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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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名称】民族问题研究【专 题 号】D5
【复印期号】2012年04期
【英文标题】On Livelihoods Status of the Poor in the Agricultural andPastoral Areas of Tibet in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作者简介】李继刚/毛阳海，西藏民族学院 财经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李继刚，陕西蓝田人，管理学博士，西藏民族学院财经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和少数民族经济；毛阳海，湖南岳阳人，西藏民族学院财经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统计学和少数民族经济。
【内容提要】 生计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研究农村扶贫、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的视角。本文借助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牧区贫困人口生计资本整体呈现脆弱性，生计资本之间互为因果，呈非线性关系。由于生计资本的限制，农牧民所能选择的生计策略有限，进而导致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加剧。研究认为，政府在西藏农牧区扶贫开发过程中，要从影响农牧民生计资本出发，提高对农牧民可行能力的培养，加大基础公共设施建设与生态移民并重，同时，通过产业、科技等构建农牧区生态文明，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
Livelihoods concept for researchers provided an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problems of r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the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Tibet. Study, where poor people living on a small capital overall, capital between a mutually beget each other, and nonlinearly related. The livelihood of the capital, farmers and herdsmen can make a choice of strategy,and then lead to poverty and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exacerbated. Research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in Tibet where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and affect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and raising capital for the training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feasible to increase public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immigrants. At the same time, by industrie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build whe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ing get rid of poverty, and rich peasants and herdsmen.
【关 键 词】西藏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政府扶贫Tibetan poverty population/Sustainable livelihood/The govern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一、引言
贫困问题和环境恶化往往交织在一起，成为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两大难题。随着西藏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牧民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关键性问题。作为青藏高原主体的西藏，其生态价值主要表现在它是地球上巨大的基因库、全球气候的重要启动器、周边地区的固体水库与江河之源以及我国东部地区的生态源与生态屏障[1]。但是人类在无节制的开发和掠夺式的利用中，西藏乃至青藏高原极其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面临危机。一方面西藏人民迫切需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农牧区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环境保护，生态改善等问题。因此，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又能尽快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就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学界对西藏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闵庆文，成升魁；刘雨林；杨松；温军)[2－4]，增长方式转变(贡秋扎西，杨斌；李中锋，杨明洪；李国政，彭红碧)[5－7]，产业结构调整(何景熙)[8]，西藏贫困成因类型(白涛，庄永福)[9]等方面进行探讨的，这些已有文献对于我们认识西藏贫困问题，开展扶贫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农牧民的贫困，认识到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一事实。
可持续生计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农村反贫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系统论述贫困问题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政策已产生了积极影响。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也将这一概念写进行动议程，倡导将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目标之一。
应该讲，可持续生计不仅是一种分析方法，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指导思想。生计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研究农村扶贫、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的视角，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比“工作”、“收入”以及“职业”等概念更具丰富的内涵和更广的外延，更能完整的描述出穷人的生存的复杂性，更利于理解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10]。
二、分析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的框架
(一)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提出
目前，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被学界广泛用于对贫困与农村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贫困人口生计、特别是围绕贫困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分析。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源于强调地方参与和理解所有形式的贫困发展哲学观点，是设计以人为中心的缓解贫困方案的建设性工具。目前，使用较多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主要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国际关怀(CARE)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英国海外发展部(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11]。其中DFID提出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得到最为广泛的应用，此框架具有以下特征，即可持续生计是建立在微观个体基础之上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下进行的，是以人为中心动态的研究，是从能力分析出发，而非需求或供给出发的分析，是包括了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多维度的分析研究。
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生计资产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中物质资本包括道路交通、运输工具、住房、饮水与卫生设施、能源、通讯、生产工具、种子、肥料、农药等；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健康、营养、教育、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等；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和产出、水和水产资源、树木和林产品、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服务；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关系、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金融资本包括储蓄、贷款、借债、工资和报酬[12]。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我们分析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借用这一分析框架，结合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实际，建立了一个分析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的框架(见图1)。
图1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二)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结合西藏农牧区的具体实际和以往研究文献，我们将本文提出的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分析框中的相关概念做出解释说明。
1.风险冲击。在我们的可续性生计分析框架中，我们认为农牧民生产生活风险主要来自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从农牧业的生产活动的特性来看，由于农牧业生产周期长，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错共同构成了农牧业的生产过程。自然是不可抗的，无法控制的，因而农牧业生产一直以来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对洪涝、干旱、暴雪、飓风、冰雹等自然灾害更是无法抵御，“靠天吃饭”是农牧业的基本状况。从农牧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看，面临市场风险。农牧产品鲜活易腐，不易保存，收获后必须立即上市，集中供给。这实际上降低了小农的谈判地位和叫价能力。从农牧产品需求弹性来看，由于农产品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属于消费需求的最低层次。这就决定了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即消费者不会因为农产品价格或自身收入的变动而对自己的消费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
2.生计资本。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生计资产包括五种资本，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六种生计资本——宗教文化资本。我们之所以将宗教文化作为一大生计资本，是因为宗教文化对认识西藏至关重要。宗教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由于宗教文化已渗透和扎根于西藏以及整个藏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处处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因而，宗教文化资本应作为一项考察农牧民生计资本的指标。
3.生计策略。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其生计策略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采取的行动策略。由于农牧民消费开始多元化，生产活动社会化，因而其生计策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收入策略，农牧业不再是唯一的就业领域，部分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收入来源趋于复杂化。二是应对风险策略，由于农牧业生产活动面临很大的自然风险，尤其是暴雪等恶劣的气候环境的影响，因此，分析农牧民生计策略还需要考虑农牧民应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措施与手段。三是社会参与策略，农牧民开始走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步入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世界。因此，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不仅应该拥有充足的营养和健康身体，更应该获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4.生计后果。生计策略直接关系到生计后果，不同的生计策略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同时，生计后果又会影响到生计资本，进而对整个可持续生计系统造成影响。
三、农牧民生计状况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学界有关西藏贫困问题的多数研究本质上属于生计研究，但只是没有明确地将有关研究纳入完整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相关研究只是涉及该框架中的部分内容，本文这里将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进行细化。
(一)生计资本基本情况分析
1.自然资本状况。从自然资本来看，西藏贫困人口基本分布在自然地理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主要集中在河谷农区与高原牧区的结合部或江河交汇处，农业和牧业优势均不明显。既缺乏发展畜牧业的辽阔草原，又缺乏发展种植业的气候和优良耕地，更无茂密的原始森林[13]。同时，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原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重新恢复是极为艰难，很容易陷入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循环之中。如季节与骤热的融冻交替作用，极易出现山坡草皮和泥土的滑落；寒冻风化会使岩块崩裂，剥落成岩屑、砾石；融冻与寒冻风化的共同作用，又孕育着泥石流的可能性。由于高原边缘阶坎低差悬殊，降雨集中，河水补给以雨水为主的河流如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其洪水期和枯水期流量的变化很大。高原干燥猛烈的西风对植物的适宜性构成影响，植被一旦破坏，很容易被沙砾化，如若不加之以人力干预作用，仅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其过程是困难和缓慢的[14]。
2.物质资本状况。从物质资本来看，农牧民拥有大型生产工具比例过低，农用大型拖拉机拥有量仅为每百户3.5台，直接制约了农牧业的发展和规模化经营。而从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来看，其中交通工具和信息工具拥有量较高，如电视机和电话机的普及率达到70％以上。这说明一方面农牧民了解外部信息的渠道趋于畅通，生活社会化程度提高，社会消费开支增加，另一方面农牧业发展有限，收入增长缓慢。这两方面的冲击影响了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可能加重农牧民的贫困。
3.金融资本状况。从金融资本来看，西藏农牧区正规金融机构只有中国农业银行，所开展的业务极为有限，主要是存、贷、汇三种，服务产品单一，辐射范围有限，许多偏远地区基本存在金融服务“真空”。2009年农牧民平均每人年储蓄借贷支出仅为252元，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为7.69％。金融业的落后，也使得牲畜成为广大农牧民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生计资本，“惜杀惜售”现象在农牧区依然普遍。因为，在风险来临时，特别是自然灾害等发生时，农牧民一个最有效的生存策略就是保持牲畜的存栏，灾害过去后存活的数目就相对越多。然而，一些牲畜数量较少的牧户在灾害后即刻陷入贫困，且多年里难以翻身。反之，牲畜数量较多的牧户虽然也遭受巨大损失，但很快就会畜丁兴旺。因此，在农村金融难以满足农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时，“惜杀惜售”就成为农牧民应对生存风险的有效选择。
4.人力资本状况。人力资本来看，西藏自治区15－60岁之间的劳动力有160.6万，而其中文盲人口就达69.5万，占适龄劳动力的43.3％；有小学文化程度的48.7万，占适龄劳动力的30.3％；扫盲班人数为13.7万，占适龄劳动力的8.5％。也就是说西藏小学毕业人数达到131.9万，占全部适龄劳动力的82.1％[15]。如果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城乡区别，西藏农牧区适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将更加严重，文盲比率会更高。依据Arnon的研究，要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对其行动主体——农民的文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为5年以上教育文化程度，也就是说，低于5年教育的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影响不明显，而受过5年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缓慢、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其关键的制约结症在于人力资源这一根本性资源上，即西藏农牧区缺乏具备相应知识水平和技能的人力资源，农牧区劳动力的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存量积累不足。
周伟等人在山南地区调查发现，山南农牧区户主文化程度，文盲占43.01％，小学占48.61％，初中以上仅占8.38％。绝大部分的农牧村仅有农业科技人员1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仅6.8‰。农牧户对教育投资不足，除国家扶持资金外，学生人均教育支出仅27.56元；无子女上学的农户基本没有文教支出[16]。
5.农牧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可，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扶贫开发也成为政府以及各种扶贫机构治理贫困的一大战略。世界银行(WBG)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资本研究计划，大力倡导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建设，将发展社会资本作为缓解贫困的重要手段[17]。当前，西藏农牧区的社会资本存在以下特点：一是社会资本范围狭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广大农牧民彼此分散居住，远离城镇等人口聚集地，交往范围有限，社会资本效应难以发挥作用。二是农牧民社会资本结构单一，彼此之间的联系主要以一定的宗教信仰为纽带，生产互助为补充，与外界的联系也主要依靠政府引导为主，社会资本单薄。2009年西藏农牧民交通信息费用支出占总支出8.36％，可以看出农牧民社会交往能力极为有限，生产生活处于相对封闭状态。
6.宗教文化资本。在西藏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存在着各种文化的交汇和冲突。既有藏、汉、土、羌、蒙古、白、门巴族的佛教，回、撒拉、东乡族的伊斯兰教，又有满、苗、普米族的原始宗教，傈僳、纳西及部分白族的基督教、天主教等独特的民族文化，更有游牧、农耕和城市等特殊的地域文化，形成了青藏高原特殊的文化现象。这种由于多样性地域文化形成了各自差异巨大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使高原与其他地区进行经济交流面临着更多的文化障碍；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文化与游牧、农耕、城市文化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各民族的价值观、职业观、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宗教文化在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扩散渗透以及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性的影响着不同文化层面、不同分布地域民族的价值取向、创新精神、竞争意识、市场适应能力以及技术变革态度等农业发展内在的机制，成为农牧业发展和农牧民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农牧民生计策略分析
由于西藏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别较大，很难找出具有代表性的村落进行说明，因此，我们根据2010年西藏统计年鉴，用西藏整体农牧民的生计策略表述可能较为适宜。全区农牧民人口为221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例为76.2％，而农牧业总产值占总收入的14.5％。
从农牧民劳动力就业领域来看，农牧业就业比例为76.4％，而在工业领域就业比例仅为2.00％，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较高。从整体来看，农牧民尚未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农牧业存在“内卷化”趋势。从收入水平来看，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08％。农业和牧业是农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林业和渔业只占很小的收入比例。从消费结构来看，农牧民的食物消费占到消费总支出的一半，其他消费如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仅占到2.24％，这也说明西藏农牧民生活水平尚处于生存状态。另外，从利用金融机构借贷服务来看，在农牧业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2009年，农牧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例仅为1.22％。
(三)农牧民生计后果状态
通过对农牧民生计资本以及生计策略的观察，农牧民的贫困在于农牧业发展与农牧民劳动力流转问题。农牧业的现状是人地矛盾严重。一是在西藏过去30年中，农村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17‰左右，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二是农牧业畜牧数量迅猛上升，造成草原严重超载，草场退化，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全区国土范围内沙漠化土地2047.41×104
，占全区总面积的17.03％；潜在沙漠化土地136.52×104，占国土面积的1.14％，合计18.17％[18]。
图2农牧区人口比重与农牧业总产值比重
西藏农牧民劳动力流转缓慢，由于生计资本限制，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局限，导致广大农牧民缺乏市场竞争力。从西藏现有市场规模来看，市场容量有限，并且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西藏城镇务工经商。这些外来劳动力由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比西藏农牧民更具就业竞争力、使得本地农牧民在流转过程中受到排挤，也使得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牧业领域。
在基本生存需求与发展性需求的双重利益驱动下，农牧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又由于开发利用方式和技术水平的局限，这种高强度的作用往往表现为对土地、草场等的过度利用，加重了资源环境的负荷，进而使原本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四、政策含义
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本文分析了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该框架不仅是对农户生计、特别是贫困问题有关的复杂因素进行整理、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且被实践证明是研究和改善农户生计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可行范式[19]。针对约束农牧区人口生计的因素，处理好生计与环境问题，实现农牧民可持续发展与农牧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建议如下：
第一，提高农牧区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服务的公共投资质量。森认为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合理识别。尽管低收入与可行能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因此，增强人的可行能力就成为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应对贫困的有效战略选择。对西藏农牧区人口而言，基础教育与健康服务是关键。虽然中央和地方财政对藏族农牧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服务投资量巨大，但是与内地农村相比，西藏农牧区的基层教育和健康服务质量较差、服务资源利用率不高[20]。因此，从长期来看，加大农牧区的基础教育和健康服务利用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农牧民人力资源，应该成为反贫困的长效机制。
第二，提高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移民并重。在西藏扶贫开发中，既要按照经济效率原则，又要尊重当地的民俗民情，两者并重。按照西藏空间布局长期规划，在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域，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一要修路，保证农牧区与外界交通道路的畅通，节约交易费用，让农牧民便捷地参与和融入到市场经济中。二要加强生活设施、防灾设施和生态保护设施建设，解决农牧民生产和生活困难，提高农牧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域，应积极采取生态移民工程，生态移民其实质是人与环境关系的调整，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移民是有效卸载当地人口生态压力，解决贫困与生态恶化问题的根本出路[21]。
第三，构建农牧区生态文明，实现农牧区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一是依靠科技，扩大扶贫载体建设，推进扶贫地区产业化。增强农牧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千百年来高原各族人民积累继承的传统文化技术优势、自然人文优势、民族特色产品优势、地域生态环境优势，构建具有高原特色的农业生产体系，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二是发挥西藏农牧业优势，实现农牧产品商品化和工业化，建立自身特有的农牧产品产业集群。西藏的天然草地资源和牦牛、藏系绵羊、绒山羊等畜种是独具特色的优势资源，畜牧业也是西藏的主要基础产业之一[22]，当前在国际、国内普遍关注肉类和食品的优质、卫生和安全时，青藏高原以牦牛为代表的牲畜及其畜产品，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兴趣。高原草地的牲畜生长在无工业污染中，采食天然牧草，基本不补饲含有添加剂的人工饲料，是生产高档有机肉奶的最佳基地。因此，要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西藏畜牧业的优势，把它培养成西藏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特殊产业之一。
注释：
①本文中未注明的数据均来自2010年《西藏统计年鉴》。
贫困问题和环境恶化往往交织在一起，成为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两大难题。随着西藏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牧民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关键性问题。作为青藏高原主体的西藏，其生态价值主要表现在它是地球上巨大的基因库、全球气候的重要启动器、周边地区的固体水库与江河之源以及我国东部地区的生态源与生态屏障[1]。但是人类在无节制的开发和掠夺式的利用中，西藏乃至青藏高原极其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面临危机。一方面西藏人民迫切需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农牧区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环境保护，生态改善等问题。因此，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又能尽快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就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学界对西藏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闵庆文，成升魁；刘雨林；杨松；温军)[2－4]，增长方式转变(贡秋扎西，杨斌；李中锋，杨明洪；李国政，彭红碧)[5－7]，产业结构调整(何景熙)[8]，西藏贫困成因类型(白涛，庄永福)[9]等方面进行探讨的，这些已有文献对于我们认识西藏贫困问题，开展扶贫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农牧民的贫困，认识到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一事实。
可持续生计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农村反贫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系统论述贫困问题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政策已产生了积极影响。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也将这一概念写进行动议程，倡导将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目标之一。
应该讲，可持续生计不仅是一种分析方法，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指导思想。生计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研究农村扶贫、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的视角，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比“工作”、“收入”以及“职业”等概念更具丰富的内涵和更广的外延，更能完整的描述出穷人的生存的复杂性，更利于理解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10]。
二、分析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的框架
(一)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提出
目前，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被学界广泛用于对贫困与农村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贫困人口生计、特别是围绕贫困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分析。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源于强调地方参与和理解所有形式的贫困发展哲学观点，是设计以人为中心的缓解贫困方案的建设性工具。目前，使用较多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主要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国际关怀(CARE)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英国海外发展部(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11]。其中DFID提出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得到最为广泛的应用，此框架具有以下特征，即可持续生计是建立在微观个体基础之上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下进行的，是以人为中心动态的研究，是从能力分析出发，而非需求或供给出发的分析，是包括了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多维度的分析研究。
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生计资产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中物质资本包括道路交通、运输工具、住房、饮水与卫生设施、能源、通讯、生产工具、种子、肥料、农药等；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健康、营养、教育、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等；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和产出、水和水产资源、树木和林产品、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服务；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关系、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金融资本包括储蓄、贷款、借债、工资和报酬[12]。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我们分析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借用这一分析框架，结合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实际，建立了一个分析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的框架(见图1)。
图1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二)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结合西藏农牧区的具体实际和以往研究文献，我们将本文提出的农牧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分析框中的相关概念做出解释说明。
1.风险冲击。在我们的可续性生计分析框架中，我们认为农牧民生产生活风险主要来自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从农牧业的生产活动的特性来看，由于农牧业生产周期长，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错共同构成了农牧业的生产过程。自然是不可抗的，无法控制的，因而农牧业生产一直以来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对洪涝、干旱、暴雪、飓风、冰雹等自然灾害更是无法抵御，“靠天吃饭”是农牧业的基本状况。从农牧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看，面临市场风险。农牧产品鲜活易腐，不易保存，收获后必须立即上市，集中供给。这实际上降低了小农的谈判地位和叫价能力。从农牧产品需求弹性来看，由于农产品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属于消费需求的最低层次。这就决定了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即消费者不会因为农产品价格或自身收入的变动而对自己的消费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
2.生计资本。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生计资产包括五种资本，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六种生计资本——宗教文化资本。我们之所以将宗教文化作为一大生计资本，是因为宗教文化对认识西藏至关重要。宗教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由于宗教文化已渗透和扎根于西藏以及整个藏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处处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因而，宗教文化资本应作为一项考察农牧民生计资本的指标。
3.生计策略。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其生计策略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采取的行动策略。由于农牧民消费开始多元化，生产活动社会化，因而其生计策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收入策略，农牧业不再是唯一的就业领域，部分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收入来源趋于复杂化。二是应对风险策略，由于农牧业生产活动面临很大的自然风险，尤其是暴雪等恶劣的气候环境的影响，因此，分析农牧民生计策略还需要考虑农牧民应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措施与手段。三是社会参与策略，农牧民开始走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步入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世界。因此，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不仅应该拥有充足的营养和健康身体，更应该获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4.生计后果。生计策略直接关系到生计后果，不同的生计策略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同时，生计后果又会影响到生计资本，进而对整个可持续生计系统造成影响。
三、农牧民生计状况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学界有关西藏贫困问题的多数研究本质上属于生计研究，但只是没有明确地将有关研究纳入完整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相关研究只是涉及该框架中的部分内容，本文这里将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进行细化。
(一)生计资本基本情况分析
1.自然资本状况。从自然资本来看，西藏贫困人口基本分布在自然地理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主要集中在河谷农区与高原牧区的结合部或江河交汇处，农业和牧业优势均不明显。既缺乏发展畜牧业的辽阔草原，又缺乏发展种植业的气候和优良耕地，更无茂密的原始森林[13]。同时，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原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重新恢复是极为艰难，很容易陷入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循环之中。如季节与骤热的融冻交替作用，极易出现山坡草皮和泥土的滑落；寒冻风化会使岩块崩裂，剥落成岩屑、砾石；融冻与寒冻风化的共同作用，又孕育着泥石流的可能性。由于高原边缘阶坎低差悬殊，降雨集中，河水补给以雨水为主的河流如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其洪水期和枯水期流量的变化很大。高原干燥猛烈的西风对植物的适宜性构成影响，植被一旦破坏，很容易被沙砾化，如若不加之以人力干预作用，仅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其过程是困难和缓慢的[14]。
2.物质资本状况。从物质资本来看，农牧民拥有大型生产工具比例过低，农用大型拖拉机拥有量仅为每百户3.5台，直接制约了农牧业的发展和规模化经营。而从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来看，其中交通工具和信息工具拥有量较高，如电视机和电话机的普及率达到70％以上。这说明一方面农牧民了解外部信息的渠道趋于畅通，生活社会化程度提高，社会消费开支增加，另一方面农牧业发展有限，收入增长缓慢。这两方面的冲击影响了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可能加重农牧民的贫困。
3.金融资本状况。从金融资本来看，西藏农牧区正规金融机构只有中国农业银行，所开展的业务极为有限，主要是存、贷、汇三种，服务产品单一，辐射范围有限，许多偏远地区基本存在金融服务“真空”。2009年农牧民平均每人年储蓄借贷支出仅为252元，占当年总支出的比例为7.69％。金融业的落后，也使得牲畜成为广大农牧民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生计资本，“惜杀惜售”现象在农牧区依然普遍。因为，在风险来临时，特别是自然灾害等发生时，农牧民一个最有效的生存策略就是保持牲畜的存栏，灾害过去后存活的数目就相对越多。然而，一些牲畜数量较少的牧户在灾害后即刻陷入贫困，且多年里难以翻身。反之，牲畜数量较多的牧户虽然也遭受巨大损失，但很快就会畜丁兴旺。因此，在农村金融难以满足农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时，“惜杀惜售”就成为农牧民应对生存风险的有效选择。
4.人力资本状况。人力资本来看，西藏自治区15－60岁之间的劳动力有160.6万，而其中文盲人口就达69.5万，占适龄劳动力的43.3％；有小学文化程度的48.7万，占适龄劳动力的30.3％；扫盲班人数为13.7万，占适龄劳动力的8.5％。也就是说西藏小学毕业人数达到131.9万，占全部适龄劳动力的82.1％[15]。如果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城乡区别，西藏农牧区适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将更加严重，文盲比率会更高。依据Arnon的研究，要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对其行动主体——农民的文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为5年以上教育文化程度，也就是说，低于5年教育的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影响不明显，而受过5年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缓慢、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其关键的制约结症在于人力资源这一根本性资源上，即西藏农牧区缺乏具备相应知识水平和技能的人力资源，农牧区劳动力的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存量积累不足。
周伟等人在山南地区调查发现，山南农牧区户主文化程度，文盲占43.01％，小学占48.61％，初中以上仅占8.38％。绝大部分的农牧村仅有农业科技人员1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仅6.8‰。农牧户对教育投资不足，除国家扶持资金外，学生人均教育支出仅27.56元；无子女上学的农户基本没有文教支出[16]。
5.农牧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可，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扶贫开发也成为政府以及各种扶贫机构治理贫困的一大战略。世界银行(WBG)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资本研究计划，大力倡导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建设，将发展社会资本作为缓解贫困的重要手段[17]。当前，西藏农牧区的社会资本存在以下特点：一是社会资本范围狭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广大农牧民彼此分散居住，远离城镇等人口聚集地，交往范围有限，社会资本效应难以发挥作用。二是农牧民社会资本结构单一，彼此之间的联系主要以一定的宗教信仰为纽带，生产互助为补充，与外界的联系也主要依靠政府引导为主，社会资本单薄。2009年西藏农牧民交通信息费用支出占总支出8.36％，可以看出农牧民社会交往能力极为有限，生产生活处于相对封闭状态。
6.宗教文化资本。在西藏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存在着各种文化的交汇和冲突。既有藏、汉、土、羌、蒙古、白、门巴族的佛教，回、撒拉、东乡族的伊斯兰教，又有满、苗、普米族的原始宗教，傈僳、纳西及部分白族的基督教、天主教等独特的民族文化，更有游牧、农耕和城市等特殊的地域文化，形成了青藏高原特殊的文化现象。这种由于多样性地域文化形成了各自差异巨大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使高原与其他地区进行经济交流面临着更多的文化障碍；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文化与游牧、农耕、城市文化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各民族的价值观、职业观、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宗教文化在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扩散渗透以及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性的影响着不同文化层面、不同分布地域民族的价值取向、创新精神、竞争意识、市场适应能力以及技术变革态度等农业发展内在的机制，成为农牧业发展和农牧民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农牧民生计策略分析
由于西藏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别较大，很难找出具有代表性的村落进行说明，因此，我们根据2010年西藏统计年鉴，用西藏整体农牧民的生计策略表述可能较为适宜。全区农牧民人口为221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例为76.2％，而农牧业总产值占总收入的14.5％。
从农牧民劳动力就业领域来看，农牧业就业比例为76.4％，而在工业领域就业比例仅为2.00％，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较高。从整体来看，农牧民尚未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农牧业存在“内卷化”趋势。从收入水平来看，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08％。农业和牧业是农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林业和渔业只占很小的收入比例。从消费结构来看，农牧民的食物消费占到消费总支出的一半，其他消费如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仅占到2.24％，这也说明西藏农牧民生活水平尚处于生存状态。另外，从利用金融机构借贷服务来看，在农牧业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2009年，农牧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例仅为1.22％。
(三)农牧民生计后果状态
通过对农牧民生计资本以及生计策略的观察，农牧民的贫困在于农牧业发展与农牧民劳动力流转问题。农牧业的现状是人地矛盾严重。一是在西藏过去30年中，农村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17‰左右，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二是农牧业畜牧数量迅猛上升，造成草原严重超载，草场退化，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全区国土范围内沙漠化土地2047.41×104
，占全区总面积的17.03％；潜在沙漠化土地136.52×104，占国土面积的1.14％，合计18.17％[18]。图2农牧区人口比重与农牧业总产值比重
西藏农牧民劳动力流转缓慢，由于生计资本限制，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局限，导致广大农牧民缺乏市场竞争力。从西藏现有市场规模来看，市场容量有限，并且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西藏城镇务工经商。这些外来劳动力由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比西藏农牧民更具就业竞争力、使得本地农牧民在流转过程中受到排挤，也使得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牧业领域。
在基本生存需求与发展性需求的双重利益驱动下，农牧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又由于开发利用方式和技术水平的局限，这种高强度的作用往往表现为对土地、草场等的过度利用，加重了资源环境的负荷，进而使原本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四、政策含义
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本文分析了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该框架不仅是对农户生计、特别是贫困问题有关的复杂因素进行整理、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且被实践证明是研究和改善农户生计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可行范式[19]。针对约束农牧区人口生计的因素，处理好生计与环境问题，实现农牧民可持续发展与农牧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建议如下：
第一，提高农牧区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服务的公共投资质量。森认为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合理识别。尽管低收入与可行能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因此，增强人的可行能力就成为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应对贫困的有效战略选择。对西藏农牧区人口而言，基础教育与健康服务是关键。虽然中央和地方财政对藏族农牧人口的教育和健康服务投资量巨大，但是与内地农村相比，西藏农牧区的基层教育和健康服务质量较差、服务资源利用率不高[20]。因此，从长期来看，加大农牧区的基础教育和健康服务利用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农牧民人力资源，应该成为反贫困的长效机制。
第二，提高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移民并重。在西藏扶贫开发中，既要按照经济效率原则，又要尊重当地的民俗民情，两者并重。按照西藏空间布局长期规划，在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域，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一要修路，保证农牧区与外界交通道路的畅通，节约交易费用，让农牧民便捷地参与和融入到市场经济中。二要加强生活设施、防灾设施和生态保护设施建设，解决农牧民生产和生活困难，提高农牧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域，应积极采取生态移民工程，生态移民其实质是人与环境关系的调整，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移民是有效卸载当地人口生态压力，解决贫困与生态恶化问题的根本出路[21]。
第三，构建农牧区生态文明，实现农牧区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一是依靠科技，扩大扶贫载体建设，推进扶贫地区产业化。增强农牧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千百年来高原各族人民积累继承的传统文化技术优势、自然人文优势、民族特色产品优势、地域生态环境优势，构建具有高原特色的农业生产体系，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二是发挥西藏农牧业优势，实现农牧产品商品化和工业化，建立自身特有的农牧产品产业集群。西藏的天然草地资源和牦牛、藏系绵羊、绒山羊等畜种是独具特色的优势资源，畜牧业也是西藏的主要基础产业之一[22]，当前在国际、国内普遍关注肉类和食品的优质、卫生和安全时，青藏高原以牦牛为代表的牲畜及其畜产品，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兴趣。高原草地的牲畜生长在无工业污染中，采食天然牧草，基本不补饲含有添加剂的人工饲料，是生产高档有机肉奶的最佳基地。因此，要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西藏畜牧业的优势，把它培养成西藏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特殊产业之一。
注释：
①本文中未注明的数据均来自2010年《西藏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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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