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是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世界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软实力。在这其中，符号资源的大力挖掘是一项重要举措。国家牢牢把握话语主导权以实现有益符号之意义的充分展现，有助于激发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领土的想象，进而增强其国家认同感。

　　【关 键 词】符号/认同/国家认同/话语EE394UU8517647  　

　　【英文标题】Symbol, Discourse and National Identity

　　【作者简介】吴玉军，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C919: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2－0075－03

　　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无法使国民确立起对自己的牢固想象，并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国家就没有稳固的心理基础，就会为各种地方性势力和宗派势力的形成创造条件，最终沦至解体的可能。白鲁恂认为，向现代转型的国家里一共存在六种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政府权力渗透的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以及分配危机。第一位并且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国家认同危机。“在大多数新的国家里，从部落到种姓、再到种族或语言集团等各种传统认同形式，都会与一种范围更大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相冲突……认同危机也会涉及如何解决传统遗产与现代习俗的冲突问题，并且也涉及在地方性意识与世界惯例之间的两难抉择。”[1](P127)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软实力。在这其中，如何利用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符号，以调动人们共属一体的想象显得十分重要。

　　一

　　在政治哲学层面上，“认同”具有“归属感”或“身份感”的含义。认同是一种辨识过程，其目的在于确立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归属”。在辨识过程中，个体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力图发现自己与一些人有何共同点，与他者（others）有何区别处，从而达到对“我是谁”即自己身份的一种确认。因此，认同是对于“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问题的不断诘问过程。在不断追问的过程中，自我可以确认自己的特色，确定其所属的类别。而国家认同就是在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对于个人而言，国家认同指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该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

　　尽管“归属感”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这种心理状态必定指涉一组业已存在的属性。正是建立在对这些属性所具有的连续性的辨识基础上，才有归属感的追寻和建构的可能。因此完整意义上的认同是一个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双重建构的过程。外在环境的变化必然催生认同主体的主观认识和主观感受发生某种改变；反过来，认同主体发生变化的程度和广度对于认同对象又产生深刻的影响。认同危机的出现和新的认同对象和归属感的确立，无非就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认同“不是那些已既存的事物，它跨越地域、时间、历史和文化……它并不是永久地固定在某一个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处于不断的历史、文化与权力的游戏之中”[2](P225)。也正因如此，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种既定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将历史、文化、宗教、节日、符号等进行了编码和再编码，使其进入到人们的内心体验之中，使国民体验到自己与同胞，甚至是未曾谋面的同胞具有手足之情，与民族或国家命运紧密相联。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族主义理论家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社会仪式、历史文献乃至自然景观，似乎以“共谋”的方式来加入想象、创造和记忆国家的过程，努力把国家的客观现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起来[3]。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仪式、历史文献以及自然景观作为符号系统的“能指”，一方面通过直观的方式把自己的意义呈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符号背后的“所指”的深入挖掘，进一步凸显“能指”的内涵，实现符号系统的象征意义。

　　二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符号通常可分成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在信息和意义的表达与传播过程中，这两类符号往往交织在一起发挥着表述、指代、象征、交流、传达、建构等功能。在语言学家索绪尔看来，任何语言符号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由此可见，任何一个符号都包含两个层面：外在的可感形式和内在的意义。符号总是具有意义的符号，意义也总以一定符号形式表现出来。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可感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

　　将抽象的时间具体化、神圣化，并将其与特定的事件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时间符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符号，这些符号产生于该民族独特的发展历程中，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蕴涵，凝结着这个民族特定的历史记忆，因之对其成员有着特定的含义。例如，10月1日，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时间符号，这一能指背后蕴涵着意义丰富的所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劳动人民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一符号包涵了亿万中华儿女的深切情感和历史记忆，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识。一些非政治性的时间符号，例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也由于承载的文化内容而周而复始、潜移默化地强化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这些特定的时间符号对个体起到“定义”作用，“赋予裂变、碎片的个体以深度，使其避免成为赤裸的现代人”[4]。

　　把空洞的空间与特定的事物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具体的空间符号。雄伟的长城、威严的天安门、气势恢宏的故宫，这些著名的建筑和历史遗迹构成了独具中华特色的空间符号。这些空间符号承载着中华儿女对国家的感知，激发起人们共属一体的联想。因此这些建筑不单单是一些可感知的物质符号，它们的背后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凝结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参观、体悟这些空间符号，有助于强化人们的历史连续感，生发共同生活的强烈愿望，进而促进国家认同感的形成。

　　各种历史记忆符号，记载了一个民族经历的光荣和梦想、不幸和灾难，将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该民族人民集体意识的基础，保存和传承了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各种地理空间符号激发起国民对自己国家领土的想象，唤起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对国家统一的强调。这些独具特色的时间符号和空间符号，将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表征出来，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进而强化自我的身份感。也正因如此，各种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展现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现代国家自然而然地把它们当作教育和培养公民效忠国家、献身民族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认同感的建构就是一个创造符号、解释符号、革新符号、运用符号和使符号“物化”的过程。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有关分类、知识和控制的权力、机构、设施和手段，并把它用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创造。

　　三

　　国家认同的建构是在特定的话语中进行的，“国家身份是以特定的叙事手段制造出来的”[5](P4)。在这其中，话语发挥着重要作用。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又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话语的作用超过了言语和语言。话语是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在福柯看来，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没有纯粹的、不计功利的话语，存在的只是权力制约下的话语。在一定条件下，话语本身可以转化为权力。话语通过排除程序将某些东西列入“禁律”的范围。通过这种过滤机制，对话语加以净化，从而使那些不符合通行规则的话语无法获得表达的机会。不仅如此，话语还从内部受到“评论”、学科规范等权力表征的约束。对于一个话语主体而言，他必须具有某种身份，受过某种专业训练，具有某种素质，能够在对话和评论中使用某种形式的陈述。作为一个更大的话语群体的学科规范，则规定了真理的方法、命题的论述形式以及研究对象等。它规定了什么可以被说，什么样的说法被视为真实的。如此一来，只有符合这一话语群体规范的东西才被认为是合法的。任何一个话语主体如果想在特定的话语群体当中存在，就必须接受这种话语的言说方式，假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则被排除于话语系统之外。这样，话语作为每一种制度的规范性媒介，它规定了什么样的言语者才拥有权威，权威性的话语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才可以言说等等。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究竟哪些空间符号和时间符号可以进入言说的范围，究竟采用哪种方式，从哪个角度对其加以言说，所有这些都是话语掌控者选择的结果。这一点在历史教科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众所周知，在国家认同教育中，历史课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历史指过去发生或经历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历史课的重要职责就是真实地陈述过去已发生的事实。但从认识的角度看，历史不会主动地呈现自身，历史事实必须借助语言来呈现，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历史世界的界限。因而历史最终是以话语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的。在国民教育中，现代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对历史事实进行特定的选择和编排，以确定哪些历史事实可以进入教科书，这些历史事实应当如何叙述。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强调不同族裔和平共处、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占主导地位，而那些鼓吹民族分裂的人物要么不进入教科书之中，要么纳入教科书后被列为批判的对象。由此不难理解在我们的历史学习和讲解中，戚继光、林则徐、左宗棠等一个又一个的鲜活人物（符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抗击倭寇、虎门销烟、收复新疆等事件（符号）被以各种方式呈现来，并不断强化着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正是由于符号、话语、国家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国家必须主导或垄断教育，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将有益的符号资源呈现出来，并以特定的方式将符号背后的丰富意蕴挖掘出来，不断强化国民的集体记忆，激发其共属一体的想象，最终增进国民的国家认同感。

　　【参考文献】

　　[1]白鲁恂．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Jonathan Rutherford(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M]. Lawrence & Wishart, 1990.

　　[3]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舒开智．传统节日、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J].天府新论，2008,(2).

　　[5]S. Hall, D. Held, and T. McGrew(ed),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M]. Polity Press, 1992.^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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