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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研究①的反思
2014年06月30日 16:38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昆明)2014年1期第45~53页 作者:刘林平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由于反事实问题的存在,单一个案不能确定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的困难在于控制变量,定性研究缺乏控制变量的技术手段。定性研究的结果是用日常语言表述的,日常语言(尤其是汉语)是诗性的,进行科学表述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因此,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定性研究存在着根本缺陷,这是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的定性研究时所必须面对的困境。

关键词:反事实问题;控制变量;文本;定性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林平,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 刘林平,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由于反事实问题的存在,单一个案不能确定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的困难在于控制变量,定性研究缺乏控制变量的技术手段。定性研究的结果是用日常语言表述的,日常语言(尤其是汉语)是诗性的,进行科学表述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因此,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定性研究存在着根本缺陷,这是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的定性研究时所必须面对的困境。

  【关 键 词】反事实问题;控制变量;文本;定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4)01-0045-09

    一

  《史记·太史公自序》言: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段话如果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评价,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司马迁提出了个人苦难和其文化成就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的假设(尽管他没有明说),并以某种类似弗洛伊德的“升华”思想对这种关系做出了解释。

  但是,司马迁的名言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吗?当然不是。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指出其中的不完善之处:

  1.不完全归纳。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反例,比如老子、孙武等,根据司马迁本人的《史记》记载,没有听说他们有过特别不幸的遭遇,但其成就至少不在孔子和孙膑之下。当然,在普遍的意义上,所有的归纳都是不完全归纳,归纳都是一定范围内的归纳。②逻辑演绎之所以可能有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它所依赖的前提命题是由不完全归纳得到的。

  2.没有考虑反事实问题。③比如,屈原即使没有那些遭遇,是不是也还是个伟大的诗人呢?

  3.没有控制变量。有过特别遭遇的人,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划分为两类,其一是有文化的,其二是文化(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后一类人取得伟大文化成就的概率很低,即使前一类人也不一定都可以成为哲人、诗人和思想家。所以,我们还要联系个人的教育程度、家庭和社会背景来进行分析,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我们还应该控制更多的变量。

  所以,个人苦难和文化成就之间存在的较强的正相关的假设尽管伟大且具有强烈而积极的激励作用,但是否确定,还有待检验。

  在上述分析的第二点中,我提到了反事实问题。谢宇在《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中说:

  因果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事实问题。就是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你没有做这一件事情,情形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想组与组之间的差别,更要想同一组人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差别,因为这是一个反事实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干预得到验证。[5](P40)

  作为个体的个人(或群体、组织、民族、国家等),经历了某一件事情,就不能不经历这一件事情,比如,我曾经作为知识青年下过乡,这一段经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就始终存在并抹杀不了;同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或中华民族)就有了这一段不可能不经历的历史。然后,我本人(或我们民族)就会从我(或我们民族)的这一段经历中得出一些或显或隐的带有因果论断的结论,比如说,是上山下乡使我真切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村;又比如说,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等等。

  这些结论对吗?可能对。但不确定。因为,我们必须反过来想一想,也就是必须考虑反事实问题,必须进行反事实思维。④如果没有上山下乡,我就真的不能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了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会中断吗?

  结论当然是不确定的。但是,我本人已经经历了上山下乡,而中国也已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从我们自身的立场已经没有办法验证这个反事实的假设了。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说的是,河流无时无刻不在流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我们在那一刻踏进了某一条河,我们就不能同时不踏进那一条河。那一条河是否在流,对我们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分身乏术,我们在某一刻只能做某一件事情,而一旦我们做了某一件事情,我们就不能不做那一件事情。这就是人生的遗憾,是万事万物的自然,过去了的,就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从头再来,而即使是未来,我们也只能像过去那样踏进了某一条河流就不能不踏进那一条河流。

  这种人生的遗憾,转变成了一种思维的遗憾,那就是,由于反事实问题的存在,我们从个体层面就不能得到确切的因果关系。所以,谢宇说:“在个体层面上你根本不可能得到因果关系,因为你无法找到反事实情况下的同一个个体作为对照组。如果你已经读了大学,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如果你不读大学的收入情况会是怎样的。”[5](20)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和他的同事Tversky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模拟式启发(The simulation heuristic)”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20世纪的哲学家对反事实问题十分着迷,反事实问题涉及逻辑与自然、起源以及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对反事实的心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学界认为这种思维对人们如何理解过去、预测未来及理解他们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有关键意义。[6]

  利普认为,因果理论是以反事实推理为基础的,各种归因理论都可以看成是反事实思维的一个特例,反事实思维可以作为归因推理理论的一种框架。[7]

  斯坦利·利伯森也说:“不管喜欢与否,反事实条件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不断地为未曾发生的事件行为做结论。真正的也好,模拟的也好,所有的实验都是基于反事实的条件。这两种实验法都是透过比较来评量某些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因果影响。”[3](P55)

  尼尔·弗格森曾经叙述了人类(主要是西方)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决定论思想和反事实思维的发展过程,他说:

  宗教历史学家把神的作用看成历史事件根本的(不过未必是唯一的)原因;唯物主义者用类同于或者派生于自然科学术语(例如普遍法则)的解释理解历史;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史学家通过想象将过去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常常是目的论的)结构。然而,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超越了这一切分歧的共识:这三种思想流派都认为“假如……将会怎样”式问题纯属一派胡言。[8](P6-7)

  “假如……将会怎样”是反事实思维的一种典型的提问方式,在历史决定论者看来,这种提问方式的确是有问题的,历史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卡尔认为,历史是一个人们做了些什么的记录,不是人们没有能做到什么的记录。[9]

  但是,在历史学家那里,总是有人要不断地提出反事实问题,“假如我们想不调用普遍规律而对过去的因果关系发表看法,就只有使用反事实推论,即便只是为了测试对因果关系的假定。”[8](P100)而在弗格森看来,真正运用反事实思维取得历史领域研究成就的是福格尔,他说:

  新经济历史的阐释者对反事实论辩进行了可谓全新的运用。率先以严肃态度冒险进行数量的反事实论辩的是R·W·福格尔,他研究的是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他构建了一个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对铁路在美国工业化中作用不可或缺的传统看法提出挑战……这种反事实的最终作用是通过在总体上量化铁路对经济的(相当大的)贡献,昭示铁路之所以被建造的原因。[8](P23-24)

  福格尔对美国铁路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反事实的,同时是定量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个案不能验证反事实假设,只有多个个案才有可能。所以,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回到谢宇所讲的:“统计学虽然不完美,但却是社会科学刻画异质性唯一可靠的工具……在个体水平上,反事实结果是不可能被评估和证明的……定量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没有定量的方法就没有科学的东西。”[5](P27-28)

  单一个案不能解决反事实问题,也就不能得出确定的因果关系,这是定性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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