了给人民带来灾难以外，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除了增加投入以外，中国抵抗艾滋病的战略应该把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教育、改进医疗服务以及加强政府的监测能力。中国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认识到，从近期来讲，教育和预防是最重要的策略。该方法应当包括通过教育进一步加强公众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包括促进安全套使用和在学校里开展性教育。要向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还应加强流行病学研究，并加强对疾病流行状况的监测。艾滋病知识教育尤其要把重点放在高危险行为发生的地方，如公共浴室、发廊、按摩室、夜总会等。

　　要想战胜艾滋病，中国的医疗服务系统还需要自上而下地改进。应当给予各地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更大的权限来确认易感人群，建立相应的门诊部，实施预防项目并建立咨询中心。医疗卫生工作者尤其应当为高危险人群如性工作者诊断和治疗其他性传播疾病。因为性传播疾病，如疱疹和淋病会有助于艾滋病传染。此外，还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建立并严格执行国家关于采血、捐献器官、使用清洁的针头和其他医疗器械的规定。

　　治理政治环境也同等重要。国家和地方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防止艾滋病受害者受到歧视；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测试结果保密；加强公众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鼓励自愿献血；严厉打击非法集中采血。政府领导人需要对艾滋病问题投入更多的资源，这并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而且还要打破官僚主义的障碍，让卫生官员、开业医生、计划生育部门、教育部、国家药品管理部门、官方媒体、公共安全部门更有效地合作，共同迎战艾滋病。总之，中国领导层需要把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国际社会应当起到更多的作用。全世界的许多政府间组织，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迎战艾滋病。比如，世界银行最近向中国贷款2.5亿美元在中国的4个省支持艾滋病预防项目。美国政府与中国的合作包括派遣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代表团两次访华，并计划同中国交换专家。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说，今后开展的项目将把重点放在监控、流行病学研究、教育、安全用血和社区医疗服务上。美国国家过敏和感染疾病研究所也与中国同行建立了合作项目。此外，美国药品和食品管理局、国家癌症研究所也都建立了与中国合作的艾滋病预防项目。中美之间在迎战艾滋病问题上的合作将是两国关系一个潜在的、建设性的领域。

　　直到最近，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反应还体现为否认其存在并沿袭以往的制度。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首例艾滋病时，中国政府立即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公共安全问题处理，谴责外国人、妓女、吸毒者和把这种疾病引进中国的少数民族。直到不久前，政府才意识到，试图孤立和清除受感染的人的做法会把问题进一步隐藏到地下。对中国政府和那些希望帮助中国政府的外国机构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准确估计艾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围。但是，承认问题的存在只是在遏制艾滋病的曲折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中国还必须在国家变得更加现代化社会更加开放之后出现的危险和机会之间学会权衡。

　　

责任编辑：王锦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