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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梳理有关乡土文化传承的研究现状基础上，指出传统的传承方式的弊端。在生态视角下，运用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通过亲身经历的农村社会工作个案研究，阐释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行性和优势所在。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rawbacks of the tradition practice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studies on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using ethnographic fieldwork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rural social work case studies to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s of using integrated social work methods to promote the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关 键 词】乡土文化/整合社会工作/生态视角rural culture;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ecological perspective
【英文标题】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on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A Case Study on a Project about a Village in Guangzhou Conghua
【作者简介】林淼，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林淼，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2)04-0035-05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2.04.007
近年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不断向农村地区挺进，越来越多的农村经历着变革和改造。万顷良田变成高楼大厦，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工人，而更可怕的是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农村扶贫项目的发展，帮助贫穷落后的乡村摆脱发展困境。实践证明，扶贫项目重经济而轻文化，往往只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重视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关怀。更有甚者，“文化扶贫”即是将所谓城市的先进文明引入到乡村社区，用城市“先进、科学、繁荣”的文化代替乡村“落后、愚昧、贫穷”的文化，完全否定乡村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费孝通(2007)在乡土文化研究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展示了乡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人‘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
现代化在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与意识的强大冲击。资讯流动促进了社会变迁，而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更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原本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乡土文化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现代价值理念的冲击下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消逝在城市化的狂浪中。由于乡村文化价值无法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越来越边缘化便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知识和素养的乡村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逃离乡土，加之乡村学校教育的落后和对乡土文化的忽视，造成乡土文化不仅失去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更失去了传承的载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亲身实践的另类的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工作案例来阐释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行性和优势所在，为关注乡土文化传承的研究学者和实务行动者提供借鉴。
一、共识与困境：乡土文化传承的综述
费孝通(1998)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用“乡土性”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特征，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泥土息息相关，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在讲究礼俗的社会里，规范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则、规范，而是人情、习俗；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着地域上的限制，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学者于建嵘(2001)认为乡土具有文化意义，强调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
不同学者对乡土文化的界定是不一样的。朱方长、李红琼(2005)从乡土文化产生的基础与主体的角度分析，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生发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的农民文化传统，由方言、风俗、观念、信仰、宗教、社会组织等“文化因子”通过世世代代的相传和积淀逐步形成，农耕文化是乡土文化的本质。廖亚辉(2005)从乡土文化的内容及特点出发，认为乡土文化是在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礼”的重要性，在内容上以等级制度和家族家法制度为主。乡土文化保守而封闭，是一种融礼治文化、家族文化与安土重迁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黄文彩(2009)在乡土文化的呈现方式上有所突破，认为乡土文化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种形式。有形乡土文化是指乡土各种生活用具和生活设施等有形的文化载体，无形乡土文化则包括价值观、传统风俗、民间艺术等文化形式。谈朝晖(2006)从农村与城市的地域差异出发，指出乡土文化是当地人民在与客观生活劳作环境长期相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兼具中华民族的共性与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等。他将城市文明作为参照，凡是在中国范围内，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有别于城市文明的文化即是乡土文化。
在乡土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流失已经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流失的影响。有学者侧重乡土文化主体的研究，认为农民是乡土文化活动参与和传承的主群体，也是新农村建设内生本源的主体，对乡土文化的忽视会削弱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刘广宇，2007)。刘铁芳(2008)也认为乡土文化的流失将导致传承主体的文化认同困境，代表先进文明的城市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乡土文化秩序的土崩瓦解，乡村文化的边缘化直接导致了乡村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冷漠，在精神上没有文化寄托。廖亚辉(2005)从文化功能的角度出发，强调乡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作用，认为城市文明的冲击，经济观念的强化、家庭意识的淡化以及恋土情节的弱化等会影响农村的社会结构，动摇农村社会的稳定基础。黄文彩(2009)侧重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城市化与现代化加速了乡土文化的败落。由于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演变，乡村中古老的民俗风情、道德理念也濒临瓦解。一旦乡土文化得不到保护，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技艺、农耕文明将濒临灭绝。在学者中有着这样一种共识，乡土文化流失对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乃至延续发展都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乡土文化传承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关注教育与文化的关联、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学者普遍认同将家庭、学校和社区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场域，教育则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冯增俊(2001)关注教育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将教育上升为文化传承重要途径的高度，认为只有教育才能让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必须把教育作为重要的载体和途径，通过教育来发展文化，传承文化、整合文化。王军(2006)认为文化知识的传承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使个人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发展的必要手段。曹能秀与王凌(2009)梳理了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指出民族文化传承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等三种形式来完成，强调通过教育实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在三种传承方式中，黄胜(2009)着重强调了学校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因其具有目的性、组织性、计划性以及普及性、大众性、广泛性等特点。王润平(2004)注重传承方式的创新和改进，指出中国的文化传承应从自足式单一传承到参与式多样化传承，从全面泛化传承到有限强化传承，从正向传承到某种程度的反向传承，从机械传承到有机传承，从依赖性传承到建构性传承。
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国外也有学者针对乡土文化传承的问题展开研究。有学者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农民身份认同感普遍缺失的问题，强调应该重视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要让具有现代思想的农民通过乡土文化来明确自己多重的身份(汉娜·威特曼，2007)。国外的研究中，学校教育依然被认为是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埃德加·莫兰(1999)认为文化会不断被创造和再生，因此文化需要被传输、教授与学习，通过个体身上的学习、再生，从而实现文化的自我延续和发展，确保其异质性与多样性。有学者从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都不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是交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同时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去文化”现象不是教育期望的结果，学校教育应调节好地方文化与习得的主流文化的差异(威廉·F.派纳、威廉·M.雷诺兹等，2003)。还有研究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观点出发，认为地方文化要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相适应，全球化、技术化、网络化确实对地方文化带来冲击，但是地方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与其他文化和领域进行交流，促进自身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方文化不应该成为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它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演绎，也需要创造性地改变以应对外界的变化，文化的变迁将继续保留其原有的身份与价值(温迪·格里斯沃尔德，1999)。国外的研究多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对与文化传承的方式和途径的研究多集中在学校教育。
乡土文化流失的负面影响成为该领域的学者普遍的担忧，而加强乡土文化传承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更是一种共识。但是，学界对于乡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却多集中于家庭和学校教育。根据我国国情，家庭结构在乡村正在经历着演变，主要承担传承教育责任的父母一辈出于生计需外出打工，空心化的趋势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乡土文化的途径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学校在“唯分数主义”和“唯升学主义”的大旗帜下，多侧重应试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播并不注重，更别提被主流文化视为“愚昧落后”的乡土文化了。而且，在师资严重缺乏的乡村地区，文化教育的推行更加举步维艰，乡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困境。鉴于此，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家庭和学校教育模式的另类的乡村文化传承方式、摸索我国乡村文化传承保护的新模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起初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现代农业对环境的破坏为目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被其他学者所借鉴和引申。其中，费边社会主义者亚瑟(Arthur)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他创造了生态系统概念，并把有机界和无机界都置于一个复杂的唯物主义合成体之中(约翰·B.福斯特，2004)。生态系统的视角启发我们将宏观自然社会环境与社区日常生活辩证地统一起来思考，面对生态环境中人的问题，静态单向度的结构功能分析忽视了主体与环境的有机联系，强调应该借助生态中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困扰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态根源，逐步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以便系统整合地回应贫困及不可持续发展等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张和清，2001)。
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将乡土文化流失与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割裂开来，把乡土社区文化流失当做社区本身的问题，因此难以回应乡土文化的流逝和没落。相信乡土文化有其珍贵的价值，更相信文化流失不只是社区的问题，不只是社区个人的问题。本文将以亲身经历的文化保护实践为基础，探讨生态系统视角下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①传承和保护乡土文化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文献法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法，强调研究场景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以提高研究的解释性和推广性。
(一)文献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掌握目前为止主题相关研究工作的全景，为研究奠定基础。乡土文化传承的社区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的实践几乎没有，可参考的先例很少，所以研究必须查阅相关文献，以形成正确认识才能对实践作出探索。本研究主要从电脑数据库、国际互联网、著作和专业期刊论文、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收集了相关资料，获得了较为全面的信息。
(二)民族志田野调查法
民族志田野调查法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②。笔者于2010年7～10月参与到“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和文化——暨广州农村社会工作试点项目”③的行动计划中，主要负责“参与式农耕文化与生态文化评价、保护与弘扬”的相关工作，扎根广州从化仙娘溪村，与村民同行，亲历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行动计划与实践。
三、一个乡土文化传承的社会工作实践——绿耕从化项目
在项目需求评估阶段，团队发现这里的传统宗族观念比较强，宗族内的互助现象普遍，而且几乎村村都有族谱保存。村民具有较好的村风和村俗，对客人普遍热情，青年人也比较尊老，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到祠堂祭祀，宗族内的换工很有特色。村里的老建筑特色保存比较完整，很多习俗也有完全的保存。
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团队也发现大部分村民对以上的这些传统和文化普遍都觉得没有什么，他们觉得这些都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农村哪有什么文化，平时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很少娱乐活动④。由此可见村民本身对当地的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不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团队试图通过整合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开展文化发掘和传承行动，让村民意识到农耕和乡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他们保护乡土文化的意识。
(一)以民宿为载体，保留传统建筑和农耕文化
长流村地处山区，这里的建筑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坯房为主，大部分的村民一家几口人挤在狭小的单层房屋里，部分房子已经发霉或者墙体出现裂缝。近年来，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外出打工发家致富，小部分村民推倒原先的土坯房，建成独栋两三层的水泥房并装修一新。这在村里引起不小的反响，村民纷纷效仿，凡是家里有点积蓄的都争相建房子，没有积蓄的也和亲戚朋友借钱建房子，甚至于在村里“住在土坯房是一种贫穷的象征”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项目团队认为土坯房虽然因年久失修而存在漏雨或者墙体开裂等不安全的现象，但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土坯房是长流村的一种建筑文化，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项目团队基于这样的考虑，租赁村内闲置旧屋并进行改造，建成民宿，用以开展乡村生活体验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团队也开展了旧家具的收集和翻新活动，挖掘旧家具的故事和文化意义，其中包括一些年代久远的农具和生产工具，挽救几近被淘汰的宝贵的农耕文化象征。
团队希望通过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另类行动，让村民意识到这些建筑和器物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挽救正在减少的土坯建筑群和传统农耕生产工具，保留传统的建筑和农耕文化。
(二)以社区为平台，发动社区口述史行动
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村史、家族史，但是在现阶段长流村也面临着传承断裂的问题。首先，作为村集体记忆的村史和家族史由于乡村识字率和教育滞后等问题，并没有意识地通过文字记载下来，大部分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传递而一代代地延续下来的，因此便没有准确的文字资料记载。另外，很多知晓这些历史的村中长者正在渐渐老去，而新一代的青壮年又外出打工，孩童因其“久远、封建、迷信、糟粕”等原因而不愿去学习和接触，加剧了这种文化断代的危险。
项目团队希望通过口述史的活动，在社区营造一种重拾集体记忆的氛围，让记忆中的历史通过口述和文字记载的方式保存下来。一方面，通过志愿者口述史小组到各家各户与村民聊天获得家族和生活方面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实地参观村中的名胜古迹和祠堂等建筑，让村民回忆讲述关于村子历史演变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让村里的孩子与项目同行，共同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和态度。在获得村史资料的同时，长流村村民也被集体记忆所唤醒。
(三)打造社区文化空间，构建文化活态社区
传统的乡土文化保护往往通过讲道理或者说教等方式对村民展开教育，使得文化始终还是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一些外在之物，最终还是难以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团队警惕这种将乡土文化与社区分隔的倾向，致力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将乡土文化嵌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团队将民宿、祠堂和乡村博物馆结合起来，将村史、家族史、农耕文化史等文字资料制作成展览品，打造一个乡土文化气息浓厚的社区。村民们生活的社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博物馆，村民在接受文化熏陶的同时，也将这些原本鄙夷的文化重新重视起来，起到了传承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项目组将文化保护的项目与生计项目结合起来，推动村民保持原生态的耕种和栽培技术，使得农耕文化在村中也被实实在在的日常劳作传承下来。
(四)发动妇女小组，自觉维护社区文化空间
项目希望通过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来帮助村民实现可持续的生计和文化，因此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显得尤为必要。项目组希望村民可以自觉地维护营造出来的文化氛围，而不是当社会工作者离开的时候，这些村史展览就成为摆设，乡村文化保护不是一阵风，应该是可持续的，村民要将这种传承和保护的理念贯彻到日常生活和劳作中。
在社会工作的社区工作中，发掘和培育社区领导是很重要的。在项目的另一个行动计划中，社工组织了生计妇女小组，她们主要承担生态健康农副产品的生产任务和乡村民宿的经营。社工通过将生计与文化、民宿与文化社区联系起来，发动妇女小组自觉承担起维护社区文化空间的任务。社会工作强调发挥服务对象的自主性，因此在社区文化氛围营造的过程中主要扮演协助者的角色，由村民和妇女小组承担主要的决策和计划工作。
四、讨论
在绿耕从化项目的乡土文化社区建设案例中，看到了农耕文化传承的另一种可能性，并且这种以社区为平台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较之于家庭和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在乡土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有其优越性。
(一)生态视角下的乡土文化流失问题
卡森和马克思的生态观都强调资本主义发展计划如何破坏生态链与生态平衡。马克思更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贸易关系等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交易方式如何破坏人与地球新陈代谢，从而导致生态链“无法修复的断裂”(约翰·B.福斯特，2004)。从生态视角出发，将个体的问题与其所在的社区、国家、世界联系起来，找到引发问题的社会政治根源。
如图1所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影响了国家的政策制定，国家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城市化与扩大内需政策又进一步塑造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和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蚀，最终导致乡土文化缺乏传承主体，乡村社区漠视乡土文化。
因此，营造一种新的社区文化氛围，在主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之外保存一种独特的乡土文化的存在，便是社会工作介入的思路所在。尊重多样性，尊重劳动人民的智慧，不要求村民要完全接受一整套城市文化或者一整套乡村文化，只希望创造一个他们可以去自由选择的平台，赋予更多的自主性，允许有更多的可能性。
(二)整合社会工作介入乡土文化传承的探讨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介绍了绿耕从化乡土文化传承的具体经验，笔者将其归纳为整合社会工作的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因探讨
传统的功能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往往将问题个人化，具体到乡土文化的案例中就是把村民看成是愚昧的、乡土文化是落后的，于是所采用的策略也即是通过文化扶贫用所谓的先进文化来代替落后文化。然而运用整合的视角来看待文化流失问题，则是将问题与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联系起来，从而开辟出另类的乡村文化传承路径。
2.将文化项目与生计项目有机整合
绿耕团队在云南绿寨文化项目的失败教训就是因为只注重文化而忽视了农民最在意的也是农村工作最根本的生计问题。从化项目用整合的眼光和方法来处理文化与生计的问题，将文化整合进生计项目。
一方面，乡村民宿和社区文化空间吸引了城市消费者的目光，独特的乡土气息和优美的乡村环境让城市消费者在乡村体会到放松和惬意。他们给予村民的经济收益和意见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村民的自我肯定，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从而促使他们更自觉地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
另一方面，项目所推崇的可持续生计项目得到了传统耕作方式的支持，在激素、化肥等高科技产品垄断的农产品市场中别具一格。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不仅传统的耕作技术得以保存，而且城市消费者可以品尝到健康的农副产品，最重要的是农民因此可以创收并更加坚定传统种植技术的使用，因此几近消亡的传统种植文化才得以保护和传承。
3.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与社会工作理论的有机整合
项目团队突破了主流社会工作割裂工作方法的模式，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整合起来，以社区为阵地开展介入。以口述史活动为例，社工通过发动社区志愿者开展社区范围内的村史口述资料收集；组建村史小组，将村中有威望的老人请过来社工站谈村史话村俗；针对村中的重要人物(如村长)，社工通过个案访谈获得更多的口述史资料。对话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在村民口述历史故事的时候，他们的心智和灵魂也进行着一场洗礼，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相比于功能主义取向社会工作关注个案数、小组数、社区活动数，整合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更关注将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统整，更强调社区层面的意识提升和改变。
同时，将三大方法有机整合的过程中，也即是一个各种理论综合运用的过程。如果一个理论对应一味药，整合社会工作方法就是一个灵活的药方，药是可以变的，但是效果却是以人为本、以社区为本的。
4.社工搭台，资源整合
整合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注重工作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家角色。社会工作者充当资源链接者的角色，立足农村社区，以社区为平台，将相关的资源整合起来帮助案主实现自助。在文化传承的案例中，社会工作者一方面通过自身资源将村民、农户与城市社区居民联结起来，为很难有机会沟通的两个群体创造互相了解的机会，增加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实现城乡整合；另一方面，社工可以根据村民的需求为他们引荐专业人士，以民宿和社区文化空间的打造为例，社工将设计专业的学生志愿者与村民联结起来，让村民学习相关的装饰和家居空间摆设的知识，更好地营造社区文化空间。
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着流失和没落的危险。每一文化的存在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强调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要树立新的文化霸权或者消灭主流文化，而是希望在主流文化之外依然可以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在主流话语之外可以听到其他的声音，文化应当是百花齐放的。如此才能使文化更加繁荣，使社会更加和谐。
(感谢仙娘溪村的每一位村民，他们的支持和配合使笔者得以顺利完成了实习和研究。感谢绿耕城乡互助社在实习和研究过程中所给予的资料、经费等支持和实习督导。笔者还要感谢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张和清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感谢与笔者一起参与该项目农村实习的郝雪云督导、邓淑婷同学、“谷歌公益项目”的所有志愿者，感谢所有项目同事所作出的贡献)
注释：
①生态视角的整合社会工作由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张和清老师于《整合社会工作实践》一课上提出，尚未刊出。
②参见百度百科，百度网http：//baike.baidu. com/view/1098816.htm，2010年11月3日访问。
③该项目由绿耕城乡互助社的团队在广州市从化良口镇山区的长流村开展。项目在“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义”的社工理念指导下，通过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发育城乡合作组织、发掘优良农副产品资源、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优越的生态资源，推动城乡合作、和谐城乡关系、化解“三农”问题，由此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
④在此感谢绿耕项目团队前期工作人员郝雪云和张文浩的需求评估工作，为本研究帮助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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