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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郑晓东，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杭州310018）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H市Z社区的个案研究，揭示在郊区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才能较为平顺地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本文发现，Z社区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经验包括：其一，长时段的角色过渡和转换，其二，与老市民充分的交往和互动。这对于其他众多城郊社区平顺地实现农民市民化具有参考价值，它表明：对于农民市民化过程必须保持相当的耐心，同时也要创造更多的机会、场景、途径让新老市民进行充分的交往和互动，从而保证农民市民化的平顺实现。

　　【关 键 词】农民市民化/“准市民”/互动/个案的拓展性

　　

　　一、问题与研究方法

　　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是当前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战略的成败，对解决目前的“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一项突出的民生工程。

　　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实力强，由于农村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较高，不仅城市化进程领先于全国的整体水平，而且在具体的做法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改革、土地换保障、撤村建居等。但是，城乡之间在就学就业、社会保障、土地使用乃至计划生育等方面的一系列非一致的政策，使得市民化进程遭遇到了一些阻碍，突出地表现为部分地区的农民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当市民”①。显然，农民市民化不仅是一个户籍转变、地域转移、职业转换的过程，此间的问题也绝不仅是“补偿不足”的经济杯葛。从农民的角度说，更大的问题是必须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换，即“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和不断变动的生活方式”②，而这种改变恰是以市民的生活方式为对照和方向的，是“从老市民那里学来的”。因此，如何采取措施加强新老市民的交往和互动，从而推动市民化过程较为平顺地实现，是摆在研究者和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对H市Z社区的撤村建居与农民市民化过程进行了研究。该项调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2007年8月，我们在该社区进行了以户为单位的问卷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02份，有效率85%。由于我们采取了面对面调查、调查人员当场代填问卷的方式，因此较好地保证了问卷的有效性和真实性，调查结果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当年9-10月，我们选取了部分社区干部、社区居民和暂住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在此过程中注意到了不同年龄、文化程度以及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被访者的差异，保证了调查对象的代表性。

　　二、撤村建居的Z社区

　　Z社区地处H市著名的WL风景区北部边缘地带，行政上隶属于H市WL区L街道，社区总面积约0.25平方公里，共有常住居民540户、1596人，暂住人员4200余人。1999年6月，作为H市首批“撤村建居”试点单位，原Z村所有户籍由农业户口变更为城市居民户口，Z村村委会亦相应改为“Z社区居委会”，农民变成了市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村集体经济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了“Z股份经济合作社”，经营方式进行了调整，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农民变成了股东。

　　目前Z社区的居民对“撤村建居”总体比较满意，农民市民化程度也较高，主要体现在：

　　1.收入结构、就业情况与市民基本一致

　　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显示，有75.6%的Z社区家庭是以工资收入作为家庭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以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房租）、集体分红、个人和家庭经营、茶叶种植③为主要来源的则分别占5.1%、6.4%、9.0%和3.8%，而没有一个家庭将农业收入、转移性收入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Z社区就业人口的抽样调查中，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占59.8%，自办企业或个体经营的占13.8%，打零工的占9.2%，其他就业去向占17.2%。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有59.6%的人认为主要是“靠自己”，17.9%的人是“靠朋友介绍”或其他途径找到的，另有22.6%是依靠政府解决或社区安排的。

　　2.能够认同市民行为规范

　　农民变成居民，不仅仅是身份和户籍上的转变，更需要改变的是多年来在农村里养成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那些与城市生活不合拍的习惯、被城市人视为“不良”的习惯。对于Z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对于H市规定的“市民守则”和“‘六不’行为规范”等，89.7%的被调查居民认为“有必要，且能遵守”，94.8%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肯定是”或者“基本上是”一个合格的市民。而在一些农村地区成为老大难的计划生育工作，在Z社区开展的非常顺利，Z社区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婚姻家庭观念已经完全与今天的城市居民无异。

　　3.生活水平与市民相当或者略高于市民

　　撤村建居前后，Z社区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目前，社区居民们的收入还是由就业工资、房租、集体分红、茶叶种植四个部分构成。作为城市中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比一般的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是高于H市的普通市民的。我们对居民家庭拥有消费品的80个样本的随机入户调查显示，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一般家电几乎是家家齐备的，51户有至少一台电脑及宽带网络的，32户有液晶（或等离子）电视机，26户购有私家车。

　　总之，在Z社区，撤村建居的城郊新市民对进城后的生活普遍感到比较满意，他们在城市社会的融入程度也比较高，大多数人与老市民的关系良好，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个农民市民化实现得较为平顺的案例。

　　三、Z社区农民市民化的经验

　　1.长期的“准市民”状态

　　Z社区原为WL乡Z村，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附近的大学、体育中心、风景区等陆续建设征地，使得Z村的耕地所剩无几，部分村民的户籍也分阶段实现了“农转非”，在该村区域形成了“村居混杂”的状态。而剩下来的那些未“转非”的农民，其生产生活也处于一种“准市民”的状态：

　　首先，村民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职业和收入来源。当时的Z村农民虽然仍是农业户籍身份，但其就业方式和收入来源已呈非农化和多元化倾向，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其次，家庭消费结构与一般市民相似。Z村农民由于大多不从事农业生产，大多数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30%以上，其他各项消费结构也与一般市民相当。再次，农民享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当时的Z村农民虽然未能享受到国家和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但较高的收入水平令他们可以购买商业保险来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的后顾之忧，而运作良好的村集体经济也为村民提供了一定的福利。

　　总之，撤村建居前Z村农民已不像传统农民那样耕田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享受着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物质生活，许多家庭盖别墅、开小车，家用电器、高档家具一应俱全，消费方式、消费水平与普通市民非常相似，甚至略高一筹。Z村民这种长期的“准市民”状态，为他们在撤村建居之后顺利地融入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2.充分融入城市社会交往，与市民有良性的互动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使得Z社区的居民有更多的机会与H市市民交往，良好的互动大大地加快了他们的市民化步伐。

　　首先，租住在Z社区出租房中的房客，绝大多数都是附近大学的学生，他们不仅带来了房租，还带来了一种较为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Z社区内形成了一种城郊社区少有的浓厚的人文气息。例如许多房东就是由于学生房客的需求而接入了宽带网络，同时购置了自用的电脑。其次，Z社区内的主干道是著名的WL风景区的入口之一，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游人从这里经过，他们在这里的茶楼打尖，找这里的茶农买茶，投宿在居民自家开设的家庭旅馆，使得这里的居民有大量的对外交往的机会，很多小店的店主甚至会一些简单的英语会话。此外，近年来Z社区一带商铺逐渐形成了H市著名的“麻辣一条街”，鳞次栉比的小饭店吸引了许多食客慕名而来。尤其是每到周末的晚上，这里更是灯火通明，车水马龙。有了如此丰富的与市民的互动机会，他们很容易地就接触到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这也使得他们的市民化过程更为平顺。

　　3.实力雄厚且运作良好的集体经济

　　在Z村撤村建居的同时，Z村经济联合社也改组为Z股份经济合作社，按照人口、劳动年限将股权量化到个人，村民变成了股东。优质的资产和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使得这个经济体每年有可观的收入，而社区、居民从中得益不少，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因此更为顺利。

　　从社区的层面看，在政府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的支持保证了社区必要的设施建设和日常管理经费。从居民的层面看，他们不仅每年可以或多或少地得到合作社的分红，享有城市水准的生活品质，而且还依靠合作社的经济实力享有了跟城市居民一样甚至更好的社会保障，例如合作社每年组织全体股东出国旅游，居民们能轻松地走出国门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撤村建居近十年来，这里的青年人跟城里人一样求学、求职、就业，开始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职业生涯，稳定的城市就业和较好的保障体系取代了捆绑于土地上的保障，同时也使得他们几乎完全融入了城市的生活。

　　4.与城市其他社区一致的社区管理体制

　　Z社区作为首批“撤村建居”的社区，社区民主自治制度机制等相对成熟。他们遵循城市社区的要求选举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建立社区管理的各项制度。目前，Z社区的工作人员，除了社区党委书记和社区主任，其他都是对外招聘的。这些管理人员都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有的还具有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社区的日常管理和工作台帐则全部实现了电子化。

　　对于租住在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社区也通过举办卡拉OK大赛、劳动技能大赛、青春期知识竞赛、集体生日等各种活动来让他们参与到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中来，并为他们的孩子建立健康档案、邀请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们办培训班、开联欢晚会等。

　　Z社区的日常管理具有浓厚的城市社区的特征，而居民们亦没有以往对“村官”的敬畏和距离感，而代之以“有事找社区”、“享受社区服务”这样的现代市民意识。

　　四、农民市民化的特殊性与非特殊性：Z社区个案的拓展性

　　我们对Z社区撤村建居实践和经验的归结，意在考察这样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在中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也即是要回答Z社区的农民市民化过程是否仅是一个特殊个案的问题。毋庸讳言，Z社区的市民化过程确实具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它身处城市的近郊和风景区的边缘，同时具有“城中村”和“景中村”的特征；长期“农居混杂”的“准市民”状态使得Z社区的农民市民化起步较早；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该社区的居民拥有更多的与“老市民”交往互动的途径，令他们能够更为直接地习得作为市民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而实力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但是，Z社区在实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拥有这些特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农民市民化过程只有在这样的社区才能够较为平顺地实现。中国的各个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真正实现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农民市民化过程能够比较平顺地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它们有特殊性也有非特殊性，即使是特殊性的环节中也存在着非特殊的方面。

　　Z社区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长时段的角色过渡和转换过程，二是与老市民充分的交往和互动。Z社区的实践表明，农民市民化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实现户籍和身份上的“农转非”就完成的，“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成的各种新型人格”④。它是农民对于新的市民身份和角色的认同和学习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因为地方政府的主观愿望而“跨越”，这是一个需要从农民到“准市民”再到市民的一个长期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应该创造更多的时间、机会、场景、条件让这些“新市民”有充分的途径与“老市民”进行交往和互动，在公共建设、社会保障、社区管理各个方面支持他们“像城里人那样生活”，从而使得市民化的过程实现的更为平顺。就此而言，在Z社区的撤村建居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经验，很可能也是在我国许多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实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条件。

　　同样地，Z社区“撤村建居”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也深刻地体现出城郊农民市民化的非特殊性：其一，各地的撤村建居和城市化大多是由地方政府出于“经营城市”和“盘活土地资源”的利益驱动主导实施的“工程”，因此，当政府在从该区域土地资源上无利可图的时候，往往会回避甚至搁置土地征用、农居改造等难点问题；其二，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未能真正落实“新市民”的“同城同待遇”问题，如未将他们完全纳入社会化社会保障体系，未能享受与市民一致的市政建设与公共服务等；其三，在农民市民化过程和农民利益调整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集体经济，与现有的城市社区生活并不匹配，如何根据新的条件改良和转变这种经济模式，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也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课题。Z社区的这些限度，亦是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整体制度环境的体现。

　　总之，Z社区较为平顺的农民市民化实践，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条件和经验。但是，它的这些基本经验恰恰确认了在中国的城郊社区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前提和条件，而其间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也正体现出其制度环境的限度，以及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性、阶段性。

　　注释：

　　①毛丹、王燕锋：《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②罗吉斯：《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

　　③茶叶是H市的著名特产，Z社区所在的一带丘陵是茶叶的主要产区。这种经济作物让这里的农民可以以较低的投入得到较高的收益，故Z村原有的农业用地大多用于种茶。撤村建居之后，该社区的土地未被征用，因此社区居民们仍然能够从茶叶种植中获得可观的收入。

　　④帕克：《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责任编辑：王锦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