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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Using a Wraparound Model

　　【作者简介】[美]里奇·傅尔曼博士，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拉丁裔人口的社会工作实践，以及社会工作中的实践、研究与教学

　　【译 者】高明皓，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蒋依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将对作为跨国社会工作模式的全纳式服务输出进行探索。全纳式模式(Wraparound Model)最初应用于社区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以及儿童保护行动中。这种模式可以有效的为需求复杂，并且需要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客户及家庭进行服务规划。目前大多数社会工作属于国内或国际性输出，很少需要跨国完成，本文将就如何构建该模式以适应跨国移民的特殊需求(涉及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INGO)的参与)进行概括，并说明其中主要的障碍和限制。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wraparound approach of service delivery as a model for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The wraparound model, used primarily within community-base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child protection initiatives, has been effective when planning services for cl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complicated needs, whose care has to be provided within a multiple provider context. Most social work is delivered nationally or internationally rather than transnationally. In the article we outline how the model could be structured to meet the particular needs of transmigrants, including the involvement of NGOs and ING Os, and identify key obstacles and limitations.

　　【关 键 词】全纳式模式/社会工作/跨国移民Wraparound Model/social work/transnational migration

　　无数学者对移民群体在一国或多国中身体、心理、情感、家族及精神生活等内容进行过研究(Furman and Negi 2007; Kastoryano 2000; Portes 1997)。一般来讲，研究对象多为移民本人。然而，最近学者们关于移民群体留在母国的亲属，以及移民行为对于家庭体系的影响的研究逐渐升温(Parreas 2005; Vullnetari and King 2008; Yamanaka 2005)。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于更好地制定和发展解决跨国移民群体需求的策略至关重要。

　　跨国移民群体不断扩大，他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然而社会工作的工作技术及操作细节却未能跟上这些变化的脚步。社会工作与促进社会发展的项目很大程度地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的边境内。当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完成这些项目时，一些服务和项目在他国对本国服务管理体制完全陌生的情况之下也会照搬本国的服务框架和项目管理体制为其服务。傅尔曼和耐基(2007)强调社会工作团体有必要为更好地跨国服务而进行政策和体制建设，并在移民家庭的跨境往来日趋频繁时创立服务项目，以满足其身心需要。为了解决进退两难的跨国问题，我们需要从移民群体自身及其遗留在母国的家庭成员两方面进行探索。对跨国移民有利的工作方法应当符合客户及其亲属的文化实际，并且能够增进服务提供与资源分配的灵活性，而且还要有助于跨越地域范围，例如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使用。

　　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索全纳式服务输出如何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全纳式模式(Wraparound Model)最初应用于社区的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以及儿童保护行动之中，这种模式可以有效的为有复杂需求，并且需要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客户以及他们的家庭进行服务规划(Furman and Jackson 2002)。为完成这个目标本文遵循以下步骤：首先，对移民群体的需求进行讨论；其次，介绍全纳式模式；第三，探索如何构建全纳式模式以应对移民需求。本文将探讨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及其与社会工作行业的关系，以及超技术(Hyper Technologies)的使用，同时本文还将对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指导。

　　移民群体的服务需求

　　跨国移民是全球化过程中非常独特的一部分，它同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差异明显。据普莱斯(2004)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意义的移出移入移民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往来于边界，然而跨国移民出于经济考量不断变换地点、国家和文化。跨国移民多次跨越国界，而且缺少长期固定居所，这就需要进行新的家庭和社区规划(Baldassar 2007)。此外，跨国移民的经历问题对于其家庭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不断增长的移民群体，移民母亲需要同远距离照顾家庭以及与她们的孩子分离等困难作斗争(Parreas 2005; Yamanaka 2005)，妇女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应对跨国照顾家庭的难题。同理，跨代照顾也是向外国移民的成年子女的一个难题(Vullnetari and King 2008)。

　　尽管跨国移民并非新生事物，但由于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快速、廉价交通的运输，现在跨国移民发展迅速。同时，这些变化也使得一些移民具有了跨国身份、跨国关系，并参与到跨国行动。移民们融入技术资源的能力与母国和移入国的“政治、经济和性别”因素息息相关(Glenn 2002; Parreas 2005：317)。换言之，阶级、性别、地域都会对跨国移民使用技术的能力、程度产生影响。

　　跨国移民的弱点

　　尽管移民们有能力适应不确定和未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但他们仍旧面临着一些看上去不可能战胜的困难。比如，大多数跨越边境寻找工作机会的移民都就职于低技术含量的工业部门，从事长时段和高强度体力的艰苦工作。恶劣的工作环境成为这些人获得所在国家福利的障碍。此外，恶劣的工作环境还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就算移民们获得医疗服务，经济条件也会成为其就医障碍。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会损害身体健康，这不仅会影响他们工作的能力，医药费本身也是一笔巨大开支，这些是令移民苦恼的难题。上述问题关联性极强，其原因在于移民群体经济的薄弱，同时又是社会的“隐藏”群体，他们需要日复一日地努力赚钱才能维持生计(Sassen 2002)。同时，选择在两个国家生活的退休人员组成了另一个不断增长的跨国移民群体。一些退休人员选择居住在生活开支相对本国较低廉的国家，只在需要时回国。他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国家的移民政策，就业政策，多国合作政策以及如何享受公共项目，社会服务和医疗保障的问题。

　　缺少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

　　跨国移民易受到社会孤立，这往往是精神抑郁的前兆。短期居留和频繁出入边境会阻碍他们建立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缺少社会和情感上的支持迫使这些人只能依靠自身资源去照料和维持生计。随之而来的是，当紧张情绪积累到顶点，加之工作压力，持续适应陌生环境的压力，以及缺乏社会和情感支持，许多跨国移民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这些难题以与社会福利有关的形式浮现，如健康恶化、滥用药物、抑郁或是焦虑、家庭暴力、离婚、贫困、犯罪、社会孤立等(Lopez and Salgado de Snyder 2001; Poole and Salgado de Snyder 2002; Rouse 1989; Sassen 2002)。不仅如此，跨国移民(多为妇女)不仅需要和原籍中的家庭成员建立新的联系，还要照顾年幼子女和年长父母，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情感和物质投入(Parreas 2005; Vullnetari and King 2008; Yamanaka 2005)。

　　移民政策

　　移民政策对于跨国移民的生活存在直接影响。非法劳务移民对在接收国的法律地位感到不安，同边境官员交往的负面经历会进一步加重其思想负担。比如，无论是美国还是墨西哥的边境官员，都歧视来自墨西哥的移民者(Escobar-Latapi 1999)。由于他们需要往返于边境，同两国边境官员的交替会面使他们的恐惧感更加强烈。近期研究指出，2008年3月，美国对国内的非法移民的犯罪指控达到历史最高值①。三种跨国移民群体最常见的犯罪行为涉及武器、毒品和违反移民法。事实上，联邦刑事犯罪中有57％的案件涉及移民，跨国移民艰难的生存环境更加剧了他们的焦虑。

　　上述事例表明众多跨国移民不仅处在社会边缘，而且还面临心理健康恶化的危机。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发展应对上述问题的策略以及对跨国移民及其家属予以特别关注的服务。

　　全纳式模式

　　全纳式服务输出模式是美国为了应对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系统分散的状况而发展出来的(Stroul and Friedman 1986)。这种全纳式服务以自身基础为依托，包括对儿童或青年及其家庭成员，社区或是其他团队成员的能力、知识、技能和优势进行考证，并对上述能力、知识、技能和优势进行提升。例如，曾经长期患有疑难心理问题而住院治疗的儿童会被分散到各个社区之内，然而这些社区无法满足患儿的特殊需求。不仅如此，由于儿童众多，原有的儿童心理健康机构无法为儿童提供足够有效的服务。社区由于缺少爱心服务以及同其他组织的协同配合，也无法对众多问题儿童或是青少年提供关爱行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心理健康中心开始设立美国儿童及青少年服务体系项目(CASSP)，并要求各州逐步采纳该模式。这一新的体系有效整合了之前无法协同工作的青少年法律、心理健康、教育医疗以及其他服务领域的各个部门(Burns et al. 1995; Friedman and Kutash 1992; Stroul and Friedman 1986)。使用全纳式一词(Wraparound)从视觉角度讲就像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了一张急需的保护网(Vandenberg 2000)。

　　美国儿童及青少年服务体系项目(CASSP)基于六大核心原则：

　　第一，以儿童为中心。从儿童或青年的角度入手，直接提供介入计划和所需服务。

　　第二，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成员被视为儿童关爱方案的重要决策制定者，服务团队对青年儿童及其家庭负责，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接受正式的全纳式服务。

　　第三，以社区为基础。服务团队以社区为基础为客户量身定做的方案能够利用其自身环境中的有效资源和积极因素。服务团队将依靠该家庭的人际关系和社区关系网络选拔成员，并鼓励他们全面参与关爱服务。

　　第四，多层次体系。团队成员协同配合，共同承担制定目标，规划方案，完善资源，监督管理，确保支持力度以及评估儿童进步等责任。该团队同全纳式项目一起为方案的目标和策略设立明确可测定的成功标准，且将二者紧密结合，并据此对方案进行校正。

　　第五，依托文化基础。服务团队尊重并根据青年儿童及其家庭和社区的价值观、信仰、身份、喜好、文化设立方案。

　　第六，全纳式服务设立目标时，会将对生活的干扰和限制降到最低。因此，该团队制定的关爱策略在尽可能的减小限制因素的前提下，做到最具概括性，最易引起共鸣，也最易实现(Burns，et al. 1995)。

　　在理想的全纳式服务模式中，财政资源的配置应当使提供服务的非专业人员也能得到相应报酬。例如，一名需要24小时监护的孩子如果由其亲属照看，则该亲属可以获得关爱项目基金支付的一定报酬。我们可以借助于削减花费不菲的长期住院费用，筹措全纳式服务的资金。这种模式提供的重要创新性理念也可以应用于其他人群。

　　提供全纳式服务的团队首先要确定适用于某类人群及其家庭需求的资源，项目以及服务，还要通过与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化项目合作来增强团队的实力；各方公共事业官员的参与也很重要，他们是改革的助推剂；培训是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成员必须经过准入培训，并保持每年至少接受两次培训。应围绕帮助成员们更好的认识全纳式服务的价值设计培训内容。一般案例分析以及对此前的全纳式服务模式案例的再分析等，均可以作为培训内容。

　　全纳式服务还能够使用某些创造性的干预方式，这是很多现存机构所不具备的。例如，在一些小国，固定服务机构数量有限。因此，全纳式策略会使非专业服务提供者参与进来，如对客户的邻居提供理疗培训，以使他能为客户提供此类有偿服务。

　　跨国全纳式会议：

　　考虑到跨国移民群体的需要，团队模式可以在解决复杂的心理问题方面发挥创造性。只有通过运用职业机构的各类专业知识，集移民及其家庭成员、社区成员的集体智慧，才能梳理清楚这一群体面临的种种困难。例如，一名墨西哥妇女为改善家境前往美国工作，在背井离乡的情况下，适应国外生活难免令其经历心灵创伤。不仅如此，她在寻找合适的住房，加入宗教或文化组织，同墨西哥的家人建立联系以及医疗方面都需要帮助。同时，对于自身面临的身体、情感问题以及社会的挑战等，跨国移民群体更需要他人的援助之手。因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的专业人士可以采取组建团队的方式，对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全纳式”整合服务项目和服务条款进行研究。

　　对于跨国移民服务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协调机构或是服务提供者。我们建议非政府组织同政府间组织一道，作为全纳式服务的领头者，并设立跨国移民服务协调部门。这些协调部门应和众多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服务提供部门协同合作以明确跨国移民群体的需求。为此，该部门应深入移民群体，同他们及其家庭一道完成有关群体优势、需求、目标以及愿景等方面的初始评估工作。基于这些初始评估，协调部门应当同这些家庭邀请各服务机构、社区小组参与跨领域的方案制订会议。考虑到会议的昂贵成本，由于跨国移民的特殊性，与会者需要使用电话和互联网进行交流，各方面的代表通过SKYPE或是其他网络电话可以齐聚一堂。此时协调部门的责任是按照此前研究得出的结论，制定出相似的指导原则。

　　限制因素以及结论

　　全纳式多部门联合小组是一种应用于跨国移民的新型操作模式。这种模式付诸实际还需克服诸多结构、组织、资金上的限制及障碍。其中限制因素主要有资金限制、语言障碍、文化适应能力、政治“所有权”以及对跨国移民——那些生活在跨国空间体系内，往返于多国边境，经常被一国政府当做罪犯看待的人群——提供援助的责任心。我们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为提高跨国移民的法律权益奔走疾呼，各国必须寻找消除阻碍的方式，以便帮助移民更好地得到社会服务。我们应当鼓励国家，非政府组织或是国际上的社会工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为跨国移民及其亲属提供社会服务。随着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忽视跨国移民这一弱势群体的需求，必将给各国带来无法承受的损失。(本文译自Rich Furman, Nalini Negi, Mona C. S. Schatz, Susanna Jones.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using a wraparound model, Global Networks 8, 4(2008)496-503)

　　注释：

　　①参见http://www.latinalista.net/palabrafinal/2008/06/bureau-ofprisons-ranks-immigrationas-t.html 2008年7月11日


　　【参考文献】

　　[1]Baldassar, L.(2007)"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aged care: the mobility of care and the migrancy of aging",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3,275-97.

　　[2]Burns, B. J., E. J. Caste, A. Angled, D. Tweed, D. Sating, E. M. Z. Farmer and A. Erkanli(1995)"Children's mental health service use across service sectors", Health Affairs, 14, 147-59.

　　[3]Escobar-Latapi, A.(1999)"Low skill emigration from Mexicoto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situation, prospects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7, 153-81.

　　[4]Friedman, R. M. and K. Kutash(1992)"Challenge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Health Affairs, 11, 125-39.

　　[5]Furman, R. and R. Jackson(2002)"Wrap-around services: an analysis of community-bas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 15, 124-31.

　　[6]Furman, R. and N. Negi(2007)"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transnational Latino popul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0, 107-12.

　　[7]Glenn, E. N.(2002)Unequal citizenship,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storyano, R.(2000)Settlement,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UNESCO.

　　[8]Lopez, S. and V. N. Salgado de Snyder(2001)"El funcionamente psicosocial de los migrantes de retorno de origen rural", Instituto Nacional de Psiquiatria/Instituto Nacional de Salud Publica, Mexico. Parre?觡as, R.(2005)"Long distance intimacy: clas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5, 317-36.

　　[9]Poole, D. L. and V. N. Salgado de Snyder(2002)"Pathways to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care: guidelines for culturally competent practice", in A. R. Roberts and G. J. Greene(eds)Social workers′ desk refer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1-6. Portes, A.(1997)"Immigration theory for a new century: some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799-825.

　　[10]Pries, L.(2004)"Determining the causes and durability of trans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of trans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us: some empirical finding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2, 3-39.

　　[11]Rouse, R.(1989)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family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transnational migrant circui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 CA. Sassen, S.(2002)"Global cities and diasporic networks: microsites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M. Glasius, M. Kador and A. Helmut(eds)Global civi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7-38.

　　[12]Stroul, B. A. and R. E. Friedman(1986)A system of care for severely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ren and youth,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CASSP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13]Vandenberg, J. E.(2000)What is the wraparound process?, http: //cecp.air.org/wraparound/intro.html, accessed 1 December 2000.

　　[14]Vullnetari, J. and R. King(2008)"Does your granny eat grass?", On mass migration, care drain and the fate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Albania, Global Networks, 8, 139-71.

　　[15]Yamanaka, K.(2005)"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s of Nepalese transmigrants in Japan: split households and dual-wage earners", Global Networks, 5,337-58.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