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涂尔干对集体欢腾及社会神圣性的关注包含重建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秩序的道德社会学思考,也体现出为社会学确立独立性与合法性的努力。通过考察吉尔兹、康纳顿、贝拉、巴赫金等学者就集体欢腾及社会神圣性议题与涂尔干之间的显在及潜在对话,可以发现:现代社会需要集体欢腾及社会神圣性这一体验及认识社会生活的维度,社会事实属性与价值规范属性的张力、表征维度对本体维度的超越、权力维度对社会维度的渗透、主体体验及实践逻辑的复杂性等问题,构成当代学者拓展、反思与超越涂尔干的集体欢腾及社会神圣性理论遗产的切入点,体现出学者对人类社会变迁、当代社会科学及文化社会学发展的时代回应。

　　关键词:涂尔干/集体欢腾/社会神圣性/权力/社会记忆

　　作者简介:王树生,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一、研究问题:集体欢腾理论的当下意义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1999)中,涂尔干认为,在现代社会,史诗、英雄与宗教的影响虽已减弱,但人类对神圣性的体验仍将继续存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试图从澳洲原始部落中发现宗教的理想型,包含对大革命后法国社会宗教式微、道德松弛等现象进行诊断的努力,而选取原始宗教作为考察对象出于独特的方法论考量:原始社会的差异与变化保持在最低限度,次要因素还未遮蔽宗教的主要因素;原始宗教具有方便解释的优点,在原始社会中,宗教事实明显带有宗教起源的标志(涂尔干,1999:6-8)。涂尔干声称,澳洲原始宗教比别的宗教更有助于理解人的宗教本性,更便于展示人性的本质的、永恒的方面(涂尔干,1999:1)。

　　研究者已捕捉到涂尔干宗教研究的双重意涵。汲喆指出,涂尔干一方面关注历史上存在的具体宗教,考察宗教的道德权威及动员力量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将宗教看作表达社会神圣性的道德生活形式的代表,宗教是表达这种神圣性的方式之一(汲喆,2011:120-121)。陈颀认为,涂尔干对初民社会宗教的关注靶向现代性与人性,集体欢腾不仅指涉其宗教理论的主题,更是其社会理论的一个面向,这一场景不仅见于初民社会,在现代社会也存在(陈颀,2011:53)。

　　对涂尔干而言,原始宗教中的集体欢腾现象作为社会神圣性的呈现及再生产媒介为考察一般人类社会提供了切入点。集体欢腾及社会神圣性的议题在当代社会学中得到广泛响应。亚历山大指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出版后,由于各种原因,涂尔干未能对早期社会的宗教与晚期更趋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连续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证明(亚历山大,2011:6)。特定的方法论预设使涂尔干将关注焦点放在现代社会宗教与原始社会宗教在本质上趋同这一理论前提的验证与演绎上,而对当代社会学家而言,当焦距由初民社会拉至现代社会时,全新的历史/社会情境及社会结构变迁都使涂尔干的普遍主义理论雄心面临挑战。与涂尔干对社会团结的强调相比,当代学者在涉及集体欢腾与神圣性议题时,在权力、不平等与冲突等问题上倾注了相当大的研究精力(史密斯,2008:12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作为道德社会学与社会学主义纲领的研究例证,与当代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也是学者的反思重点。作为涂尔干晚年撰写的经典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集体欢腾与社会神圣性理论促生了一系列显在及潜在的对话,为理解古典社会学在当代社会学中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维度。

　　二、集体欢腾:返回涂尔干的理论遗产

　　(一)集体欢腾:从社会神圣性到象征性实践

　　在《社会分工论》(涂尔干,2000)、《自杀论》(迪尔凯姆,2003)等早期著作中,涂尔干倾向于强调社会作为给定性事实对个体的约束属性,而他在逻辑上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何以具有神圣性和优先性从而吸引疏离于社会的个体参与到社会中?现代社会如何化解自我证成的困境(陈涛,2012;孙帅,2008)?集体欢腾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样描写澳洲瓦加拉人的火庆仪典:“从傍晚时分开始,各种队列、舞蹈、歌唱都在火把照耀下进行,普遍的欢腾接续高涨。在一个指定的时刻,有12个人每人拿起一把熊熊燃烧的火把,其中一个就像拿刺刀那样拿着火把,他们冲入一群土著,而对方则用棍棒和标枪相互抵挡攻击。随后就是一场全面的混战。人们到处蹿蹦跳跃,不停地发出野蛮的尖叫……”(涂尔干,1999:288)。澳洲土著要定期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仪式,完成世俗与神圣两种不同生活周期的转换,涂尔干指出,宗教的观念正是诞生于这种欢腾的社会环境,诞生于欢腾本身(涂尔干,1999:288-289)。集体欢腾帮助原始人从世俗世界的个人状态中脱离出来,在集体欢腾状态下完成对神圣世界的感受。神圣世界究竟是什么?是宗教力、道德力,宗教强化了社会成员个体对社会的归附,这种力在社会成员之外支配他们又同时为其提供支持,人们服从社会指令,不仅因为社会强大得足以战胜反抗,首先是因为社会是受到尊崇的对象(涂尔干,1999)。

　　对涂尔干而言,基于认同与敬畏的情感效应只是集体欢腾的一个方面,外在的表征方式构成集体欢腾的另一个维度。在群体成员中激起的情感已被投射到意识的外部并被对象化,集体欢腾借助命名的方式与特定物质形式所代表的符号、仪式与象征体系联系起来(涂尔干,1999:300)。涂尔干指出,物质媒介不仅被用于显现与之相关的精神状态,还有助于创造这种精神状态,行动的同质性使群体形成了群体意识,如果没有符号,社会情感就不能稳定地存在(涂尔干,1999:302)。仪式对道德生活的良性运行是必需的,只有通过仪式,群体才能巩固与维持下去(涂尔干,1999:502)。

　　吉登斯认为,与早期相比,涂尔干在后期著作中由强调社会现象的制约性特征转向进一步强调象征在使人积极地怀有理想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吉登斯,2007:122)。吉登斯的判断需要澄清。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社会结构不再是涂尔干关注的核心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对个体行为、个体意识的约束作用在减弱,集体欢腾场景为涂尔干分析社会在个体身上发挥作用的机制提供了重要中介,集体欢腾的议题也折射出个体借助仪式、象征性实践参与社会结构及集体意识再生产的重要性的强调,包含着他在晚年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