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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缓解这一问题，2010年10月法国议会通过了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该法案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二是将可领取全部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而这一制度改革引发了一系列全国性大罢工，在抗议中还发生了严重冲突事件，扰乱民众正常生活，影响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政府公信力下降。实际上早在该法案改革没有通过的2010年初，英国路透社就报道了一家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选民担忧法国经济疲弱，并且不满萨科齐的执政风格，有65%的法国受访民众不希望萨科齐参加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种种情况导致了国内外对法国经济预期变差，进而可能引起某些对外因素的变化，这一切均对法国的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能力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考验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2.社会保障歧视与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社会保障歧视指的是一个社会里的不同群体适用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社会保障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公平享有，我国当前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歧视问题则严重违背了根本特征，城市和农村之间、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企业与非企业之间，甚至企业中国企和私企、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公务员里高级干部、普通干部和一般公务员之间，社会保障待遇都存在着明显的很大差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项目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等。仅从养老保险方面来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养老保险待遇的不同，必然导致相互攀比现象，此现象日益突出，并已成为每年“两会”代表批评的社会不公问题之一，也是社会媒体关注的热点新闻，由此导致上访案件逐年增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类现象频发，极易导致社会摩擦和社会矛盾，影。向社会稳定，从而可能引起一些对外因素的变化，影响我国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和国家经济保障能力，进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我国社会保障歧视最典型的表现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障项目差异显著。我国城镇地区已经基本建立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项目的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险体系，而在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只在东部少数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农合医疗也处于起步阶段，农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更是一片空白。第二，保障水平差距大。根据《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8894.4亿元，农村养老金支出76亿元，农村养老金支出仅为城镇养老金支出的0.85%，而农村人口数却是城镇人口数的1.15倍。第三，覆盖面差别较大。《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显示，2009年末我国乡村人口71288万人，占总人口数53.41%，而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仅为8691万人；城镇人口62186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3550万人。

　　但一般而言，农民拥有土地，不可否认土地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尽管存在社保歧视，土地带给农民的保障程度也很低（土地保障程度可以用农民土地收入来衡量，笔者根据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查到的数据，按照全国种植业产品中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用净利润、人工成本和农业补贴之和减去成本外支出计算得到2008年农民每亩土地收入为409.30元，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查到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2.18亩，算出农民平均每人土地收入为892.27元；土地保障程度也可以用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家庭经营纯收入当中的农业收入来近似，这里采用以上两种方法相结合取算术平均值的办法来估算，2008年土地带给农民平均每人每年的保障价值为1159.62元），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和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因此，农民社会保障歧视目前还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能力的影响也较有限，但长期看不容忽视。

　　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近年来农民土地被征用的规模不断扩大，失地农民数量逐年增多，日益凸显的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已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严重，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处理，也存在明显的歧视，如补偿款被层层盘剥、就业难、部分失地农民几乎丧失了基本国民待遇等。而农民工问题更是成为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夹层、牺牲品。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失去土地、从农村走向城市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保障歧视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在一定传导机制作用下，很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外，从社保转移的角度来看，我国同样存在歧视。尽管我国已在2010年10月通过的《社会保险法》中第19条、32条和52条规定了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然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并没有其他配套措施出台，致使困难重重。如果打工者离开打工地，却想继续在当地参保，当地有关部门会要求参保人把单位该缴的部分补足直到15年为止，还有很多地方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续保，而打工者户籍所在地又不接受转移接续。同样是社保转移问题，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在欧盟各国，即便劳动者先后在不同国家就业，只要该劳动者按时缴纳足额社会保险费，未来退休时，都可以凭借有关缴费证明享受养老保障。美国公民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一张登记有姓名和相应社会安全号码的社保卡，公民从就业开始，支付联邦政府社会保障税和医疗保险税，公民不论如何迁移，只要符合享受社保的条件，就可以以此为基本凭证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享受相应待遇。

　　最后，从如何解决社会保障歧视的视角考虑，消除歧视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降低社会保障程度高的成员的保障水平，向农民转移；其二是保留高水平社会保障，同时拉高保障程度低者的社会保障水平。采取第一种途径，必然会造成本来保障程度高的群体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可能影响政治稳定，导致国内外对中国经济预期的变差，进而影响某些对外因素的变化，这一切均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能力产生威胁，从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采取第二种途径，必然要求国家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可能增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也可能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从而加大了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此，无论哪种途径，都很可能产生如前所述的问题，从而可能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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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