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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业分配到自主择业:就业关系中的个人与国家 ——以1951-1999年《人民日报》对高校毕业分配的报道为例
2016年10月19日 09:12 来源:《社会科学》 作者:赵晔琴 字号

内容摘要:通过对1951年至1999年《人民日报》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的报道分析,有助于我们梳理毕业分配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个人与国家关系在就业中的演变路径。1983年 7月,上海启动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若干改革,提出“在强调毕业生负有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责任的基础上,在计划范围内给予毕业生一定的选择自由,优秀毕业生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从“严格服从毕业分配”到就业分配要“兼顾个人意愿”,再到“谢绝国家分配”的先进典型,这一系列的转变预示着国家正在逐步退出个人的就业安排。1993年 2月,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次明确了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目标是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如师范学科、艰苦行业和边远地区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大部分实行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通过人才市场.

关键词:就业;改革;毕业分配制度;中国;毕业生分配;大学生;分配工作;个人关系;人民日报;服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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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个面向”与“上山下乡”(1966-1976)(31)

  196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文革”的影响,国家对毕业生的分配方针政策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196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文《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对当年度毕业的学生分配工作进行了总体指示。《通知》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必须面向基层,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可以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2)。但是由于“文革”的影响,66届大学毕业生很多都留校参加运动,工作分配基本停滞。而随后的67、68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33)。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要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34)。1968年6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决定将1967年毕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推迟到1968年6月进行分配。同时指出,“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彻底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状况,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毕业生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35)根据《通知》,1966、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和普通工人,同时规定,“分配当农民的毕业生,由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各种国营农场去”(36)。

  自毛泽东下达了关于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后,上山下乡便成为衡量青年是否“革命”的必由之路(37)。以上海为例,1966-1968届共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83300人,其中,被分配在国营农场的有68882人(包括本市市郊国营农场52517人,云南省国营农场1018人,大丰国营农场5267人,黑龙江省车管农场10080人)、农村插队落户的104068人(河南、青海、福建、黑龙江、内蒙古、吉林、云南、贵州、江西、安徽)以及生产建设兵团10350人(黑龙江)。(38)

  这一时期,毕业生在就业分配中的思想问题格外受到关注。1969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耐心地细致地进行再教育》的报道中称,“在毕业分配时,有些知识分子对于同工农兵相结合,却表现了动摇。他们口头上说‘这是必经之路’,表现积极,但当动员他们到农场参加劳动时,有些人却又打了‘退堂鼓’”。对此,文章指出,“这些知识分子虽然生在新社会,但……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中,思想必然会出现反复,而且必然是旧思想在反复中逐渐克服,新思想在反复中不断发展。因此,遇到反复的时候,我们不泄气,不急躁,不动摇,把再教育的工作耐心地坚持下去,不怕反复,把反复变成好事,反复一次,就要使知识分子前进一步”(39)。为此还提出“学校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育经常化”。1973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文称“辽宁省营口市第七中学党支部,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经常对学生进行上山下乡的教育,把它作为中学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课题。从1970年以来,这个学校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三届共计六百多名毕业生,全部自觉自愿地奔赴农村插队落户”(40)。1975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表扬清华大学应届毕业工农兵学员,称他们是“文化大革命造就的新型大学生”。文章称,“连日来,清华大学全校群情振奋,热气腾腾,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地方去的决心书、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各级党组织。成群结队的毕业班学员,敲锣打鼓,手持革命大字报,高呼革命口号涌到党委表示决心。从清晨到深夜,申请的人们川流不息,许多工农兵学员在几天内连续写了八九次申请报告,坚决要求‘上山下乡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41)

  综上,“文革”十年间,国家对应届毕业生的分配强调“一片红”,即所有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上山下乡运动给毕业生的就业分配工作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革命意识,使学生就业问题被嵌入于中国社会的革命大潮中,同时延续了50年代以来国家主导的就业模式。“文革”期间高校毕业生就业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强化的“吸纳型”国家—个人关系,这段历史无疑被刻上了全能主义国家的烙印,缺失的个人主体性在国家的庇护下隐而不彰,湮没于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下。这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包容合一状态一方面延续和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导性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个人对国家利益至上的内化达到了极致。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单就高校毕业分配而言,传统的国家—个人关系并未被触及,反而被推向了极致:国家与缺失主体性的个人高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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