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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
2015年07月02日 15:14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 作者:江立华 王斌 字号

内容摘要:社会的个体化既使得社会成员获得了 “为自己而活”的自由与责任,也催生了新型的社会矛盾,这一结构性困境亟需社会工作的介入。为应对挑战,社会工作必须在本土实践中突出个体的位置,合理调用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专业技巧,并将塑造个体性作为重建共同体的基础。同时,着力反思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创新理论,为个体化时代中的社会工作提供元层次上的指引; 二是转换范式,强调个体的参与和自组织能力; 三是理顺关系,将社会工作的 “治理”功能建基于对个体的 “服务”之上。因此,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是: 为个体谋求更为公正的制度安排,协助社会成员有效地获取身份和权利,并将个体性与公共性有机地融合。

关键词:社会工作;个体化;社会工作理论;现代性;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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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的个体化既使得社会成员获得了 “为自己而活”的自由与责任,也催生了新型的社会矛盾,这一结构性困境亟需社会工作的介入。为应对挑战,社会工作必须在本土实践中突出个体的位置,合理调用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专业技巧,并将塑造个体性作为重建共同体的基础。同时,着力反思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创新理论,为个体化时代中的社会工作提供元层次上的指引; 二是转换范式,强调个体的参与和自组织能力; 三是理顺关系,将社会工作的 “治理”功能建基于对个体的 “服务”之上。因此,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是: 为个体谋求更为公正的制度安排,协助社会成员有效地获取身份和权利,并将个体性与公共性有机地融合。

  关键词:个体化 社会工作理论 现代性 个体性

 

  当前,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一场持久而深刻的转型,学界大多以“转型的视角”来概括这一时代特征,提出了市场化、民主化和世俗化等概念范畴。我们认为现时代的关键变革是 “个人之崛起”的个体化。〔1〕为此,社会工作作为应对转型期具体社会矛盾的助人技术,应当关注个体化现象的新貌,将个体的诉求和利益作为项目策划与干预的重点。

  一、个体化社会的生成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当代社会个体化现象的兴起,始于上个世纪下半叶的西欧,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 “去传统化”和 “脱嵌”,个体日益从陈旧的社会约束之中逃逸出来以实现“为自己而活”,并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实现了过渡。〔2〕二是“强迫性自主”和“义务性自主”的矛盾共生,现代化的生产体制和生活方式迫使人们成为对自己负责的个体,“通过排除人们寻求传统、家庭和社区之保护的选择,现代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事实上在不断增加”。〔3〕三是 “合法的个体并不一定会拥有实际的个体性 (individuality) ”〔4〕,即在社会分层和资源极化的条件下,只存在少部分人群能够通过多样态的社会资源来获得更为优质的生活质量和自由的个性选择。因此,个体化时代中的社会成员,虽然能够较为灵活地从标准化人生( normal biography) 转变为自助的 (do-it-your-self) 人生,但同时这一过程也预示着个体不得不接受社会系统风险的重新分配。

  个体化社会绝不仅出现在欧美国家,实际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的个体化更有其独特的表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历了从政社高度合一的 “总体性社会”向利益结构不断分化的“个体化社会”之转型,尤其是在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后,个体化趋势不断加速。在生产领域,城乡的就业状况都展现出了多元、灵活和不充分的特点,个人必须直面市场的筛选,由此也造成了社会关系稳定度的下降; 在再生产领域,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以及传统观念的变革,家庭的功能不断弱化,个人取代家庭成为主要的行动单元。〔5〕换言之,在国家的主导下,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将个体从传统、在地的属性中抽离出来,城市单位制的解体和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乡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推行以及城乡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都使得先前集体对个体存有的庇护关系发生了碎裂。

  从中不难看出,我国个体化社会其实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悖论。一方面,社会成员不能再完全地通过单位、组织和家庭来获得福利和社会身份,他们必须学会依靠自己在市场的逻辑下获取资源和重塑角色。而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福利体系尚未完善的前提下,个体脱离集体的过程又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这令个人 (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个人) 越发难以负担起照顾自己的全部责任。〔6〕总之,在我国的个体化社会中,社会成员第一次从集体的 “荫蔽”中逃逸出来,并成为拥有一定权力和个人意识的行为者。他们既被国家复兴的话语动员起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又不得不直接暴露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之中,这便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风险大量滋生并诱发了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失衡,社会问题大量涌现。

  因此,个体化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引起的困题亟需社会工作的干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期,渐进式变革在还没有完善的福利制度设计的前提下就迫使公民过早地从原先的组织中 “脱嵌”而出。〔7〕为了实现个体的重新嵌入,行政性和专业性的社会工作在当时就已经充当了一种治理的手段,参与到社区建设的事务之中。在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巩固和各项制度性矛盾的长期累积,令以往那种靠牺牲个体对改革红利分享的发展模式越发难以维系,社会工作如何链接资源以满足个体发展需求的现实已显得日益迫切。于是, “对个体挖潜、赋权、增能等工作,增进个体的能力,预防社会 ‘病’的形成和加剧”也便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与技术之一。〔8〕

  为化解个体化社会的内在矛盾,社会工作一方面必须通过对个人权益的深度保障来达致社会的有机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 “社区为本,个体面向”的实践运作方式; 而另一方面,它还需要切实保护个体不受强权群体和不公义社会结构的压迫与剥削。总的来看,个体化时代中的社会工作并不是要将案主遭遇的问题进行 “个人化”的归因,也不是要脱离社会改革来空谈个体的利益和微观治疗技术的革新,而是要在政策层面上更具倾向性地为弱势个体赋权,积极维护个人的多元诉求和心理健康,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差别化的社会统合和公共性建设。尤其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之下,持续关注个体化对传统社会运行的挑战及其所引发的困境,并建构一种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切身利益与重建社区公共精神的可操作模式,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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