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A Review of Cont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verty Concept

　　【作者简介】杨国涛(1972-)，宁夏海原人，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研究，宁夏　银川　750021；周慧洁，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李芸霞，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内容提要】笔者从贫困的不同定义方式梳理贫困概念的内涵、演进与发展，并澄清与贫困概念相关的几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其定义的方式很多，这包括了与绝对贫困概念相对应的相对贫困概念的提出，与客观贫困概念相对应的主观贫困概念的发展，与收入贫困概念相对应的能力贫困概念的创立。能力贫困及其应用是对收入贫困概念的丰富和发展，笔者对此加以重点述评。

　　【关 键 词】贫困概念/基本需要/绝对贫困/能力贫困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贫困研究者对贫困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尤其延续Amartya Sen[1-4]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以来，研究者对贫困概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由最初的收入贫困，拓展到现在的能力贫困，从而对贫困特征的描述更加全面准确。能力贫困是对贫困更加广泛的理解，是贫困概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绝对贫困及与之对应的相对贫困概念，客观贫困及与之对应的主观贫困概念，收入贫困及与之对应的能力贫困概念。

　　一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最初，研究者更关注向穷人提供满足基本生存的必需品。绝对贫困的定义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布什和朗特里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朗特里(S. Rowntree)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5]是对英国贫困的开创性研究。他在这本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绝对贫困概念：一个家庭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其所拥有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理功能的最低需要，这种最低需要包括食品、住房、衣着和其他必需品。朗特里估计了一个最低生活支出，即贫困线，然后按照这一贫困线估计出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他根据家计调查定义了绝对贫困概念并将其量化，为此后的贫困计量研究奠定了基础。

　　各个国家机构或研究者沿用了绝对贫困的定义。中国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6]把贫困定义为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美国的雷诺兹[7]把贫困定义为美国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准。这些机构或者研究者都倾向于向穷人提供能够生存下去的生活必需品——“先算出维持基本生理功能所需要的营养量，然后将这些营养量转换为食物及数量，再根据其市价算出相等的金额”——这也就是所谓的“绝对贫困”的主张[8]。这种观点认为绝对贫困是“生存贫困”，即指收入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需要的状况；马丁·瑞沃林[9]认为绝对贫困不仅仅是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还包括基于整个贫困比较领域而产生的更高的生活需要。显然，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是参考食物能量摄入估计的食物支出，在此基础上估计非食物额度所占的份额。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Runciman[10]较早地把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运用于贫困分析中，这是相对贫困概念提出的理论基础。相对剥夺可以理解为虽然人们的收入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但是不足以达到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准，仅能维持低于平均生活水平的状况。Fuchs Victor[11]是最早明确提出相对贫困概念和首次使用相对贫困标准的研究者。他使用相对贫困估计了美国的贫困人口，把贫困线确定为全国人口收入分布的中值的50%，这种确定相对贫困线的方法为后来学者所沿用。其中，一种观点是使用均值而不是中值估计贫困人口，另一种观点是使用均值的40%而不是50%，后来的学者也使用了均值的其他比率[12]。Townsend[13-14]发展了相对贫困概念，并对西欧国家普遍采用相对贫困线的做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二　客观贫困和主观贫困

　　关于贫困的测量分析存在着两种学派，一种学派是客观的定量估计，另一种学派是主观的定性估计。绝对贫困的研究大多是前一种学派，而相对贫困的研究介于两种学派之间；客观估计的方法大多应用于绝对贫困的分析，有时候也应用于相对贫困的分析。研究者把基于客观法估计的贫困称为客观贫困，客观贫困已经拓展到对人的能力估计，而对能力贫困的评估已成为目前重要的研究课题。客观贫困是与主观贫困相对应的概念，主观贫困是依据个体的主观判断而定义贫困。

　　客观贫困概念的发展体现在对贫困定义方式的转变上，即从以收入定义贫困转变为以能力定义贫困。客观贫困的估计是从维持参与社会正常活动需要的商品中获取信息，根据商品组合识别个体获得的效用水平。从效用论分析，通常是以个体的消费作为衡量指标，消费的满足是指一种积极健康的、全面参与社会的生活所必需的商品组合的消费。客观贫困的定义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商品组合，即使营养需求是确定的，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食品的组合来满足其营养需求。如何从能力标准识别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水平呢？Ravallion[15]使用一个理论模型把基于能力的福利概念和传统的货币福利联系起来。假定家庭的能力向量是家庭消费商品的数量及家庭特征的函数，而效用水平又是各种能力的函数。根据上述两个函数可以写出效用水平函数，这个效用水平函数正是传统的货币福利概念的函数。

　　主观贫困是指在特定社会环境和群体比较中，由个体和社会所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构成的主观判断。主观贫困的研究者放弃了对贫困的严格量化，他们认为给定个体支配商品的水平，个体的环境影响对福利的判断。在奢华和贫困的生活之间不是客观的和不可改变的，而是由社会决定的和不断变化的[16]。主观贫困基于个体对最低收入的主观判断，即实际收入小于个人自己认为满足最低需要的收入时被定义为贫困者。例如：你个人认为最低的收入水平是多少？答案更倾向于个体实际收入的一个增函数[17]。这种方法或者其改进形式，已经被许多欧洲国家所使用[18]。

　　主观贫困概念的发展体现在对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主观幸福是对幸福的主观感受。主观幸福法区别了经历贫困(Experienced Poverty)、经历经济贫困(Experienced Economic Poverty)和收入贫困的概念，根据主观幸福法对贫困的理解，如果一个人有一个较低的生活满意度，那么这个人处在经历贫困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有一个较低的经济满意度，那么这个人处在经历经济贫困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在事先设定的收入贫困线以下，那么这个人处在收入贫困的状态[19]。主观幸福法重点研究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收入是经济满意度的解释变量，但解释能力不高；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是估计系数很小，即收入的解释能力很小，所以收入不是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变量，收入贫困不是经历贫困的一个好的代理变量[20-21]。中国农村的主观幸福研究文献发现，人们对生活的不满意来自于个体在村庄内部的相对收入以及个体在不同时期的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影响最重要的是过去的和未来预期的收入，而当期的收入影响较小[22]。

　　三　能力贫困内涵简述

　　以收入视角到以能力视角的重新定位使我们更广泛更全面地理解了贫困问题。理解能力贫困的内涵，必须理解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

　　(一)功能和能力的概念

　　“功能”(functionings)是Amartya Sen[23]贫困理论体系中重要的概念之一。Amartya Sen认为生活是由相互联系的功能的集合构成的。“功能”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进行的活动(doings)和所处的状态(beings)，也就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人某个方面的幸福感可以看成是由他的一个“功能向量”决定的。对人类来说，最起码的功能是享有必要的营养、良好的身体状况、避免早逝、不受可预防疾病的感染等，更复杂的功能则包括尊严、参与社区生活、参与政治选举等等。根据Amartya Sen对功能的定义，功能被理解为福利的基本要素，而这种福利的判断，往往是比较复杂的。例如收入相同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仅接受了初中教育，而另外一个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相同收入所带来的个人功能是不同的、复杂的。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享受，但是因为受到了更多教育而没有获得更多收入，又增加了个人痛苦，所以很难判定哪个人享受了更高水准的功能。

　　“能力”(Capabilities)是Amartya Sen贫困理论体系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能力的函数表示了一个人能够达到的各种各样的功能(beings and doings)的组合，因此能力是功能的向量集，这种向量集代表了一个人的自由，或者说一个人选择一种类型生活或另一种类型生活的一种自由。对个体而言，可供选择的、各式各样的“功能向量”便构成了他的“可行能力集”(capability set)。如果说一个人享有的各种功能的集合就代表着他的现实生活状态，其可行能力集则代表着他的自由度，或他真正享有的机会。例如，贫困者为了生存，选择了鞋匠的职业，富人选择了辛苦的低收入工作可能是为了体验生活。富人的现实状态是他有更多的自由度，可以选择更多的职业，而贫困者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按照Amartya Sen[24]的说法，富人的可行能力集和穷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二)基本需要与功能的关系

　　基本需要的定义依赖于个体的特征和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例如，健康的人与身患疾病的人，基本需要是不同的，后者不仅需要衣食住行的条件，而且还需要治病的条件。如果采用单一的贫困标准，后者可能处于非贫困状态。相似的，维持某些人健康状况的基本物品，对于另外一些人可能造成营养不良，这依赖于气候和个体的生理学特征。因此，在估计个体是否获得了一些功能的时候，基本需要的实现是一个重要因素。基本需要是个体为了获得功能需要的物质投入，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结果。例如，生活在健康服务中心附近但不必要是良好的健康状况，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但没有必要受过良好的教育等等。因此，基本需要被解释为人们对食物、住所、水、营养、为了预防疾病所必需的卫生设施等最低数量的需求[25]。

　　四　能力贫困的发展与实践

　　一些国际机构和研究者对贫困的定义沿用了Amartya Sen[26-27]的能力贫困学说，进一步提出了“广义福利贫困”、“人类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概念，试图从人的全面发展、生活质量和基本权利等方面来考察、测量和分析贫困问题。

　　世界银行根据Amartya Sen对贫困的理解把无法获得最低生活标准的能力定义为贫困[28]。“最低生活标准”不仅包含了收入或消费，而且也包括了医疗卫生、预期寿命、识字能力等等。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广义福利贫困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贫困指福利的被剥夺状态”。那么，什么是“福利被剥夺状态”呢？世界银行认为福利被剥夺不仅指物质的匮乏，而且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此外，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参与社会的机会[29]。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对能力贫困的定义和世界银行对能力贫困的定义侧重点有所不同。UNDP强调人类的选择权利，这种选择代表着一种自由度。UNDP[30]认为贫困是指无法获得包括物质福利在内的人类发展的机遇和选择的权利，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缺乏的问题，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权利、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标准等多方面的剥夺。这两种贫困的定义，实质是相同的，因为两者都是受到能力贫困的启发，认为贫困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缺乏，这一认识使得人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了贫困产生的原因，从而制定更加科学的反贫困战略和政策。

　　能力贫困已经广泛应用于贫困的计量方面。贫困估计的能力法是简单和直接的，并得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支持和运用，越来越被关注贫困问题的研究者和机构所认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人类贫困指数度量能力被剥夺的程度。开发援助委员会(DAC)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影响下，也更为广泛地关注贫困，2001年开始以政治、经济、社会、人类、保护五个方面的能力大小综合测量贫困[31]。

　　2008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展中国家的人类贫困指数HPI-1(Human Poverty Index)由三个指标构成：健康的剥夺、接受教育的剥夺和体面生活的剥夺，根据这三个指标能得到发展中国家人类贫困指数。发达国家人类贫困指数HPI-2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的四个基本方面的差距，其中三个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的人类贫困指数一致，另外一个方面是社会参与。

　　2010年UNDP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MPI)代替了人类贫困指数(HPI)[32]。多维贫困指数是反映多维贫困人数以及每一个多维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多维剥夺的平均数量(贫困程度)。MPI从三个维度识别了家庭层面上的叠加剥夺，反映了贫困人口平均受剥夺的人数以及贫困家庭中所遭受的剥夺维度。维度指标包括健康(营养和儿童死亡率)、教育(受教育年限和儿童入学率)和生活标准(做饭用燃料、厕所、饮用水、电、屋内地面材质和财产)。每个指标在其维度内都有相同的权重，这些指标的界定标准都与“千年发展目标”相联系。现有的文献表明，贫困的维度远远超出了收入不足的范围，其涉及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谋生手段的缺乏、恶劣的居住条件、社会排斥以及社会参与的缺乏等诸多方面[33-34]。

　　五　结论性述评与政策选择

　　本文从贫困的不同定义方式梳理了贫困概念的内涵、演进与发展。能力贫困已经得到了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采用，成为国际社会制定反贫困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基于本文的分析，提出以下认识：

　　其一，基本需要的内容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随着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公众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将发生变化，另外，基于个体和空间领域的贫困比较而产生的生活需要也会有所差异。一方面是满足基本营养的食物摄取量受到年龄、性别、怀孕、新陈代谢速度、天气状况以及活动特征等的影响，还依赖于诸如卫生保健、饮用水等辅助性投入的获得；另一方面是基本需要范围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的扩大，也就意味着维持和满足基本需要所要求的收入提高，即收入贫困标准提高。此外，收入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满足基本需要以后，人们往往更容易和周围群体比较而产生差异和贫困感。

　　其二，相对贫困分析是绝对贫困分析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无论一个社会中收入分配是什么模式，饥荒总会被认为是赤贫的表现。由此看来，可以把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他看得见的贫困，统统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而不必确认收入分配的相对性。因此，相对贫困分析只能是绝对贫困分析方法的补充而不是替代35]。2010年，按照1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2.8%[36]。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贫困人口随之增加，这是绝对贫困标准的提高，考虑了相对贫困因素。显然，既要考虑扶贫资金的现实，又要参照相对平均水平，适时提高扶贫标准。

　　其三，主观的和客观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贫困现象。客观法的提倡者认为“公众对自己最需要什么的判断不一定是准确的”。主观法考虑了公众的偏好，公众认为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多少，强调了个体的效用。因此，首先要了解公众对贫困是如何判断的，即公众认为绝对最低的收入水平是多少？从公众的角度理解贫困对反贫困政策的修正越来越重要。主观贫困研究的意义在于公共政策的选择不仅包括国家为公众做了什么，而且还应该考虑公众对满意度的主观判断。需要强调的是，主观的和客观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贫困现象，试图认为哪一种方法是对或错是毫无意义的。

　　其四，能力贫困是对收入贫困的丰富和发展。能力贫困是从公众的自由发展目标层面上解释贫困的，认为贫困不仅仅是一个收入不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能力缺乏的问题。基于能力贫困概念提出农户能力方面更多自由选择的扶贫构想，能为贫困地区农户贫困提供新的解释路径。基于能力贫困概念学术界和国际机构也提出了各种测度能力贫困的方法和指标，以补充以收入和支出为基础的贫困测度指标，如多维贫困指数、广义福利贫困等概念。这些指数的提出使得贫困内涵更加广泛，意义更加深刻，使公共政策的选择更多地关注了比食物支配更为广泛的行为领域。

　　其五，国家扶贫战略目标是让公众享有更大空间的自由。收入贫困是指不能满足公众基本需要的贫困状态，公共政策的选择往往把收入或者消费作为追求的最终目标。公共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移到如何提高公众的能力，使其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能力贫困定义的政策取向是：采取各种措施拓宽贫困者的就业渠道；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帮助贫困者提高获取收入的能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另外，加强公众参加社区生活，获得自尊；加强穷人在政治选举、地方决策和社区管理中的参与，取消来自性别、民族、种族和社会地位差距的社会障碍[37]。由此，贫困的缓解和消除应该是让人们拥有更多的机会，作出更多的选择，享有更大空间的自由。新时期政府应将能力贫困融入到扶贫实践中，而且从国家扶贫战略的政策层面提出这一概念，为中国政府在制定新的扶贫战略时提供前瞻性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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