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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青年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生成、变化的社会性问题，对它的描述和分析也是在现代性境域中展开的。本文所侧重分析的是对青年问题的言说，关注的是青年问题的话语构成、辨识标准和价值立场方面的问题。认为官方话语是青年问题的权威话语，辨识标准可以分成以青年为本位的和以社会为本位的两种路径，而价值立场在辨识青年问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关 键 词】青年问题/话语构成/价值立场

　　【英文标题】Thought on the Youth Problem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作者简介】陆玉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北京100089）。

　　青年问题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特殊群体的社会性问题，其本身就属于现代性问题，至少也具有现代性色彩。现代性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社会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概括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和人们的想象之所在及特定体验。在现实性上，现代性构成青年问题最为广阔的境域；在理论上，现代性提供了分析青年问题的多重维度和路径。在此，我们并不是以现代性作为理解和分析青年问题的理论范式，因为并不存在总体性的现代性理论范式，而只有现代性的诸理论，正如现代性的构建过程并不存在单一的而只有多样的境域一样。在当代中国，虽然现代性概念几乎成为陈词滥调，但现代性尚未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而只是有某些因素嵌入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之中。中国的现代性正处于建构过程之中，这与中国的现代化正处于历史进程之中是一致的。因此，中国的青年问题虽然也是在现代性境域中展开的，但仍带有传统性的特点。虽然如此，却并不妨碍探讨青年问题在现代性境域中如何被言说和讨论，从而寻求更为开放的理解青年问题的方式。

　　一、青年问题的话语构成

　　青年问题这个概念虽然也被在中性的意义上作为与青年议题、论题、话题相近的概念来使用，但通常都带有某种指向性，说明有关青年的事情和某种(某些)常规的、预定的轨道或人们的意愿、期待不一致。然而，在学术研究的专业范围内普遍公认的有关“青年问题”的定义似乎并不存在，相关界定所展示的是这一术语所涵盖的有关青年的复杂多样的现象和论述。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青年研究者曾试图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从某种单一的或综合性的学科角度，对青年问题予以总体性的分析和界定①。这种自觉的学科意识对青年问题研究的学科化和科学化不无裨益，同时表明学科界限、理论假设、研究范式等学理性因素，也可能还涉及政治立场、思维方式、认识方式、情感偏好和价值标准等非学理性因素，对辨识“青年问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虽然抽象性、概括性、普适性的“青年问题”界说或许难以达成，但是在理论层面上存在着各种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等方面来界定的“青年问题”。换言之，青年问题可能是围绕着对青年的各种侧重于问题的探究而建构起来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开放性概念。

　　从青年问题在理论上或各种叙述中的呈现来看，青年群体的某些思想观念、性格特征、价值偏好、行为方式、现实困境等在被视为问题时才真正成为问题。青年问题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和评价尺度，其发现模式既可能是经验事实——观察(科学的或日常的)——评价——问题，也可能是理论——经验观察——评价——问题，但无论哪种模式都与评价和界定相关。例如，20世纪80年代，内地有不少青年喜好港台流行音乐，这是客观的经验事实，而被作为精神污染的问题，就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们的评价尺度相关了。这并不是否定青年问题的客观实在性或主张标签论，只是强调青年群体中的某种经验事实只有被发现、被陈述、被界定为问题时才作为问题而存在。换言之，青年问题是建构性的，而不是实然性的。

　　青年问题的建构性表现为有关青年问题的话语即不同类型的陈述整体，正是各种各样的话语建构起有关青年问题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关于青年问题的话语，当其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时，其主体性特征趋于淡化而难以辨识话语的主体。但有关青年问题的话语还是有主体的，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官方、专业研究者、青年自身和媒体人构成不同的、而又交叉重叠的话语主体。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机构和境外媒体也是非常重要的话语主体。专业研究者有专业的知识和概念，有专业的能力，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以专业研究为业。如果他们在谈论青年时，不去发现青年问题，其自主性、专业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会受到怀疑。至于媒体人，发现问题本身就是其职业的要求所在，而问题陈述则是媒体话语的重要方式。这两者，发现和陈述青年问题，都是由其社会角色和所必须执行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

　　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像青年问题研究这样的经验研究，是对研究对象既有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研究，理论分析也不得不考虑青年原来抱持的观念。青年研究乃是要倾听青年声音、要青年在场乃至要让青年出场的研究，因而青年自身有权利界定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是否属于问题之列。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关于青年思想观念问题的大讨论，就是由青年人引发的，是青年的自我叙述并确定在人生观等方面出了问题。如果说在前网络时代，由于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媒处在垄断状态，青年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受到层层审查，至少是记者、编辑的审查，因而有些问题并非纯粹是青年决定的，而是经过同意和承认的。在网络时代，青年表达的公共空间扩大，有了更为自主的表达平台，青年问题的自我呈现和自我界定已经是一种常例。“80后”精神状态的迷茫及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也是他们的一种自我认定。

　　官方的即有关青年问题的国家话语，其来源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完全来自官方自身的渠道和自身的判断，但官方仍然构成相对独立的话语主体。事实上，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对青年问题的论述，只有在经官方确定后才真正成为具有社会普遍性的、需要用政策或其他方式解决的青年的现实问题。在青年问题的发现和认定史上，官方有其独立的地位。即使有些问题没有被专业研究者和青年视为问题，官方视其为问题时就会成为问题，反之亦然。在此，我们不去分析官方的有关青年问题的话语与专业研究者、青年自身和媒体的话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些不同类型话语的叙述方式和风格特点，但必须指出，在这些不同类型的话语中，占据主导和权威地位的乃是官方话语。

　　在各种有关青年问题的话语中官方话语或者国家话语的权威性问题，既可以在理论上加以说明，也可以在现实中得到验证。理论上，“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现实的主导话语，是意识形态话语，在青年问题上也是如此。官方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对规则和资源的控制，都能够确保其话语的权威性。同时，青年问题的辨识与医学诊断等高度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不同，其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辨识的权威性与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而非专业能力密切相关。在青年问题的研究领域，如果以官方对某种问题的认识和表态为标准，不难发现此前和此后研究者的态度和成果数量等方面的反差。如果由专业研究者构成的研究领域尚且如此，那么在社会舆论方面就不用多作分析了。

　　在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话语权力趋于分散，人们利用网络、手机等传播各种言论和观点的机会趋于均等。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主导话语是国家主义的和精英主义的，而博客话语是市民主义的，话语权力由集中走向泛化和分散。”并援引人民网网友的说法，“信息化和民主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历史性成果，就是平民取得了话语权，官员、记者、专家一统天下‘喉舌’的时代结束了！所有的‘特权话语阶层’都必须适应这个平民话语的时代。”[2]这种带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乐观观点陈述了一种形式上的事实，但忽视了这种话语权力的分散其实只是说话者的量的增加和点的增多，而说话者的言说在质的方面是否真正挑战了国家主义的主导话语还是颇成问题的。说话者的思想自主性和自我审查权且不论，网络审查制度对各种言论的过滤也可搁在一边，问题的关键是平民话语并不具有现实的权威性。即使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就青年问题的辨识和认定而言，国家话语还是最具权威性的，这是由现实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究其实，国家话语或其他类型的官方话语所代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共识，也可以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共识性的话语。

　　如果说在有关青年问题的话语中，官方或国家话语具有现实的权威性，那么是否意味着意识形态框架是最基本的辨识青年问题的框架？诚然，在现代社会中，无论中外，官方话语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意识形态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支配性的精神力量。人们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一如人们的生活观念、意愿和行为模式一样，都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对青年问题的辨识也是如此。在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中，霍尔等人认为，在“一般常识”的层面上，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根深蒂固、卓有成效。在当代中国的青年问题研究中，也不难发现意识形态作为隐蔽性的或显性的框架而存在。或许可以认为，意识形态乃是青年问题辨识的总体性框架，但不能否认，各种青年问题话语的分析性或解释性的框架并非全部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具体的评价或辨识标准更是如此。

　　二、辨识标准和问题谱系

　　关于青年问题的话语所显露的或暗含的具体评价标准非常丰富和复杂，这在一定意义上展现出现代性的某些特征，特别是价值领域的多元状况。政治的期望、道德的诉求、秩序的协调和成长发展的平顺等各种不同的标准交织在一起，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观点和言论迭出互见。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学科视角和理论观点。如果青年问题要划定一个学科范围，那么作为社会性问题，自然是社会学居于优先地位。同时，政治、经济、心理、教育等学科也至关重要，因为青年问题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问题。因此，为了避免问题的复杂化，简便易行的方式是考察具有现实权威性的官方青年问题话语所使用的辨识标准。

　　在相对宏观的层面上，官方的青年问题话语标示出两种基本的路径，一是从青年的需求和愿望出发，二是从社会的规范、秩序、发展要求和对青年的期望出发。从青年的需求和愿望出发，确定青年问题的标准，可以称之为青年的社会需要理论。这种理论假定，青年有着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社会需要。青年的社会需要如果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对社会发展进步与和谐稳定、对青年的社会发展和作用发挥，都是有益的。青年的社会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成为社会问题。这种理论在现实中比较经典地体现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通过的《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中。

　　《行动纲领》提出：“世界各地的青年生活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经济环境的国家中，他们都渴望充分参与社会生活。”青年的社会需要就是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具体是：“达到符合他们愿望的教育程度”；“得到与他们能力相适应的就业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所需的足够粮食和营养”；“增进健康和避免患病致瘾而且无各种形式暴力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或无任何其他形式歧视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参与决策过程”；“从事文娱体育活动的场所和设施，以改善农村和城市地区青年人的生活水平”。青年这些方面的社会需要如果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具体的表现就是青年受教育程度不足、机会缺乏，青年失业率高、饥饿与贫穷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青年的这些社会需要是衡量青年问题的标准。

　　青年的社会需要，按照《行动纲领》的陈述，是由青年的特性、社会地位和作用及其现实境遇决定的。青年的特性就是“想象力、理想、充沛的精力和憧憬”；而青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是：“青年是社会重大变革的推动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他们通常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寻求融入现有秩序或成为改变这种秩序的力量。”《行动纲领》的这些论断，在其现实性上。是基于对1965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在青年中培养民族间和平、互相尊重及彼此了解等理想之宣言》以后世界青年发展状况的判断。在理论上，是基于将青年“看成是由各种小团体组织的一个广泛的类别而不只是单一的人口实体”，主张青年领域的基本议题是参与、发展与和平。这种理论，是从社会人、经济人出发的青年发展理论。

　　从青年的社会需要出发来确定青年问题的标准，关注青年特征的社会性方面。青年特征的生理和心理方面，是青年成长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与之相应的是从青年的生理、心理的变化而确定青年问题标准。青年成长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如生物学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社会学的、认知理论的等。这些不同的青年成长理论，大体上都确定一种青年生理、心理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常态标准，由此来确定青年的成长是否有问题。成长理论虽然揭示了诸多的青年问题，事实上侧重的是青年个体，是基于青年个体的普遍性问题，诸如健康问题、性问题等，强调的是青年个体因素或者塑造个体行为和成长过程的特定环境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基于青年的个体成长需要来确定青年问题。

　　从青年的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来确定青年问题，未尝不涉及青年问题界定标准的社会性方面即社会对青年的期望，但侧重点在青年成长发展的需要。从社会的规范、秩序、发展要求和对青年的期望出发界定青年问题，也未尝不涉及青年成长发展的需要，但侧重点在社会的需要，因而可称之社会的青年需要理论。社会的青年需要理论，同样高度重视青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视青年为希望和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人才资源。

　　从社会的青年需要出发来判断青年问题，在当代中国，在政党和国家的层面上，就是按照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要求来确定青年问题的标准。或者说，执政党和社会对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本身就是标准。依此标准，当代中国的青年问题，主要包括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②。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性的或意识形态性的，也包括道德、社会交往和心理等方面，其具体的标准也涉及到政治、道德、社会、文化等方面。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社会上比较关注的青年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道德、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具体评价标准，已经内化为普遍的社会共识性标准。

　　从社会的青年需要来确定青年问题，潜在地以肯定社会秩序、规范和发展方向的合理性为前提。这种肯定，一方面是对现实的、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范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对其理想的、未来的发展的肯定。前者认为，现实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基本完善和有效的，而所有与之相悖的行为和现象都是不利于社会有机体的“病变”；后者则认为，现实的社会状况和社会规范本身就处于发展变革之中，是需要加以改造和重塑的，而改造和重塑的目标或趋势是合理的，所有符合目标和趋势的现象与行为可能与现实相冲突，但同样具有合理性。依据前者，可以说是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待青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依据后者，可以说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理论分歧，在具体的辨识标准上更有明显的差异和冲突，并特别体现在对青年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及行为的认识上。青年在道德方式上的某些新观念和新行为，从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来看可能是“病态的”，从社会秩序发展、变革的角度看可能是“创新的”。

　　青年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的青年需要，这两种不同的辨识路径，揭示出两种不同类型的青年问题，即社会的青年问题和青年的社会问题，前者强调社会要发展就必须重视青年，并为青年解决相关问题；后者则强调青年要发展、要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就必须解决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体两面，而两者在对青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有共通性，在青年问题的辨识标准上也存在着共同之处。两者其实都强调青年融入社会并切实地发挥作用，只是一者是以青年为本位，一者以社会为本位。因此，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现实中也经常被混融在一起，形成综合性的辨识标准。我们并不能认为，前者是从青年出发的，就更加合理。事实上，青年和社会需要，无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具有群体特征的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来理解，还是从人本主义的，侧重个体的从生理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论来把握，都与社会对青年的认识和青年的自我认识密切相关。换言之，青年的社会需要，本身就是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与社会对青年的期望、引导和规训密不可分。

　　从理论上讲，如果要保持问题辨识标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即合理性，必须是从对象的内在属性而逻辑推演出的，是符合对象本身要求的。换言之，评价标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建立在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有机整合的基础之上。然而，青年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群体，是否有其本质属性及其内在尺度呢？我们并不否认，青年是一个特殊年龄阶段的群体，但是年龄这种生理性因素并不构成青年的实质。青年在社会实践中展现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可能就表明并不存在具有统一、普遍的本质属性。可能存在属于青年群体的内在固有的尺度，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理论上的论证也没有被实践所证明。因此，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问题的评价标准也并不是从青年内在固有的尺度出发，而具有社会设定的色彩，或者说，青年的需求和愿望本身就具有社会性。

　　三、辨识视野与价值立场

　　辨识青年问题的社会共识性的尺度和个体的标准，都不是单一的，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官方为代表的社会共识性评价标准，无疑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为根基的，但是与社会的文化传统、时代特性、发展阶段和水平以及制度设计都有密切的关联。至于个体的评价标准，可能就是共识性评价标准的个体化，当然也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知识积累、道德取向以及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感受等密不可分。在诸因素中，抛开各种意识形态性的和学术性的因素，辨识者的视野和价值立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对青年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中，由于研究者视野的影响而导致的偏差和问题早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对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反思中，有的学者就非常尖锐地指出，他们所关注的只是少数青少年，而其所谓的“阶级”也过度模式化，忽视了阶级的诸多感性特征。其实，在伯明翰学派的重要著作《仪式抵抗》中，格雷厄姆·默多克和罗宾·迈克农已经提到，要分析阶级位置、年龄立场以及社会意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作用，这种分析路线必须是全面的、并包括那些被现今的解释所忽视或贬低到外围的青年群体；必须是对称的，不单研究青少年也研究成年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扎根于一种对各种真实的工作和非工作背景所作的细致的经验考察[3]。默多克所讲的是分析方法的问题，其实就是视野方面的问题。换言之，有些青年群体、成年人和各种真实的背景没有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就是被“忽视”了。在研究领域，由于关注点的问题，“忽视”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没有“忽视”某些相关的现象或事实的研究是不存在的，但关键在于“忽视”是否导致扭曲和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因而，对青年问题的真实把握，事实上需要开放的视野。

　　从理论上说，视野越是开放，其认知的可能范围就越开阔，就越可能多方位、多角度地把握问题。在这一点上，国际组织对青年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的特性和职责决定其必须超越地域和特定意识形态的局限来认识青年问题。当然，这种开放性的视野也有自身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流于普泛化而不能对问题的特殊性有深入的洞察。然而，“不管怎样，如果要论述青年问题，看来必须发展文化间性质的比较研究，这样可以更精确地描绘世界各种青年的共同方面以及与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背景有关的特点。因为各国青年之间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处于一个为将来如何能以符合他们愿望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而忧虑的生活阶段。”_[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观点很富有启发性，在看待国内青年的行为时，也需要看看它与具体的社会现实或抽象原则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与成年人和成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青年群体存在政治淡漠的问题，那么这种淡漠是青年群体特有的还是与成人群体共同的，就必须有所辨析。换言之，当我们观察青年群体时，仅观察青年群体是不够的。

　　在开放的视野中看待青年的思想和行为，显然易见的是，青年人因为阶层、教育、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等客观因素和兴趣爱好等主观因素而等分成不同的群体，其多样性和异质性也非常明显。这些不同的青年群体，有其自身特殊的利益、信念和追求以及行为方式。虽然不能否认，至少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青年群体有其共同的特性和集体认同与归属，但青年群体的分化在最低限度上也表明青年群体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些青年群体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对青年的自我认同也至关重要。青年的自我认同，并不是从某些抽象的原则和实体开始形成，而是从其亲近的人际和社会交往关系以及具体的情境开始。正如研究嘻哈文化的罗斯所指出的：“嘻哈文化中的身份认同深深地扎根于具体的本地经验，源于个人对本地群体或养育他的家庭的依恋以及个人在本地群体或养育他的家庭中的地位。”[5]在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青年的身份认同之所以具有区域的特征就在于此。在积极的意义上，“实际上有助于社区建设网络的形成”，当然它也可能是一种挑战，这取决于站在何种价值立场。

　　现代社会发展是“断裂的”，这不仅体现在现代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独一无二性而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6]，而且更为深刻地表现在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价值观念的传承方面更是如此，虽然成人社会可能很努力地将自身所信任或坚持的价值观念传递下去，但年轻人可能置之不理或另起炉灶。青年在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行为，如果不是纯粹无意义的形式化的、娱乐性的表演，而是带有某种目的、意图和想法的行动，都是具有价值指向性的。同时，青年问题的识别标准，除了诸如以法律为准的违法犯罪等某些硬性的标准，大多数是含有特定的价值因素软性的标准，特别是在政治、道德和文化等方面。这些软性的标准，甚至本身就是某种价值判断。因此，对青年问题的辨识，在价值层面上就是用一种价值观念来衡量另一种价值观念，并先在地肯定了辨识者所持价值观念的优先性和权威地位。

　　如果将所有的青年问题都与价值观念和价值立场联系起来是十分危险的，必然会导致某些现实的经济、社会因素被忽视或低估。但是，如果忽视青年问题与价值观念的内在联系，而将其精致地分割为可以用利益、兴趣等因素加以解释的具体问题，更会使青年问题暧昧不明而难以解决。青年的有限选择的行动所包含的明显的或潜在的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念或支配价值体系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是合法还是非法或违法。青年行为的价值取向与主流价值观念或其父辈的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也可能是抵抗的或颠覆的。无论如何，只要青年行为在价值取向上符合主流价值观念或支配价值体系的要求，或与其相一致，就会得到社会的褒奖。社会对“80后”的评价在2008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并不是因为他们实质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是他们的行为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要求。在此，我们无须对主流价值观念、青年明显的或潜在的价值观念及其两者之间关系作更为深入的分析，但必须指出青年问题内在包含的价值问题。

　　现代性社会是断裂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现代性意味着碎片化和异质化，但更意味着理性化、同质化，这些矛盾的、充满张力的属性并存于现代性之中，构成现代性最为诡异的矛盾性，也正是它最具吸引力的所在。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时，一切都成为可能，而重新聚合与有序管理以建立秩序则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当然，“现代性，就其核心而论，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使我们能够‘解除’这种迷惑”。[7]在这样的现代性境域，青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循规蹈矩和无视乃至破坏规则于一身，对未来的憧憬和茫然无措同时并存，这些也正是现代性的特征。青年人的抗议运动导致几个人的倒台和几个政府的重组，但在全球范围内并未对现代社会秩序构成真正的挑战。当代中国的青年人疲于应对生活中的难题，当然属于富裕阶层和掌握公共权力的某些引起特殊的“二代”是例外，因而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青年群体却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青年问题并不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多少需要去了解、探索和说明的、重大的、政治性的青年问题，青年研究的社会价值也难以被突出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希望青年研究能够有效描述、说明和解释青年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那么这恰是反思和探讨关于青年问题的各种思路和方法的有利时机。我们需要适宜的理论范式和思路与方法，以应对现实中层出不穷但并不那么重大的青年问题，而前提则是对这些问题的问题性有充分的认识。

　　收稿日期：2012－06－08

　　注释：

　　①相关的代表性成果有谢维和的《论青年问题》(《青年研究》1992年第2期)、陆建华的《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5期)、邵道生的《科学地分析80年代的中国青年问题》(《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谭建光的《青年问题研究的多重视野》(《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等。

　　②这里主要依据的是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2]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7页。

　　[3]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Hutchinson Publishing Group.1976,p.206-207.

　　[4]《对世界青年问题的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十二届大会关于1984-1989年中期规划的青年工作的方针的说明》，载《青年研究》，1984年第4期。

　　[5]安迪·班尼特 基思·哈恩-哈里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6][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责任编辑：李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