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刘能
【内容提要】 对中国社会学早期学术关注点的回顾，我们发现了“政治的维度(the political)”的长期缺失。然而，随着中国转型社会的重构和与之相伴随的利益保卫和利益磋商行动的高发，围绕“政治的维度”的学术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日益高涨的重要性。作为社会学学科内部处理“政治的维度”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知识来源，对社会运动理论的介绍，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在我们引入的时空框架中，追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演变历程，分析这些理论取向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现场的相关度，说明政治进程模型、古典理论和社会建构论/文化理论对当代中国相关现象的解释力要更强一些。
【关 键 词】“政治的维度(the political)”/范式变迁/社会运动理论
一、“政治的维度”和社会运动理论的出场
本文所称的“政治的维度(the political)”，指的是社会生活中，与制度选择、利益磋商和价值观表述等政治行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领域(societal domain)。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中，它至少涉及到了诸如政治代表和社会政策话语，弱势群体集体行动，突发性群体事件，民族主义情绪、文化、族群和宗教认同，市民社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等诸多重要现实领域。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种各样的利益保卫行动和利益磋商行动已经越来越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重大社会变迁趋势，如产权结构的重构、就业领域的制度变迁、财政体系的改革、福利体制的转型和重要社会问题的出现，都使得利益的供给和分配，成为引发各种社会冲突的一个焦点领域。
具体来说，产权结构的重构，增添了两对新的对抗性社会关系：就产权所有关系而言，有资产者和劳动者的对立，而就不动产所有权而言，有业主和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对立；就业领域的制度变迁，生产出了另一对新的对抗性社会关系：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劳动者；财政体系的改革，生产出的新的对抗性关系，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福利体系的转型，生产出的新的对抗性关系，是高保障者和低保障者之间的命运对立；最后，重要社会问题的出现，如性产业的繁荣、艾滋病传播、犯罪率的高起、正式教育体系的失败和环境污染，都各自生产出了各自的利益受损群体：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者、犯罪活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人力资源高度缺陷者，以及环境污染受害者。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政治的维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无法忽视的重要领域，需要社会学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研究。与之相关的重要分支学科，除了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劳动关系、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社会问题、性别研究、民族、宗教和环境社会学之外，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借鉴的理论和知识来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对抗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个概念的提出，社会运动理论处理“政治的维度”的能力有了急剧的提高，因为它把诸如民族主义、革命、罢工浪潮和民主化进程之类的政治现象域，都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1][2]国内关于社会运动理论的引介，尚处在起步阶段。本文试图引入一个时空框架，来论述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范式变迁，并对这些理论范式和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现场的相关度，做一个综合的评论。
二、社会运动理论的范式变迁：一个时空框架
图1给出了笔者关于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变迁的一个时空框架。从时间轴上来看，作者把时间的起点定在19世纪50年代，终点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从空间轴上来看，作者区分了欧洲和北美这两个社会文化地理区域。从这个理论范式的发展谱系来看，两大社会地理文化区域中的理论发展，都有过一个古典时期，理论界称之为“古典崩溃理论”，其中北美的古典理论，以芝加哥学派的集体行为取向为例，深受当时欧洲群众心理学的影响(参见图1上部的虚线箭头)。在北美，古典理论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走向整体上的衰弱，取而代之的是资源动员取向和政治进程模型这两个相互接续的主流理论。在欧洲，古典理论和所谓的老社会运动理论一直占据着主导作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才被后来所谓的“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所取代。
图1 社会运动理论的范式变迁：一个时空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理论界又觉察到了一个新的理论流派的崛起——文化理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不满于主流理论的结构性偏误，重新提出了情绪、情感和文化实践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发展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功能。在作者来看，这似乎预示着古典理论中的部分重要理论因素的复兴。接下来，我们将首先对这个时空框架所展示的五种社会运动理论取向——古典理论、主流理论、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社会建构论和文化理论——分别做简要的介绍。
1.古典理论：一般模式和理论变种
McAdam在自己关于黑人民权运动的专著中，曾经对古典理论的一般模式进行了总结(参见图2)。[3]在这个一般模型中，想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是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为)为什么会发生，而逻辑解释的起点，则是结构性张力(structural stain)。经过“崩溃的个体心理状态”的中介，个体最终选择参与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为)，作为解决之道。
图2 McAdam关于社会运动形成的一般古典模型
接下来，McAdam采用这个一般古典模型，细致地勾勒了三种常见的古典理论变种，分别是：(1)芝加哥学派的集体行为取向[4]；(2)Kornhauser的大众社会理论[5]；(3)Geschwender的地位不一致理论。[6]本人则又把Davies的相对剥夺理论[7][8]和Hoffer的权威主义人格理论[9]，列为古典理论的第四和第五变种。表1给出了这五种古典理论变种的解释逻辑的细微差异之处。
综上所述，古典理论突出强调了破坏性心理状态对引发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为)参与的逻辑先在性，因此，其着眼点主要放在了调适不良的抽象个体之上。后来的社会运动理论家，归纳了作为古典理论之前提的三条假设，分别是：(1)病理性假设：从社会运动的起源来看，结构性张力导致了个体处于特定的负面心理状态之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参与动机和意愿，因此，个体参与者是病态的；(2)直接性假设：如果发生了集体行动，那么肯定有破坏性心理状态(disruptive psychological states)的存在，或者有个人怨恨和不满(personal grievance/discontent)的存在，因此，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运动参与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关系；(3)非理性假设：从多元论政治观这一前提出发，集体行动的发生，如果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战术失误的话，至少表明参与者是非理性的。
2.主流理论：作为理论前提的两种政治观
前面关于古典理论之前提的第三条假设，非理性假设，提到了多元论政治观。在McAdam来看，促成主流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替代的一个重要促发机制，就是理论家所持的政治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即从所谓的多元论政治观，转变为精英论政治观。
多元论政治观(Pluralist Politics)是这么来表述的：(1)在竞争性群体之间，权力的分配是多元的，并未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2)每个群体都可以有常规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分化的权力确保了政治体系的公开性和回应性。因此，采用极端的破坏性战术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是非理性的。而精英论政治观(Elitist Politics)的立场则恰恰相反：社会中各个群体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是完全不同的，精英群体垄断了权力，而弱势群体(潜在的挑战者)则被排斥在外。目前来看，社会运动理论的主流理论，伴随着精英论政治观的两个变种，其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分别形成了早期的资源动员理论和后期的政治进程模型。图3给出了主流理论的内部分化以及相应的解释逻辑。
图3 主流理论的内部分化及其解释逻辑
图3显示，精英论政治观的变种Ⅰ指明了精英和挑战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合作关系，而变种Ⅱ则指明了，挑战者需要依靠本土社区的资源，才能发起向精英的政治挑战。前者催生了资源动员理论的诞生，其内部又分化为经营论—生态学取向和组织中心论取向；后者则最终演化为政治进程模型，用于说明黑人民权运动之类的本土社区的政治反抗。
3.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以多元认同感为基础的行动动员
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是相对于欧洲老社会运动而言的。所谓的老社会运动，主要指的是二战前的争取选举权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图1显示，欧洲老社会运动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1)怨恨：建立在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上的阶级对抗、帝国主义世界的内部竞争；(2)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哲学、种族优越论和种族中心主义论；(3)行动：无产阶级革命、种族灭绝和帝国主义战争；(4)组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动员、法西斯政党或其他集权主义的组织形式。
与此相反，在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那里，上述四个理论要素全都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欧洲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要素分别转变为：(1)新型怨恨：新社会运动关注的是新的围绕高度工业化社会里面的新型怨恨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抗议潜力；(2)新型意识形态：人权/人道主义/生态伦理/女权主义/后唯物主义；(3)新型行动：公民非暴力抗议活动；(4)新的组织形式：建立在多元认同感社区基础之上的分权式的组织网络。
简而言之，欧洲新社会运动指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中，以公民与国家和重要社会制度之间相互磋商权力边界为目标的集体行动，比如安乐死、同性婚姻、动物权利和各种各样的生态运动。支撑欧洲新社会运动的价值观体系，便是所谓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具体表现为：从强调再分配的斗争(数量政治学)，到强调生活质量(质量政治学)；从强调权力、控制和经济收益，到强调公民自主权和民主。最后，作者还想强调指出的是，欧洲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基础，在于以多元认同感为基础的行动动员——与老社会运动相比，它的社会动员并非扎根于阶级结构之中，而是扎根于诸如种族、族群、性别、性欲取向、年龄和公民权等社会地位特征之上的。这一变化，导致了所谓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趋势，不但个人认同感和集体认同感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而且以往被认为是亲密的和私人的社会生活层面，也被政治化了。与此同时，在常规的政治抗争形式之外，又发展出了新型的文化抵抗和象征抵抗的形式。
4.理论整合的初次尝试：社会建构论
从图1那里，我们已经知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西洋两岸的社会运动理论家们各自对对方的理论工作几乎毫不知情。自那以后，通过采取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工作论文集等形式，双方开始了一场知识交流和知识整合的大讨论，其结果，就是作者称之为“社会建构论”的理论整合的初次尝试，这一尝试，突出地表现在Morris和Mueller主编的名为《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的论文集中。[10][11]具体来说，社会建构论的出发点，是对以下三个理论要素进行重新界定：
行动者
在主流理论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功利主义的、自我利益中心的理性行动者。而在社会建构论那里：(1)行动者是社会性地嵌入于集体认同感之中，是扎根于社会网络，尤其是建立在国别、种族、阶级和性别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络之中的(即行动者拥有一系列交错的社会位置)；(2)一个能自己建构意义的行动者，将在加入人群并和他人共同解释怨恨、资源和机遇的意义时，动用自己的社会位置所供给的文化材料；(3)一个建立在共享命运基础之上的模型，将取代搭便车模型。
微观建构的互动情境
在主流理论那里，正式社会运动组织是微观动员发生的场所，而对于社会建构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面对面的互动，因为它是意义在其中被创造、解释和转化的社会场景。提出微观建构这一概念的学者主要阐明了以下四个观点：(1)认可面对面互动在改造处于霸权地位的意义和群体忠诚感的进程中所起的核心地位；(2)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常规互动中，找寻到对持久存在的统治和不公正模式的象征性支持或反抗；(3)可以在微观层次的互动和大型社区结构或组织网络之间辨析出组织上的联系；(4)冲突和斗争是重建文化意义和集体忠诚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动力机制。
社会—政治文化
在主流理论那里，和怨恨一样，使集体行动得以合法化并显得有意义的文化构型(cultural configuration)，也被看成是既定的。引入集体行动框架概念之后，持社会建构论立场的理论家们，已经找到了如何在资源动员框架内阐述文化问题的出发点。他们扩展了集体行动框架的研究成果，把它放置于一个更宽广的文化背景和一个更长的时间框架之中来看待：(1)某个特定的集体行动框架，不但存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运动或抗议活动的相对短暂的生命周期之内，而且还存在于诸如社会心智和大众话语之类的政治文化的历史维度之中；(2)集体认同感是一个连接个体、社会运动的组织载体和文化体系的社会建构物；(3)集体认同感起源于对现存的结构不平等的认知。
5.文化理论：对结构性偏误的批评和古典理论要素的复兴
最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社会运动理论界的最新动向，表现为一个文化的转向。在这个文化的转向中，批评的对象，分别是主流理论当中的资源动员取向和政治进程模型。对于资源动员取向来说，它仅仅提供了关于社会运动的一个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tic)和组织的(organizational)视角，而且仅凭一个“策略性架构”(Strategic Framing)的理论修正，并不能挽救主流理论对文化因素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所扮演作用的忽视。
其次，对于政治进程模型来说，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它的结构性偏误上，尤其是对“政治机遇结构”概念的无限扩展之上：因为这个概念大有一举涵盖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所有环境性因素之嫌疑。
总之，文化理论认为，文化和情感因素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无论是愤怒还是恐惧，欢乐还是恶心，都可以再次进入到政治分析的核心；与此同时，理论家们也承认，情感是社会性地和文化性地建构起来的，因此对情感因素的关注，为我们对运动参与现象的考察，提供了额外的解释力。从这一点来看，抛开古典理论的三大假设不说，对个体与变动着的社会环境的相互调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情感过程的细腻挖掘，实际上意味着古典理论中的某些理论要素的复兴。
三、社会运动理论和当代中国社会各研究现场的相关度
以上，我们在一个时空框架的引导下，简要地回顾了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更替过程。限于篇幅，我们并没有对这一范式更替过程的知识社会学背景做更详尽的阐述。表2给出了各个社会运动理论所预设的社会总体性的具体情形，也算为我们的这一疏忽，做一个弥补，同时，也为下面论述各个理论取向与当代中国社会各研究现场的相关度，做一个叙述上的铺垫。
1.各社会运动理论所预设的社会总体性
社会总体性，也即societal totality，是社会学对处于特定时空位点的某一类社会形态的高度概括，如前现代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等。在这里，社会总体性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运动理论取向，本身就预设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特定社会文化地理区域，或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表2给出了社会运动各理论取向及其内部变种所预设的社会总体性的大致情形。
表2显示，古典理论所预设的社会总体性，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也是早期社会改良主义盛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分散的抽象个体，在快速社会变迁中迷失了方向，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病态心理，最终被描述成为社会秩序的威胁者，应该加以严厉的社会控制。
到了主流理论那里，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已经演变为理性的社会行动者了，他们或者作为主流社会人群，由一个社会运动部类/产业来满足其社会变迁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一个竞争慈善资源的内部市场；或者作为被压迫的本土社区，通过对本土资源的动员，组织起来进行政治的和文化的反抗。
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所预设的社会总体性，是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在那里，具有多元认同感的公民所组成的去中心化的人际网络，在“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口号之下，与国家和各个重要社会制度(医疗、教育、家庭和婚姻等)，重新磋商两者的权力边界。而社会建构论和文化理论所预设的社会总体性，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这个社会总体性给予公民或社会行动者以能动地运用文化符号和情感要素的可能性，因此，它类似于一个多元主义的公民社会，或所谓的人本主义社会，在这个人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一个个独立的自由空间(free spaces)。
2.各理论取向与当代中国社会各类研究现场的相关度
最后，我们就来回答一下本文刚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也即在所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里面，哪些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类研究现场最具相关性。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同研究现场，是否有最相切合的理论取向。表3给出了作者初步的一个回答。
表3显示，在作者看来，与当代中国各类研究现场相关度最高的，是政治进程模型，因为它比较适合对本土社区和底层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反抗进行描述和解释；其次，古典理论要素的重新复兴，也为我们理解处于快速社会变迁之中的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动员机制，以及解释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高概率的现场参与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第三，社会建构论、文化理论和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围绕象征要素和文化符号的利用和操控的精密分析，也使得中国的当代研究者能够同时对反抗者和正式社会控制体系对象征和符号要素的利用，做细致的分析。最后，资源动员取向对于第三部门和NGO的研究，以及对于公民社会中的政治参与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2]刘能.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上的观察[J].开放时代，2008，(3).
[3]McAdam, Doug.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4-1970.
[4]Blumer, Herbert. Elementary Collective Behavior. In Alfred McClung Lee ed. 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5]Kornhauser. William.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6]Geschwender, James. The Black Revolt: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Ghetto Uprisings, and Separatism. Prentice-Hall Press, 1971.
[7]Davies, James C.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2, 27(1): 5-19.
[8]Gurr, Ted.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9]Hoffer, Eric.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10]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Morris, Aldon D.,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s Theory. Yale:
（转自《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9年4期第76～82页）
【作者简介】刘能(1970-)，男，浙江舟山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都市社会学，北京 1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