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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理路:国家视角的再出发
2014年06月15日 20:03 来源:《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包头)2013年5期第5~12页 作者:苏振华 陈帆 字号

内容摘要:现代社会运动本质上是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或影响一定社会变迁的一种集体行动。因而国家视角对于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意义重大,故以国家视角对社会运动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来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并给出对国家视角兴起、衰落和回归历程的可能解释。在此基础上,社会运动研究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将不言自明。

关键词:社会运动理论;国家视角;国家转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苏振华,陈帆,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苏振华(1972- ),男,湖北公安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制度转型、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研究。

  【内容提要】现代社会运动本质上是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或影响一定社会变迁的一种集体行动。因而国家视角对于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意义重大,故以国家视角对社会运动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来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并给出对国家视角兴起、衰落和回归历程的可能解释。在此基础上,社会运动研究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将不言自明。

  【关 键 词】社会运动理论;国家视角;国家转型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3)05-0005-08

  按照赵鼎新的定义,社会运动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高度组织化、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体制外政治行为”[1](P2)。在中国随着各种群体性事件增多,学术界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关注开始上升,各种社会运动理论陆续被引介到国内,这一领域有渐成显学之势。这与西方社会是类似的,正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浪潮带来了现代社会运动理论的蓬勃兴起。社会运动理论并不是一个严整的逻辑体系,而是各种解释机制的融合,其主要目的是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与发展规律。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大致经历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分析、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抗议政治学等四个阶段,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形成机制。

  对繁杂的社会运动理论的整体性把握,需找到各种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需要建立各种解读视角。近代以来,社会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对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因而立足于国家视角来理解社会运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各种主流的社会运动理论中,国家视角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显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运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而非“国家”;其次,本文认为,国家视角在社会运动理论中其实是隐而不彰的。本文所说的“国家视角”,指的是把国家作为社会运动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国家视角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逻辑,以期为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提供一个路径。

  一、国家视角的没落与第一代社会心理学分析

  在20世纪60年代前,国家视角在社会革命研究中颇为盛行。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社会运动领域运用国家视角的典范,也是社会运动研究最早的著作。托克维尔以法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主要是贵族阶层传统功能的弱化和路易十四中央集权的强化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机理。根据他的分析,法国的中央集权改造,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法国贵族变成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功能的寄生阶层,失去了对平民的凝聚力;平民则日益原子化并在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下日益政治化,民众遂将革命的矛头直指中央集权的路易十四政权[2]。在这里,托克维尔事实上是以国家的结构、性质以及国家特有的行为方式来解释革命何以发生。托克维尔对社会政治结构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分析,成为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视角的源头。

  但托克维尔的国家视角传统并没有被连续性地继承。大致在二战后,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中心范式和行为主义革命兴起,对社会运动的微观解释成为主流,国家理论与国家视角归于沉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大量中产阶级参与了社会运动,这引起了对参与者动机和行为的研究①,从而开启了现代社会运动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运动的心理学分析应追溯到勒庞(Le Bon)的心智归一法则[3]。而后布鲁默(Blumer)将社会学因素引入,建立了社会心理学模型“循环反应理论”[4]。格尔(Gurr)、斯梅尔塞(Smelser)等人提出的“相对剥夺”概念[5]与“挫折—反应机制”、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6]、柯林恩(Crane)的期望增长分析[7]以及詹姆斯(James)的“倒J形曲线”[8]等理论和模型,均以行为者心理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站在今天可以发现,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一样,这样的解释视角局限性是明显的,即仅仅以人的行为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同义反复,而背离了政治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基本认知——国家与社会结构对社会运动有着决定性影响。再者,在抗议的心理学中,行为者被假定为是理性的反应者、而不是经验的具体的人,这样的假定排除了教育、宗教、文化等现实中对个体行为影响深远的因素对社会运动兴起的作用。虽然以经验来批判形式理论并不太有效,但简单的经验观察就足以看出以心理机制无法解释纷繁的社会运动:它解释不了“同样具有相对剥夺感的群体,为什么有些人选择走上街头而有些人在电视前观看”之类的情形[9](P5)。

  二、国家视角的复苏与第二代资源动员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概念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科学中重新复活,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以佩杰(Paige)为代表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起。这是指用马克思理论研究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学说,这一视角下,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不同的生产关系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社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1975年,佩杰对一些中小国家农业革命的分析发现,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之间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关系,造成了各种社会矛盾并塑造双方对矛盾的不同态度,这促使了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10]。

  不久后,斯考契波(Skocpol)的社会革命理论促发了国家中心视角的强势回归。她在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对比分析中提出“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即国家不完全是阶级统治工具,也不完全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它有独立的利益、独立的结构和性质以及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并强调革命仅仅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意识形态和革命领袖在革命中作用不大[11]。斯考契波的理论因此被认为具有“极端结构主义”的倾向、存在方法论缺陷。但她指出了将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正是对她的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才使国家中心理论、尤其是社会革命理论得以复苏和发展。其中,古德文(Goodwin)和斯考契波提出了“关于国家性质与革命可能性的一般理论”[12],从国家的官僚化程度、对不同政治势力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三个维度来判断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当三个维度都很高时,最不可能发生革命;反之,最可能发生革命”[1](P124)。尽管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精英的作用,但它抓住了国家视角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核心——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同时期,社会运动研究也开始关注结构性因素并且强调社会运动的政治性,尽管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结构仍局限于社会运动内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与动员结构,但国家视角仍在今天大行其道的资源动员理论中得到了复苏和发展。资源动员理论始于对传统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路径等的批判。在传统理论中,社会运动是病态行为,其价值很少得到肯定。资源动员理论家不同意这一看法,以蒂利(Tilly)的政体模型为代表,指出社会运动是政体外成员因缺乏政体内成员常规与低成本的影响渠道而采取的政治性而非病理性行为[13]。同时,他们还批判一些传统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对组织和动员力量的忽视,强调它们对于社会运动极具意义。随后,麦卡锡(McCarthy)与左尔德(Zald)对美国社会运动发展趋势的研究发现,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为社会运动的发生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其一,人们手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了;其二,社会上能被社会运动组织利用的钱财资源增多了[14]。而后,蒂利等人的研究推进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

  但资源动员理论遭到了麦克亚当(McAdam)的系统性批判,他认为:资源动员理论最多只能解释小规模、低目标的改良型社会运动;过分强调了外来资源的关键作用,忽视了运动内部的力量;夸大了公司、政府精英对于社会运动的正面意义[15]。其方法论缺陷则在于,从社会变迁开始一步到位直接预测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夸大了运动参与者的理性选择和组织与资源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1](P189)。由微观理性出发,经过中观动员结构直接得出对宏观社会运动的分析,这些缺陷正是忽视国家、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结构性因素的结果。在第三代政治过程理论中,对结构性因素的关注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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