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聂建亮1，钟涨宝2

　　（1.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0；2.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管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本文基于个案调查，对云南省W村的土地流转进行研究，分析了当地土地流转的具体实践。研究认为土地流转双方的不同社会关系形成了情感型、经济型和权力型的土地流转策略，这些土地流转策略形成所动用的资源分别是情感资源、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这些资源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动员能力也是有差异的。基于此，研究认为资源整合是有效促进土地流转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土地流转；流转策略；资源动用；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1993年，在第一轮承包期限临近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11号文件，规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可以看出，我国土地政策自包产到户以来一直强调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化。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民加大对土地的长期投入，但也必然会导致一定时间后，土地资源配置失调，从而可能引起一系列矛盾。所以在当前土地集体所有、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的状况下，土地流转成为了有效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农地政策。

　　目前学界对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及其供需状况［1］，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2-3］，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4-5］，土地流转的绩效［6-7］，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的保障［8-9］，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10］，土地流转中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等［11］。可以看到，学者们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涉及面较广，这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很少有基于流转双方社会关系的研究。这与当前土地流转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居多有关。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向与旨趣，经济学更加追求效率，即土地这一稀缺资源如何得到优化配置，进而达到尽可能高的效率，从而忽视了社会关系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因此，探讨土地流转与村庄社会关系的关联对土地流转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笔者于2011年7月在云南省W村进行了为期12天的田野调查，本文将以此次调查材料为基础，试图从微观层面解读农民的土地流转行为，探讨农民在不同社会关系中土地流转的策略选择。

　　二、研究地区及其土地流转市场

　　1.研究地区概况

　　W村隶属于云南省大理市，距市区36公里，是镇政府所在地。W村西邻洱海，环洱海公路从村边经过，村中道路也基本为水泥路，交通方便。W村共辖12个村民小组。该村有农户1030户，共有乡村人口5125人，其中男性2477人，女性2648人，农业人口4522人，劳动力3274人。据相关资料显示，全村总面积15.26平方公里，海拔1974.6米，年平均气温15℃，年降水量1100毫米，适合种植水稻、烤烟、葡萄、香葱等农作物。W村有耕地1423亩，人均耕地面积0.31亩，林地20441.90亩。该村农民收入来源主要以外出务工、经营糕点、种植蔬菜、葡萄为主。W村多数青壮年外出经商、打工。

　　2.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与扩大

　　（1）土地供给市场的形成

　　人多地少是W村的一大特点，W村只有1423亩耕地，人均耕地面积仅0.31亩。如此少的耕地，并不需要很多的劳动力附着之上，于是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W村不仅土地面积少，而且土地细碎化程度严重，一般农户中最大地块的面积仅1亩多，而最小地块的面积往往不足0.5亩，这样细碎化的耕地很难进行大机械生产，再加上目前农资市场价位居高不下，而粮食价格却并未随之大幅度提高，所以农民种粮增收潜力较小。种粮收益低，人们便开始寻找收益更高的经营方式。农民的职业分化开始逐渐显现，非农就业成为了众多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力的首要选择。

　　这时候糕点业成为了W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10年前在W村兴起的糕点行业，成为了目前W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W村的村民并不仅仅在本村开糕点铺，做糕点生意，而是大部分到外地做糕点生意。据W村党支部书记估算，W村大约有500家外出做糕点生意的。做糕点需要请工帮忙，这些帮工大部分来自本村。帮工做了几年后基本上掌握了糕点的生产工艺，这时候往往选择另起炉灶。W村做糕点生意的人的数量就是以这种方式逐渐扩大，所以该村外出经商、务工的人员主要还是从事糕点业。

　　W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转移主体呈现出年轻化、精壮化趋势，留守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出现了部分家庭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情况。年轻人离开农村后，其耕地或者流转给别人或者交给父母兄弟等。但是很多老年人劳动能力衰减甚至丧失，能够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有研究表明，年纪越轻，其在非农产业中就业的优势越大，农地流转的意向也越高。同时，当农民年龄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将逐步丧失劳动能力，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承包的农地流转出去。［12］种粮增收空间日益收缩，而当地土地出租的价格却处于1200元高位，土地流转成为了一种最优选择，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土地供给市场。

　　（2）土地需求市场的扩大

　　随着土地供给市场的形成，土地需求市场也在逐渐扩大。劳动力转移力度的加大，导致大量土地呈现低效率耕种甚至缺人耕种的状态，使土地流转成为了可能。这时候一些仍然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在缺少其他营生手段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土地耕种面积的增加，提高农业生产总产量，从而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在粮食生产持续收益偏低的情况下，W村逐渐涌现出一批农村精英开始通过改变种植结构来提高土地的收益。一些农村留守劳动力开始放弃原来的粮食种植，转而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首先形成的是一批蔬菜种植大户，但是蔬菜价格并不稳定，受市场冲击较大，所以今年W村又开始大面积推广良种葡萄种植。1亩葡萄每年可以收入2万元左右，最高甚至可达五六万元，即使是种植蔬菜，每年的收入也在每亩1万元左右，这相对于每亩每年只有1000元左右收入的水稻种植来说，收益成倍增加。在如此巨大的收益吸引下，农村留守劳动力便开始对土地产生进一步需求，进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土地需求市场，农民纷纷开始租赁其他人的耕地。

　　不仅仅是W村，其邻村也有人开始租赁W村的土地，其中租赁土地最多的是K村。K村租赁土地并不是种植蔬菜和葡萄，而是种植烟草，K村与当地烟草公司签有烟草收购合同。K村本身人均耕地较多，该村又并不像W村这样有糕点制作技术，K村外出经商务工的相对较少，所以K村便开始向外发展，进一步扩大土地耕种面积，租种邻村的耕地。因为W村外出经商务工人员众多，有较大的供给市场，所以K村更倾向于到W村租赁耕地，从而更进一步扩大了W村的土地需求市场。

　　三、土地流转的策略选择

　　土地流转的转出方和转入方形成了土地流转的两个基本主体。土地流转主体双方的社会关系不同，将形成不同的土地流转策略。这里总结了土地流转双方的三种社会关系，即亲友关系、一般村民关系和干群关系。这三种社会关系相应地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土地流转策略，这里称之为情感型土地流转策略、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和权力型土地流转策略。

　　1.情感型土地流转策略

　　个案1：ZYM，男，60岁

　　“我家有1.9亩地，总共有3块，最大的一块是水田有0.75亩，最小的一块是旱地有0.5亩。我家的地全部租出去了，每亩每年租金是400斤大米，够我们老两口吃了。当时租给了两家，水田租给了一家，旱地租给了一家。他们都不是本村的，都是K村的（W村的邻村）。租给他们时并没有签什么合同，因为都是亲戚嘛。反正他们种就种，不需要签合同，亲戚吗，好说话。现在已经租出去5年了。水田主要是种水稻，我们这边水稻产量高的有1000斤，平均有700到800斤。一年种两季，‘大春’和‘小春’，‘大春’产量高，‘小春’产量相对较低。每亩租金400斤大米，大概也有1000块钱吧。他们是种两季，所以他们是不会赔本的。旱地他们主要种烤烟，现在开始种葡萄。”

　　个案1因为子女全部在外，自己年龄较大，耕种不便，家庭劳动力不足，所以将耕地流转出去。其土地流转方式为出租，水田和旱地分别出租给了不同的人，承租人皆为外村的亲戚，地租为每年400斤大米／亩，但是并未签订正式的合同，也并未规定出租的年限，水田种植粮食作物水稻和经济作物烤烟，而旱地则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烤烟和葡萄。

　　个案2：YFY，男，60岁

　　“我家里是有地的，总共有2块，共2.1亩耕地，平均每个人0.36亩地。一块是旱地有1.4亩，一块是水田有0.7亩。全部给别人种了，我们不种的，都老了，种不了了。全部给别人种的，都是租给自己村里的人了。水田给自己的邻居种了，主要是种水稻和蚕豆，是不交租金的，也就是白种的。旱地的话有1.4亩，都租给了堂侄子，租金是每年每亩1000块，他家里有2亩地，现在主要是在种蔬菜。虽然都租给别人种了，但是没有签合同，都是熟人吗，不需要签合同，我随时都可以收回来。我家是从2006年开始把耕地租给别人的，主要是我们年纪大了，干不动了。”

　　个案2仍然是因为家里劳动力缺失，自己又没有劳动能力，所以将耕地全部流转出去。其土地流转的方式为代耕和出租，流转方向为邻居和堂侄子。水田采取代耕的方式进行流转，所以并没有签订合同，也不需要交租金，主要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水稻和蚕豆。旱地流转的方式为出租，承租人为其堂侄，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蔬菜，每年租金为1000元／亩，当时并没有签订合同。

　　以上个案的土地流转体现的是情感型土地流转策略。在情感型土地流转策略中流转双方关系是亲友，所以情感是第一位的。在这种流转策略中，往往不需要订立正式契约，口头的约定成为主要的合约手段。在农村，一个亲友圈子里，借钱也往往不需要欠条，维系这一契约的就是一种信任，或者说背后的村规民约，或者说是乡村这一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信任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信任可以减少信息的非对称性，维持高效的市场运行。［13］对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农户可以利用熟人社会甄别出值得信任的流转对象；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签订书面协议的，土地流转的口头协议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14］所以一般情感型的土地流转策略并没有签订正式合同，也没有规定流转年限，制约因素仅仅是亲友之间的信任以及乡土社会的规范机制。

　　情感型土地流转策略中，流转方式有出租，也有代耕。代耕在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经济行为。在目前农业税取消的状况下，农民已不需要通过代耕这种方式来偿还国家的税收，所以这时候从受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角度考虑，农民便应该选择将土地以一种有价的方式出租出去，从而获得租金。所以代耕在当地并不多见，一般只有在亲友关系中才可能出现代耕的情况。虽然个案2显示的代耕双方并不是亲戚关系，但是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在农村社区中，如果关系相处融洽，往往可以看作一种拟亲属关系，于是这里将邻居列入亲友关系之中。当然，在农业税取消的情况下，随着当地土地出租价格的不断上涨，情感型土地流转策略也会主要采用出租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相比较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和权力型土地流转策略，情感型土地流转策略中情感的主导地位导致地租的物化程度加深，甚至取消，如个案1中地租全部为实物，而个案2中流转出去的水田并不需要地租。

　　2.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

　　个案3：ZGY，男，65岁

　　“两个孩子都在外边，老大是在外边做买卖，老二是在外边做糕点，只有我老两口子在家。现在总共是有2.8亩田地，其中水田1.4亩，旱地1.4亩。田地总共有4块，其中旱地2块，水田2块，最大的一块是1.1亩，其他的都只有几分，最小的一块只有0.3亩。我自己现在种着0.3亩地，种着苞谷（玉米）。其他的地全部已经租去了，租给了两家，一家租1块水田，另一家租2块旱地。水田的话就是种水稻，每年给我400斤大米，每年收完稻谷以后就交租，租给了我们村的。水田已经租出去了五六年了，没有签过合同，就是口头的约定，就一直是租给一个人。旱地的话，今年租给了本村的，每亩1200块，一次签了10年，现在是种葡萄的。”

　　个案3仍然只有老人留守农村，土地的流转方式是出租，水田和旱地分别出租给了不同的承租人，水田的承租人为本村村民，地租为每年400斤大米／亩，通过口头约定达成协议，并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所以也并没有对出租期限进行具体规定，水田出租用途为种植粮食作物水稻。旱地2011年出租给了本村村民种植经济作物葡萄，签订了为期10年的正式合同，合同约定租金为每年1200元／亩。

　　个案4：LJY，女，71岁

　　“我家里有1.7亩土地，0.8亩水田和0.9亩旱地。水田还没有租出去，自己家里种。水田里种的是玉米、蚕豆，自己家吃不完的，就我们两个人啊。0.9亩旱地租出去了，主要是种葡萄、种烤烟，每年租金是每亩1200元。旱地租给一个人了，不是亲戚，是本村的，现在开始签合同了，种良种葡萄，签了12年的合同，每年阴历正月交租。其实，从七八年前我就开始租给别人了，前几年租给了不同的人，每年签一次，主要是种烤烟。今年才签订了12年的合同，种葡萄。”

　　个案4将0.9亩旱地进行了流转，流转的方式是出租，承租人为本村人，但双方并无亲戚关系，2011年签订了为期12年的合同，租金为每年1200元／亩，种植经济作物葡萄。

　　以上个案的土地流转体现的是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在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中，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亲友关系，而是一般的村民关系，受让方可能是本村村民也可能是外村村民。在这种关系中，情感的考虑要相对较少，经济的考虑便占据了主导，从而形成了与情感型不同的土地流转策略。在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中，更多的是理性经济个体之间的谈判与磋商，在这种磋商中代耕便不可能存在，这时候流转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便是出租。谈判中的核心问题是租金，租金的确定并非是实时的算计，而是按照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格确定，W村的土地出租价格一般为1200元／亩，从个案3和个案4可以看出，土地出租的价格与当地土地流转市场的价格是吻合的，从而最低限度地降低了谈判成本。但正是因为经济因素的重点考虑，所以在土地流转中正式合同的签订是必然的，而且都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及流转年限的规定，这有利于规避因土地利益产生的纠纷。因为在非亲友关系上，信任的程度大打折扣，这时也只有正式的合同文书才能够对利益进行分配。而因为是签订了正式合同，租金又是达到了1200元／亩的高价，所以这时候土地流转的用途便不太可能是种植粮食作物，只有种植经济作物才有可能完成每年1200元／亩的高价租金，所以在W村，土地出租后主要是种植蔬菜、烟草及葡萄等经济作物。这里的例外是个案3中出租给本村村民的水田。水田主要用来种植粮食作物，经济效益较低，不可能支付1200元／亩的高价租金，而且粮食作物每年换季，不需要像葡萄等经济作物一样保证长时间的生长期，所以不需要签订书面合同和规定出租年限。

　　3.权力型土地流转策略

　　个案5：ZRC，男，45岁，W村村委会主任

　　“我是租了130多亩地，用来种香葱，在镇政府对门那边。2009年开始签订的合同，签了10年的，以前是1000元每亩，后来成1200元每亩了，这个跟农民打交道真是麻烦。租的地大部分是本村的，也有K村的，K村的有20多亩，W村的有110多亩，租了七八十户的地，谈判的难度比较大，我就是让小组长去帮我跟农民签的合同。现在那边的喷灌面积有200多亩，130多亩之外的面积都是别人的。这边种蔬菜一年可以种3季，小葱一年可以种6到7季。这几天，温度高，葱长得快，一亩一季能产1吨多，前两天一公斤6块，一亩地就有八九千啊。我那100多亩不是全部种的小葱，如果全部是种的小葱，那我两个月就可以挣100多万啊。”

　　“我们村从今年开始推广良种葡萄，你看到的在山底下那边，都是旱地。种葡萄好啊，1亩可以种1000株，每亩每年收入2万元，收入高的能达到五六万。我们村租地最多的有50多亩的，也有租了几亩、十几亩的，大部分都只有几亩。地租的最多的是我，我租了50多亩，今年签的合同，一下子签了10年的。因为葡萄的生长期长，第一年不挂果，第二年挂果，到第三年才高产，高产期有5到6年，所以租期比较长，就签了10年的，每年租金是1200元，每年4月1日前交租。我也是让小组长帮我签的，你看这个合同，我签了以后让他们去找村民去谈。”

　　个案5为W村村委会主任，是土地受让方，流转的方式是出租。他租赁了两片耕地，一片是130亩水田，其中有本村的110亩，也有外村的20亩；另外一片是50多亩旱地，都是本村的。租赁的土地全部签订了正式的合同，合同是通过村民小组长帮忙签订的，租金为每年1200元／亩，主要是种植经济作物香葱和葡萄。

　　以上个案的土地流转体现的是权力型土地流转策略。土地流转双方的关系是干群关系的便形成了权力型的土地流转策略。权力型的土地流转策略主要是在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中嵌入了权力因素，从而导致了与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相异的结果。这里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个案5，村委会主任ZRC承租了130多亩水田，用来种植香葱，50多亩旱地用来种植葡萄。权力资源的动用源于其自身的村委会主任之职，村委会主任不仅仅是职务上的，而更大程度上是家族势力的体现。权力动用的支撑仍然是经济资源，所以权力型土地流转策略中，出租仍然是流转的最佳方式，也必将签订正规的合同，规定相应的权利与义务，而地租也仍然会是货币。同样为了支付高额地租，土地仍然种植经济作物。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将土地流转三种不同策略的特征进行归类，见表1。
　　

　　四、土地流转中不同资源的动员能力

　　不同土地流转策略形成所动用的资源不同，不同资源的动员能力也不同（见表2）。

　　情感型土地流转策略的形成动用的主要为情感资源，这种资源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亲属制度，更进一步说是源于血缘关系的一个关系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信息的沟通呈现出低成本的状态，从而降低了交易谈判成本。所以情感资源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同时可以获得非正式规则下的一系列便利。但是也应该看到，正是因为这种低成本、低收益的流转，导致流转的面积也并不会太大。情感资源动员的范围较狭窄，动员的效果并不是太好，往往很难达到大面积的土地流转。村民具有可流转土地的亲友数量毕竟有限，所以情感资源的动员属于一种小边界的动员，这种动员行动中双方关系是对等的。

　　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的形成所动用的主要为经济资源。经济资源的动员在很大程度上超脱了传统农村社会无契约的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口头的承诺以及约定已经很难长期维系这一关系，理性化的选择便是对正式合同的皈依。土地流转依靠正规的合同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并通过货币方式约定租金，这种模式往往在亲友间较少运用，而在非亲友的普通村民间可以通行。经济资源的动员能力不如情感资源，因为双方信任程度不足，谈判成本相对较高，谈判失败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但是其优点便是流转双方可选择的边界较大，除了部分亲戚之外，其他村民都可以成为双方的选择，同时双方关系也是对等的。正因为经济资源在土地流转中动员的边界较广，所以土地流的效果也将增大，土地流转的面积将进一步扩展。在没有情感牵绊的情况下，人的理性可以较大程度地发挥，这时候在高额租金的吸引下，在外打工且短期内又没有返乡务农意愿的青年人，更有可能将土地长期地出租出去。

　　权力型土地流转策略形成所动用的主要为权力资源。权力资源的动员能力是超强的。个案5中，村委会主任在租赁村民土地时，一方面其行政地位要高于村民，村民碍于村委会主任的权力也将进行主动或被动的响应；另一方面村委会主任在与村民沟通时，并不是自己分别与村民谈判，而是动员村民小组长，由他们代理与村民进行谈判，并签订合同，在这一环节权力资源发挥到了最大程度。权力资源动员的一个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流转。正如个案5中所见的，其租赁土地面积有180多亩，如此大的面积将牵扯到与近百户农民的谈判，这时的谈判成本将非常高，而如果其中部分农户拒绝达成合约，那么这130亩水田和50多亩旱地将很难连成片。通过权力资源的动员，达到了短时间内完成谈判的结果，同时也解决了谈判中的不合作情况。相比而言，其他资源很难有如此大规模流转的动员能力，所以W村其他流转较多的农户也只有十几亩，很少能够达到像村委会主任这样的流转规模。但是，动用权力资源只能是特殊的行动，它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权力的不对等。掌握权力资源的一方，其在村里必将是少数，而这一少数所能动员的却是其他所有的村民，动员的边界可以达到自己权力末梢所能达到的地方，甚至还可以动员超出自己权力网络中的他者完成权力的扩展。这样看来，权力资源的动员能力是最强的，其所达到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五、土地流转的路径选择：资源整合

　　通过对以上土地流转典型个案的剖析发现，土地流转双方的不同社会关系形成了情感型、经济型和权力型的土地流转策略，这些土地流转策略形成所动用的资源分别是情感资源、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这些资源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动员能力也是有差异的。在情感型土地流转策略中，流转交易达成的成本较低，同样转出方收益也较低，又因为流转双方关系是亲友，所以流转双方的边界较小，这就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规模。而在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中，虽然流转双方可选择的边界较大，但是流转双方信任程度不足，谈判成本相对较高，谈判失败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同时也很难达成大面积成片的土地流转。在权力型土地流转策略中，虽然权力资源的动员能力是超强的，但是因为权力资源本身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村民都可以获得，同时权力资源动员过程中也很容易产生损农的情况。基于此，这里提出了有效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路径，即以资源整合促进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

　　在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需努力整合多种资源，充分调动情感资源和经济资源，适度运用权力资源。首先，乡土社会中情感资源在任何经济社会行动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在土地流转交易过程中更不能忽视情感资源的作用，所以在土地流转中行动单位应充分调动自身拥有的情感资源，并可以通过情感资源的传递性，实现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其次，因为情感资源的边界较小，很难适应较大范围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所以在情感资源动用的基础上，还应该充分发挥经济资源的动员能力。经济资源进行动员的基础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这就需要农村金融制度的配套设计，尤其要鼓励民间金融合作组织的发展，以此为土地流转提供资金支持。当然，信息也是经济资源动员效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所以农村中介信息组织的发展也将有助于农民选择经济型土地流转策略。情感资源和经济资源基本不附加任何权力色彩，容易为普通农民所动用，因此这里认为在土地流转中情感资源和经济资源应双管齐下，以达到最大程度流转土地的效果。再次，因为权力资源本身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村民都可以获得，这就需要相关政策的适当支持，从而为那些能够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土地的农民提供服务。最后，因为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各种权利义务的规定可能比较模糊，从而容易引发纠纷，而权力资源动员过程中也往往容易因权力的过度使用产生损农的情况，因此应该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机制，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规范，对流转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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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2-08-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ASH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1PY03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2RW003）

　　作者简介：聂建亮（1985—），男，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生，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农村改革与发展、经济社会学。

　　钟涨宝（1963—），男，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责任编辑：王锦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