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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社会苦难”或“社会疾苦”(social suffering)在医学人类学重要代表人物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研究中也是一个核心概念。他的研究强调痛苦是一种社会经历，并力图打破以往的分隔——将个体从社会层面的分析中分离，将健康从社会问题中分离，将表达从经验中分离，将痛苦从干预中分离。那些标准的二分法实际上是理解的障碍，它阻碍我们理解人类痛苦的形式如何可以同时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经历痛苦与创伤的模式如何可能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

　　在此我们又一次体会和感受到米尔斯(C.W.Mills)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当然，对苦难的社会性理解更可追溯至已成为社会理论经典的涂尔干的自杀研究。在涂尔干看来，自杀是个人行为，但该行为受到人周围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因而自杀更是一种社会事实。

　　通过对普通人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通过研究者与被访者面对面的交流，特别是通过与历史的亲历者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动，我们就有可能在个体的经历和讲述与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之间建立联系，有可能在个人的“苦难”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之间建立联系，并就此进程获得理解和解释。例如，在《世界的苦难》的描述中，社会疾苦存在于种族问题、邻里关系、黑人贫民窟、基层职能部门、工人阶级命运、教育体制、家庭代际关系等几大领域中。其来源被布迪厄归结为与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同时出现的“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撤退”；它们可以表现为公共物品供给上国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务的枯竭、国家体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工人阶级涣散和劳工运动的消解、教育体制制造的社会排斥和集体失望、与所有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家庭代际关系的断裂等等；所有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与集体衰落相伴的个体遭遇都可以归结于苦难的政治根源——社会性的丧失和国家的运作。

　　苦难的力量

　　历史具有一种力量：我们从普通人民的强韧生存中能感到这种力量；我们从导致社会结构性巨变的革命中能感到这种力量；我们从不同时代专制者对历史的惧怕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力量。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统治者尤其是专制暴君都惧怕历史。无论他们是否真的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历史都像是盘亘在他们心底的魔影。他们的残暴其实来自于恐惧，对历史的恐惧——赶尽杀绝是害怕复仇，封杀历史或伪造历史是害怕留下罪恶的历史记录，防民之口是惧怕在任人评说的历史中遗臭万年。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从农民对苦难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感到苦难是有重量的，苦难也是有力量的。底层的表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而关键在于苦难若能进入历史(被讲述和被记录)，苦难就有了力量；否则普通人的苦难便一如既往地无足轻重。历史已向我们显示：对苦难的记录可以改写历史甚至重构历史，这是苦难的历史力量；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便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社会的力量；去除了先赋性或宿命论的迷障，揭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会有颠覆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获得解放的力量。

　　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口述历史研究还是一种探索，其间充满了从思想到方法的种种挑战与困境，也同样不应忽视对历史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思考。正如布迪厄所特别强调的，“如果进行沟通交流，没有什么比同时关注从访问者和被访者之间的互动生发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真实也更切实的方式了”。具体而言，在口述历史的尝试中，研究者与读者在面对当事人/亲历者的讲述时，位置应该是同样的；这就是说，读者可以赞同也可以不赞同研究者的分析、解释，而且可以在阅读历史时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而我们的工作似乎是一种穿针引线，通过口述历史的重构把那些以往发不出声音的人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就此意义而言，底层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缺。口述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而研究者除了将这“历史”记录下来，还须结合社会理论做出分析、加以表达。就此而言，相对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使“苦难”经历的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做见证。

　　“苦难”的社会属性(social suffering)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但它绝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事业，而是关系全体人民生活和命运的历史过程。千百万普通人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这样一段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当然应该也可以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来理解和分析。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有着共同或不同命运的“受苦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无疑是历史巨轮下的铺路沙石，然而被碾压的沙石难道就不应该被关注、被记录、被表述吗？毕竟那是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将文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命题才真正有意义。^NU1

　　

责任编辑：王锦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