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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GO and Peasant from the "Field" Perspective: Taking the Project of X INGO as Example

　　【作者简介】秦小峰，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办公室主任，法学学士。（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本文以某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项目为例，借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观点，客观分析项目实施中该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农民间的互动行为，以及这种互动中的张力对项目结果的影响，并尝试提出改善这种互动的建议。

　　In recent years, people have paid lots of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s. In this article, we focus on the case of an INGO project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the Bourdieu's "Field" perspective, trying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tension between the INGO and the peasant. This study brings a new inspiration to the INGO in their future work of anti-poverty.

　　【关 键 词】国际非政府组织/场域/互动INGO/Field/interaction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大批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为INGO）①进入我国，到贫困地区从事扶贫和农村发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在它们进入中国农村的过程中，也因其遵循的专业准则与当地农民的生存经验不合拍而发生扶贫行动效果欠佳的现象，本文拟以笔者在一个发展项目中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对该现象做一初步分析。

　　一、项目简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国际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X机构）以灾害紧急救援为介入点，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并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多集中在农村地区，尤以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贫困农村为主。在项目实施的种子阶段，通常开展一系列粮食保障项目。该机构2000年在H县开展了大春“旱地套种”项目。所谓旱地套种，就是在农田中玉米套种豆类（大豆、黄豆、黑豆等）作物。项目在每年的4月前后实施，实施的技术关键是玉米套种黄豆的比例。合理的套种比例不仅能够提高作物的光能利用率，而且豆类也能够获得丰收，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单纯种植玉米来讲）。更重要的是，套种黄豆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因为黄豆根部有很强的固氮作用）。正是基于这些因素，X机构2000年开始在项目实施乡试点该项目，按照项目办的要求，农民基本套种了3行黄豆。

　　2001年X机构再次实施旱地套种项目，并由笔者负责推行该项目。机构的项目官员在要求笔者咨询过有关农林机构和项目乡农科站的套种比例意见后，决定采纳两行玉米之间最少套种4～6行黄豆的建议。随后，机构通过社区参与和农民沟通了套种的想法并在项目正式实施前和农民签订了合同，规定必须套种6行黄豆，才无偿提供给农民种子和化肥。项目实施后一段时间，工作人员做例行项目监控时发现一块地里竟然只套种了一行黄豆，随后又检查了不同项目小组的农田，发现很少有符合规定的种植方式。

　　X机构与农民先前已经达成了共识，怎么农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呢？以下我们运用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理论进行解释。

　　二、场域视角下的INGO和农民互动框架

　　（一）场城的概念及分析视角

　　“场域”(Field)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分析工具和概念，是其从事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布迪厄认为场域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即“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第二，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康华德，1998:133-134）。第三，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布迪厄说：“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行动者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知，而后者又依赖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布迪厄、华康德，1998:139-140）。布迪厄进一步指出，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到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首先，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除了上述两点外，还有第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即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布迪厄、华康德，1998:143）。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我们研究分析上述发展项目中INGO与农民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通过剖析实践中的INGO扶贫行为与农民接受扶贫行为之间的微观互动场景，进而分析该组织与它所嵌入的地区社会结构、反贫困惯习之间存在的张力。我们可以更细致地把握该场域中行动主体互动的脉络。

　　（二）场城视角下的互动框架

　　当我们把X机构的扶贫活动和农民的参与作为一个场域的时候，就可以画出INGO与农民互动关系的框架示意图，如下：

　　在上图中，INGO和农民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扶贫场域。扶贫场域中包含INGO和农民两个行为主体，其中，INGO以虚线的形式体现，表示其作为外来事物嵌入到一个本土性的农村社区中；而农民作为土生土长本地的因子，以实线的形式描画。在双方的互动上，由于双方手握资本的不同，INGO往往处于一个更主动、更强势的姿态和位置，以较粗的箭头勾画；农民往往处于相对被动的、弱势的反馈和应急位置，以较细的箭头勾画。经过场域中双方的互动，原来的项目设计在实际执行时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三、基于事实的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界定和说明问题，这里姑且不考虑由INGO和农民互动构成的扶贫场域与“权力场域”或其他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只是分析这个场域内部两者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对项目具体实施和结果的影响。也就是说本文主要从布迪厄场域分析视角的第二和第三点出发进行分析。首先勾画出两个行动主体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以及双方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其次，再分析两大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双方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我们再回到前面提到的旱地套种项目，在这个具体的扶贫场域中，由于X机构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最基本的种子和化肥，所以在场域中占据着主动与强势地位。为了保证项目的成功，在项目实施前，X机构就套种比例咨询了相关权威机构，并在社区参与后以合同的形式约定了套种黄豆的数量。可以看出，X机构本着立体种植提高产量、改善土壤肥力，进而提升农民意识的科学价值和专业价值，在场域中建构了合法的权威地位；在前者建立这种合法权威地位的同时，农民在场域中则处于一种看似“别无选择”的服从地位，为了获得X机构无偿提供的种子和化肥，他们纷纷承诺（以与X机构签合同按手印的形式）要套种六行黄豆。

　　如果项目照此发展下去，扶贫场域中双方互动肯定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在项目实际运作中，却出现了农民套种黄豆数量严重不足的现象，可见双方在项目实际运作中行动并不合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当我们询问农民没有按规定种植时，农民说：去年按照机构的要求，种了较多的黄豆，结果那年雨水多，黄豆都淹死了。而且，由于多种了黄豆，同一块地里种的玉米少了，黄豆没有收到，玉米也少收了。所以，今年他们要多种玉米。

　　这里我们需要结合双方在场域中的惯习和性情倾向来分析问题。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布迪厄、华康德，1998:165），通俗地讲，就是人们的禀性和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先来看看INGO在扶贫场域中的性情倾向暨惯习，X机构作为国际上有名的扶贫与发展机构，具有非常突出的“秉性”，它们有成套的机构愿景、核心价值观和工作理念。加上其雄厚的资金，以及在国际上多年开展社区发展工作的经验和积累，使得他们往往成为发展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坚实拥趸和倡导者。在这种互动模式中，X机构更容易把自己放在“不是专家的专家地位上”，期待农民配合项目执行，并对新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欢迎态度。

　　同样在这个场域中，农民根据事实经验（去年雨水多豆子都死了），想提高玉米的产量，因为玉米是当地最重要的口粮之一，而且当地饱受口粮不足之痛苦，这是一种基于事实基础上的生存理性和实质理性。中国农民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生存道德理性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农民的“生存理性”原则。所谓“生存理性”，指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农民的生活长期处在勉强维持生存的状况，使得中国传统农民对自身生活的理解和期待就表现出以“维持基本生存”为最高目标的行为方式和认知原则。这种“生存理性”是理解中国传统道德的关键（管爱华、崔宜明，2006）。在“生存理性”原则和惯习的指引下，中国的农民表现出一系列“反行为”和一些看似不可理解的行为，农民以自己对土地、对生存最原始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弱抵抗来对抗那些外来强大的影响和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将农民在项目实施中的惯习看做是内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结构，在贫苦场域中形成的惯习，必然是贫困惯习。贫困惯习是在承袭了贫苦这样的历史传统之后，个体的性情向物质条件妥协后形成的一套行为倾向和认知模式，它尤为强调安全第一、生存理性的原则（王庆林、贾敬，2008）。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农民为什么在签了合同的前提下，依然种植不到数量的黄豆，因为双方在深层次的性情结构和目标诉求上是不一致的。“生存第一”的惯习是农民与X机构在早期粮食保障项目（以缓解缺粮为目标之一）中互动的基础。

　　四、结语

　　本文以某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项目为例，借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观点，分析项目实施中该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农民间的互动行为，以及这种互动之间的张力对项目结果的消解性影响。笔者认为，在X机构坚持自身性情结构，缺乏对场域中本土因素的深刻尊重和理解的时候，项目的实施往往出现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场域中双方互动模式并非建立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对等地位，农民出于生计的考虑，在互动中发展出自己的弱反抗。

　　这一现象也为INGO开展的农村发展项目提供了重要启示：INGO在农村发展项目中不应以救世主自居，也不要只机械地搬用国际“经验”和规范，而是要真正放下身段，客观面对扶贫大环境及扶贫所处场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深刻理解与有效回应，免受强势的发展主义话语及其对问题界定的影响，采用一种更为本土和务实的扶贫理念和方式，在场域中发展出新的惯习和性情倾向，并对当地文化保持适切的文化敏感性，以取得更好的扶贫效果，同时增加机构的活力和应变性。

　　注释：

　　①对学界来讲，NGO、INGO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本文为节省篇幅，不在文中赘述其定义。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管爱华，崔宜明.“生存理性”与传统道德——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与价值诉求[J].探索与争鸣，2006,(6).

　　[3]王庆林，贾敬.贫困与反贫困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J].法制与社会，2008,(7).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