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的越少越好，无为而治。放松政策管制，随之而来的就会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在今天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杨轶清说。

　　学者们讨论的，是全面改革转型期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尴尬关系。

　　“归根结底，红会挨骂是因为政府越位”

　　“从四川汶川地震到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老百姓越来越不愿意响应政府捐款的号召了。这是为什么？”讨论中，浙江敦和公益基金会理事王水华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不是政府对社会组织信任不够，而是老百姓对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信任不够。”这是云南物业管理学会会长宋有兴的答案。

　　“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机构？这听起来就是一个笑话！”瑞士银行基金会亚太区总监魏巍也这么评价一些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组织。

　　“归根结底，红会挨骂是定位问题，是政府越位。”魏巍说，“政府应该做的事不是直接做公益慈善，而是注册、监管。现在是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又号召人民给自己捐钱、做慈善。这是定位出了问题：我又制定游戏规则，我自己又得玩这个游戏。”

　　在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秘书长、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看来，社会组织已面临“不得不发展”的紧迫局面。

　　“因为现在社会矛盾频发，对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再走下去，现有的信访制度显然不能应对。无论政府调控、还是市场的手，都存在失灵的现象。”

　　他用一句老话建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许多问题交由第三方社会组织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