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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社会学与社会群：一个势科学的模型

2012年07月28日 14:40 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第12～18页作者：李德昌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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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德昌，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49；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李德昌（1955－），男，陕西子长人，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传统亲情缘分和信息博弈是中国文化中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学机制，在信息的强作用中，个体之间的社会交换一般是对称的，在信息的弱作用中，个体之间的社会交换可能会不对称，导致不平等关系，成为社会道德风险形成的根源。按照“势→对称→群→和谐”的演化发展规律和信息量与信息势的等价关系，最好的社会网络关系是“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的关系”，由此构建的社会群包含最大信息量，具有最大信息势，从而储藏最大的社会资本。　　

Traditional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information games are the dynamic mechanisms for forming and developing rel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Under a strong information action, social exchanges between individuals are generally symmetrical. Under a weak information action, however, social exchanges can be unsymmetrical, leading to unequal relations, a source of social and moral risks.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law of “potential→symmetry→group→harmony” and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volume and information potential, the best social networks relationship is one that contains maximal information volume and minimal action. Social groups constituted based on the above encompass the maximal information volume, possess the maximal potential and keep the maximal social capital. 　　

【关键词】关系社会学/社会群/社会资本/势科学/社会网络relational sociology/social group/social capital/social networks/potential science/social networks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45X（2010）03-0012-07
　　

关系社会学概念是在中华文化的特殊场域中提出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边燕杰对各种有关研究进行了综合性梳理，概括出关系社会学研究的三种主要理论形式[1]。第一种为“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模型，第二种为“特殊主义的工具关系”模型，第三种是“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模型。如果从更深层次上来看，“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模型虽然关注到了交换中的即时利益不对称，然而，在“人情交换中的双方共赢”（即“人情获取方得到了工具性的满足，人情提供方得到了地位的认同，提高了网络关系的中心性”）[2]却证明双方在包括情感信息在内的信息层次上是对称的。也就是，看起来“经济非理性了”，但“信息更理性了”。人类从食物匮乏时代的经济理性到食物富裕时代的经济非理性，再到生产将近过剩时代的“信息理性”的递进，正像物质世界中在一般作用层次上C、P、T对称（C电荷变号，P镜像发射，T时间反演），当作用层次递进时C、P对称破缺，而CP对称却建立，当作用层次进一步递进时，T对称破缺，CP对称也破缺，但CPT对称又建立[3]，低层次上的对称破缺就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对称。同样如此，信息人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层次上对称破缺），正是为了追求包括经济和情感在内的“货币、权力（职位越高汇报的人越多）、知识、情感、艺术审美和虚拟抽象”[4]六维综合信息最大化（综合信息层次上建立对称）。所以，信息人不是不理性了，而是更理性了。信息理性为人的基于信息相互作用的科学性研究以及信息人的关系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否则，如果人真的不理性了，对人的科学性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本身都将不复存在。其实，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在物质作用中，当强作用是对称的时候，弱作用往往是不对称的[3]①。在关系社会学研究的人类信息作用中，这种情景与边燕杰曾经提出的“强关系假设”[5]（边燕杰，2001）有关，对中国传统文化制约的人际关系来说，人情关系显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而是强作用，相比之下经济利益则被认为是“小人”之间的功利性得失“计较”，因而不被重视成为弱作用，甚至，人们常常用“认钱不认人”来形容某人不可交。在这个层次上，第三种理论模型与第一种理论模型将情感作为强作用的关系来说，其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亲情伦理为纽带的关系界说。
　　

但第三种理论揭示了在弱作用中的不对称社会交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不对称交换将产生不对易关系，而不对易关系将在深层次上导致“量子化”机制[4]，从而产生社会学层面上的“道德风险”。行动者利用了强作用中的情感对称性作掩护，使弱作用中的利益不对称形成的关系不对易凸现，获得“量子化的利益”收益，而关系中的另一方则承受了弱作用中的“量子化成本”——“道德风险”。有关不对称交换产生内在的量子化从而导致现代社会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深层次问题，作者将另文陈述。
　　

在社会信息作用中，扮演个体元素的人们之间为什么要有“关系”，为什么在关系中弱作用会有不对称，而强作用就对称？关系社会学怎样才能在信息化社会的信息作用中，寻求到保持关系对易的交换而使社会和谐发展，最好的关系其元素结构又是什么样的，等等。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逻辑途径需要研究“势”到“对称”到“群”的信息作用机制。
　　

一、势科学视域中的“势→对称→群→和谐”
　　

宇宙与社会的演化和发展镶嵌着“熵”与“势”两种机制。按照熵的机制，世界将越来越无序，最终走向死寂；按照势的机制，世界将越来越有序，从而推动创新与发展。宇宙暴涨从真空势开始，化学势、生物势是化学反应与生物成长的根本动力，信息势则是人才成长、组织创新及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纵观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演化与发展的所有过程，每一种包含着不断创新的有序结构都是在某种“势”和某种“流”的非平衡非线性作用中形成的。热对流中的Benard花纹的有序结构，是在“热力势”与“热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下形成的；B－Z（Blousov－Zhabotinskii）反应的有序图样及有序的化学振荡，是在“化学势”和反应“物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植物生长的有序结构，是在“生物势”和光合作用的反应“物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社会运行的有序结构，是在“国家制度势”和“社会信息流”的非线形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市场运行的有序结构，是在“经济法律势”和“经济信息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知识的有序结构——智慧素质，是在人的“情感信息势”和大脑的“意识信息流”的非线性非平衡作用中形成的（学习过程是在一种想望学习的“情感信息势”推动下不断去“意识”的过程，“意识信息”的不断积累产生“意识信息流”）[6－7]。势的逻辑定义是：势＝差别÷距离＝差别×联系；势即梯度、即斜率、即导数、即比例（“即”表达推进到本质联系的极限过程）。所以，老子说“势成之”，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比例”。
　　

科学定律都是以导数表达的势函数。因此，科学活动就是“找势”，将自然世界各种层次上的势结构找到并表达为势函数——势科学。在社会交往和组织管理中，“沟通”可以将差别很大的人联系起来，“激励”可以让人看到未来与现在的巨大差别可以通过努力联系起来，教育可以将受教育者的当下意识与差别巨大的目标意识联系起来。所以，沟通是对组织求导，激励是对个人求导，教育是对思维求导，个人和组织的成长就是在不断求导营造信息势中的积分过程。研究势的产生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叫做势科学[4]。
　　

势的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势趋不变，差别越来越大，联系越来越紧，势不断增长从而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社会加速发展；势的增长使各种系统达到非平衡相变和非线性分岔的临界值，由此衍生出“素质”、“创新”和“风险”。差别最大是相反，联系最紧是相同。既相反，又相同就叫相反相成，即对称，而对称与泛对称元素构成数学结构的群或泛群。所以，无干扰的物质势作用形成物质群，从而实现宇宙和谐，无干涉的信息势作用形成素质群、组织群和社会群，才能推动素质和谐、组织和谐及社会和谐。例如，人类在最初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原始文明社会中，人口及其稀少，在主要以打猎为生的民族中，没有猎手与弓匠之分。所有的猎手都是弓箭制作者，所有的弓箭制作者也都是猎手，统称为猎人。这是由于他们之间社会来往很少，社会联系松弛，社会关系淡漠，自给自足，从而保持着整体对称，构成一种置换群的社会和谐[4]。当然每个人还是具有不同的个性状态，就像全同离子的每一个都有一个自己的态（自旋）一样。
　　

随着人类人口密度的增加，猎人们之间的来往增多，联系加强，在比较中显示出差别。猎人的整体对称破缺，有的猎人射箭的水平显得高一些，有的猎人弓箭做的稍微好一些。射箭水平高的猎人射猎的效率高，猎物就会有所剩余；弓箭做得好的猎人做弓箭的效率高，弓箭就有所剩余。这种“联系中的差别”形成了关系中的势动力，产生了交换的欲望，好的弓箭与剩余的猎物的交换使猎人们联系得更加紧密，产生了相互依赖。在交换的相互依赖中，随着交换程度的增加，差别又不断扩大——射猎水平高的猎人越来越多地从事射猎，从而促进射猎水平不断提高，以致最后成了纯粹的“猎手”；弓箭做得好的猎人越来越多地做弓箭，从而促进弓箭的制作水平不断提高，以致最后成了纯粹的“弓匠”。在天长日久的“联系扩大差别、差别促进联系”的势的运行机制中，自然经济社会中猎人的置换对称破缺，同时产生了新的对称，即猎手与弓匠的变换对称：将猎手与弓匠位置变换（即使猎手成为弓匠、弓匠成为猎手），而猎物与弓箭的交换关系不变（变换以后的不变性叫做对称）。由此，原来所有猎人的置换对称组成的置换和谐群，由于猎人之间交往信息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猎人之间置换对称的破缺，置换和谐群解体。同时，又在作用信息量不断增加、信息势不断增大、信息作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对称——变换对称，从而形成新的变换和谐群。
　　

实际上，人类社会分工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信息相互作用的旧的对称的破缺和新的对称的建立。更加确切地说，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每一次普通商品的交换都是一次“强关系”的具体实现，都是一次“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具体的对称——变换以后的不变性——将交换商品的双方主体位置变换，交换关系不变（交换价格不变），完全符合对称的逻辑定义。就像左右对称，将左右反射变换，身体没变，即对称。所以，只要人们在生活和交换，对称就是常态。文明发展的趋势，就是交换更加频繁的趋势，因而就是对称化更加显著的趋势，也就是强关系假设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
　　

二、信息势与信息量的等价性及“关系”产生的历史溯源
　　

势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概括性，就在于势揭示了信息功能的本质。信息论的研究表明，信息是负熵，负熵是有序，而有序就可以排成一个梯度，梯度就是势（这里镶嵌了一个抛弃现象差别追求本质联系的极限过程）。从信息论可以证明，信息量与信息势是等价的（在科学的范畴而非哲学的范畴）。所以，“势”实际上是信息的物理学直观和社会学直观，为信息的有效测度提供了可能，为人们在宏观上把握或感受信息强度建立了可操作性原则。
　　

在社会化进程中，人类的生存是一个信息博弈的过程，信息博弈决定胜负的核心要素就是“信息人”（包括个人和组织）占有的信息量[4]。单个人占有的信息量总是有限的，为了获得更大的信息占有量，一方面，人们需要尽可能以更少的成本或取更多的信息。这就需要减少交易成本，而利用“关系”就是一个有效的路径，因为关系中包含着信任，信任就能免除不必要的谈判、竞价和扯皮。另一方面，在个人占有的信息量不足以应对博弈的时候，就需要借用个人日常建立的非正式组织的信息量（社会资本）。而可靠的“关系”就能提供有效的信息保证。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场域中，关系的产生缘起于亲情缘分和信息博弈中的互惠，而社会化进程中越来越强烈的信息博弈则进一步维系和推动了关系的发展。即情缘和博弈产生了关系，而博弈又进一步加强了关系。个人生存的信息博弈是关系维系与发展的动力学机制：在信息化社会，信息人的社会性生存与传统社会生物人的生物性生存不一样，生物人生存主要以食物营养为生存诉求，信息人生存则主要以信息营养为生存诉求，信息营养是在信息博弈中获得的，而良好的社会关系是信息博弈中获得信息（包括三维有限可测的显信息“货币、权力、知识”和三维不可测度的潜信息“价值情感、审美艺术、虚拟抽象”[4]）营养的重要基石。所以，社会的信息化进程越迅速，社会中的博弈越强烈，关系的重要性就越凸显，关系圈就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不但是关系社会学与势科学理论可以逻辑地演绎出的结果，也是边燕杰与张文宏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在社会关系的资源结构中，由亲属和朋友（即强关系）所提供的人情，总的趋势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断上升”[5]。这是信息化社会有目共睹的现实。
　　

三、信息及其信息作用中的强作用对称与弱作用不对称
　　

信息不仅在表达和理解方面分为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而且在获得和测量方面，信息也与个体和社会关注的问题直接相关。这在本质上涉及到信息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理论[8]。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会关注的问题不一样、关注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关注方法的有效程度不一样，所获得的信息的质和量就不一样，观察到的环境的信息的质和量也不一样。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人们关注的是“亲情”、“人情”、“面子”、“哥们儿”[2]以情感为核心的信息，也就是人们之间在情感关注方面的“差别”和“联系”问题。所以，在社会交换中就强调有关情感的交换，如果你得到请客而不还请，得到送礼而不还礼，那将被视为“不合情理”而“不可交”。当然，“还请”和“还礼”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一定是“礼尚往来”的。即在礼节人情层面上的信息交换一定是强作用，因而必须是对称的。
　　

强作用为什么必须是对称的？所谓强作用，就是作用中包含巨大的信息量，因而具有强大信息势的作用。信息即负熵，负熵即有序，有序即梯度，梯度即势，即差别×联系。所以，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作用就是最强的作用，而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作用恰恰是对称性作用，因而强作用就必然是对称的。一种属于“置换对称”（即集合中两元素的位置交换，集合整体不变）的信息量最大、信息势最强的强作用的社会化直观就是“人人能够感觉到、个个都能看得见”（即每一个人都处在信息对称的环境中）。这与我们常常在公共管理中所说的“信息公开”是一样的效果。信息公开就是在可观测的环境范围释放最大的信息量，从而将差别巨大的个性化人群紧密联系起来营造最大的信息势产生最强烈的作用。这样，信息量最大的信息公开就营造了一个“光天化日”，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人都是君子，个个都作忠良”，由此构建的信息作用环境就成为民主的、公平的、可以抑制腐败的环境。而“民主”和“公平”的数学本质就是变换以后的不变性，即将民主和公平联系的元素的位置变换，民主和公平的整体性质不变，即还需要这种“民主”和“公平”，就像老百姓所说的“是否公道打个颠倒”，用实证科学的语言表达，就叫做对称。所以，强作用一定是对称的。
　　

作为社会中一个个独立的人，无论是父子、姊妹还是一般亲戚以及哥们儿或陌生人。每个个体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情趣、各有各的生活圈子，所以都是差别巨大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则依据“情分”的不一样而紧密程度不一样，从而进行着不同层次上的情感交换。父子之间是“骨肉之情”，姊妹之间是“手足之情”，亲戚之间是“血缘之情”，哥们儿之间是“义气之情”，陌生人之间也有“面子之情”。在中国文化关注情感的场域中，人们在不同的情分之中进行着不同的情感交换，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分中，因为人们对有关“情”的信息是敏感的，所以是强作用，因而，也必须是对称的。父子之间的交换可以根本不考虑利益得失（关系群中的恒等元，详见后），但“父有父望，子有子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是基本的文化约束和行动的对称性规范；姊妹兄弟之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关系群中的恒等元），但情感交换也必须是对称的。一个成为大款的兄弟可以请大家吃“山珍海味”，一个下岗的弟兄也得请吃“粗茶淡饭”。所以，家人逢年过节轮番请吃，营造着一道中国家庭文化中情感对称化交换的绝好风景线。实际上，父子及兄弟之间情感交换的对称性强作用关系早有俗语为证：“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
　　

亲戚之间一般的血缘纽带是关系圈的一个重要范畴，虽然在信息化的冲击下，即使在陕北这些历来被认为的偏远地区，也传送着俗语的说教：“投亲不如闲店，吃米不如吃面”。然而“出门在外，投亲靠友”终究具有最小的交易成本，而“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也至今成为打工者职业流动的重要途径。陌生人之间，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情景中，相互含蓄地关照面子，也成为中国人平淡而对称化情感交换的重要方式。
　　

弱作用为什么可以不对称？所谓弱作用就是作用中信息势弱小的作用，即信息量弱小的作用，信息量小的微弱作用是不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所以，在难以观测（在物理中叫做不可观测）的作用中，一方面，他人不关注，一方面作用的双方也不在意（在林南定义的“不对称交换”情景中，至少是“不在意当下利益”，或“当下不在意利益”[9]。所以，就为不对称作用创造了条件，交换就可能是不对称的。
　　

四、社会群的和谐关系
　　

关系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无疑在于寻求如何构建社会网络中最好的关系。什么是最好的关系呢，按照“势→对称→群→和谐”的运行机制，最好的网络关系就是“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的关系。首先，这里所说的信息量最大的“信息”，不是指人们在求职过程中得到的那种有关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信息，本质上说，这种信息只能叫做消息，科学中所说的信息是“具有有序结构的信息”，即具有负熵功用的、能够构成梯度的成为“势”的那种信息。“有序”不仅是信息结构的本质，而且在人类的“知识”和“智慧”要素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消息有序是信息、信息有序是知识，知识有序是智慧”[7]。因而，“信息量最大”就是信息势最大，即网络结构中元素之间的“差别最大联系最紧”。这样的元素就是对称性元素（本文第一部分），即具有相反相成互补性的、共轭的、相互耦合性作用最大的元素。这种结构由于包含的信息量最大，信息势最大，所以在求职过程中竞争力最好，可利用的效能最高。边燕杰在研究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时指出的：“网络内人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相异，影响所及互补”是网络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9]。其次，“作用量最小”。则是指构建这样的网络过程和利用这样的网络资源的过程中“干扰和摩擦最小”，即相互作用过程是自由的、互惠的、心甘情愿的，以及构建和利用这样的网络资源过程的个人行为方式是包含着“艺术性技巧”而展现着“审美和谐”的社会学行为。最后，“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的关系是一种能够在数学意义上“收敛”的“和谐而稳定”的关系。而边燕杰强调的：可靠而稳定的关系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资本，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在多次的“重复博弈”中确立和强化的。具有这样的“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的多元对称的元素构成的网络结构，恰恰是一个具有泛化特征的数学群结构的社会群。
　　

1.物质群结构——物质世界的和谐机制。群的概念是伽罗华在17岁时研究高次代数方程根的对称性时提出的，从此以后群论就成为研究对称性结构和对称性原理的有力的数学工具。也许我们不知道高次方程的根是如何对称的，但一元二次方程的两个根的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对称性是群结构的本质。
　　

由于势的运行机制，物质世界在各种层次上产生对称，因而构成不同层次的群，呈现出各种层次上的和谐。例如，质子与中子的结构由SU（2）群表达，重子和共振态粒子由SU（3）群表达，加上轻子等由SU（5）群表达。至今，物理学家认为物质世界的和谐结构可能是按照SO（10）群设计的[10]。
　　

但完全规整的群只在数学意义上存在。数学要求的严格精确性——没有大小的点，没有粗细的线和没有薄厚的面，在现存的物质世界中是找不到的。宇宙在从基本粒子到宏观物质、星体及生命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对称在不断泛化，许多严格的对称被近似的对称所代替，因而在不同层次形成了泛化的群。所谓泛化的群是指，数学定义的群的条件被近似满足。然而，数学家认为体现群的本质特征的恒等元（恒等元往往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条件和可逆元条件甚至封闭性条件的规定性仍然存在。例如，SU（2）群相对应质子与中子的对称叫同位旋，此群是由两个客体相互变换来确定的，然而质子与中子的质量只是近似相同，中子（940），质子（938）。所以，这样的群是近似的泛群。从基本粒子到晶体结构以及不同物质层次上各种群在不断泛化，到生物层次和人类社会，群的泛化程度越来越大，以致拨开近似和泛化的现象迷津寻求本质上的对称机制，成为从自然到社会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对人类认识能力和智慧成熟程度的最大挑战。
　　

在自然界，物质作用产生了元素结构群、基本离子群、分子点群、晶体空间群及星系泛群、生物泛群等；在人类社会中，信息作用生产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泛群[4]。
　　

2.社会群结构——人类社会的和谐机制。在物质到生命的发展中，虽然经过漫长的演化，许多精确的对称出现了泛化，但对称性的根本机制没有变。例如，虽然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但人们还是很容易辨认出叶子的特征（标度对称），而不会将叶子与果实混淆，并且是柳叶还是柏叶一看就明白。同样，自然向社会的演化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不少泛化，但群结构的基本特征没有变。例如，在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中，各种意识或思想构成了该社会空间的群元素，这些元素的集合满足群的四个基本条件，即：
　　

（1）所有社会意识中，存在一种表征时代精神的意识。它承认这个社会中的任何意识，因而它与任何一种意识作用等于被作用意识（恒等元条件）。
　

（2）对于每一种意识都可能存在一种相反的意识（逆元素），此两种意识作用等于恒等元意识（可逆元条件）。
　　

（3）任意两种意识作用的结果得第三种意识，也是该社会空间一种可能的意识（封闭性条件）。
　　

（4）任意三种意识A、B、C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满足结和律：A·（B·C）＝（A·B）·C。
　　

由此可见，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各种社会意识组成了社会意识群。
　　

信息化社会中，信息的强烈作用使各种社会群体及组织成员在联系中扩大差别，差别中促进联系，从而不断地个性化、不断地向标准对称性元素逼近。所以，各种社会群体及组织具有的泛化的“意识群结构”也会越来越规整，变换群的结构也将显得越来越清晰。
　　

五、个体在社会群结构中的社会资本
　　

在一个具有社会群结构的社会网络之中，对于任意一个担当着可逆元角色的元素来说，每一个个体元素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并不是一样的。首先，可以直接利用的社会资本就是与自身可逆的那一个元素的资源，因为这样的资源是互补的对称的。其次，是社会群中作为恒等元元素的资本，即边燕杰所说的处在社会网络顶端的元素的社会资本。按照群的作用机制，恒等元与任一元素作用等于该元素，即支持该元素的行动，但这显然取决于该元素与恒等元元素的亲密程度。由于在一个实际的泛化的社会群中，各个元素与处在网络顶端的恒等元元素的亲密程度是不一样的，得到的支持是不一样的。因而，对于恒等元元素资本的可利用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最后，由于在一个比较规范的群结构中，任意两个元素作用，可能形成相当于第三个元素的功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第三个元素的其他元素的资源也可以得到部分利用。但这取决于群结构的规范程度，许多情况下是极其泛化的，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所以，一个人要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所在社会群中的社会网络资本，就必须像边燕杰在研究“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来源及作用”时指出的，要尽可能地处于“网络顶端”[9]；而处于网络最顶端的元素，就是社会群网络中的恒等元。所以，一个人要充分利用自组织的社会网络资本，最好就是在构建自己的网络关系时，组建一个以自己为恒等元的社会群网络。
　　

实际上，由于社会交往的随机性和复杂性，人们总是处在不止一个社会网络之中（例如有体育活动形成的网络，有文艺活动形成的网络、有工作和业务关系的网络、甚至还有打牌喝酒产生的网络等等）。人们虽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之中得到不同的社会资源，但只有在一个以自己作为恒等元的社会群网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该网络中的资源，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本。虽然这种期望在实际的社会现实中是不容易实现的，特别是处在社会阶层低端的个体更加困难，但在今天迅猛发展的互联网上，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虚拟而真实的交流空间，人人是中心、个个是老板。只要细心选择，在交流中注意自己的审美状态和交流的艺术技巧，即注意使交流的“作用量最小”，则一定可以为自己构建一个以自身作为恒等元的恰当的相对“信息量最大”的社会群网络资源。
　　

边燕杰在上述研究中还指出，取得社会资本的该网络应该是“网络规模大”[9]，用社会群理论来看就是指社会群结构中的元素多（在符合群结构联系的集合中，元素越多差别越大，信息量越大，信息势越强，网络的社会资本越大），而在同一研究中提出的该网络应该是“网络构成合理”[9]，则是指元素集合符合数学群要求的规范程度，即在该网络中的人，与该社会网络群结构要求的元素的差异程度符合数学的群结构要求。所以，边燕杰提出的形成社会资本的网络应该具有的四个方面的特征，即“网络差异大”（可逆元）、“网络顶端高”（恒等元）、“网络规模大”（群中的元素多）、“网络构成合理”（元素集合符合群结构的程度）。这些特征已经完整地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了一个符合数学群结构要求的、关系社会学寻找的“信息量最大、作用量最小”的具有最好“关系”的社会群网络。尤其需要重视的是，网络中可逆元的“可逆”程度（即群中元素的差别程度），即边燕杰指出的“网络差异与社会资本总量指标有近乎同等的解释力”。
　　

六、结论与展望
　　

关系社会学研究，是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经济迈向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希望走出国门，并在国际社会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研究途径；是一个缘起于中国文化场域的，将“情感”作为“强作用”机制的研究路径。“情感”似乎自古以来就归属于“感性”范畴，从而与“理性”背离。因而，研究“情感”的作用机制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描述性”、“感悟性”的非科学性研究。然而在势科学理论基础上，情感是可以逻辑化科学化的，具有科学中“导数”的内在逻辑。情感是人们在感受到对象关系中“差别中的联系或联系中的差别”而激励的一种情感梯度，即一种情感势、情感信息。例如，一个家里有几个小孩，母亲对其倾注的情感（爱）可能是不一样的，喜欢最优秀的理所当然。然而，母亲往往是更加痛爱那个最弱的或有点残疾的。因为都是自己的小孩，联系是一样的，那个差别大与那个之间的导数值大（导数＝差别÷距离＝差别×联系＝势），即情感信息势大。同样，几个一样聪明一样漂亮一样身体健康、但是不同人家的小孩，母亲总是喜欢自己的。因为在差别一样的情况下，自己的小孩与自己联系的最紧，因而导数值最大，情感信息势最大。由于“情感”是可以逻辑化的，因而将情感作为强作用机制研究的关系社会学就具有内在的逻辑基础。有关情感的逻辑化基础上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笔者将在“强关系假设”和“势科学与信息人理论”基础上另文阐述。
　　

本文在给出“势→对称→群→和谐”的逻辑机制基础上，研究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社会群特征。这些研究进一步在数学的逻辑层面上证明了以往边燕杰等有关社会网络实证性研究的结论。例如“强关系假设”和社会网络资本的四个特征，即“网络差异大”（可逆元）、“网络顶端高”（恒等元）、“网络规模大”（群中的元素多）、“网络构成合理”（元素集合符合群结构）。也许对数学群论不太熟悉的学者会觉得似乎很泛化，但实际上认识泛化的、近似的事物是对人类智力成熟的真正考验，科学正是在这种认识中前进的。如群论在从数学到物理再到社会应用中的种种泛化特征。尽管如此，当笔者见到一个刚会说话的小孩，指着一个黑人朋友叫“动物”的时候，感到非常惊奇，然而仔细一想，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小孩的智力不成熟，他们的抽象能力太差，没有能建立起一个“人”的普适性概念来概括所有的人，所以认为人都应该是一样的，即像中国人这样的人。因为动物才是千奇百怪的，所以不像中国人的人，就只能化类入动物。这种极端的实例有力地说明，认识泛化的事物才是人类智慧成熟的重要标志。
　　

“群”的思想是伟大的。它对各种现象的统摄性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就在于它将哲学在形式上数学化了。恒等元相当于“道”，表达着抽象、整体、统一。可逆元是对立事物存在的前提，既对立又统一于恒等元中；而封闭性及结合律表达着对象集合的普遍联系性。所以，群论将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和普遍联系的思想作了根本上的形式化、数学化。这就使“群”的思想具备了广泛的概括性和统摄性，既抽象又具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可操作性（而不像哲学那样泛化及难以操作），使它不仅能强有力地描述自然和生命，也能得心应手地描述人文和社会。
　　

群论的无穷威力使我们由衷地崇敬那位只有21年生命历程的法国数学家伽罗华（Galois，1811年10月25日－1832年5月31日），也使我们想起了E·T·贝尔所说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应用群论，从一切纷乱与混淆中立刻结晶出简洁与和谐，群的概念是近世科学思想的出色的新工具之一”[12]。也许我们可以期待，在由各种矛盾和现象构成的复杂社会关系中，只要有效地应用“群”这种“近世科学思想的出色的新工具”，就可从社会的“一切纷乱与混淆中立刻结晶出简洁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