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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The Diversification of Welfare Society: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

　　【作者简介】康新贵，律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

　　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从政治方面说就是人人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和义务，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等地享有参与、管理社会的各项权利；经济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共同生活富裕；文化价值观念上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个人的信仰自由等。这种价值追求的概括性实际结果是普遍幸福主义。本文在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以及当代社会结构比较分析后认为，当今社会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因素呈现多元化的状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多元化是当代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实现普遍幸福的唯一现实的途径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同时，福利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的初级形式。尤其在当今中国，因内需不足已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下，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国策，成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

　　一、当代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多元化，把当今社会称为“多元化社会”较为合理

　　社会发展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绝非是一种纯理论。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拥有奴隶和土地等全部财产，奴隶则一无所有且无人身自由，社会由奴隶主贵族所控制。这种控制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既控制社会的力量是单一的，一切由奴隶主贵族阶级决定。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上实行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一切权力归皇帝，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高度集中、绝对集权的皇权专制，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的力量也是单一的。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系统中控制社会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资本，哪个阶级拥有经济资本，便拥有控制社会的权力，拥有一切。在政治上，由资本拥有者——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组成政府，颁布法律、制定政策、做出行政决定；文化价值观念上则追求资本家阶级的价值观念，以自我为中心，通行胜者通吃的丛林法则；经济上则表现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种资本对社会的控制，虽不及皇权专制统治封建社会那样的绝对，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的控制是主导性和决定性的，社会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主要受拥有经济资本的阶级控制，资本家阶级及其代言人政府控制了社会的主流。这种统治在本质上同样是排他性的和唯一的，是单一制的。以前苏联、中国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意识形态上以实现政治统治为宗旨。历史事实表明，这种对社会的控制，也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当今社会，控制社会的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控制社会的因素不再是某种单一的力量。控制社会发展演变的因素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和发展趋势，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由单一的资本拥有者控制公司到经济资本、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共同控制公司的命脉，即由单一制控制因素到多元化因素控制。这一变迁必然反映到宏观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上，引起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念上的深刻变化。经济因素的多元化，使其拥有不同资本因素的人群形成不同的阶层。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者、劳动者。劳动者阶层又可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整个劳动者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①。不同阶层对控制社会的稀缺资源的争夺，必然反映到政治舞台上，各种代表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便活跃在国家政治体系的各个层次上；同时，不同阶层因其社会地位的不同，对社会期望的不同，其价值观念、对社会公正、正义的理解和认同也就有所不同。这种价值观念、价值追求目标的不同，使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融合的状态和发展趋势。在一个阶层多元化的社会里，各阶层必须共同生存在同一个社会大系统中，这就要求各阶层、利益集团之间除了争夺、斗争外，还要相互妥协达成各方都能基本接受的共识，使社会大系统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机会和时间。可以这么说，多元化是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这种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的多元化，使民主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成为可能，这种控制社会因素的分散有效地避免了集权专制的产生。随着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发展，社会大系统趋于稳定发展，这种状况在单纯的公有制经济社会里是不可能出现的。

　　社会的名称应当体现社会的本质性内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些名称，都很好地体现了所代表社会的本质性内涵。从社会结构上说，当今西方各国，在本质上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私有制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是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各种因素和力量。这种多元因素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再冠以“资本主义”社会已不相符合，至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名称，也不能体现其本质性的内容，称为“多元化社会”可能更为合理。北欧各国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名称与实际社会结构无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词不达意，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传统名称，而称为“多元化的福利社会”能够很好地刻画其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当今中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下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概念上实在是过于模糊不清，我们如何能建设好一个概念模糊的社会？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向“多元化社会”转变，只是中国目前尚处于多元化社会的初期，多元化控制的状态还未形成，目前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社会。

　　多元化社会，比单一因素控制的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会和可能。允许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激发了人们的投资热情，增加了社会经济总量和增长，私有制下的权利、义务责任的明确性，使财产可能按经济规律本身的要求发展，使财产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一点在计划经济里很难做到。但私有制经济，尤其是不发达的私有制经济社会，生产资料依然十分稀缺，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依然是控制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使得资本家阶级利用其优势地位严重剥削工薪阶级的劳动收入。这是国家管理人集团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建设福利社会缓和阶级矛盾，还是听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而发展权贵经济？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在政府主导性的社会里，权力的滥用则必然产生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经济和社会发展、侵害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权贵经济。诸如国有资产的贱卖、陈良宇社保基金案、赖昌星案等等大案层出不穷，都是权贵经济的必然产物。这正是行政权力直接支配资源所带来的恶果，是制度性腐败，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中国目前对市场机制、私有制的争论，部分起因于目前存在较多的官商勾结产生的权贵经济，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妨碍人们对市场机制和私有制的认识。

　　二、现代西方多元化福利国家产生的历史原因——福利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各种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依次序上升：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②。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的一种，是对生存的基本需要，它是推动人的行为的最强大的动力。如果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理机能需要得不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人的生存就会很困难，他的生命就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因为他的生命的存在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就会为此而无视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人的需求的五个层次中，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低层次的需要，是人的本能的对生命延续的需求。在低层次需求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前，对大多数一般人来说，很难产生高层次需求。这种低层次需求，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内容和含义，对其需求满足的程度要求也有所不同。在同一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对低层次（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构成了社会平均的低层次需求水平。个人与社会平均的低层次需求水平之间的差距过大，其满足程度过分的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对低层次的需求。

　　当人的低层次需要，即生理、安全需要不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时，人就可能铤而走险，尤其对青壮年来说，青春的血液使他们不可能坐以待毙；当这个人群占人口的较大比例甚至是占多数时，暴力革命就必然爆发。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统治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是有正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公正、正义价值观念的追求，西方各国终于先后形成了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理念并予以实行，使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地发展起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有劳动能力而不从事劳动、靠流浪乞讨生活的人被视为懒惰。在工业社会，大工业形成大市场，市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在冷酷的市场竞争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成为赢利的工具，一切不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个人都会被无情地抛弃。疾病、伤残、老龄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减员、技术进步、个人技术知识的老化陈旧过时、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等等，都可能使非懒惰的人们失业，丧失生活来源，使他们陷入无以为生的困境。他们是工业化、市场竞争的牺牲者。这种牺牲也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使他们可能组织起来敌视、反对、对抗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如此，社会阶级矛盾就趋于尖锐的对立。如何对待、处理这种矛盾，各国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既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又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公正与正义的追求不同。这里，主要由知识分子形成的对社会公正、正义价值目标的文化氛围，是政府采取不同政策的基础因素。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当人民无法为自己获取一种对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并且为人民提供这种东西。理查德·蒂特马斯说：政府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适当的职能，甚至是义务去解除穷人，甚至是社会所有阶级的痛苦与张力。比特里斯·韦伯认为：政府全面的保护所有个人的政策，是一个对症下药的、满足公民最低需要的政策③。福利国家的出现，正是在这种社会需求和社会公正、正义的价值观念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政府出面提供与个人及家庭收入相应的最低收入保障；二是政府有责任帮助个人和家庭抵御社会风险可能带来的危机；三是政府保证所有的个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享受尽可能最好的、不确定上限的服务④。福利国家是工业化时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

　　在社会实践方面，西方社会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传承英国的《济贫法》传统，以有选择的补救和扶助贫困者和贫困家庭作为政府社会功能的基本出发点；一种因袭德国的《社会保险法》，以制度性的阶级调和作为政府社会干预的基本措施，使社会各阶级都承担工业社会的风险。这两种模式相互影响，成为西方建设福利国家的蓝本。总而言之，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市场本身无法回避和克服的缺陷，迫使国家不得不利用政治权力保护公民免受社会风险，成为建设福利国家的基本共识。在这种共识的指导下，西方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以30%左右的税率将财富从个人征收到国家手中，然后将其中的30%-80%转移支付到社会各阶层。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转移支付率占平均税率的30.7%，西德为55%，瑞典为78.9%，英国为78.4%⑤。根据社会转移支付率占平均税率的比例，瑞典和英国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国家福利功能大；美国是低福利国家，国家福利功能小。国家福利功能小并不一定意味着福利小，因为福利可以来自于国家、也可以来源于市场和社会。目前流行的学说是以福利社会取代福利国家、救济式的消极扶贫转向积极的福利政策。但无论如何，社会福利保障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

　　同时，福利国家的兴起，与这些国家普遍推行的民主普选制密不可分。公民的投票影响、左右了参加竞选的各政治党派和候选人的政治态度与策略，而需要社会提供帮助的人群总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尽管他们需要社会帮助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任何参加竞选的党派都不能忽视这些群体手中的选票，当然也就不能忽视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可以这么说，正是普选制导致了国家政策法律对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总而言之，现代国家有义务、有职责维护社会的安定。这就需要国家进行社会干预，通过调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履行国家的这种责任，从而使国家被社会各阶层所共同认可，使政府的合法性得到各阶层的共同认可。这里，国家提供社会福利延缓、减弱了阶级斗争尤其是暴力阶级斗争的爆发。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就避免了暴力阶级斗争的大规模爆发，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相对平稳发展的基础因素。

　　三、社会主义社会或多元化社会对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追求的概括性实际结果是普遍幸福主义，实现普遍幸福的基础性保障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同时，建设和谐福利社会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王占阳教授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是普遍幸福主义，这种价值体系包括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普遍享有效率、公平、富裕、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正义、民主、自治、和谐等等基本价值⑥。普遍幸福主义实际上是追求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概括性实际结果。社会主义首先应当从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上进行分析，其次从社会所采用的具体结构上进行分析。这里，实际的社会结构服务于社会的价值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人为地采用某种社会结构，而不是仅仅为了实现某种预先理论假设的社会结构。单纯的公有制经济是一种未经实践检验的假设的理想结构，是马克思为了反对私有制经济而提出来的理论假设。这种假设后来在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都失败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对社会主义的创建来说，社会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目的是必须要坚持的，否则建设社会主义有何必要和意义？至于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并非必须坚持，只能是在实践中以能否实现目的而进行不断的修正。

　　如何实现大多数人的普遍幸福？实现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建设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二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基础上的民主计划经济。前者至少在西欧、北欧各国得到实践和认可，当然我国的多元化社会可能会与这些国家有所不同，但多元化作为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以及对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而民主的计划经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经历表明这种民主的计划经济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不可能长久，在当今中国，客观上是否允许再拿出几十年的时间去做试验？有多少人会赞同去做试验？且不论如何将外资企业纳入计划？如何对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进行计划？如何计划同类产品的竞争等等一系列计划本身就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一个社会阶层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同阶层对社会需求、期望的不同，要求社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追求，平衡、整合各阶层的利益，使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缓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从而使社会趋于稳定发展，避免大规模的暴力阶级斗争。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安定对每个阶层的成员来说都是重要的。

　　每个阶层因其对社会的期望的不同，对社会公正、正义的理解和要求也就不同。对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对公正与正义的企求集中在机会公正，期望社会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公正的平等竞争的机会；对于年老体弱、病残、低文化、低技能的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来说，则更希望社会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失业救济、必须的生活保障、住房帮助、免费教育等社会福利；对发展型劳动者来说，对社会保障和机会公正的要求兼而有之，他们一方面渴求发展机会的公平，一方面因自身财产的有限而期望社会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现代国家有两个基本职能，一是对外安全，一是对内安全。对外安全就是抵御外寇，对内安全就是调节国民收入、建设福利社会，以保障社会中下层的基本生活水平，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平稳发展。尤其在我国目前，许多劳动者阶级已沦落为弱势群体，他们自身的生理、安全的低层次需求，包括住房、养老、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都不能完全靠自己解决，尤其是温饱型劳动者和贫困型劳动者。他们急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福利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生活上的必须要求。而他们之所以陷入贫困化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不公平。这里横向比较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在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⑦。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的初期为1∶1，60年代为2∶1，70年代为3∶1，80年代为2∶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1⑧。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1⑨。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这种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支出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建设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念。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⑩；2004年，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高于我们(11)。利益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不正常地加大，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警戒线为0.40）(12)。同时，由于物价的上涨速度高于劳动者阶层收入水平的增长，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劳动者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没有同步提高甚至有所下降，这是当前相当一部分人对改革持怀疑态度，对改革争论加剧的基础性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各阶层普遍或多或少地享受了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利益，因此社会普遍支持改革并积极的参与。

　　在劳动所得与资方所得的比例和社会福利的投入上，我国的水平是很低的，这是劳动者阶层普遍贫困化的主要原因。劳动者阶层依然贫困化，这与社会主义社会或多元化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严重不符。多元化社会要求各阶层共同生存，共存的最起码的基础性保障是人的生理、安全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且达到当代应有的水平，这就更加需要加快步伐建设福利社会，否则何以共存？何以和谐？

　　从民主的角度来说，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多数人的统治，而中国的多数人——劳动者阶层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调整国民收入的第一、第二次分配，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公平正义水平，解决他们具体的生活困难且达到当代应有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所必须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建设福利社会，是实现普遍幸福的基础性保障。

　　二次大战后的西欧、北欧各国，都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充分利用了私有制下责任清、权利明的优势，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同时，允许劳动者阶层通过行业工会等工人自己的组织与资本家进行谈判和斗争，允许工人用罢工等较为激烈方式争取自己的工资收入，调整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又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进行调整，通过建设福利社会使劳动者阶层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国是一个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执政的国家，在政治上应当具有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调控国民收入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可能性。如果按照民主的核心原则——多数人统治的原则，以建设一个以劳动者阶层为主导的、包容其他阶级的多元化的福利社会为导向，可能会比西欧、北欧各国做得更好。

　　四、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福利社会制度就是这种分配制度的初级形式

　　改革是对制度的创新和扬弃，制度是规定人的行为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改革从实质上说是确定利益分配的过程和结果，改革的目的决定了改革的方式。换句话说，让谁受益的目的决定了如何进行改革。改革或者说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大体上有三条：一是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其经济总量发展太低，也不能为个人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一些人主张搞民主的计划经济，也能把经济搞上去，但迄今为止，未有一个成功的典型。二是维持现在改革方式。目前的改革在发展了经济总量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已达0.47。且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的低层次的生理、安全需求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很难想象，一个由温饱型劳动者为主体的弱势劳动者阶层，如何实现统治国家的权力？

　　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尽管这个理想在今天还远不能实现，但它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不能放弃的。这个最高理想状态，正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劳动者阶级及其政党应当追求的目标，最终可能也无法实现“完全的按需分配”，但大部分的实现将会使劳动者阶层获得极高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这个理想是劳动者阶级的政党应当追求的理想目标，离开了这个理想，劳动者阶层的政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资本家阶级已经过上了基本上能够“按需要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生活，而劳动者阶层政党存在的必要就是站在劳动者阶层的立场，为劳动者阶级谋取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瑞典社民党是全世界劳动者阶级政党的榜样。瑞典社民党党纲指出：瑞典社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的要求的对手。”(13)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上来说，瑞典社民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因为社民党不仅在理论上旗帜鲜明的坚持做劳动者阶级的代言人，在实际行动上，在其执政的过程中，极大地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1.社民党长期执政并坚持进行社会变革的结果使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成为社会差距最小、社会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资和奖金收益之类的市场收入占职工可支配收入比例最低的国家。2.社民党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中间站’，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将其推广到人生的全过程和全国人民。企业每年按法律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费后即不必再为其生老病死操心。而职工无论干什么工作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享受到大体相同的社会保障，因而对经济结构变革和社会变革持欢迎态度。3.社会差距较小。长期以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14)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在目前不可能实现，但一个理性、人道的社会应当尽可能地为社会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提供不确定上限的福利服务，以使他们不断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瑞典为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墓地”的整套社会福利，这个福利政策，主要是有利于位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因为资本家阶级不需要这个福利。或许在其他国家，受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的制约，目前还不能提供如此优厚的社会福利，但作为人类理想的最高目标的追求者，这是目前应当追求的目标，为劳动者阶级建设福利社会。

　　总而言之，福利社会制度是按人的低层次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进行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即按人的全部合理需求进行分配。因此，从社会财富的分配角度讲，福利社会制度是“按需分配”制度的初级形式。

　　五、当今中国制约经济发展的颈瓶是内需不足，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是实现扩大内需的基础和前提，应成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

　　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内需不足，这已是全社会形成的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和共识。近来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学者们反复强调要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增长。然而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有学者说，中国经济增长80%依靠出口，官方承认的数字是60%，如何把这个出口数字消化为内需？

　　内需有两种，一是投资，二是个人消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直接生产个人消费品或者生产个人消费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等，归根结底，源头是个人消费品的被购买消费。很明显，如果个人消费能力不足，投资生产的消费品或为生产消费品而生产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就会发生产品积压和滞销而影响投资的效益，从而影响人们投资的热情和信心。个人消费能力的不足，致使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残忍，在个人消费品需求总量不增加或少量增加的情况下，同类产品的企业投资（包括扩大生产规模和新建企业），总是几家欢喜几家忧，社会总经济效益没有相应的增加。

　　个人消费品的消耗，需要个人购买消费品，实现个人消费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个人要有钱，二是敢于花钱消费。目前的中国人——确切地说是在国内生活的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扩大个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而拉动经济的增长？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认真地查看目前中国人的构成和他们的收入支出情况。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者、劳动者。很明显，在四者中，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者的个人消费水平已经满足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需要，大幅度地增加个人消费的数量总额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此这部分人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总量不会有太多的增长，况且他们毕竟是少数人，消费数量有限。占总人口90%的劳动者阶层，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包括数量和质量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对生活的需求和期望，他们最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大量购买商品使企业的产品销路畅通；但他们也最不可能增加购买商品的数量和提高消费水平，因为他们没有钱或者有一点钱而不敢花。对温饱型劳动者来说，他们除了购买低档的生活必需品外，已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可供个人消费，况且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或者干脆没有能力考虑安排，他们目前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个人消费；对于贫困型，不说也罢；至于发展型劳动者，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外，他们尚有一些存款结余，但面对高昂的学费、医疗费、住房以及对自己未来养老生活的考虑等等，使他们捏紧了手里的一点存款而不敢消费。他们中三十岁左右的人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买房，四十左右的人面临的是子女的学费、本人及家庭的养老、医疗以及个人可能被淘汰被迫提前退休的生活问题。这一切，使这部分人也不大可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如此，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层目前没有能力增加个人消费，占总人口10%的强势阶层没有增加消费数量的需求，这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让劳动者阶层有钱并且敢于进行消费，扩大内需就会落空。

　　扩大内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战略政策，应当是一项基本政策。提高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支出能力，是实现这一基本国策的关键和前提，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层有利。过分的依赖出口，一旦出口不畅，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产品积压而导致企业破产倒闭。提高劳动者阶层的收入和支出能力，表面上只是减少了资本家的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中增加对劳动者阶级的福利支出，似乎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阶层而不利于强势阶层，但劳动者阶层收入和支出能力的提高必将使经济发展获得强劲的内需这一基础性的国内市场，使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有利环境，可有效地避免国外打喷嚏、国内就感冒的连锁不良反应。对此，社会必须也应当做出抉择。

　　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层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纷纷走向了建设福利社会的道路，福利社会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层有利，恰恰是福利社会使劳动者摆脱贫困后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而不断地增加内需，拉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整个资本家阶层减少了当期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中增加了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换来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投资环境，从而使经济获得稳定的增长，当然，阶级矛盾也由此得以缓解，社会也因此获得实质性的稳定。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仅仅为百分之十几。绝大部分还是靠生活在国内的人进行消费来实现的。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大富豪仅仅是少部分人，他们个人的需求数量毕竟有限，个人消费品的购买还是要依靠立足于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福利社会，正好实现了依靠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断地进行消费增长，增加对商品的购买而使企业的产品畅销，从而拉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国目前要扩大内需，关键是首先要提高劳动者阶层的收入能力和支出能力。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福利社会。中国应当学习，即使目前实现不了，也应当将其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来对待。据中广网报道：由208位专家参与研究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研究核心成果——《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与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救助发展战略三个分报告于2008年11月1日发布，旨在从理论上为国家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及未来发展提供战略蓝图，供高层决策参考。该报告提出将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2008至2012年），通过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与养老保障制度，初步实现全体人民能够免除生存危机、疾病忧患和从制度上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民生保障目标，为建设健全、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步（2013至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第三步（2021至2049年），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实现这一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确保国民的生活质量，全方位满足国民对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需求，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15)。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提出了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蓝图。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是目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基础和前提，应当写入宪法，成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以保障其实施和实现。

　　从哲学意义上讲，普遍性是人类共同具有的共性，特殊性是地域的、民族的个性。特殊性应当是优于普遍性至少是对优秀的普遍性没有实质性损害的才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应当是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快乐，按照王占阳教授的说法是普遍幸福。普遍幸福当然不能忽略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层。可以这么说，这90%的人幸福不幸福、富裕不富裕，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趋势。

　　如何增加劳动者阶层的收入和提高他们的支出能力，换言之如何让他们有钱并且没有后顾之忧地把钱花出去而增加内需，这是一个建设福利社会的系统工程。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劳动者阶层的工资收入与资方所得的比例，以及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中国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倒数第几，这与目前经济GDP的高速增长、与国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等都是极不相称的。

　　六、建设福利社会，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增加财政支出中对社会福利的比例，是很有必要也是必须的，这是扩大内需的最佳方式和途径

　　建设福利中国，具体地说，就是要政府干预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过提高劳动所得与资方所得的比例提高工资；在第二次分配中减少行政公务支出、减少经济建设支出，增加对教育、卫生、廉价出租房屋等社会福利的投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将农民纳入福利保障体系，降低大学学费、医疗费，让劳动者阶层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只有让他们的收入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他们才有可能扩大自己的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具体地说，对于劳动者阶层中的工薪族来说，就是要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尽可能地让他们在企业中占有一定的股份，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目前的情况是通货膨胀，物价年年在涨，而打工者的工资不涨甚至有所下降，即使上涨也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从公正和理性的角度讲，工资的上涨至少不能低于物价的上涨幅度。私营企业很难执行工资上涨幅度等于或超过物价的上涨幅度。在市场机制下，国家也不可能强迫私营企业为工人增加工资，而国有企业则比较容易做到，事实也是如此。通过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中职工的工资收入，提高劳动所得与资产所有方所得的比例（2004年我国为0.65∶1，瑞典在二次大战后初期为1∶1，70年代为3∶1左右）。目前应将这个比例调整到1∶1，逐步调整到3∶1左右。第一次分配比例过低，是劳动者阶级普遍贫困化的首要原因。国有企业率先大幅度地调整这个比例，无疑给私营企业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使其不得不随行就市为工薪族增加工资。同时在国有企业中首先增加职工的个人股份，包括职工实际购买公司股份和公司分配的仅用于利润分红的股份，把职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全体公司职工真正关心公司的前途和利益。

　　私有资本目前处于一个相对野蛮的原始积累阶段，一些资本家及其附庸的中产阶级，无视劳动者阶级的合法利益，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肆意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对工人利益的保护，使社会形成一种公正、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社会环境，迫使私营企业在这方面向国有企业看齐，否则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其员工队伍将极不稳定而严重影响其发展。

　　在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中，增加对教育、卫生、廉价出租房屋等社会福利的投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使财政支出中这些福利支出至少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2%-3%的水平，1995年是2.32%，2004年是2.79%；而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我国曾提出了4%的目标，但至今远未实现。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这是发达国家通行的作法，而我国在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思潮指导下，在教育上采取了低投入和高收费的方式，把国家应承担的责任用给了依然贫困且无力承担的劳动者阶层。大学学费之高已远远超出了劳动者阶层尤其是温饱型、贫困性劳动者的承受能力。

　　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有企业比较发达且占据优势行业地位。全民所有，既全民皆股东，国有企业理应向全体国民分红。2006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9600亿元人民币，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16200亿元人民币，2008年1-11月实现利润11994亿元人民币。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一般都要求将国有企业的红利转给财政部门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有专家提出，用国有企业的净利润弥补这一缺口，从长远考虑，也可逐渐将所有的企业国有资本划转给社保基金持有，由社保基金行使国有资本的股东职责，并以此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16)。

　　我国目前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但至少应当比印度等一些欠发达国家好。但实际情况是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高于我们。从任何一个方面比较，如果福利制度比印度这样的国家差，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面对目前的经济危机，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增加投资4万亿元（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安排为34831.72亿元）。假设平均在2009、2010年支出，每年2万亿，相当于增加一半多的财政支出。其中有一些民生工程和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的内容。这些投资，应当重点用于社会福利方面，应当利用这次机会，至少在今、明两年内使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达到国际平均水平。2008年的计划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61.61亿，占总财政支出34831.72亿的比例为7.9%，远低于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的比例，如仍以2008年财政计划支出总额为基数，达到32%的比例，则社会保障支出约为10449.5亿，如果在4万亿的安排中增加7687.9亿（原为2761.61亿），即可达到32%的水平；同样计算，如果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达到占17%（英国比例），则卫生方面支出为5921.39亿，需要在四万亿的安排中增加5089.8亿（原为831.58亿，占2.39%）；如果教育支出约占12%（英国比例），则教育方面的支出为4179.8亿，需要在四万亿的安排中增加2618亿（原为1561.76亿，占4.48%）。此三项增加投资总额为15395.7亿。如果以2008年实际财政支出为依据，去年1-11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45825.34亿元。其中，教育支出6822.41亿元（占总支出的14.89%）；医疗卫生支出1948.71亿元（占总支4.2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517.83（占总支出的12.04%），除教育外，比例明显低于英国。如果以英国比例为准，则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二项需要追加投资合计：14987.77亿。扩大内需的根本前提在于劳动者阶层有钱并且敢于花钱，如果在教育、医疗、福利保障方面加大投入，使劳动者阶层无后顾之忧，他们就会把挣到的钱勇敢的花出去，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国内市场对产品的需求量而真正的扩大内需。如果离开了劳动者阶层增加购买力这个根本点，扩大内需就无法实现。

　　注释：

　　①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四个阶层的划分与阶层矛盾”，载中国社会学网2007年9月。

　　②［美国］弗兰克·戈布尔(Frank Goble)：《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34-57页，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③④⑤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第10、12-13、17-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⑥王占阳：“普遍幸福主义与现实主义”，载人民网2007年6月。

　　⑦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初次分配”，载人民网2006年8月。

　　⑧(13)(14)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载《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网络）2005年5月22日发布。

　　⑨《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⑩齐志宏：“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6年年3月24日。

　　(11)中国经济周刊《专家建议：每年3000亿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载人民网2006年8月7日。

　　(12)李全兴：“综述如何认识我国的基尼系数”，载《学说连线》（网络）2006年7月。

　　(15)“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载中广网2008年11月1日。

　　(16)孔善广：“以国有企业分红充实社保基金”，载光明观察2006年3月。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