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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机制
2014年01月28日 11:22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青连斌 字号

内容摘要: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但其实,这些原因还是表层性质,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制度本身的不公平,其在有意或无意地维护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关键词:社会阶层;流动;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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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但其实,这些原因还是表层性质,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制度本身的不公平,其在有意或无意地维护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明显加快,许许多多的社会成员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鲤鱼跳龙门”就曾是民间对向上流动现象的生动比喻。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X二代”现象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跳不出农门”成了许多中下阶层成员对向上流动难度加大、流动渠道收窄这一切身感受的自我调侃。理性分析就会发现,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下降,阶层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化,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固化趋向。打破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格局,促进社会的合理流动,从而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必须重构我国社会的合理流动机制。

  向上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这两年,我们都在谈中国梦。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各有不同,但几乎没有人不期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本来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众化用语。个人或社会群体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变动,统称为社会流动。人们通常习惯于把社会流动理解为社会地位的改善,也就是社会学所讲的向上流动。但实际上,向上流动只是社会流动的一种类型,也有可能向下流动,即从一个较高地位流向一个较低地位。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者统称为垂直流动,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始终是社会学研究最关注的社会现象之一。

  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分析了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日本、丹麦、意大利和美国等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并集中探讨了男性从蓝领向白领的流动。同他们的期望相反,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比欧洲国家更开放一些。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垂直流动量,美国为30%,其他欧洲国家为27~31%不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拓展白领工作方面是相同的,出现了“向上流动的潮流”。

  20世纪60年代,布劳和邓肯调查得出了相似的事实:美国社会确实有很多垂直流动,而且主要是向上流动,但这些流动主要发生在极为相似的职业位置之间。造成这种大量流动的原因,在于白领和专业化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于蓝领工作,从而为蓝领工人的子女成为白领打开了方便之门。布劳和邓肯特别强调,教育和培训对个体的成功是极为重要的。

  福克斯和米勒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先进工业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学校教育,特别容易产生向上流动。后来,特雷曼的研究又指出,大众传播、城市化等因素同向上流动也有关系。甚至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也会对向上流动产生重大影响。

  大多数西方学者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男性,尤其是对儿子和父亲进行比较,对妇女流动的研究则比较少。罗森菲尔德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发现,妇女的职业流动受到父母双方职业地位的影响。蔡斯的研究则发现,妇女通过婚姻获得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比男性通过职业获得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还要大。总的说来,所有的研究都证明了一点,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通往较高职业地位的主要途径是教育。

  流动中国趋向阶层固化的困惑

  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在不同的所有制、行业、职业、单位、地域之间频繁流动,身份经常变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一个流动欲望空前高涨、流动速度空前加快、流动规模空前加大的社会。

  首先,一个最令人瞩目的流动现象,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走出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进城务工经商,成为所谓“农民工”。其中一部分进入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成为个体户、进入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雇工,一部分进入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因为各种复杂的因素,这些人大多数生活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与城镇正式职工相比,他们享受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待遇。但是,同在家乡务农相比,他们的收入水平又有所提高,从而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其次,原属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成员,部分已经分化出来,流动到了新社会阶层中。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在新的时代,这些新社会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都相对较高,因而这也是一种向上流动。

  再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许多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改变了自己父辈所处的社会地位,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特别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和城镇社会中下阶层的个体,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变就更加明显了。虽然我们很难统计来自社会中下层特别是自下层而来的高校学生在总体学生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他们毕业后的去向,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数人从此进入了社会中上层,实现了向上流动。

  最后,随着“单位制”的瓦解,许多人从体制内流动到了体制外。其中一部分人流动到了非公经济领域,一部分人成为自由职业者,还有一部分人则成了失业人员。从社会财富的占有量而言,前两部分人多数实现了向上流动,后一部分人则是典型的向下流动。

  此外,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在社会劳动力构成中,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特别是后者)从业人数所占比重上升。相应的变化是,以工业为主体的物质生产部门的产业工人队伍增长速度减慢,而各种服务业和公用事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职工队伍增长速度加快。因而,大批产业工人已经从第二产业流动出来,进入第三产业,成为商业服务业员工,多数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另外,随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推行,每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这也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如前所述我国出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向上流动大潮。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高校扩招之后的毕业生陆续进入社会,升学、参军、就业、升迁等人生重要机遇背后越来越充斥着权力和金钱的背影,越来越多的机会被权力和金钱所垄断,社会底层出身的大学生们向上发展的通道迅速收窄。

  媒体和学界关于“X二代”的讨论很多,诸如“富二代”、“贫二代”、“官二代”、“权二代”、“民二代”等称谓层出不穷。正如有专家指出的,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流动机制不公平,“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摆在我们面前,不可漠视。“X二代”现象的出现,说明我国社会已经出现社会学所讲的“阶层固化”问题,即社会成员在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受阻,特别是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渠道不够顺畅,阶层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晰。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自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后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这种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最为直观的改变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新组合。

  不同社会群体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不同,造成其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同,社会因此分化为不同的阶层。

  在一个开放和公正的社会,处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都应该有充分而顺畅的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机会。然而,现实却是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流动渠道越来越不顺畅,“阶层固化”、不合理的阶层结构,特别是底层社会被不断的“再生产”出来。

  这种现象,在让许多人迷惑、反感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深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怎么了,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为什么这样狭窄,底层社会的成员为什么这样难以进入上层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一些人,还发出了“‘知识改变命运’今天还可信吗”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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