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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史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处于边陲位置，缺乏配套内容、学时偏少、专业力量薄弱、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是这一现实困境的具体原因。不过，由于中国社会思想史寻绎辨认、注疏解读的方法或写法，未能有效呈现出社会思想的独特自性，也未能有效提升其在社会学中的学科合法性，所以学理困境是导致其边陲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只有突破了学理困境，才能摆脱现实困境，即通过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确立呈现中国社会思想的恰切写法，通过恰切写法凸显理论关怀，生成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自性，通过学术自性凸显社会学品格，确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合法性。

　　关键词：中国社会思想史 发展现状 学理困境 突破路径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恢复重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科研在各级高校和科研院所逐步开展起来。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在理论探索、经验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作为中国社会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与科研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实践，一些限制中国社会思想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不断显现出来，因而解答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取得新突破的关键。

　　一　

　　在社会学重建二十年之期，王处辉指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问题，如如何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特点、如何看待研究的取材、如何拓展研究视野等。[①]在社会学恢复三十年之际，田毅鹏、陈宁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仍然面临着诸多有待突破的困境，如研究力量单薄、分析方式单调、取材内容单一等。[②]以上这些技术性问题，尽管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得到不同程度的解答，但对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的负面影响仍旧日益突出，最终使其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越来越出现边陲化的倾向。

　　第一，中国社会思想史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势单力薄。

　　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都源自欧美社会，因而在我国社会学课程体系中，从理论到方法绝大部分都是西方话语，只有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与我国经史传统相关的本土话语。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被引入中国以后，我国社会学先驱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和概念体系发掘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形成的知识系统，以期促进社会学适应本土文化，有效解答社会问题、改造中国社会。

　　尽管中国社会思想史被确定为社会学专业十门主干课程之一，但缺少与之配套的必要辅助课程。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在社会学课程体系中是势单力薄的异类。虽然相关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努力使其成为社会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但直至目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科研实践与其他分支社会学在内容、方法、理念、话语等方面仍旧存在着难以超越的隔膜，限制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也限制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的形成。这种状况很容易使学生产生错觉，即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是两种互不相关的知识，也很容易使他们用社会学的知识替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习。

　　中国社会思想史不仅势单力薄，而且教学时间较短。在一些高校社会学院（系）的官方网站，笔者查询了中国社会思想史一课的相关信息。大体而言，少数高校为一个学期54学时，每周3学时，如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而大多数高校仅为一个学期36学时，每周2学时，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在如此长短的教学时间中，全部课程内容最多只能浮光掠影讲述一遍，很难做到全面深入。因此，在当前我国社会学专业课程体系中，中国社会思想史难免被边缘化。

　　第二，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的专业力量薄弱。

　　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连续召开七届年会。从每届年会的与会人员来看，除了客串、捧场、凑热闹者之外，能够坚持多次参会者不超过40人。这个数字基本上囊括了大陆社会学界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的专业人员。当然，在目前中国各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社会学系中，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任课教师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因为有的从业者只是授课，既不从事该领域的探索研究，也不以该领域为业务中心，算不上专业人士。

　　由于中国社会思想史是教育部确定的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因而各高校为了完备教学内容，一般会安排专职教师负责该课程的教学。不过除了少数高校配备较强的师资力量外，大多数高校把中国社会思想史当作一门无关宏旨的课程。一些任课教师囿于专业兴趣、知识背景等原因，常常只是将该课程作为一门副业，即只是担任课堂教学，而缺少对该领域的深入探索。这从一些学者参加中国社会思想史年会的情况可见一斑，有的学者偶然出席前一届学术研讨会，但下一届会议却难觅踪影，因为他其时已不再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了。任课教师流动不居的状况表明，当前能够胜任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的师资力量还相当缺乏，也说明我国社会学界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的专业力量还非常薄弱。

　　当前我国高校的工作量考核制度，也间接削弱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的力量。特别是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如果只负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就无法完成额定的工作量，为了补足工作量，即使是专门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的教师，也需要开设其它分支领域的课程。有的任课教师由于在其他分支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于是出现了教学科研的重心偏移，使中国社会思想史成为副业，最终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专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

　　第三，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的后继人才不足。

　　由于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的专业力量薄弱，目前大陆社会学界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不超过15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不超过5位，这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人才培养的基本师资力量。不过，这些硕导、博导大多不只具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生的指导资格，他们一般还具有其他分支社会学的研究生指导资格。因而，中国社会思想史博、硕士培养的师资，并不是全部用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史方面的学生，他们有限的招生资源还要被其他领域瓜分。

　　根据笔者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第七届年会上采集的有关信息来看，目前培养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硕士很少，博士则更少。以3位教授指导学生的情况为例，截止到2009年底：A教授共指导中国社会思想史硕士9人，非中国社会思想史硕士研究生36人；中国社会思想史博士研究生6人，非中国社会思想史博士研究生16人。B教授共指导中国社会思想史硕士6人，博士5人，其他领域的硕士20人，博士8人；C教授共指导中国社会思想史硕士15人，非中国社会思想史硕士研究生25人；中国社会思想史博士研究生16人，非中国社会思想史博士研究生6人。通过简单对比就可以发现，当前大陆有限的几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生指导教师，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培养的研究生中，中国社会思想史方向与非中国社会思想史方向的比例、规模相差悬殊。尽管这组数字不是严格的抽样统计结果，但大致表明了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人才培养的严峻现状。

　　此外，学习、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必须与传统典籍文献打交道，一般而言，这对社会学系的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他们阅读古籍的能力和兴趣，与文史类的学生有差距，这就促使这几位硕导、博导在招收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生时，不得不向文史类学生倾斜。而一般来说，文史类的学生对社会学理论、方法缺乏系统的学习，尤其是一些从博士阶段才开始接触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人来说，原有的知识背景已经相对固化，而社会学理论知识又不是在朝夕之间靠“补课”就可系统掌握。由此，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影响和限制，造成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后继力量严重不足。　

　　二　

　　中国社会思想史在学时安排、专业力量、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现实困境，除了一些外在的制约因素，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思想史自身的内在逻辑造成的。虽然我们一再理所当然地宣称，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和理论渊源，但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存在明显型态差异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何以被视为社会学？如何沟通二者的差异而形成同一性和同构性？这些决定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术身份的关键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有效解答。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的关系，不得不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何以是社会学做出理论思考。
　　
　　第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身份还未最终建成。

　　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社会学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对于绝大多数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教员而言，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长久以来缺少理论阵地，再加上近年来有学者对“社会思想”的学科归属提出不同看法，都使“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的判断不再不证自明。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缺少理论阵地，间接暗示出其学科合法性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桂胜注意到，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论文鲜见载于《社会学研究》等刊物。[③]确实如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论文不太容易发表，特别是在规格较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更不容易，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切身体会。是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人学识浅、水准差吗？并不尽然，大多数人一直勤思苦学，奋力耕耘。是那些高规格的学术期刊有偏见、有歧视吗？也不全是，有些期刊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发展还是非常关心的。如《社会学研究》虽然也较少登载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文章，但曾连续发表了王处辉教授的多篇相关文章。[④]那么，为何大多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论文不能在高规格期刊上发表呢？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太“像”社会学。而为何会让阅读者产生不像的感觉？核心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切实塑造起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未能从理论上有效论证中国社会思想何以是社会学的有机构成，也未能在实践中充分体现中国社会思想何以是社会学的本质特点，更未能使中国社会思想属于社会学的合法性获得足够的认同，不仅是社会学学科之内，也包括社会学之外。　

　　史学教授晁福林断言，社会思想研究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新领域，他说：“关于思想史的分支，人们常谓‘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而鲜有提‘社会思想’者，只是近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才有学者偶有提及，人们才认识到，既然研究社会史十分重要，那么，社会思想就应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⑤]在晁福林看来，社会思想史是思想史与社会史交叉嫁接产生的新领域，属于社会史中专注思想观念研究的部类，因而他多次申明，“社会思想”之称见于学术界是晚近的事情，至于多晚、多近，他隐约其辞，把这个源头追溯到了1940年代侯外庐会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那里。　

　　黄忠晶在一篇讨论社会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文章中，将晁福林的这一观点当作了确定不疑的事实，因而他认为社会思想不仅仅是与社会学有关的思想，也不仅仅是符合社会学概念和范畴的思想。社会思想具有两种不同的学科属性：在社会学中其是“关于社会的思想”，而在社会史中其是“社会上所有的思想”。[⑥]从其论述来看，他倾向于认同社会思想是社会史所关注的社会范围内存在的一切思想。由于黄忠晶本人是社会学教授，所以这一姿态和看法深得晁福林重视。在将《试论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纳入《先秦社会思想研究》一书时，晁福林特别增加了一段文字，引用黄忠晶的说法以证明自己“社会思想随着社会史研究而兴起”的观点所言不谬。[⑦]　

　　笔者以为，姑且不论“社会上的一切思想”这类命题能否成立，社会思想属于社会史研究的新兴领域这一说法也颇值得商榷。因为从社会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思想研究不是“近来”的事情，也不是夤缘社会史而兴起，而是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学术渊源关系。不过，这种忽略社会思想与社会学共生关系的说法，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身份的合法性困境，即中国社会思想史没有从社会学那里获得足够的合法性依据，而社会学也未能给中国社会思想史提供有效的合法性支持。

　　第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自性还未有效生成。
　　
　　多年来，学者们坚持致力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探索研究，希图以此完善社会学的知识体系，进而推动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然而这种努力却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中国社会思想史在社会学学科体系内的位置依然，甚至出现越来越边陲化的倾向。如果说边陲化的现实困境直接来自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身份暧昧不明，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学科身份暧昧不明？　

　　某一研究领域呈现的学科身份的整体表征，在于其学术自性——概念范畴、话语系统、思维模式、逻辑结构、终极关怀等方面构成的理论自足体系。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学科身份的合法性不足，实际上也就在于其与学科主体在范畴、话语、思维等方面具有明显的隔膜与断裂。问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为何与其竭力趋附的社会学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我们以为，这一困境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名称——“史”的导向性有一定关系，更与我们长久以来注重以教学为中心的知识生产而忽略了必要的理论自觉有密切关系。

　　由于中国社会思想史被冠以“史”的名号，给人最直观的感觉是该领域属于史学。尽管有学者指出，思想史的“史”指抽象的时间矢量或思维构造中的时间意向，相当于“变化”、“演变”，思想史与历史学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⑧]但这位学者也承认，历史学虽然不是思想史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非精神性的历史活动往往是人类问题产生的动因，思想史问题的解决常常要通过历史研究才能做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观念的考掘，其动因也离不开非精神性的历史活动，把中国社会思想史视作史学研究似乎也顺理成章，如前文所引晁福林就认为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史的分支领域。事实上，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就是在史学范畴中，对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以及其他专门思想史亦步亦趋，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自性。

　　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学先驱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性，但还没有能力进行深入研究，甚至讲授这一课程的教师都不易觅得。[⑨]建国后，这一窘境因社会学教学科研被人为中止而更为雪上加霜，因而中国社会思想史在大陆社会学学科中重新启动后，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解决教学问题。由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的任务就落在了一些史学、哲学出身的学者身上，这在当时应当是一种既权宜、又便宜的安排。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科研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起步，既没有合适的教材，也缺乏可资借鉴的现成成果，学者们只好一边学习社会学理论知识，一边参考思想史、哲学史等，探索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内容和方法。参考模拟的结果，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内容和体例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的重复或重叠。

　　另外，在古代、近代社会，学科的分野并不十分专业和清晰，许多思想往往是多领域的共同思想，某一思想可以共通地属于、成立于不同领域和学科，这决定了社会思想史的大量资料也与其他领域思想交织在一起。[⑩]因而，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和其他专科思想史之间尽管可能因立场、视角不同而“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最终结果总是不能太过偏离了“岭”与“峰”。同一则文献材料，尽管在政治学的语境中为政治思想的主题服务，在社会学的语境中凸显出社会思想的终极关怀，但是不论作为社会思想还是政治思想，它反映的观念、事实却是既定的存在，不会因观照的学科立场不同而自由“变脸”。资料共享的客观前提，也使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及其他专科思想史之间难免边界不清、内容重叠，无法有效确立其社会学的学术自性。

　　实际上，不独大陆学者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未能突破史学的藩篱，一直未曾中断社会思想研究的港台学者，也未能达成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理论的有效互动与有机融会。香港社会学家张德胜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研究被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垄断或支配，而社会学家的研究屈指可数。即使是社会学家的研究，大多数与传统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写法相去不远，即如台湾学者杨孝潆、杨懋春、张承汉的研究也是如此。[11]于是，中国社会思想史既不能与史学相离而形成学术自性，也未能与社会学相契而形成理论自觉，最终难免落入夹缝求生存的窘境。

　　第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还未切实形成。

　　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边界不清、差别不明，由此未能形成独特的学术自性，其根源除了彼此资料共享之外，还在于方法或写法趋同而导致的社会思想暧昧不明。方法或写法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式，而研究范式又规制着学术自性的形成，故而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术自性未能生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呈现社会思想的方法或写法的制约。

　　虽然学者们一直比较注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但迄今还未寻找到呈现社会思想的恰切方法和写法。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成果在编纂体例上基本沿袭了中国史学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主要采用人物、学派、著作、专题（问题）等研究方式。[12]不过，人物、著作、学派或专题等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处理资料文献的方式和方法，直接的适用对象是材料而不是材料所承载的“思想”，并且这些方式、方法并非中国社会思想史独有，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研究中已成一定之规。[13]实际上，中国社会思想史除了将这些梳理归纳资料的方法全盘移植过来之外，也自觉不自觉地接纳践行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呈现思想的方法或写法。

　　1916年谢无量出版《中国哲学史》，其自叙编撰体例：“凡哲人巨子树风声于当时、标新义于后来者，皆掇其学说之要，用今世哲学分类之法述之，以其条纪贯串，便易观省也。”[14] “用今世哲学分类之法述之”是其写法的关键，即以西方哲学的分类框架嵌套中国传统的资料文献，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格式转述本土的思想学说。这一方法后来被胡适、冯友兰传承光大。蔡元培曾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作者根据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15]冯友兰也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6]由此可见，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经典手法是依据西方哲学标本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中寻绎辨认与之相似、类似甚至神似的内容，精心挑选抉择出来予以确证认定。因而，葛兆光特别提醒，“选出”、“抽出”的说法背后其实大有讲究在焉。[17]

　　中国社会思想史在如何呈现社会思想上承续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选出”、“抽出”的方式，首先以社会学理论的一些关键论题和概念配合古为今用的内在诉求，在资料文献中寻绎辨认、按图索骥，然后将那些相似、类似甚至神似的内容统归于这些概念术语之下。庞绍堂认为，社会思想史就是以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去反观、关照、探找在社会学产生之前的，与之相似、相近、相关、相连的思想，所以名之以社会思想。[18]“反观、关照、探找”本质上与“选出”、“抽出”异曲同工，这些说法似乎表明社会思想是一种客观实际的、自古已然的存在，隐含在各种资料文献的洪流中，恭候我们探寻发现。完成了探找、选出这一步，然后一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运用传统经史之学的注疏解读方法，将选出的资料文献或进行文字字面意义的分析说明，或进行文字隐含意义的引申发挥。在将古代汉语转换为现代汉语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会有意识地使用一些社会学的语汇，尽量向资料归类所依据的那些社会学术语的含义靠拢，力图最大可能地体现社会学的意味。从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郭真、程伯群，直至现今港台、大陆学者，包括笔者的一些习作，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研究和写法模式。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虽然强调史论结合，但在实践中仍是以“史”为主，集中在史料的解读申述，而“论”的成分还相当淡薄。探找抽出、寻绎辨认只是解读传统思想学说中某种疑似与社会学有关联的内容，不免裁剪资料、断章取义，并未从话语方式、逻辑结构、终极关怀等方面整合二者的内容，社会思想与社会学之间未能形成有效互动，更谈不上双向建构。而归纳总结资料时的注疏解读只是以现代汉语转述翻译了古典文献的意思，尽管注疏解读典籍资料意涵的同时在因袭之中蕴育着创新，也包含着融旧以铸新的引申发挥，但是由于有预设的社会学概念的规制，这种创新发挥也就不免流于牵强比附。即使在转述翻译时使用了个别社会学术语，也不过是简单的皮相拼接，甚至只是将古典资料与社会学概念强行搭配。而且寻绎辨认所依据的术语概念是从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理路，由这些主题归纳总结而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只是一些各自独立的知识要点。再者寻绎辨认的解读研究方式难免造成误读，甚至出现斯金纳所言的“时代误置”[19]，似乎中国古代思想家已经具有了成熟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念，这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

　　社会思想的真实特质为何，到底何以与社会学产生关联，二者之间是何种真实的逻辑关系，探找抽出、寻绎辨认的研究方式是无法表征出来的。而解读注疏大多只是进行了文字意义的平行转化，既不能提升为一种理论认识，也未能在解读中贯彻一种理论框架。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关怀都相对欠缺，对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研究方法或写法的承续因袭，最终限制了其学术自性的有效生成。

　　三

　　由于中国社会思想史寻绎辨认、注疏解读的方法或写法，未能有效呈现出社会思想的独特自性，也未能有效提升其在社会学中的学科合法性，所以中国社会思想史边陲化的现实困境在根源上乃是一种学理困境。学理困境既影响了当前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同接纳，也限制了这一知识类型的推广普及。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实践作为知识的输出阶段，必须要以科学的规划研究和理论认识为前提，即只有突破了学理困境，才能摆脱现实困境。
　　
　　第一，通过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确立呈现中国社会思想的恰切写法。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边缘化导源于学科合法性的暗昧，而其学科合法性的暗昧来源于学术自性的缺略，其学术自性的缺略则根源于方法或写法的效度不够。这种因果关系预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取得突破的方向，即改善其边缘化困境的关键，是确立一种呈现社会思想的恰切方法或写法。有学者已注意到这一关键性问题，因此近来出现了一些关于方法或写法的思考和看法。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写法并非是指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伏笔照应等行文策略，而是指类似于理论范式或解释框架的研究策略。因此，与原来的方法或写法相较，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写法创新主要包括分析视角、书写策略、理论关怀等的创造性转换。

　　目前，社会学还处在“前范式”阶段，没有形成统一范式[20]。这一状况虽然使社会学的身份颇显暧昧，但也意味着社会学具有广阔自由的多维发展空间，也表明并非实证主义、经验观察、统计数据才符合社会学的规范，理解和诠释等人文主义方法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因而，中国社会思想史也就具有多元范式选择的自由空间。例如，理解和诠释是揭示意义、呈现观念的恰切方法，可以成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有益工具。运用诠释学方法呈现观念、揭示意义，欧美学界在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已经成绩斐然。尽管中国社会思想史借鉴哲学史、思想史的写法影响了学术自性的生成，但这并不表示因噎废食，凡是史学使用的方法我们一概弃而不论。况且理解与诠释本就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范式。

　　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适性、通则性，当然某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并不一定完全适合另一学科，但引进一方针对自身的主题和目标对其进行适当调整，可能会有柳暗花明的意外效果。实际上，哲学史、思想史也在不断超越自身，积极引进社会科学前沿理论，不少史学新理论和新方法，就得益于学习借鉴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应改变以往寻绎辨认、注疏解读的格式套路，运用社会学中那些发掘思想观念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在研究中融入社会学的理念，造就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并加强与相邻学科的交流互动，借鉴这些学科的前沿方法，形成多维综合的研究格局，在浩瀚如烟的传统资料文献中生产出一种可名之为社会思想的独特内容。
　　
　　第二，通过恰切写法凸显理论关怀，生成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自性。　

　　李培林指出，随着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跨学科研究的不断发展，学科划分更多是根据学科的观察视角、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而不是完全根据研究的对象。[21]这种观点表明，分析视角、理论关怀和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的核心要素。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术自性的有效生成，关键是确立一种呈现社会思想的恰切方法，除了恰切的得力工具——方法或写法之外，还有社会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逻辑结构、话语系统和终极关怀等一整套理论内容予以保障。

　　话语系统是一个学科或领域的外化表征，因此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要有意识地应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术语，以形成社会学的话语系统。概念和术语标明了专业的立场，也预示着专业的思维。这一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已经有了持久的实践，不过应当尽力避免“时代误置”等错讹，其间的分寸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予以具体把握。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还要具有社会学的视野才能生成学术自性。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我们超越就事论事的局限，而应在更为广阔的环境中寻求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关联，因而宏观的、综合的建构立场也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不同学科视角的传统思想研究，已经就各自对应的类似思想要素进行了持久的发掘，仅就这些思想要素发发掘来看，深入专精而不及其余，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不必纠缠于某一思想片段，除了发掘思想要素，更要以综合的立场、宏观的视野，探寻各思想要素的内在关联及终极指向，发现树木之后的森林。
　　
　　如果说社会学的学术自性就在于其理论关怀，那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也就是其理论关怀。其理论关怀是由恰切的研究方法赋予并塑造的，理论不仅是对众多知识点、经验事实的抽象概括，更重要的是能够作为推论工具，解答未知的问题。贯彻综合的立场、宏观的视野，辅之以社会学的话语系统和思维逻辑，就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具有了一种社会学的理论关怀。

　　第三，通过学术自性凸显社会学品格，确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合法性。

　　目前已经出版的几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成果，尽管具有系统、全面的特点，但大多未能体现出必要的理论深度。因为它必须符合教学规律，与本科学生的接受能力保持平衡，所以这些成果比较注重提供知识要点，而不太关心是否呈现一种理论特质。理论性是社会学的重要特点，当前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未能培育必要的理论自觉，也未能达成切实的理论关怀，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术自性的生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社会学品格。

　　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者来说，当务之急是立足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形成一种理论自觉，达成一种理论关怀，生成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自性，切实提升其社会学品格。一方面，可以使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的理论性特点形成同一性；另一方面，可以将纳入中国社会思想史视野的各种知识要素整合在一个结构清晰的框架体系中，形成条理贯串、逻辑贯通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型塑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自性，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更具社会学的品格和意味，最终与社会学理论取得同构。
　　
　　能否改善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边陲地位，最终取决于其能否确立一种学术自性，与社会学理论形成同构，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自性及其社会学品格，是其学科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恰切的方法、理论关怀与社会学理论形成同一性，最终确立中国社会思想是的社会学品格，由此获得恰当的学科合法性。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必是理论与资料的强行拼接，理论作为不在场的指挥，作为发现思想要素因果关联的诠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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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CSH001。

　　[①]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田毅鹏、陈宁：《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三十年》，《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6期。

　　[③] 桂胜：《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几点认识》，见陆学艺、王处辉主编：《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④] 如《中国社会思想研究趋向》（1999年4期）、《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2000年1期）、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推出的《2002：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之十：“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进展”（2003年2期）、《中国小康社会观论略》（2004年2期）。

　　[⑤] 晁福林：《试论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见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⑥] 黄忠晶：《关于社会思想史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⑦] 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页。

　　[⑧] 谢阳举：《论中国思想史的学科自觉》，见张岂之、谢阳举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⑨]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⑩] 庞绍堂：《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浅见》，见陆学艺、王处辉主编：《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11] 张德胜：《试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一个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纲领》，见陆学艺、王处辉主编：《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12] 桂胜：《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几点认识》，见陆学艺、王处辉主编：《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13] 虽然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并不能够划等号，但是在中国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学者们却未能有效体现出二者的分野区别，“中国哲学史”名下实际叙述的是思想的历史，而“中国思想史”又写成了“大号哲学史”，因而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之间的区分混沌不清，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14]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台湾中华书局，1976年，第3页。

　　[15] 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页。

　　[17]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18] 庞绍堂：《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浅见》，见陆学艺、王处辉主编：《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19] 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见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20]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载《社会学研究》，2010（2）。

　　[21] 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责任编辑：李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