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媒介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传统人际互动形态的变革。借助新媒介平台实现的互动范围跨越时空界限，互动过程同步共时，互动体验综合感官，互动对象向公众延展，互动领域公私界限模糊，人际互动内容呈现出外显化、浅表化和公共化的趋势。因此，新媒介时代是传统与新型人际互动形态共存的时代，人们在关注其日益显著的社会影响的同时，还将重新认知和延展人际互动的涵义。

　　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a has brought new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the help of new media, the interaction has reached across time and space boundaries, the process has been synchronized, the experience has been multiple and sensory, the interactive objects has extended to the public, the interaction scope has a blurred distin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reas, and the interaction exhibits a tendency of being evident, shallow and common. As a result, the new media era is of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and new social interaction forms. While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social impact, they need to re-understand and extend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关 键 词】新媒介/人际互动/变迁new media/social interaction/change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New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New Media Era

　　【作者简介】陈晓婧，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2)04-0014-06

　　“新媒介”一般指称“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它由美国人戈尔德·马克首次使用[1]。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产品和应用软件不断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介”被不断赋予新的涵义。继报纸、杂志、广播、固定电话、电视之后，以网络和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媒介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现代人进行社会交往，获取、传播信息和娱乐的重要媒介。

　　新媒介的出现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了众多的可能性。德国社会哲学家齐墨利提出，在讨论当代社会性质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考虑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功能、作用与意义，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性质和结构[2]57。而这种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社会性质和结构的变革往往是通过个体成员日常生活、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转变逐渐展开的。因此，关注新媒介的发展对社会成员间互动的潜在影响，对把握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向，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的互构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新媒介中人际互动的形式变革

　　在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的讨论中，社会学各理论流派纷纷从自身角度给出了解释。在齐美尔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互动，因为社会是由通过互动而结合在一起的个体所组成，社会的存在也就表现在这些互动的关系上。研究者可以对互动的内容与形式进行区分，并注重对互动形式的研究，毕竟“通过这种形式或模式，或者在其形塑之下，行动的内容获得了社会现实的地位”[3]24。如此一来，当人们借以互动的工具或是互动所处的外部环境因技术进步出现变化时，互动的形式也将随之革新，进而形塑“行动的内容”。

　　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较2011年底网民增加了2450万，普及率提升了1.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较2011年增加了约3270万人，占网民总体的比例也随之增至72.2％[4]。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以网络和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媒介已侵入人们的日常交往，并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为人际互动带来新的认知和体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互动的展现形式。

　　1.互动范围：跨越时空限制

　　以面对面互动(FTF,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为代表的传统互动形式，将互动的主体聚集到某一特定空间中，人们可以从对方的“举止与外表中收集某些线索”，以便“获得个体的信息”，“有助于定义情境，能使他人预先知道该个体对他们给予什么期望，以及他们或许可以对该个体给予什么期望。获悉了这些方面的情况，他人自会明晓，为了唤起期望的回应，如何行动最为恰当”[5]1。即当互动主体皆“在场”时，通过对外表、语言、姿势、情境等多方面信息的汇合理解来完成互动过程，因而互动必须遵循特定的时空规则。

　　尽管固定电话出现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空间距离的局限，但一直未能逾越时间的限制。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不仅在“后信息时代将消除地理的限制”，还使“数字化的生活越来越不需要仰赖特定的时间和地点”[6]194。当技术中介，如电脑、上网手机等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后，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交往方式CMC(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即个体间的互动不仅可以借助网络，脱离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共时”与“异时”交错、身体“缺场”和意识“在场”的形式得以实现，而且还可以借助移动互联的发展，将人们从固定的上网地点解放出来，真正实现随时随地地互动。这一突破使互动中的时空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互动的双方或多方不再受限于特定的时间、地点，而可以借助网络随时随地向对方发送信息，并在短时间内得到对方“共时”或“异时”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互动的自由。正是基于当代科学技术在实质上体现出的人对于自由追求的可能性[2]58，越来越少的外部限制以及互动途径的多样性，人们的互动成本大大降低，在不同情境中开展互动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从而增进了人际间互动的频率。

　　2.互动过程：同步共时

　　无论互动过程是在“共时”还是“异时”状态下进行，互动中的信息传递与交换都需历经一个循环过程。因为社会成员间的互动需借助语言、姿势等符号体系在主体间传递、理解、反馈，从而使互动双方得以实现信息、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如此一来，在互动的过程中，一方发出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解释其意义，并据此进行反馈，而信息的发出者在接收到反馈后，又依据其对反馈的理解发出新的信息，循环往复，进行互动。在这样一个意义协调的持续过程中，传统互动中的双方需经由一种意义发出—接收理解—反馈的过程实现互动，因此该过程在互动的双方间是“异步”进行的，呈现出总有一方在等待接受意义或等待反馈的情况。而借助网络技术，在以文字作为主要符号传递的“共时”互动中，则可以实现互动双方或多方同时发出信息，并分别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反馈，从而形成多向循环且同时进行的“同步”互动过程。此种同步共时的互动，将大大增加在同等时间内传输的信息量，缩短互动中意义循环的过程，从而加快互动进程，提升互动的效率。

　　3.互动体验：综合感官

　　由于身体无法逾越时空限制，传统网络为互动提供的是身体“缺场”的互动平台，它使互动双方仅能借助文本、表情符号、图片等处于静止状态中的信息展开互动，而无法获知双方的表情、姿态、举止等借由身体传递的，可以更为准确地定义互动情境、理解互动意义的信息。“网络沟通方式，先天上缺乏所谓的‘社会性’，而这正是在传统的亲身参与沟通方式中最重要的质素。”[7]61而电话沟通，尽管可以通过语音传输，使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富，但也因其传递途径的局限同样无法获知全面信息。

　　网络带宽的增加和传输速度的加快，为以新媒介为中介的互动形式提供了全新的体验，这不仅使文本、表情符号、图片等固有方式由静止转变为动画，从而更加个性鲜明、生动形象，同时还可以将人体的视觉、听觉、触觉及相应的行为动作进行融合，从而使互动者的身体也能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动态影像和音频再现，在跨越时空的互动中形成新型的身体“在场”，从而延伸了人的各项感官，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传统面对面互动的体验，恢复网络沟通的“社会性”。

　　4.互动对象：向公众扩展

　　传统互动形式，由于受时空限制，往往仅在个体和小群体之间进行，因此，关于互动的研究，一直是小群体社会学关注的议题。毕竟人们只能借助自身的姿态和语言在特定的范围内与有限的个体或群体展开互动，因此互动往往发生在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强关系和局部弱关系范围内。

　　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应用，人际交往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加之互动成本的大幅降低，为互动对象的外延奠定了技术基础。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互动对象也由以强关系为主，逐渐向弱关系甚至是公众扩散，尤其是新型社交平台如博客、微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互动的潜在对象。因为只要在社交平台上不设限地发出信息，所有登录该平台的用户都可以接收到，并对其进行反馈。截至2012年6月，我国社交网站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为46.6％，用户规模达2.5亿，而微博用户数量更是自2011年爆发性的增长后，已超过2.7亿人，网民使用率达到50.9％[4]。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体，为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的展开带来无限可能。

　　从技术手段看，可互动对象在不断地增加，但是，正如齐美尔在其著名的“三人组合分析”案例中阐述的那样，群体成员的增加，使成员间社会交往中的非直接因素也随之增长，因此各互动主体问的熟识度和亲密度将不断减弱，以至于与利益无关的陌生人逐渐成为互动的主要对象。这种因事聚合、转瞬即散的互动，使互动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从而具有了泛互动的特征。

　　5.互动领域：公私界限模糊

　　在网络、手机出现之前，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区域是隔离开的，在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中，要求人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而下班后的个人时间，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由个人支配，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和巩固工作和个人状态的价值体系和互动模式。然而，“工业革命使家和工作场所分离，而数字革命正将它们合二为一。”[8]75“自电话问世之后，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地就发生了混淆，这一点尤为显著。电话这个征服者把家庭的私人领地变成殖民地。”[9]51无处不在的网络覆盖和移动终端的出现，使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更加无法再泾渭分明地区隔，而是相互交织，成为一体。一方面，人们在工作场所开展工作时，接打私人电话，回复私人邮件，甚至聊QQ、发微博，而在上下班的途中或回到家中后，仍需接打同事电话，处理工作邮件和事务。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如公交、地铁、商场、休闲广场，人们肆无忌惮地通过移动互联设备进行私人性对话，而在家里，人们又可以借助新媒介，进入各类应用平台，重新回归公共领域，参与广泛互动。由此，个体的全部时间以及整个生活领域都将与工作和公共领域交织互融，从而促使人们将重构适宜这一状态的价值体系、互动模式和行为规范。

　　二、人际互动新形式引发的内容革新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将人对新技术的无意识水平比作“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人们在认识、理解、运用和依赖新媒介的过程中，难以察觉到经此形成的新型互动形式给个体互动和社会交往带来的变化，然而，在网络新技术环境下，媒介正“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方式甚至决定了它们的内容”[1]95-97。因此，新媒介的出现和运用将为人际互动从形式到内容带来全新形态。

　　1.互动中的隐信息外显化

　　在面对面互动中，“当一个人出现在他人面前时，他总是想要发现情境中的事实。如果他获得了这种信息，他就可以知道和估计到将会发生什么”，“在缺乏这种信息的情况下，个体往往倾向于利用代替物——暗示、试探、提示、姿态、身份标记等——作为预见的媒介”[5]212。因为“外表随时会告诉我们有关表演者的社会身份”，“举止可以让我们预知表演者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情境中扮演怎样的互动角色”[5]21。因此，在传统互动中，人们不仅通过语言直接沟通，同时还可以借助情境、外表和姿态等传递的隐性信息，从整体认知和理解互动过程。由于新型互动是以新媒介为中介，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阻碍了互动中隐信息的传递。由此，人们需要将原本由外部情境、姿态、身体标记等传递的隐信息，通过文本、符号、图片等方式，转变为更为直接易传递的显信息，来增加互动内容的完整性。而这无形中增加了信息的转换过程，从而为人们形成新的认知协调提出了挑战。

　　2.互动频率的增加导致浅互动

　　一方面，借助新媒介实现的便捷性互动相对低廉的成本使人们易于随时随地展开，同时，以新媒介为中介的互动，简化了诸多在面对面互动时期形成的“表演”规则和行为规范，使互动指向更加明确集中，从而大大缩减了单次互动的时间，提高互动效率。另一方面，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自我娱乐和借用非互动形式得到自我满足的可能。从最新出炉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4]中对用户网络应用的使用频率统计可以看出，新媒介并非将增进人际互动作为其唯一价值取向，而是兼具通讯、娱乐、媒体等多功能的综合体。在使用频率最高的10项网络应用中，涉及信息获取、交流沟通、网络娱乐等多种应用类别，与人际互动直接相关的网络应用有5项。因此，新媒介的出现，在丰富了互动形式，带来高效便捷互动效率的同时，也使原本互动中的信息获取功能、娱乐功能部分地被新媒介的其他功能所取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互动的内容，降低了互动需求，使互动呈现出频次多、持续短、内容少的浅表化趋势。

　　3.互动内容外在化与公共化

　　借助新媒介提供的平台，互动对象由强关系向弱关系和公众扩展，从而实现了跨越时空限制的广泛互动。新媒介的高效便捷，使互动同时具有了的频次多、持续短、内容少的浅表化趋势，而这一趋势却无益于涉及价值观念、内心情感的深入互动的展开，从而致使互动内容由在强关系之间展开的涉及内在价值、情感交流的自我面向，逐渐向与弱关系或无关系之间展开的与己无涉的外在事务性、公共性事件的意见表达转变。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新媒介的广泛运用往往是从具有较好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的城市开始，而互动的这一转向，正好与城市性的发展相契合。在沃斯看来，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与人们关系的亲密度成反比，膨胀的社会规模致使人们更加强调“第二性的”(超乎个性或情感的)而非“原初性的”(基于个性或情感的)交往关系，与此同时，都市规模的增长，还扩大了作为城市生活特征的“社会距离”即精神距离，从而使城市中的人们表现出陌生、疏离和冷漠的现代特征。而新媒介对人际互动形式和内容的影响，在暗含着个体对城市性的适应和调试的同时，却也进一步深化了城市性。从新媒介的产生初衷看，由于城市的扩张，人为地造成了互动的时空障碍，增加了传统互动的成本，所以人们试图借助科技的发展，创造出增进便捷互动的方式和平台，摆脱时空限制而获得个体间的自由互动。虽然新媒介的运用，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互动的新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人们的互动范围和互动频率，但是泛互动和浅互动的发展趋势，终究难以形成“原初性”互动，反而使人们将原本通过人际互动满足的需求转向依赖新媒介得以实现，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城市性。因此，在这种城市性与技术进步互为因果的发展中，人际间的互动也将随之产生潜在的变化。

　　三、新媒介时代人际互动的发展

　　1.新型互动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逐渐显现

　　尼尔·波兹曼在分析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信息”的思想时认为，麦克卢汉将了解一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视为深入这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这也意味着，某一社会中用以会话的工具，将规范公众话语的方式，乃至决定话语的内容。当然，“会话，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们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10]8正如印刷术时代的没落和电视时代的蒸蒸日上，“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转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而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10]9。互动媒介的更新，在当下网络社会崛起的背景中，也不断将网络空间中进行交流的技巧和技术引向现实生活，并作用于社会文化。最典型的就是人们通过文本形式在新媒介中开展的互动，在丰富和延展了文本词语内涵和所指的同时，又使其侵入人们的话语体系而参与传统互动，“给力”、“神马”、“杯具”、“HOLD住”、“屌丝”等词语的传播并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即是例证。因此，新型互动不仅在形式和内容上为人际互动带来了全新形态，同时还将其影响力逐步引向现实生活的不同领域，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建构。

　　2.两种人际互动类型交织共存

　　无论是现实空间中进行的传统互动，还是借助新媒介在网络空间中开展的新型互动，其目的都是试图通过代表心理过程的姿态、语言和符号实现个体间的意义协调。尽管利用新媒介开展的互动具有高效、便捷、低成本等诸多优势，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传统互动形式依旧在社会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毕竟无论网络技术如何发达，仍然难以取代传统互动中视、听、触、嗅等全方位感官体验，以及最为直接和丰富生动的意义交换。这样一来，两种在不同时空中开展的互动形式将交织共存、互为补充。同时，由于不同形式的互动采取的是不同的互动策略和符号系统，其中蕴含着在不同空间下具体的意义所指、行为规范和协调机制等，从而使人们在两种时空的“穿行”中，发展出两套适应于不同空间互动的概念系统，并指导着人们在不同情境中展开互动。此外，对于互动方式的选择，还暗含着人们在特定时空下对沟通成本和成效的理性判断，个体将以此为依据判断各互动类型的适用情境，各取所长，以达到互动的最优效果。

　　3.人际互动的新形态推动其涵义不断延展

　　人类行动理论①认为组成社会世界的是人类的互动，这是一个主体之间使用语词、姿态手势和其他符号进行意义协调的持续过程[3]18。也就意味着，建立在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互动，是在主体间进行的意义协调过程。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发展环境的变迁已引领人们完成由生产经验向生活经验的转变，并进入到吉登斯所说的全新“传递性经验”世界[11]，人们不仅可以开展面对面的传统互动，借助新媒介进行新型互动，还可能与更加智能化的新媒介进行互动。比如，凭借强大的推荐算法，个性化推荐技术可以通过分析使用者的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推测出用户可能喜欢的东西，对使用者的指令进行反馈，提供使用者想要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机互动，即新媒介的载体可以依据人们发出的信息采取不同的应对，从而使使用者获得个性化的反馈。而随着技术的进步，“更具人性化、更准确的推荐算法，甚至能通过体感、虹膜、血压等数据的变化，挖掘到用户真实的内心需求”[12]，从而对使用者做出更为精确的反馈。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新媒介智能化的日益强大，对于互动的理解和界定，也将因互动主体的延伸而被重新认识，即意义协调的过程，将不仅仅局限在人与人之间，还可能扩展至人与智能化的新媒介之间。

　　新媒介的出现，为传统人际互动带来了新的方式，它从互动范围、互动过程、互动体验、互动对象和互动领域等方面改变着人们的互动形式，并使互动内容呈现出外显化、浅表化和公共化的特征，从而为人们在传统与新型两类互动形式的交叉共存中重新认知和理解个体互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新媒介的出现，也许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给人际互动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却在细微之处渐进式地影响着人们的互动形式，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它的作用，毕竟“互联网是人类最美好的发明，而它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13]。

　　注释：

　　①沃斯特在其《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将研究主体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其行动的意义和动机的一系列社会学理论概括为人类行动理论。

　　【参考文献】

　　[1]刘中望.媒介新技术：互联网与当代生活方式[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1)：95-97.

　　[2]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澳)马克西姆·沃斯特.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2-09-08].http：//www. 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207/t20120723_32497.htm.

　　[5](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译，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7]谢泽明.网络社会学[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8](美)威廉·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M]，吴启迪，乔非，俞晓，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9](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刘少杰.社会发展研究经验基础的转移[J].求是学刊，2000(5)：5-10.

　　[12]唐玮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推荐算法”解析[EB/OL].[2012-05-02].http：//tech.sina.com.cn/t/2011-06-12/18445638460.shtml.

　　[13]胡尧熙.网络改变了中国吗？[EB/OL].[2012-09-02] http：//www.neweekly.com.cn/index/newsview. php? id=3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