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打工经济实质上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市场化改革中城市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大抽取。对打工经济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当下我国农村普遍的人口空心化,并引发了系列次生社会问题和风险。及时化解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社会风险,是实现乡村善治与国家和谐稳定的基础。

　　过度依赖打工经济致农村人口空心化

　　多年来,我国农村对打工经济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农村人口的持续高位外流和人口空心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度曾是政府和学界热议的话题,但此前的假设前提是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因而大家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尽快地把尽可能多的农民转移出去。当下面临的情况是,农村青壮年的过度外流导致了普遍的人口空心化现象。虽然近年来国家实施了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和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但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续状态下,农民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弃农外流的步伐却并未放缓。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2014年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截至2015年第3季度,农村外出务工人数仍高达17554万,与上年同期持平。可以断定,随着“民工潮”完全转变为“民工荒”和刘易斯拐点的真正到来,农民工的预期工资和实际工资将逐步高涨,而短期内务农收入不可能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农民非农化转移势必进一步加速。

　　农村打工经济实质上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市场化改革中城市对农村资源的汲取。尽管农民的非农化转移是市场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但现在的问题是,被转移出去的农村人口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剩余”,而是农业生产建设的主力军和农民家庭的核心角色。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6—40岁农民工占55.2%。相比之下,农村留守人员则基本由老、弱、病、妇、幼构成,整体素质较低,无法承担起美丽乡村建设的重任。不仅如此,农民家庭核心角色的长期缺位引发了诸多次生问题和社会风险。

　　存在留守人员权益受损等风险

　　农村人口空心化不仅弱化了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治理主体,而且导致了农民家庭的离散化,破坏了农民家庭的完整性,弱化了家庭的应有功能,引发了系列次生社会问题和风险。具体而言,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农村留守人员权益受损的风险。某种程度上而言,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实际上是以牺牲家庭留守人员的一些权益为代价的。如,广为社会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其实质就是人口空心化导致的农村儿童受教育权和老人赡养权的缺失。此外,农民家庭核心角色长期缺位既加大了留守人员的体力劳动强度(如老人农业、妇女农业),也增加了留守人员的心理负担。农村留守人员权益的受损在直接降低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可能暗含了诸多暂未凸显的问题。如,留守儿童的安全、心理、性格和习惯养成等。其二是农民家庭结构破碎的风险。调查发现,农民家庭呈现出离散化加剧的趋势。大多数农民工家庭一年最多只能团聚一次。因常年外出务工,众多农民家庭的成员天各一方,夫妻分离。家庭成员离多聚少、亲情淡化,不仅极易导致夫妻感情的破裂,而且长期的离散也消解了家庭的应有功能,破坏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其三是乡村文化价值传承面临断代的风险。市场文化的常年浸润和迅速渗透不仅侵蚀掉了农民工身上原本纯朴的乡土气息,而且瓦解了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尤为如此。其四是村民自治异化的风险。人口空心化下农村青年人才严重外流,致使农村“两委”后备力量缺乏。这不仅弱化了乡村治理的主体,而且极易导致村民自治陷入异化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