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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理路:国家视角的再出发
2014年06月15日 20:03 来源:《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包头)2013年5期第5~12页 作者:苏振华 陈帆 字号

内容摘要:现代社会运动本质上是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或影响一定社会变迁的一种集体行动。因而国家视角对于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意义重大,故以国家视角对社会运动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来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并给出对国家视角兴起、衰落和回归历程的可能解释。在此基础上,社会运动研究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将不言自明。

关键词:社会运动理论;国家视角;国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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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家视角的新发展与抗议政治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等因素加速了国家触角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深入,国家对于社会运动的深刻影响日益显现。社会运动的国家视角在此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麦克亚当、泰罗和蒂利在《斗争的动力》一书中构建了抗议政治框架。社会运动若以诉求对象为标准,可划分为针对社会的社会运动与针对国家的社会运动,在抗议政治学中,针对国家的社会运动被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对国家视角是一次极为有力的推动。抗议政治是指“在提出要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要求对象间间或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其中“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抑或要求的赞成方”,“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参与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这一理论引入时间维度来观察社会运动在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强调抗议的政治性,从社会机制出发以寻求一些相对固定的解释机制为核心目标[29]。他们认为抗议性政治行为是一个普遍性现象,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抗争被认为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同形式的集体抗议皆有相似的机制,应将革命和社会运动等集体行动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固他们主张打破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之间的界线,认为社会运动与制度化政治也遵循类似的机制与过程。这一试图对所有社会运动进行统一解释的努力所遭遇的批评是:过分追求从社会运动中剥离出固定的机制,难以克服社会科学的“多对一难题(many-to-one problem)”②;有些研究“逐渐职业化、专业化、抽象化并脱离了政治”,“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逐渐脱离了他们的研究客体”[9](P12)。

  此外,还有学者试图建立以国家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其中华人学者赵鼎新的研究不容忽视。在赵鼎新这里,国家视角被最重要的强调,他认为最终须以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来解释社会运动。他将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概括为变迁、结构和话语。变迁是指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结构包括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国家的性质、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两个部分;话语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话语、口号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1](P23)。显然,对这三个宏观因素的观察并非赵的首创,但明确地确立国家视角的分析框架,并将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却是他对社会运动研究的一个卓越贡献。他的研究还形成了如下许多洞见: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在国家主导下的变化,大多数新型社会结构背后都有国家的烙印,大多数社会运动可以看作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所做出的努力[1](P49);国家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动员结构方面“威权国家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往往以空间结构为基础”,“有独立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国家则更依赖组织和积极分子网络”[1](P254);一国如何应对社会运动以及社会运动能对政权造成怎样的影响,一个重要变量在于“国家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又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以及两者的关系”[1](P50),等等。赵鼎新还指出社会运动领域的许多实证研究都具有极大的难度,有些结论通过大量的阅读和长期的观察推理可以得出,但相关的实证验证却相对滞后。

  不过,国家视角下的实证研究也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曼恩(Mann)研究了国家的结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对于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作用机理。他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研究[30],揭示了国家的结构性行为对于工人阶级形成及其发展的影响。曼恩认为西方的工人阶级特征并不如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来源于跨民族的认同,而是形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一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特点是由国家对待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方式决定的,其中一国政府对待工人运动的不同方式更具决定性,相对于工人国家是塑造工人运动更主动的因素。而国家应对工人运动的方式是由一国的“政治结晶”状态(本质上为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在国家视角之下晚近的一些研究有着更为细致和灵活的观察。在戈德斯通(Goldstone)主持的一项研究中,着重探讨了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许多对社会运动的新理解。其一,戈德斯通打破了“社会运动是制度外行动”的传统认知,认为社会运动跨越了由国家与政党为主角的制度化政治和由非权威力量主导的非制度化政治,应将社会运动研究置于一个与现实政治更为贴近的背景之中。简单地说,“同一个人常常既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又是政治候选人”,“政党和社会运动在政治活动中已经成为交叠的、相互依赖的因素”[31](PXVIII-XIX)。其二,他们关注国家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去塑造社会运动:如勒德斯(Luders)对美国南方种族斗争的研究中所述,国家可能不必直接回应某一社会运动,可以“通过调节逆向社会动员活动”,“采取多种方法间接地影响社会运动”[31](P3);还可如戴维(David)在研究新左翼反谍活动时所揭示的,国家可以设置专门的机构(联邦调查局)、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全力回应他们关注的社会运动,并且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工作方式对于反对新左翼活动的成效有显著影响[31](P22~53)。其三,他们开创性地关注了社会运动对于国家的塑造作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多见:海迪(Heidi)对于美国城市中基督教活动的研究表明,教会凭借其组织和文化优势能对国家议事日程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过程取决于议题本身、教会社区背后的选民资本、组织力量,以及政府权力结构、政党力量和他们对议题的判断等[31](P54~83)因素;罗阿(Roa)对墨西哥民主转型的研究显示,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及其控制的政府、独立的社会运动组织和主要的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人民社会主义党)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社会运动组织并非完全被动地被镇压和塑造,而是极具活力。一方面,它们在重叠目标的推动下与反对党合作,获取组织力量等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它们与反对党的联手逼迫革命制度党以资源与合法身份为诱饵,试图瓦解它们的合作关系。社会运动组织在其中可谓左右逢源,它们不仅影响了反对党的政治主张,还使得执政党不得不逐渐开放政治通道[31](P48~120)。国家力量对社会运动的最终走向有何影响,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针对巴西医疗改革运动,维兰德(Weyland)针对制度化力量对医疗改革运动之策略与成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官官相护网络”(clientlism networks)压制了医疗改革运动,运动领袖在国家内部寻求较高的职位以推动改革,但仍然面临制度性障碍、官僚政治弊端和来自“官官相护网络”的坚决反对,最终在“国家中心战略”之下,医疗改革运动失败[32](P1699~1712)。在这个研究中,国家力量在主要体现为政府内部固化的利益团体、官僚体制和其他政府程序和制度。据此,得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认同的结论:当国家力量站在社会运动诉求的对立面时,强大的国家力量使得社会运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类似的众多国家视角下社会运动个案研究,大致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重要的社会变迁催生具体的社会矛盾,激起相应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的诉求往往指向国家,此时国家的性质、制度化能力、合法性基础、应对策略和技术等会对社会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总的来说,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内国家视角至今已得到长足的发展,为越来越多学者所认同和应用,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然的:现有研究仍受到政治机会结构分析的影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部分研究因致力于追求固定的若干机制来解释社会运动,而导致了研究脱离国家与社会背景,缺乏时间维度。但可期待的是,社会运动研究有望在蒂利、泰罗、赵鼎新、戈德斯通等人的基础上,立足国家视角构建出更为完善更贴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以加深对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影响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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