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From Economic to Political Economics: Understand Inclusive Growth

　　【作者简介】邵宜航，刘雅南，厦门大学 经济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两次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深远。经济增长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一直是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史上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再到最近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中的繁荣与公正、市场与政府的认知的深入过程。强调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正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学发展过程审视政治与经济离合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包容性增长。

　　President Hu Jintao ever emphasized for two times at the APEC meetings "inclusive growth", which is profound both pract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Economic growth has always been at the core of economic research since the inception of economics. The history of this subject, from Political Economics to Economies and including the rising of New Political Economies, shows that people come to genuinely cognize the prosperity, justice,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 economic activities. "Inclusive growth" stressing the practic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s the essence of the present Political Economies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olities and economy from the st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es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and study "inclusive growth".

　　【关 键 词】包容性增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inclusive growth/economies/political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F011,F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11）10—0005—09

　　一、序言

　　如果说被世界称道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时下网络流行的“收入被增长”却反映了许多普通民众对伴随增长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满。但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如何让“被增长”的民众也能切实地公平分享“增长的奇迹”带来的利益已经是现在中国政府追求的首要发展目标。2009年11月和2010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两次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首次提出。但其理念可以追溯到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borad－based growth）”，与其后进一步提出的“有益于穷人的增长（pro－poor growth）”。包容性最基本的含义是“兼容并包”，不同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强调增长应具有“包容性”，让社会的所有人能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经济增长。而同时对增长的重视又不同于简单的收入再分配和收入均等化，包容性增长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因此，“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已从改革开放前期的“效率优先”转向了现在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之中，“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包容性增长中所体现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学中论争已久，而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史。大凡了解经济学史都知道经济学的发展与演进一直伴随着对经济繁荣与社会公正、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经济与政治之间关联的不同认知和论争，而公平与效率则与此均息息相关。在历史上，经济学的发展又特别体现为其研究内容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分合合，经济学的名称曾经是政治经济学，近十余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又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潮。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中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际上是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识过程不断深入的体现。而显然在时下的中国，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和思想认识的发展，如何追求和践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不言而喻，要切实践行包容性增长需要展开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意义，如蔡荣鑫[1]和人民日报的讨论[2]等。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由对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和融合演变历程的考察，我们认为，胡锦涛主席强调的包容性增长正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包容性增长，有益于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理论研究。

　　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

　　（一）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深入探讨市场机制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被广为接受和认可的是，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到1848年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止，现在的“经济学”当时更规范和通行的名称是“政治经济学”。从这一名称来看，当时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有两个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活资料；第二，为国家供应足够维持公共服务的收入。总之要使人民和国家都富起来”[3]。因此，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理解为主要探讨国家的财富管理之术。

　　就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言，可能也正因为当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国家和政府的关注，所以许多人把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狭义地理解为国家和政府行为。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富论》的研究起源于对商业社会道德问题的争论，亚当·斯密在此前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其实是《国富论》的基础和前提，在斯密看来，自由制度的效率其实是在道德准则和公正法律制度等约束之下才得以实现。因此今天我们理解原初的政治经济学时必须注意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实际上包含了更丰富的含义和更广阔的范畴，政治作为一种“非经济”的要素在其显式表现“国家”之外还有其隐式的表现“社会公正”与“道德”，考虑二者相结合的经济学才是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更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对国家干预、强调经济自由，他阐析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的关键作用和效率性。这也为其后以研究效率为主的现代经济学把“政治”从经济学中剥离开来埋下了“伏笔”。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嘉图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还在于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多借助于哲学和历史的分析范式研究经济问题，而李嘉图倡导逻辑—数学而非哲学—历史的分析方法则使经济学研究开始趋近科学。

　　到了十九世纪，经济学家逐渐更关注于经济学中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即资源配置的效率性问题，并更集中于对市场机制和市场中微观主体选择的研究。其中，奥地利学者门格尔、英国学者杰文斯和法国学者瓦尔拉斯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引领了经济学研究中的“边际革命”。同时在方法论上，此时的经济学家开始仿效当时被认为最成功的科学——物理学的研究，数理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经济学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学化而逐渐科学化。当时许多学者开始主张使用“经济科学”或“经济学”来替代“政治经济学”。虽然杰文斯的著作仍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但他在第二版序中已明确声称要放弃“政治的”这一形容词，一些学者指出“放弃‘政治的’是强调终极关怀在于单个的个人而不是‘国家’”①。而更彻底地将“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的是马歇尔1890年《经济学》的出版，该著作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此后，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研究的通用名词。

　　虽然在这场经济学研究变革中对政治因素的剥离和数理分析的引进存在不少反对和批评，但从发展的事实而言，深入研究市场机制所形成的这一套理论体系大大推进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中微观主体的理论分析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主要注目于市场机制的分析，反对政府干预，但也并非认为市场万能，无视政府的作用，政府作为市场失灵时对市场机制的一种修补和完善机制仍然存在着。今天微观经济学中对政府部门的讨论，实际上也可追溯到杰文斯等人的早期研究。

　　（二）经济学重新关注政府——理解宏观政策的影响与作用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受到严重怀疑。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纠正市场的缺陷，他认为市场能达到完美均衡只是特例，并非通常的情况，而他自己所倡导的实行政府干预的经济理论才更具有一般意义，所以他的著作名为“通论”。由凯恩斯所引领的凯恩斯革命使经济学研究重新开始关注政府，并由此产生了现代经济学的另一理论基石——宏观经济学。有些学者认为这也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

　　当然，凯恩斯的理论也不完美，甚至被认为存在严重缺陷。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M. F. Friedman）率先进行了反凯恩斯革命，并形成货币学派，20世纪70年代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的失业和通胀并存的滞胀现象对凯恩斯理论进一步形成了致命打击，为新古典学派的反凯恩斯革命提供了机会，卢卡斯（R. E. Lucas）等进一步引领了反凯恩斯革命，这一革命成为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并形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主流学派，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体系上努力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致力于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此后，宏观经济学在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论争中不断发展，论争的核心之一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政策对市场的干预。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古典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但他们同样关注政府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从发展的视角看，经济学史上边际革命之后的凯恩斯革命和反凯恩斯革命实际上体现为，在对市场机制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中政府政策影响与作用的深入探讨。不论是崇尚自由市场经济还是主张政府干预，就讨论政府的作用而言，不同学派间论争的主题仍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里的“政治”当然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而主要体现为对政府“政策”的探讨，因此是一种较为狭义的“政治”。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新古典经济学使政治离开经济学似乎伴随着经济学数学化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把这一现象也作为数学不适于经济学研究的例证，并提到凯恩斯本人也反对经济学数学化，而实际上有趣的是，《通论》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也是一本艰涩难懂的书，其原因之一就是数学的应用。当然《通论》的难解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而《通论》改写为今天能编入大学经济类学科的基础教材，实际上也归功于希克斯等人对凯恩斯理论的更简单精练的数学描述。经济研究中政府的“离开”与“回归”实际上都伴随着数学应用的逐步深入。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重视市场外决策、重提价值取向

　　从本质上说，主流经济学围绕政府政策和市场作用的论争仍然主要集中于效率层面，同时这也引发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市场外、非政府决策对政府政策形成及市场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在经济效率之外，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其中，涉及政治因素的相关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形成了新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领域。新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分析方法去探讨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新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议题，这时的“政治”超越了此前经济学研究中主要关注“政策”的局限，而涉及制度的形成演化、社会公正等更广阔的领域。国内对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讨论，也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特别是这其中的早期文献如方福前[5]和杨龙[6]已经对其进行了较系统和全面的评述，马春文[4]和汪丁丁[7]等也进行了独具特色意义的讨论。同时，国内也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如Drazen[8]、Persson and Tabellini[9]等。从这些文献也可以知道，目前新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但是一般认为，阿罗（K. J. Arrow）等关于社会选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布坎南（J. Buchanan）等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科斯（R. H. Coase）、诺斯（D. North）等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都被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之后，强调政治因素在决定政府经济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日益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讨论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代表性文献（斯诺登和文[10]）中新宏观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章主要内容。同时，经济学研究中不再回避价值判断和社会公正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福利经济学及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表明主流经济学也开始注意到价值取向和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要性。

　　对新政治经济学定义更具体的讨论，以上相关文献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实际上，在学科发展日益交叉融合的今天，也许不可能也没必要对学科进行严格的定义，如同经济学本身，实际上我们也难以肯定经济学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定义。而被一致认可的是，关注市场外选择，考虑价值取向，注重现代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应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从关注国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兼容价值取向的角度看，新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思想表现为对亚当·斯密时代政治经济学的回归，但如上述德雷泽（Drazen[8]）的著作中所强调的，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才是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的主要标志之一。特别是，如果说早期经济学家在通过数学使经济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刻意回避价值判断，那么新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则开始用模型来揭示不同价值判断的结果，力图构建包含价值观的经济科学。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近二十多年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突飞猛进之势，政治经济学仍然只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而并没有让经济学的称谓重回政治经济学，这应该也体现了现代经济学有了更多的包容性，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其实意味着现代经济学在发展[11]。如果不揣简略，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上述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再到新政治经济学（包含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人们对市场的机制、功能和局限，对政策与制度的作用与形成，对市场外决策的机制与影响，以及对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权衡等核心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与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经济理论研究从核心到外围，从特殊到一般的演进过程，特别是这一认知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作为科学研究的语言——数学分析方法的推广与深入。这一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与再融合恰是辩证法所指出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三、增长研究：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一）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增长就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一定程度上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要论述的就是经济增长和竞争性市场这两个主要论题。其后的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等也进一步讨论了增长的问题。但此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偏向了对竞争l生市场本身的探讨，并发展为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期间的古典经济学家，除熊彼特之外，主要关注市场的静态分析，基本没有涉及动态的增长问题。虽然，1928年拉姆齐（Ramsey）发表了后来的被称为最优增长模型的经典论文，但该模型因动态分析观点与数理分析方法太超前于时代，当时未引起重视与进步的研究。

　　到凯恩斯理论发表之后，哈罗德（Harrod, 1939）和多马（Domar, 1948）② 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了动态拓展，在凯恩斯理论中融入了经济增长因素。他们采用生产要素之间缺乏替代性的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内在不稳定性，但由于其模型设定太过特殊而逐渐失去影响。然而他们的经济动态化分析触发了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并使经济增长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1956年索罗（Solow）的增长研究修正了他们的假定，创立了基于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奠定了增长理论的基础。同时斯旺（Swan, 1956）也独立地得到了相似的结论。Solow－Swan的研究其实是对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动态化。以上的经济增长分析着眼于解析现实经济增长，即实证分析。另一方面，探讨经济如何实现最优增长的规范分析也在进行，卡斯（Cass, 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 1965）等将前述超前于时代几十年的拉姆齐模型发展成最优增长理论，并论证了最优增长路径可以在竞争市场中实现，因此这也成为对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有效性理论的动态扩展。最优增长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顶峰，其理论模型为现代经济学动态分析提供了基准框架。

　　但当时的理论研究因缺乏与现实经验的联系而逐渐失去生机，同时，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和凯恩斯主义间的论争更主要关注于宏观经济波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研究一度离开了经济学家最关注的视野。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卢卡斯（R. Lucas）、罗默（D. Romer）和普雷斯科特（E. Prescott）等经济学家开始强调理解增长是经济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探讨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重要性甚至远甚于理解经济波动的机理。罗默（Romer, 1986）和卢卡斯（Lucas, 1988）的新增长理论研究催动了经济增长研究的复兴，增长研究再次成为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简略而言，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突破在于克服了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缺陷：经济中的人均增长率完全取决于作为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率。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市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机制和对可持续性增长的推动机理，从而在模型内解析了增长率如何被决定，由此新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国的增长差异提供了理论解释。同时，各国经济数据的逐步丰富和计量分析技术的进步也为增长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基础，增长核算和跨国间增长的收敛性经验研究等也得到大力发展。另一方面，与几乎不涉及政府作用的古典增长理论不同，内生增长理论积极探索政府在增长中的作用，巴罗（Barro, 1990）等把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也视为促进内生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此外，因为新增长理论考虑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性以及创新的垄断等因素，这也为分析政府的积极作用留下了极大空间。

　　（二）增长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增长的动力内生于经济中行为个体的决策，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也会对增长率产生影响，因此政治因素对经济政策制定和个人决策的影响自然也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关注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收入不平等、政治不稳定、民主、腐败、寻租、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了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广泛研究。前述德雷泽著作中甚至指出，对增长的政治决定因素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要远远超过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

　　而其中，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制度经济学家眼里被认为是最根本的原因。早在1973年，诺斯和托马斯（Thomas）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列出的那些因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它们并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就是经济增长本身。在诺斯等人眼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最近，阿西莫格鲁（Acemoglu[12]）等人进一步努力通过模型解释制度如何被决定，他提出制度是内生的，由社会的集体选择决定，当存在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时，最终将由政治权力决定。他们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方面深入解释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影响。寻找增长的更深层次因素导致了Hibbs（2001）所说的增长理论的政治化。由此可知，前述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对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效率与公平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也充分反映在增长研究的理论发展过程中。

　　四、包容性增长：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研究也开始关注政治与经济的综合影响，但鉴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与贫困现象并非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研究依然更多地注目于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增长机制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对政治因素的探讨更主要关注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对经济政策决策的影响，以及不同制度安排对增长效率的影响，对增长中不平等和贫困的探讨并非西方增长理论主流研究的核心。而时下我国政府大力提倡的包容性增长则强调增长首先必须能包容贫困阶层，增长除了考虑经济效率外还必须注重社会公正问题。

　　由以上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与经济的分合演进过程可以认为，克拉克（Clark[13]）对政治经济学的如下解释是一种高度的概括：经济学③ 可定义为个人通过市场追求经济繁荣，而政治学可定义为共同体通过政府追求公正，但市场和政府不能单独实现繁荣和公正，所以需要政治经济学跨学科的视野分析现代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容性增长正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我们必须说明，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自然还有其深刻的国际性意义，但本文则主要局限于对中国国内包容性增长意义的讨论。而从以上论述可知，包容性增长作为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重要差异在于，其一，虽然都考虑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但政治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特别是其中政策的决策过程不同；其二，虽然都考虑社会公正，但当下我国追求公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同。

　　然而在强调差异的同时，我们也同样必须强调现代经济学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首先，就研究内容而言，时下对我国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依然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大前提下展开的经济理论研究，主要讨论的依然是前述的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涉及的：市场机制、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政治因素影响等几个核心问题。虽然西方经济学研究主要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为背景，但现代经济学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同样致力于追求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就经济增长研究而言，从学科的发展背景看，一般认为，增长理论更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形成了发展经济学，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也回避将新古典经济学普遍适用化，但之后，就如舒尔茨（Schultz, 1980）指出的，理论研究的潮流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日益意识到，标准的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开始强调新古典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增长与发展的相关研究开始融合。西方经济学家对欠发达国家发展中的贫困和不平等的演变，以及结构转变等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利用现代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展开深入探讨。其次，借助数理分析和计量分析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同样具有普遍适用性。虽然对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议如同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论争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在国内，对前者的争议更甚于后者，但从经济学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出，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就是在这种争议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大量理论都是利用数学形式来阐释。其实恰如伽利略所言，“数学是科学的语言”，那么，只要经济研究中存在科学的成分，我们关注的重点就不应是经济学能否利用数学，而应该是如何更贴切地利用数学。

　　“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明确了这一点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对包容性增长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研究当下中国的包容性增长问题，我们认为关键词应该是，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政府选择与现代分析方法。

　　首先，经济增长仍然是硬道理。虽然包容性增长不止是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终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首要关键词，没有增长自然也就没有增长成果的包容性共享。而对我国增长的分析则应注重，其一，市场依然是我们必须依赖的根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效率的依存体，必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探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机制；其二，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特征，进一步推动二元结构转变是增长的核心问题；其三，倡导多年的增长方式转变未见显著成效，而在当下除了考虑集约式增长之外还应注重以扩大就业为导向。

　　其次，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温家宝总理最近强调过：“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是多数”④。同时，阿马蒂亚·森指出造成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机会平等强调了对增长过程的参与和增长成果的分享，与单纯的收入分配相比，机会平等体现了增长能力的可持续性和参与权利的公平性，而非仅仅是结果的平等性。可见包容性增长尤其要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发展能力的提升。而实际上，依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提升在我国尚占多数的相对能力贫困的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容。同时，对机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追求也凸显了包容性增长与西方主流增长理论的差异，即在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中需强调个体存在差异性时的协调增长问题。

　　其三，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自凯恩斯革命之后，对政府干预的作用虽然存在论争，但理论研究和各国现实经济体系中政府的作用却日益受到重视。在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要践行包容性增长，在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国民人力资本水平、改变增长方式以保持经济增长方面，在发展目标中注重社会公正、权衡效率与公平方面，政府选择的作用不言而喻。特别是，在我国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多级政府体制下，中央政府的发展目标与激励机制设定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对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四，在包容性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应充分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尤其是要重视借助数学语言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前面我们提到包容性增长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现代增长理论存在差异性，但也存在科学研究的共性。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数学方法的深入和广泛的应用。包容性增长虽然是“政治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但其研究应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深入探讨。这也与经济学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历程相一致。实际上，内生增长理论表明知识的增长本身就是重要的经济增长，而知识增长也就是一个兼容并蓄、共享共建的包容性增长过程。研究包容性增长也需要包容性的学术研究和探讨。

　　五、结束语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知道，关于经济与政治、效率与公平的思想我们几乎都可以从亚当·斯密的早期论著中找到根源，其实相关思想也可以追溯到更远。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正如福斯菲尔德所说：“古人和今人一样具有智慧，一些好的思想在前人那里已经考虑过了。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更有意义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某种思想，而是为什么这种思想现在仍然重要”[14]。而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更重要的还有对这一思想的不断深入认识和发展。同样的思想，随着社会发展与知识的增长，我们对它的理解和诠释自然也不一样，今天我们对市场作用和局限的理解就远比亚当·斯密时代丰富与深入得多。而在现代经济学基础上的“政治”因素的回归将使我们可以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重新审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深入理解经济中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将包容性增长置于整个经济学发展演进的长河之中，则不难发现，包容性增长正是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它显示了在中国经济增长现实中政治因素重要性的提升，突出了人们在转型期中于效率之外追求公平的迫切性。包容性增长作为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回归，也不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套用和翻版，它应该是在中国式经济改革和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下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应该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基础之上，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探讨时下中国和谐发展中的政治与经济的关联，特别是经济增长中的公平和效率关联的经济学。可以相信，对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将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注释：

　　① 转引自马春文[4]。

　　② 本节中涉及的经济增长经典文献在众多的经济增长教材中均有列举，文献中不一一列出，具体可参阅文献中列举的Acemoglu[12]。

　　③ 当然这里的经济学是不考虑政治等因素的狭义的经济学，克拉克认为（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哲学等学科是从中裂变而来。

　　④ 以上引自温家宝总理2010年3月14日的答记者问。

　　
　　参考文献：

　　[1]蔡荣鑫．“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J].经济学家，2009,(1):102－104.

　　[2]人民日报解析胡锦涛“包容性增长”：更关注民权民生，http://china. rednet. cn/c/2010/10/14/2087236. htm.

　　[3]亚当·斯密．国富论[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4]马春文．什么是政治经济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5,(3):52－58.

　　[5]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J].教学与研究，1999,(3):33－39.

　　[6]杨龙．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1－20.

　　[7]汪丁丁．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04,(3):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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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文．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M].佘江涛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1]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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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第二版）[M].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4]丹尼尔·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和演进[M].杨培雷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