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狄雷，刘能，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狄雷(1981-)，男，山东莱芜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中，空间已经转变成了商品，房屋产权被认为具有独特的转变力。北京市城乡结合部一个典型村庄——沙村的演变史表明，流动人口聚集区这一特殊空间类型的生产，是不同社会行动者相互适应的结果：一方面，它是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社区空间内不断聚集并形成一定规模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本土社区不断接纳外来移民的过程。与此同时，这一特殊空间类型的生产，也是结构性力量和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北京的快速扩张与郊区城市化改善了沙村的区位状况和交通条件，使沙村具备了吸纳产业和外来移民的条件，本地居民利用自家宅基地开展租房实践，他们对房租的追求构成了沙村向流动人口聚居地转型的内在推力。

　　【关 键 词】流动人口聚居区；房屋出租；适应；空间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3)01-0071-07

　　一、问题、背景与理论回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社会空间的新形态层出不穷，社会空间分化明显。“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的出现和各类“城中村”的存在都表明，社会阶层分化与城市空间的结构分化正在同步发生。芝加哥学派最早把城市的空间格局与社会阶层以及社区内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使得城市空间研究在社会学领域获得了合法性。其代表人物Ernest Burgess从过程视角出发探讨了芝加哥市的发展历史，并用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Zone Theory)对芝加哥市由内向外进行了空间的类型学划分：中心商业区—过渡地带—产业工人居住区—高级公寓楼房—郊区。[1](P51)该学派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与人口的居住方式是个人通过竞争谋求适应和生存的结果，城市空间组织的基本过程是竞争和共生，因此城市空间分化是经济竞争的自然产出。[2](P49)

　　但是，在芝加哥学派的早期研究中，城市空间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消极的物理空间，其在解释社会空间分化时略显单薄，尚未明确地揭露出空间分化背后的机制，仅将复杂的社会行动和空间结构关系简单地化约为经济竞争。[3]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如美国城市中的贫民窟骚乱和欧洲城市发生的工人和学生暴动，促使城市社会学研究向政治经济学范式转型。[4]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将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其主要代表人物有Henri Lefebvre、Manuel Castells和David Harvey。

　　Lefebvre 把城市空间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结构联系起来讨论[4]，认为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5](P180-183)他提出的“空间生产”概念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强调空间实践在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意义，指出城市社会生活展开于城市空间之中，主张从“空间向度”来把握城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6]Castells把问题聚焦于空间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是如何被利用的；在集体消费这一概念下，他对住房问题和居住空间结构进行了重点论述，认为作为集体消费品的住房塑造了。城市空间结构，其直接结果是导致了住房阶层化。[7](P145-169)Harvey明确提出了社会空间统一体概念，指出空间不仅是社会活动的外在客观容器，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8](P50-116)通过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Harvey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工具来揭示不平等的机制和城市政策背后的利益问题，这样，社会不平等与城市问题而不是社会整合成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主题。[9]

　　在新城市社会学的范式中，城市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实现了整合，空间是“被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10]；“空间生产”这一概念使得新城市社会学更具有了批判的色彩，这破除了芝加哥学派“空间拜物教”[11]。同时，空间分析与社会分析在经验研究层面实现了结合，特别是城市居住空间与社会分层的研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12]空间分化的经验研究表明，居住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化特征，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呈现出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化。新的研究趋势表明，新城市社会学对于城市空间的考察，已开始将空间生产、转化过程背后的社会行动者纳入到讨论之中。

　　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是城市空间扩张与城市社会结构不断协调整合的结果[13]。在中国城市的扩张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Burgess所讨论的“过渡地带”(transitional zone)的空间类型——城乡结合部，这一空间类型成为城市接纳未能进入城市主流生活的流动人口的主要区域，并逐渐转化为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从宏观层面看，这一空间类型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扩张，城市化率从1992年的27.46％迅速增至2010年的49.95％。[14]伴随着城市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正经历着行政规划主导的快速城市化，有学者称之为“被动城市化”[15]。由于中国的城市扩张发生在独特的制度背景下，受到城市土地所有制、城乡二元分割和单位制等多重制度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城市中心地带及其周围没有出现类似的“过渡地带”，而是在原有的城市核心地区周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被称为“城乡结合部”的过渡空间类型。与传统的农村社区相比，城乡结合部在物理空间特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地变得很少或者消失了，原来的传统房屋住宅区与新兴的住宅小区和工业园区、商业服务业街区混合在一起，成为其物理空间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另一方面，伴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放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为704.5万，占市域常住总人口的35.9％，[16]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有一种类似于“过渡地带”的城市空间来容纳这些人员。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对居住地的选择需要同时考虑到经济上的可负担性和文化上的融合性等因素，因此，城乡结合部成为他们落脚城市并开始城市适应的首选之地。此外，城市核心区在土地使用和人口管理政策方面的排斥性制度供给，也促使流动人口选择了制度环境相对友好的城乡结合部。[17]可以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一种新型城市空间的生产提供了契机，这也符合Burgess关于人口运动是社区脉搏的判断[1](P58-62)。可以说，对这类空间的生产与转化的细致考察，实际上是对特定社会转型过程的具体表征。

　　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中，空间已经转变成了商品，空间的生产承载了商品生产的逻辑；同时，房屋产权被认为具有独特的转变力，可以影响人们的态度、信念和行为。[18]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脉络，通过对北京郊区的一个典型城乡结合部的田野调查，在微观层面上探讨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新城市空间类型的具体形成过程，以阐释这一特殊社会空间生产与转化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