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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仅反映了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口也同时老龄化这个一般规律，而且表现出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收入水平提高速度的特殊性。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

　　尽管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也存在差异，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由于人均收入已经处在较高的水平上，技术创新也处于前沿水平上，社会福利制度比较成熟和完整，因此，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迄今也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中国要想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挑战，关键在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第二次人口红利

　　如果遵循以往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即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从而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率，中国人口抚养比预计在2015年停止下降进而提高，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是，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这被称为区别于前述意义上人口红利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只有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观察，才具有显著的意义。其实，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归根结底是经济学家在研究活动中人为制造出来的，无非是赋予经济增长一个人口学的视角。例如，当经济学家尝试把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变量时(如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代理)，事实上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其他变量，也都与人口因素不无相关。换句话说，第一次人口红利只是起到了一种允许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较多地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作用。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除了同样会产生有利于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扩张效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开发，即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实现在后人口红利发展阶段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对于中国而言，虽然的确享受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际上却并不存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有特别的人口负债这个问题。只是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之间，需要避免出现一个人口红利的真空时期。而未富先老的特点，的确在两次人口红利的良好衔接上，给中国带来特殊的困难。如果通过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如何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

　　把身体健康长寿的因素与人力资本积累(包括教育、培训和干中学)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有效工作年龄理应伴随预期寿命的提高而延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把实际退休年龄向后延，从而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数。值得指出的是，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即在法定退休年龄既定的情况下，实际退休年龄可能因劳动力市场状况而产生巨大的偏离，真正能够改变人口工作时间从而影响对老年人供养能力的，是实际退休年龄。如果单纯改变法定退休年龄而劳动力市场却无法充分吸纳这些人口，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在就业与退休之间的选择，使他们陷入严重的脆弱地位。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由于与发达国家在两个重要条件上相比，中国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首先，劳动者的不同群体在退休后的预期寿命不同。在同样的退休年龄下，不同群体退休后的余寿不同，从而导致能够享受养老金的时间长短各异。其次，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基准来衡量的劳动力总体特征不同。延缓退休年龄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可行前提，是老年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与年轻劳动者没有显著差别，加上前者的工作经验，因而在劳动力市场是具有竞争力的。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通常是事实，而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而且虽然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现象不断发生，就业总量压力也明显减缓。但是，劳动力供求中结构性矛盾反而更加突出，与劳动者技能和适应能力相关的结构性失业及摩擦性失业愈益突显。这表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对高年龄组劳动者的需求，并没有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而增大。

　　可见，扩大劳动力总体规模和降低社会对老年人的供养负担，不应该在当前的临近退休年龄人口身上做文章，而是需要创造条件，把当前的这一代年轻人逐渐培养成为拥有更充足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使得他们不仅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要求，而且能够在未来具备能力延长工作时间。

　　如何保持储蓄率的可持续性

　　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带来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在人口抚养比下降时期形成的高储蓄率有可能不再继续。在不久的将来，将面对在老龄化社会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储蓄水平的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人们生产、消费和储蓄行为逐渐建立在一个崭新的预期之上，为养老做准备的未雨绸缪心理，会诱导出新的储蓄动机。不过，这种动机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而要看制度安排是怎样的。例如，家庭养老模式，因其对资源的代际转移的依赖，就不会产生激励储蓄的效应。同样，公共养老计划中的现收现付模式也不会产生激励储蓄的效应。只有具有积累性质的养老保险制度才会产生高储蓄动机，而只有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这种积累才能够现实地转化为资本形成的源泉。然而，这些条件大多是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过长期的制度建设和探索才可能具备的，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迄今为止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面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为主的。其次，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质的。最后，中国的资本市场仍不发达、不成熟。

　　人口红利概念是指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这两个经济增长条件产生的正面影响，由此认识前提出发，可以得出的简单推断则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就消失了。许多不赞成人口红利消失这一判断的学界同行和政策研究者，实际上是不情愿接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耗竭的相应推断。其实只有正视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才可能找到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正确途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含的逻辑，当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过去倚重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就进入到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环境，保持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后一机会 ，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由于劳动力供给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固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排，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而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裕，但是，如果没有劳动者素质的明显提高，这个人口红利则难以实际兑现。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引起的年龄结构变化，表现为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的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与这个下降趋势相对应的则是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滞后的变化轨迹，即后者呈现先上升随后稳定继而下降的预期变化。这两个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关系，会结合成为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趋势。这个现象的经济含义则是，教育资源的制约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有较明显的缓解，从而国家、家庭和社会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在老龄化的条件下，储蓄动机以及为未来所进行储蓄的保值增值都仍然是可行的，而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相应的制度条件，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性质。也就是说，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由于使未来被供养人口无须依赖自己的养老资金积累，因而为此而进行储蓄的动机不能激发出来。因此，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要考虑养老能力的可持续性问题，而且应该着眼于未来储蓄率的可持续性问题。

责任编辑：李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