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Poverty in Life Course: A Comparison of Social Policies between America and Sweden

　　【作者简介】姜海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文章运用莱泽因的生命历程政策模型分析美国和瑞典的贫穷动态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笔者发现两国公民生命历程中的贫穷与本国的社会政策有直接关系。瑞典公民的生命历程被政策建构的程度较深；而美国社会则出现分化，下层阶级的生命历程制度化程度很深，而上层阶级则基本不受政策影响。两国的福利改革对于贫穷动态也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福利政策对于生命历程中贫穷的建构作用需要综合考虑，不可忽略它在不同国家和阶层的不同表现以及它随改革的不断变化。

　　The framework of life course policy in the study of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shows that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 are correlative. Through the Compartive tire study, The author found that people's life courses are institutional ized by social policies and the social policies in Sweden have stronger institutionalization effect than those of America. Social policies in America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classes. The life courses of under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stitutionalized deeper than the wealthy. The social policies have changed with the reformation in both of the two countries, but the trend has not change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ie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with Germany in the study of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degree and effect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ife courses are different with different social policies.

　　【关 键 词】贫穷/生命历程/美国/瑞典/制度化

　　

　　一、引言

　　福利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保证公民能够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因此反贫困是福利国家的首要任务，但贫穷却一直困扰着福利国家。很多关于贫穷的研究，将贫穷局限于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等特定人群，大多为静态研究，但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贫穷的动态研究或者说是生命历程取向的研究。这一研究路径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在德国和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兴起，主要是分析收入贫穷和社会援助接受者的动态性，用纵贯的数据和方法分析贫穷的持续时间和不同年龄群体遭遇贫穷的状况。贫穷的生命历程研究的鼻祖应该是本杰明·罗特瑞(Benjamin Rowntree)，他通过研究英国北部的约克市人们在生命历程中经历贫穷的时间，得出了贫穷的生命历程曲线图。他发现工人们并不是一生都生活在贫穷之中，只是在某个阶段，如供养家庭、能力减弱时。贫穷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应从纵向的角度看待贫穷[1](14-15)。

　　最近，德国学者鲁兹·莱塞因(Lutz Leisering)和斯蒂芬·莱伯弗里德(Stephan Leibfried)以统一后德国的贫穷状况为基础，运用纵贯研究，分析了社会政策与贫穷时间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他们过于称赞德国的福利体系[2]，而且只以领取社会救助的人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很多隐藏的贫穷，认为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新意，只是重复了一百年前罗特瑞的工作而已[3]。当然不能否定他们的缺陷，但这本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贫穷的生命历程研究的好蓝本，为将贫穷的动态研究与社会政策相联系提供了分析框架。莱泽因二人认为国家的福利政策会使个人的生命历程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个人的生活路径在政治上被预先决定，因此，广义上讲，是国家决定了生命历程的结构。他们认为国家的社会政策通过三方面建构了个人的生命历程，即教育、年金和社会风险管理(见图1)，莱泽因把它们叫做生命历程政策(life-course policy)。图1模型中这三个维度就是福利国家制度化生命历程的层次或称“洋葱皮”结构：第一层是福利国家定义了生命中的每个阶段，如童年、老年，可叫做结构化(structuration)或区分化(differentiation)；第二层是福利国家影响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联系，可叫做整合(integration)；第三层是福利国家影响了人们生活发展的深层基础，即社会、经济、和性别上的不平等，可叫做形构(formation)[1]。

　　莱泽因二人认为福利制度对个人的生命历程具有建构作用，并使这一观点在德国得到了验证，但这一假设对于其他国家是否适用，制度化的程度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艾斯平·安德森[4](24-25)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类：自由的、保守的、和社会民主的。德国是保守型，本文将通过对另两个类型的代表国家美国与瑞典的贫穷动态分析，验证两国的社会政策与生命历程之间的制度化关系，以及生命历程政策对个人生活轨迹的影响程度。将横向与纵向研究相结合，考察社会政策对人的一生的影响在两个不同社会的表现，从而使生命历程被制度化这一假设得到扩展。

　　

　　二、美国与瑞典生命历程中的贫穷状况

　　马卡斯·詹蒂(Jantti, Markus)与舍尔顿·丹兹格(Danziger, Sheldon)比较了瑞典1981到1987年、美国1979到1986年的儿童的贫穷情况，并为了排除种族因素将美国的样本只局限于非西班牙裔白人。他们发现在政府干预之前，即市场收入贫穷，美国和瑞典的儿童贫困率很相近，美国1986年14.1％的儿童是市场收入贫穷，而瑞典1987年的比率是7.5％。在美国74.8％的市场收入贫穷儿童得到了转移支付，而81.5％仍然处于贫穷之中。在瑞典96.4％的市场收入贫穷儿童得到了转移支付，仅有15.1％仍然贫穷。在将工作和福利所得都计入后，美国有12.8％的儿童是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 Poverty)贫困，而瑞典则只有2.1％[5]。

　　兰克(Rank, Mark R.)与荷士尔(Hirschl, Thomas A.)通过收入动态追踪研究(PSID)的数据，对美国20岁以上的成人贫困问题进行了纵向研究。他们发现贫穷的持续时间一般很短暂，但收入的提高是有限的，任何经济上的不利变动如失业或家庭破裂都会使他们又落入贫困。相比之下，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成人相对较少，黑人和西班牙裔占较大比例，即通常所说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但短暂贫穷已不再局限于某个特殊群体，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之中。如果按人的期望寿命是77岁，至少有60％的美国成人在20岁以后的生活中至少经历过一年的贫穷。青年时期贫困率较高，到40岁时下降到较低点，而50和60岁时又开始上升，65岁以后升高的更快，基本呈U形。几乎每个黑人在成年期都经历过贫穷，截止到75岁，91％的黑人至少经历过一年的贫穷，65％经历过极度贫穷，而白人大约有一半的人经历过贫穷[6]。兰克与荷士尔二人也通过收入动态追踪研究(PSID)对美国的老人进行了统计，截至70岁，有17.9％的美国老人经历过至少一年的贫穷。到75岁大约四分之一的老人经历过贫穷；而85岁时，达到了35.3％；那些活到90岁以上的老人，则有40.4％至少经历过一年的贫穷。如果人的期望年龄是81岁，那么从60岁算起，有29.7％的老人会在60到81岁之间至少经历过一年的贫穷。1995年美国统计局公布美国贫困率是13.8％，18岁以下的贫困率为20.8％，65岁以上为10.5％[7](39)。

　　瑞典的情况不同，瑞典成人在年轻时贫困率较高，而到了老年贫穷的危险几乎为零(如图2)。瑞典有近五分之二的贫困人口于第二年脱离贫困，四年后，有65.7％的贫困人口脱离贫困，有近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四年后仍处于贫困之中。瑞典近几年贫困率有所增加，如1995年，贫困线以下人口占11.4％，与美国相差不多。如果将贫困线升高25个百分点则会有20.8％的人口低于贫困线，也就是说，瑞典脱离贫穷的人口一直处于贫困线左右，经济情况并不乐观[8]。

　　

　　图2

　　在瑞典，社会转移支付是脱离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家庭成员被雇佣或工作时间增加也使很多人脱离贫穷，有26.25％的贫困家庭的成员被雇佣，其中56.26％脱离贫困，14.99％的家庭成员增加了劳动时间，其中69.66％脱离贫困。而既没有被雇用又未增加劳动时间的贫困家庭中有22.04％脱离了贫困，这其中包括家庭中成人数的增加，如结婚，或家庭中儿童数的减少，即子女成人[9]。

　　三、美国和瑞典生命历程中的贫穷状况比较与政策分析

　　两国公民生命历程中的贫穷情况有三个显著特点：美国与瑞典都有很大一部分贫穷人口是临时性的，瑞典的持续时间稍长；美国的贫困率比瑞典高很多，覆盖人群广；美国人在一生中都有贫穷风险，儿童和老年的贫困率较高，基本呈U型，而瑞典在青年期贫穷风险较高，儿童期和老年期几乎没有，呈倒U型。两国在贫穷动态上的差别是显著的。

　　再来看两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差异。美国的社会政策对于儿童贫困的救济能力有限。美国对儿童的转移支付1996年之前主要是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AFDC)，主要是帮助单身母亲的，而且给付水平相差很大。食品券(Food Stamps)制度是实物补助，贫困家庭都可领取。另外，所得税抵免(EITC)是为有工作的贫困家庭提供的，所有的救助都必须经过资产调查(Means-Tested)，给付水平较低，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依靠福利并不足以脱离贫困，工作是主要途径。微薄的儿童救助使美国的儿童贫困率居高不下。而获得教育的不平等是儿童贫困的直接后果。美国的小学和初中是由各地方的财产税支持，因此，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比发达地区相差很远，对于贫困家庭而言，供养孩子支付教育费用而后的结果与让孩子放弃学业去工作之间的差别不大，由此造成辍学，贫穷儿童高中的辍学率是非贫穷儿童的二倍。当贫穷儿童在受教育时就意识到好的学校、老师、设施都被富人占有，对将来的就业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从而使这种低人一等的观念内化，增加了辍学率与犯罪率。对于富人而言，可以选择较好的学校和设施，也可进入学费昂贵但质量较好的私人学校，为儿童成长创造较好的条件。教育与就业机会有直接的联系，有近3.3％的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在1995年处于贫困状态，而四分之一的高中以下学历的人处于贫困状态[8]，贫穷儿童成年后在就业上呈现劣势，一般失业率较高，多是兼职工作，并工资较低，由于美国的工作伦理使这些人不得不在工作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仍在市场内不断寻找机会，以脱离贫穷，但由于工作的不稳定，当失去工作时，以前的微薄工资不足以抵御贫穷，因此，出现临时性贫穷，但这种贫穷实际上是漫长的(chronic)，他们并没有真正摆脱贫困状态，因为教育不平等而引发的机会不平等将直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可见美国的教育政策对生命历程中贫穷有明显的建构作用。

　　对于成人来说，美国的公共援助(Public Assistance)主要是针对那些值得帮助的人(Deserving Poor)，如老人、盲人和残疾人，以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AFDC)和1972年尼克松时期开始实行的补充保险收入(SSI)为主。对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主要是保险机制，一般包括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合称社会保障(OASDHI)、失业补偿和工人补偿，这可以说是美国的风险管理体系，其中包括年金制度。美国大部分工人都参加了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于个人和雇主交纳的保险税，无雇主的由个人承担，65岁以后，交纳保险税满十年的可得到全额退休金，提前退休者，可以领取打折的退休金。养老保险的收益并没有将受益人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而老人补助(主要来自SSI)的领取条件苛刻，给付也很少，因此老人的生活保障水平较低。美国的福利体系是低水平、剩余型的，一生的生活状况主要取决于工作，儿童与老人是没有能力参加劳动的群体，在政府救助较少的情况下，西方的自我观念使他们的生活贫困不可避免。当年轻人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他们的工资通常很低，工作时间不固定，当他们获得了教育与经验后，工资开始上升，事实上，在参加工作的前20年工资是不断升高的，因此，中年的工人工资最高，以后增长的速度减慢，直到老年时，由于能力的衰退，工资开始下降。这与美国的贫穷动态曲线不谋而合。由于工作的变动性比福利大得多，因此，会出现较高的贫困覆盖率和较多的临时性贫穷。因此，美国的社会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剩余性，低水平的保障制度对于非贫困人口来说，意味着自由选择，但对于贫穷阶层的人来说，制度不能保障他们走出贫困，社会的机会因此丧失，制度使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瑞典，儿童的贫困率很低，这与其慷慨地儿童福利有直接关系。瑞典儿童有普遍的儿童津贴(Child Allowance)，只要居住在瑞典六个月以上的16岁以下儿童都可领取，而且给付水平很高。1990年，每个16岁以下儿童每年可获得6720瑞典克朗，给付金额随家庭中儿童数的增多而增加。还有父母保险(Parent Insurance)、产假和照顾生病儿童带薪假期，能够保证儿童受到很好的照顾。由于有丰厚的儿童津贴，贫困家庭完全可以支付儿童自己的消费，父母也有各种福利可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瑞典有综合复杂的教育体系，提供免费教育，而且有完善的成人教育体系，一生之中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收入上的平等以及教育体制的完善使瑞典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与水平几乎是平等的。这使瑞典公民在就业上的机会比美国均等。瑞典以高福利、高就业著称，有人说美国与瑞典都是工作福利，但两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是有工作才有福利，而瑞典是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瑞典的政府部门雇佣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为公民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在职工人均可享受到很好的福利，以保证工作的延续和工资的获得，但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高税收。而瑞典的风险管理可以说是最全面和最慷慨的，他可以保证瑞典公民在其一生中都免遭不利经济事件的伤害。主要是年金制度和对家庭的支持。

　　瑞典的老人年金分为三部分，第一层是基本年金，每个满65岁的公民，并在瑞典居住或就业满一定年限的居民均可享受。而且给付相当慷慨，并随物价指数调整，几乎每个老人均可拿到，资金来源于个人的养老保险缴费和政府拨款。第二层是补充年金，于1960年开始实施。补充年金90％与个人贡献相结合，实行现收现付，是根据退休前15年工资最高年份计算出来的，替代率为60％。资金来源于养老保险缴费和基金利息，国家不负责补贴。第三层是部分养老金，是对60岁至64岁投保职工由于工作时间缩短而收入减少给予的补偿。另外还有私人养老金和工会提供的养老保险。瑞典的年金均与物价指数挂钩，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一般来说每个老人都可得到相当于其原收入的70％的年金。瑞典的年金支出是福利支出中最多的部分，还有各种对老人的照顾和医疗服务，使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有生活保障，从而使瑞典的老人贫穷几乎为零。

　　瑞典对家庭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维持公民工作的连续性。瑞典提供全民的免费医疗，住院期可领取每日津贴(Daily Allowance)即工资补偿；1989年，父母保险允许一位父亲或母亲待在家里照顾生病儿童60天，而且提供450天的带薪产假。照顾生病儿童的假期和产假前360天工资的替代率是90％，这一保险项目保证了母亲(特别是单身母亲)能够参加工作。失业保险和失业救助为失业者提供补贴，还有最后一层社会援助(Social Assistance)，是为那些被以上制度遗漏的贫穷者提供的。由于瑞典的福利水平高，在贫困边缘的人，工作所得缴税后收入与不工作只领福利的水平相差不大，因此道德风险(moral risk)较大，1993年瑞典125％贫困线的人口数会比100％贫困线的人口数多出一倍，福利依赖者返贫现象严重，造成临时贫困。儿童和老人获得福利照顾足以使他们不受贫穷的困扰，但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只有最低的社会救助保障，由于缺少经验，工作的不稳定使他们的贫穷风险较高，形成了倒U形的贫穷动态曲线。

　　在分析了两国主要的生命历程政策后，再用模型中的层次来分析社会政策对人的生命历程的建构作用。最外层上，美国与瑞典的结构化程度一样，人的一生由于政策被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二层次上，两国出现了差异。由于福利包揽一切，瑞典在生活机会、可期待得到的老年金以及生活的连续与完整上都表现出很强的制度化倾向，政府为公民提供了全套的保护，对家庭的介入程度也很深，公民对福利的依赖程度较深。而美国则出现了分化，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急速萎缩，向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不断分化[9]，中产阶级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也是大量临时贫困的来源，他们利用制度和受制度控制的程度都居中。而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化程度，对于下层阶级，社会政策并不能帮助他们脱离贫困，由于贫穷，在不能保证基本生活的时候，他们选择生命历程的自由也就被剥夺了，他们面对的是不平等的机会，低薪的兼职工作，一直到老年的贫困，他们被制度所控制，并继续恶性循环。而对于上层阶级，由于美国的保障很低，他们很少依靠社会保障，而且私人部门发达，他们能够通过市场获得福利，因此在这一层是制度化程度最低的群体。在最中心的层次上，由于瑞典为公民提供的全面保护，使政府福利对于他们来说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瑞典代际间福利的继承也很明显[10]，这也说明福利在生命历程中的制度化程度。在这一层瑞典完成了对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而美国则继续表现出分化的特点，下层阶级在教育期形成的内化价值，工作时面临的贫穷威胁，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阴影，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不断地逃避贫穷，但却不断地失败，使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中层阶级会面临贫穷的威胁，也会寻求社会福利，但福利制度的作用有限。而上层阶级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生活基本不受福利措施的影响，他们认为贫困是自己的错，不应救助工作的贫困者，秉承的是自由主义福利观。

　　由此可见，瑞典公民受到本国福利政策的制度化作用较大，对于他们的生命历程有很大影响，贫穷的出现很多程度上取决于福利制度的完备与否。而对于美国来说，情况较为复杂，上层阶级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摆脱福利体系的制度化建构，税收制度与自由的市场环境使上层阶级的生命历程较少受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而对于下层阶级而言，福利制度的影响力相对较大，特别是少数人种受到福利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很深。

　　四、美国与瑞典福利改革对生命历程中贫穷的影响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和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使美国的福利制度发生了复杂的改变，这一法案废除了实行了六十年之久的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AFDC)，从1997年7月开始实施贫困家庭临时补助(TANF)。新制度将权力从联邦政府下放到州政府，联邦政府给每个州以规定的补助金额，并制定一些统一规定，具体操作均取决于地方政府。联邦政府的统一规定包括：州政府在提供现金救助时，必须规定五年的时间限制，允许更短；接受补助的父母在两年内必须参加工作；法案还要求州政府提高接受福利的父母必须工作的小时数，从1997年每周20小时到2002年每周30小时。新制度拒绝为吸毒者和不能确定孩子父亲的单身母亲提供救助。法案规定只有孩子小于一岁的父母可免除工作条件[11]。

　　这次改革可以说是对贫穷的生命历程研究的回应[11](277)。根据贫穷的动态研究，大量贫困都是短期的，因此，实施时间限制，在保障人们生活的基础上，有利于人们投入工作。在很多临时贫困是“假性”的情况下，这次改革对于那些暂时贫困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来说，确实影响不大，但对于长期贫困和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来说，意味着制度的陷阱越来越深。已有学者发现，几乎有近一半的领取者在达到五年期限时还没有工作，而且即使找到工作也是临时性居多，很少有整年工作的，并且工资微薄，不足以抵御贫穷[12]，而且由于家庭环境的质量，上学前的准备，父母的健康和邻里等条件的恶化，对儿童成长不利，改革对儿童来说是一场瘟疫[13]。这意味着美国继续推行的剩余型福利政策使美国的两极分化特别是种族分化将更加严重。

　　瑞典在90年代以后由于内外双重压力，对福利制度进行了大手术。主要集中在失业政策与老年人政策两方面。瑞典的失业率从1991年的2.7％到1993年的8.2％，一直到1996年的12.6％。失业率的升高与全球经济不景气有关，但也是由于国内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为了实行通货紧缩，瑞典允许公共部门裁员，失业率骤增[14]。而瑞典的失业保险并不像其他福利项目一样，它覆盖了近80％的瑞典工人，有一定的给付期限，并且近年来还在不断降低给付金额。由于地方税收大幅降低，地方财政减少了对老人服务的投入，使目前老人服务的覆盖率和服务质量都有所下降，据1997年的统计，有接近十分之七的老人营养不良。年金制度的改革于1999年才开始实施。新制度将原本属于第二层次的补充年金作为第一层次，调换了基本年金与补充年金的地位，基本年金不再是普遍的，而是作为补充年金的补充，强调了工作的重要性。福利改革期间，特别是90年代初，瑞典的贫困率急剧上升[9]，由于失业率的上升，工作人口的贫困率较高，而儿童和老人的贫困率并无提高。公共部门大多雇用的是女性，裁员会降低女性的就业率，不工作女性的年金收益也会减少，所以，很多人选择进入私人部门。瑞典近年来私人部门的兴起也是改革的重要部分，由原来的完全国有到允许部分福利或保险的私有。瑞典的改革是逐渐走向私营化，增加公民的选择权利，放弃一些国家的管制与保护，是对生命历程进行解构的过程。

　　五、结论

　　通过对瑞典与美国两国的贫穷动态的总结与分析，得出与一个世纪之前罗特瑞的英国贫穷动态曲线不同，美国的贫穷动态曲线呈U形，而瑞典正好相反，呈倒U形。根据莱泽因和雷勃弗莱德二人的生命历程政策模型，分析两国的生命历程政策，可以得出美国与瑞典有着不同的制度化水平。瑞典的生命历程制度化程度较深，每个瑞典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而美国则出现了分化的情形，与美国自己宣称的自由平等相悖，美国社会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对于下层阶级和少数人种，由于制度不能保证他们拥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使他们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制度的限制，没有选择的自由。而对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政策对于他们只是一时的帮助，在私营化如此发达的美国，上层阶级有足够的选择自由，几乎不受政策的影响。但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受到市场的控制，他们不可能脱离市场而不受到伤害，因此美国所宣称的自由只是脱离政府，但却更深地被市场所控制。因此，如安德森所言，美国的去商品化程度最低，而瑞典则最高。

　　生命历程政策模型在美国与瑞典的应用，说明社会政策对于人的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水平在不同的国家程度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不同阶层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不能笼统认为，政府的福利政策对人的生命历程就是制度化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有差别的。并且，两国的改革说明制度的作用也在不断地变化，随着福利政策的变迁，制度化的水平也会不断变化，研究生命历程中的贫穷有利于我们把握制度的作用变化，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政策对于生命历程中贫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Leisering, L. and Leibfried, S., 1999.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St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Fligstein, N., 2001.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30, Issue 5, 510-511.

　　[3]Atkinson, T., 2001.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book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6, Issue 4, 1183-1186.

　　[4][英]艾斯平-安德森，1999，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古允文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5]Jantti, M. and Danziger, S., 1994. Child poverty 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ffect of social transfer and parental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48, Issue 1,48-65.

　　[6]Rank, M.R. and Hirschl, T. A., 1999. Estimating the proportion of Americans ever experiencing poverty during their elderly year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Vol. 54B, Issue 4, Pp184-193; Rank, M. R. and Hirschl, T. A., 1999. The likelihood of poverty across the American adult life span, Social Work, Vol. 44, Issue 3, 201-217.

　　[7]Schiller, B. R., 1998.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and Discrimination. London: Prentice-Hall.

　　[8]Gustafsson, B., 2000. Poverty in Sweden: changes 1975-1995, profile and dynamics, in B. Gustafsson and P. J. Pedersen (eds.), Poverty and Low Incom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Aldershot: Ashgate.

　　[9]Duncan, G. T. and Smeeding, T. M., 1992.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iddle class, American Demographics, Vol. 14,Issue 5, 34-39.

　　[10]Stenberg, S. A., 2000. Inheritance of welfare recipiency: An intergenerational study of social assistance recipiency in postwar Sweden,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Vol.62, Issue 1,228-240.

　　[11]Hagen, J. L., 1999. Time Limits under 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 A look at the welfare cliff, Journal of Women & Social Work, Vol. 14, Issue 3, 294-315; Kim, R. Y., 2000.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mployment status of parents receiving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Social Work Research, Vol. 24, Issue 4, 211-223.

　　[12]Duncan, G. J., 2000. Time limits and welfare reform: New estimates of the number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ffected families, The Social Service Review, Vol. 74, Issue 1, 55-75.

　　[13]Duncan, G. J. and Brooks-Gunn, J., 1997-1998. Welfare's new rules: A pox on children, Issues in Science & Technology, Vol. 14, Issue 2, 67-72.

　　[14]Olsen, G. M., 1999. Half empty or half full?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Vol. 36, Issue 2, 241-268.NU20

责任编辑：王锦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