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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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多数对中国底层政治行动的研究聚焦在有具体利益诉求的抗争性政治。通过一个毛泽东政治话语角案例的描述，探讨底层社会存在的一种泛利益基础上的“话语政治”现象。分析其心理发生过程、特点、性质、策略选择、可能的后果及影响，揭示其政治学意义，并就程序政治、表达权保障、政治心态关注等社会管理问题进行思考。

　　The majority of studies on grass-roots' political behavior in China focus on such a contentious politics as a certain interest demand.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eliberative politics based on a universal interest lying in grass-roots, analyses its psychogenesis, characteristics, essence and possible results and effect, and discovers its significances in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issues on social management such as procedure politics, expression security,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etc. are also discussed.

　　【关 键 词】底层社会/话语政治/毛泽东/表达权grassroots/deliberative politics/Mao Tsetung/right of expression

　　【作者简介】刘忠权，湛江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刘忠权(1968－)，男，土家族，贵州江口人，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政治学及公共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702(2012)01－0091－06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向度。作为这一过程的衍生性结果，“底层社会”开始出现①(通俗称为“社会弱势群体”)。这一群体同政府的对话能力较弱，在“分蛋糕”中处于劣势地位，鉴诸周围“先富”人群的生存优越感，他们确实品尝了被称为“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心灵况味。对于他们可能的行动选择，亨廷顿认为主要有二，要么是“出走”，要么是“诉愿”[1]148。出走指的是社会流动，包括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诉愿指的是表达自身的诉求。由于户籍等制度安排及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出走”并不容易，诉愿就成了重要的权利表达方式。这也是当下各种维权故事和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的原因。

　　就诉愿而言，除了有具体利益诉求的抗争性行动外，还存在一种“泛”利益基础上的话语表达现象。这种话语表达，为人类交流的天性所使然，被固化为法律所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公民权利。由于我国利益表达的机制不够完善，沟通的路径不够畅通，话语表达常常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出现。本文以Z市某街区广场市民自发组织纪念、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为例，探讨一种初具行动特征的底层“话语政治”②现象。并通过其心理发生过程和行动策略分析，试图勾勒出一个底层群体进行公共话语表达的概念场域。这种“话语政治”，是中国底层社会话语表达中颇为独特的现象，具有重要的公共治理研究价值。

　　一、关于Z市某街区广场的毛泽东话语角③

　　在Z市某区的中心地带，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公园，市民称为南华广场。它一面接通商业街中山二路，另一面紧邻该区最大的农贸市场，还有一面枕着市妇幼保健院，是人员密集之所在，也是该区重要的公共空间。每天这里聚集着许多中老年人，他们谈笑、聊天、下棋、品茶。近几年，这里还增加了另外一项活动——宣传、纪念毛泽东。公园中拉了不少铁丝线，上面挂满了怀念毛泽东的标语、纪念文章，栏杆上常常贴满各种宣传毛泽东功绩的图片，地面用粉笔写有各种社会新闻和“新”民谣，就连公园亭阁的梁柱上也写有抨击贪污腐败的话语。要是遇到毛泽东的诞辰、忌日等，这里就更加热闹：高高挂起的毛泽东头像、高亢的红歌、到处是贴纸、大字报、画像、横幅等。

　　这是一个市民自发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话语角。笔者对这里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观察，以努力厘清其中的缘由及过程。

　　(一)话语角的出现

　　2004年的某一天，退休职工张伯开始在南华广场的地面上用粉笔书写。内容包括毛泽东语录，一些新民谣，新闻媒体披露的贪污腐败信息等。随着围观评论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大。此后，每天早晨和下午他都来南华广场写字，就像这是他固定的职业，迄今风雨不改。他不允许人们踩踏或擦掉他的字，而对别人提出的同他相左的看法，他无论如何也要争个明白，直到对方无话为止。张伯现在已经71岁，他曾是工厂基层干部，如今靠养老金过日子。他可以说是话语角的发起人，主要任务是在地上写粉笔字。他将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活动视为他余生的事业。

　　逐渐地，有了一些热心的参与者。比如李某，这也是一位70岁的退休职工，是较早参与张伯活动的人。他是一个大学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李并不是每天都来这里，因为家里有一位患癌症的病人，长年卧床，需要他照顾。他将话语角开展的一些活动写成文章，附上照片，上传到网上。他也会经常关注网上的一些重要信息，并将认为有意思的新闻提供给张伯。还有陈某，70岁，靠捡破烂为生，常常自费复印活动资料。许多横幅，如“高举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旗帜前进”、“毛主席思想永放光芒”等，都是他出钱复印或亲自书写。还有许某，年龄已经76岁，经常骑自行车从十几里外的农村来参加活动，帮着挂横幅等。有人曾问他：“您这么大年纪，骑自行车走那么远，不辛苦吗？”他回答，“我一想到毛主席，看到他老人家的肖像，就全身都是劲。”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并不害怕被举报，他们欢迎大家来参观，还常常向参观者作介绍并热心于讨论。

　　经过几年的延续，这个话语角的名声已经开始显露出来。附近有的居民甚至每天都会来这里逛一逛，一些路过的行人也会驻足参观。在我对南华广场周边两个街道居民的随机调查中，有22％的居民表示知道这个场所的存在。有9％的人表示曾经光顾过。常来的多为中老年人，以退休职工、下岗工人居多。他们来这里了解一些社会新闻，也参与一些热门话题的讨论，宏大话题有如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买房难、看病难、就业难、贪污腐败等。也包括身边的具体话题，如Z市是否该“禁摩”？某一个路段该维修了，政府在拆迁过程中的粗暴等。不少人对其中的某些话语(比如腐败现象)表示认可甚至赞成。话语角的基本主题是借“古”喻今，追忆毛泽东的功绩和政策，质疑现在的问题，认为出现了“修正主义”。可以说，这里已经成了某些中老年人的精神居所。

　　(二)话语角与政府

　　对于这种特别的话语活动，政府部门的人曾经关注过。我们多次去调查都看见入口处挂着一个醒目的“警告令”：“请问，城管执的是什么法？哪里有明文规定不准宣传毛泽东思想？既然无法证明，你们又是受到谁人指使？在深夜下手破坏毛泽东像和横幅、大字报等，你们这是严重犯了原则上大罪，决没有好下场。”这说明，政府对这里的活动进行了某种方式的干预，但又没有明确取缔。采访得知，2010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一位开着警车的警员来到这里，问有没有反革命活动，群众就指着毛泽东像说：“我们在纪念毛主席逝世34周年，这对那些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小丑来说，可能是‘反革命’活动吧。”那位警员听后无声离去。组织者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二名辅警扯断铁线以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但受到周围群众的围攻。还有一次，一名区政府官员在毛泽东诞辰周年纪念日来到现场，当时人们都在热烈地唱红歌，谈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在场的有人认识这位官员，就让他来听大伙正在讨论的事情，还拿贪污腐败的新闻报道给他看。那位官员看完之后没有作任何表示和处理就走了。

　　二、底层“话语政治”分析

　　(一)话语表达的形成机制

　　人们在学习、观察社会以及同环境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一套关于周围世界、关于生命的认知体系。弗洛姆称之为人生取向和信仰框架(frames of orientation and devotion)。这套认知体系对人很重要，“它建构了一幅作为参照框架的包括精神在内的世界之图像，根据这个参照框架，人能够回答关于他处在何种境地及他该干什么的问题。”[2]61生命个体以此来解释世界、引导追求，使人的存在变得有意义，满足人的心理需要。没有它们，人们精神将无所皈依，行动也会不知所措。

　　这套认知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同环境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而它一旦出现同现实的某种分离，不能有效解释现实，就称为认知失调。在认知心理学看来，这会导致情感冲突，形成压力，引起内心紧张，产生痛苦和不愉快。在通过心理调整难以平衡的情况下，这种内心世界的扭曲感可能会演化成某种破坏性的行动和攻击性的情感状态。因此必须设法减轻或消除不协调。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调整内部认知体系，使其同环境变迁相适应；一是否定外部环境变化，继续维持内在信仰体系的正当性。弗洛姆分别将之称为走向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又称为自发性行动。这是一种人依凭自由意志展开的创造性行动。“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3]11。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某种积极行动来表达自我。消极自由则是向后倒退，放弃自由，放弃自己的认知体系，让自己随波逐流，通过填平自由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来克服认知失衡。Z市的话语政治是基于表达的实现“积极自由”过程。

　　在传统计划经济的高度平均主义社会，工农阶层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话语，形成了对世界的认知体系并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位置。虽然他们未必占有什么实际的优势(他们确实占据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当家作主等意识形态高地)，物质财富并不丰裕，但至少也不居于劣势。“一大二公”的政治话语安排和社会结构状态，保证了个体已经形成的信念认知体系的充分解释力，也形成了个体在心理和人格上的自洽与恬适，从而保证了社会政治和心理秩序的稳定。

　　同全国大多数大中型城市一样，Z市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许多国有、集体企业关、停、并、转，职工提前退休、下岗的人数不少。对于其生存状态的改变，他们缺乏思想准备，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失败感和挫折感。曾经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市委主要官员走私要案，更使他们感到“世风日下”，认知体系同生活实际有距离。曾经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z市，由于没有把握好发展机遇，使该市的实际情况，同其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的身份不相适应。此外，政府其他方面的一些作为不当④，也损害了自身的形象和威信，导致社会抱怨的增加。上述种种，导致底层社会个体内心信念与外部世界的认知失调。要他们通过调整认知体系来求得同环境的一致是比较困难的，它需要个体拥有良好的社会认知工具，同社会保持充分的信息沟通。这里撇开中老年人所具有的封闭、守旧心态不论，就是在文化、知识等方面他们也有缺陷(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对他们而言，一个合理的逻辑路径只能是后者：不顾环境变化，努力捍卫已有的认知体系，维护自己话语的正当性。而且，他们通过对现实社会问题和不公正的观察，个体或群体遭受苦难的体验，各种贪腐现象的存在，这些负面现象的叠加，也助推了他们感觉中的信仰体系的正当性和真理性，并基于交流的意愿难免会促发话语表达冲动。

　　(二)话语表达的特点

　　1、底层自愿性

　　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行动者，他们识字不多，认识水平不高，生活状况不算好，但他们有比较强烈的表达意愿。自愿性是指这种话语表达缺乏充分的组织，没有人为的强制安排，行动出于自愿，是个体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结果。话语内容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化的定型，而是一种零散、感性的东西，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情绪性评论。

　　2、“泛”利益

　　一般认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关涉利益。利益可以理解为需要的满足。“由于某些需要对人的感情和爱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会使人产生一种不断重复的、在某些情况下不断加深的要求，而利益正是人们为满足这种客观引起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集中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意向。”[4]31可见，利益具有多样性，不仅指物质利益。政治情感的表达与宣泄也是一种利益。但狭义的利益常常有具体的问题指向。这里指的“泛”利益是指没有直接诉求，只是想通过话语表达将一定的政治意向传达给社会，对政府形成一定压力的活动。

　　3、不作为

　　指不采取直接针对政府的社会行动。比如他们不去开展静坐，不去冲击政府，不去游行示威，也不去阻塞交通等。他们的活动只是停留在南华广场的“纸上”、“嘴上”、“地上”，对政府和社会稳定没有直接影响，只是一种政治心理情绪表达。这也是话语角能够长期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

　　4、策略性行动

　　话语角体现了两种心理动机的统一。一方面参与者的确具有对毛泽东的深厚情感，是真切的纪念毛泽东。另一方面是一种策略性话语表达。在中国现在强社会控制体制下，直接的批判性话语难以被认可。通过有效利用传统政治资源，使话语表达同核心价值观相吻合，实现话语表达合法化，话语政治正当化。以毛泽东名义来进行话语表达，可以说是颇具特色的话语评述方式。这契合了李连江、欧博文(Li & OBrien 1996)的“依政策抵制”(policy－based resistance)方法：不是采取激进方式引起政府注意，也不是以破坏社会秩序来抗争维权。而是在不超越法律的范围内，在纪念毛泽东的过程中释放政治情感。

　　(三)性质

　　就行动者个人而言，是一种弱势群体的情感释放方式。一种生命意义的表达，一种精神世界的寻找，是对信念体系的护卫。一群草根行动者，渴望别人聆听自己的苦衷，渴望得到别人理解和支持，到话语角来宣泄，来寻求“倾听者”。是基于一种自然的表达冲动而展开的政治评说活动。但这不是个人问题的私表达，不是社会个体之间的情感对立，而是一种公的表达，是对国家的情感诉愿，这是我们将其称为话语政治的原因。这种话语表达，基于对现实的某种不满意，倾吐情感，表现意愿、宣传受众，并希望影响公共舆论，希望政府通过对话以作出解释，从而恢复对意识形态的尊重，以实现自身认知和政治情感的自洽。

　　从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意义上讲，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底层市民的政治活动。是市民群体对上层政治建筑的评价。表现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诉求，体现了特定的社会气候。从政治过程上讲，反映了社会群体向政治体系输入意见表达的要求。但这种意见表达，不是通过暴力、威胁等“硬性”行动，而是通过宣传、鼓动、游说等“软性”的方式展开，体现了特定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约束下的一种安排，也表现了国家同社会关系中的某种微妙均衡。而且，这是一种情景性集体行为⑤。是特定场景中多种原因互动的偶发性结果。最初本是一种个人即兴活动，也没有期望它的可能后果，是社会观众的“捧场”升华了行动的积极性，并渲染为一种“准”集体行为。由于现实社会问题的普遍性和公共性，这种话语表达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

　　(四)后果与影响

　　这是当代中国颇具特色的一种底层社会政治话语表达方式⑥。但短期内烈度不会太大，更难以发展成为都市社会运动。话语表达在本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展开方式。行动者们有对毛泽东的真切情感，同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分歧，但对政府的当前政策和表现有某种质疑和抱怨。是一种政策怨恨的表达，具有非对抗性⑦。而且其发展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行动者手中拥有的政治资源不多，都市社会政治生态复杂，都市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动员结构尚未确立，领导层和积极分子供给不足。基于参与的风险计算，怨恨群体认同感还难以维系集体行动的收支平衡，带有献身性的零回报行动对社会公众缺乏吸引力等。但要防止其可能引发的蒸腾效应，也要防止被别有用心的行动者所利用，或者同特定事件相结合。如果多种因素相掺杂，情势就可能复杂化，使政府难以应对。

　　但这种底层话语表达现象对政治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却不能低估。

　　首先，影响政治心理的变化，进而削弱政权合法性基础话语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心理情绪的表达。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体系、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的感觉、愿望、情绪等诸方面的倾向，是“解释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5]23。政治心理也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基础。社会转型导致一种抗拒的政治情感和心理认知过程的转变，它影响党和政府政治合法性的提高。“合法性是评价性的”[6]55，其标准是一套价值体系，这是人们政治认识、情感、态度等政治心理的集中反映。合法性的获得直接来源于政治心理。政权体系总是竭力培育和传播有利于其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心理。

　　其次，影响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取向政治态度是社会主体对政治对象一种相对稳定的评价和行动取向，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向三成分。认知是主体对对象的认识、了解和评价，情感是对对象的情绪反映，意向是基于前两者的行动倾向。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不会仅仅停留在心理状态，它有一种表达冲动，要外显为行为，这就是政治意向。政治话语的表达内生于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等的态度和感情。它会影响主体间共同的心理尺度，形成有较大力量的政治信仰和倾向，决定成员共同的规范和标准的态度和举止，决定对政治体系总的看法和反应模式。

　　再次，它会促进生成新的政治价值观不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会催生不同的政治价值体系。通过大众的情绪、态度、愿望等的表达，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思潮。通过某种社会心理与气氛的渲染，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并引导形成特定的政治价值观。人们按照这种体系来评价现实政治体系，以确定对其采取何种反映和行为，从而形成政治体系将面临什么样的反馈或者说生存的社会环境，最终引领社会政治生活的走向。

　　最后，它将导致不同的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是指人们对政治的态度及表达这些态度的方式”[7]545。事实上，底层话语政治已经初具行为特征。按照公共组织行为学的观点，政治行为是现实政治环境刺激与人们政治心理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受刺激的人和集团通过心理特征的作用所作出的一定政治反应。话语政治是政治行为的中介环节，它通过影响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府政策等的态度和看法，从而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内容、方式。反映了特定的政治动向，是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

　　三、结论：关注底层“话语政治”

　　南华广场毛泽东思想宣传话语角，反映了社会转型导致的利益失衡中，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对现实社会政策及其效果的不满。应该说，在心理积怨客观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表现为言论、结社、集会等形式的话语政治是难以避免的⑧。必须注意的是，从一种宏观的政治演进过程看，新型话语政治的出现，预示着政治心理的逆转，政治价值观的改变，常常是政治变革的前兆。因而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政治学意义

　　底层“话语政治”，超越了现有关于社会冲突的解释框架，呈现了底层政治的一种新类型⑨。中国的底层政治不再是简单的“挫折－攻击”的抗争性政治，而具有了更丰富和复杂的内容。它没有特定的对立双方，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以政治话语的宣传和反思为指向。说明一些底层民众的表达诉求，已经从具体的物质利益转往争取权利的行动，体现了底层社会政治意识的成长。

　　底层“话语政治”发展了源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理论。对于底层社会的政治价值，西方主流政治学一直评价不高，认为他们行为盲目、狂热，政治认知不足[8]16。充其量是政治精英动员和利用的对象。政治发展应该寄望于中产阶级的成长，认为他们有知识，有“恒产”，参与热情和政治效能感较高。但事实说明，底层政治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一些敏锐的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帕萨·查特杰通过对印度底层的观察，提出了同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概念[9]3，认为来自下层人口的抗争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政治活动。这一理论超越了传统以国家VS公民社会的分析架构，认为弱势群体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了非主流的政治空间。他们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基本被排除在正规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为了生存他们周旋于国家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开启了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暂时性空间，即“政治社会”。由于这种“政治社会”的中介，民主化的欲望与实践得以出场。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底层社会有自身不同的特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底层社会，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乡村人口流入城市产生的，他们将自身的际遇视为某种“命定”状态，对政治、经济等没有多少诉求。而中国城市底层社会产生情况比较特殊。是一种反向进入。他们曾经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职工，有过平均主义的情感体验。因此，他们对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差距感受特别深刻，话语政治极容易出现。另外，中国是一个高政治参与度的国家，中国人可以说是典型的“政治人”⑩。古人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近代以来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动员性政治参与，更是加深了这一点。诸种因素的综合，使我国的底层政治具有特别的影响力。

　　(二)启示

　　话语表达情感，情感体现认知，认知反应动机。毛泽东话语角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意愿表达方式，它的出现说明国家(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存在结构性障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将会加深社会裂痕，硬化社会结构，强化下层阶层的群体共识，给社会动荡积累爆发的力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仁慈精英主义”的面相是不够的，打压或封堵不能解决问题，听之任之也不是办法，根本出路在于化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促进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应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累积的社会问题已经处在极容易爆发的临界水平。为此，国家在宏观层面作出了许多布置，释放了要求建立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践行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等许多正向的信号。最近，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切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要求(11)。做好社会舆情疏导工作，促进社会稳定，已经成为考量各级政府的关键所在。

　　问题的解决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实体政治方面，二是在程序政治方面。就前者而言，继续保持经济增长，通过“政绩”来提升合法性仍然是重要方法，但这种增长应该是公平、惠及大多数人的可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性质更重要，实现一个更公平的增长，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1]2。同时要关注弱势群体，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困难，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努力实现清廉政治。

　　在上述前提下，程序政治方面的努力可能更重要。话语政治的本质是政治沟通的路径出现了结构性障碍，因此，要开发新的政治沟通路径，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特别要疏通城乡弱势群体的沟通渠道。要探讨如何有效发挥信访等渠道的功用，如何实现各级政府领导人员“大接访”制度的科学化。要广泛开展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协商，建立直接的政治协商对话制度，以剔除“中层梗阻”，使上情下达，下情上疏。

　　要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特别是批评性意见的表达。中共十七大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将政策落到实处。正常的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能实现政府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有助于满足公民对其声音受关注以及其需要和利益得到追求的期望。”[10]93从而增加政治认同。要“让人说话”，古语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要“使公共官员执行公共权力的行为接受人民最广泛的批评；而批评政府是人民的一项崇高义务。”[11]84要有节制地逐步开放政治话语空间，而不是仅允许“仪式性”及“支持性”的话语表达。

　　要加强政治心理的调查分析，关注民众政治心理变化，以人为本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要关注刺激民众政治心态的一些重要指数。如物价上涨指数、失业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户比重、腐败涉案公务员比重、上访发生数、社会心态指标等。要加强对初级社区怨恨水平的监控和应对。政府要提供诉愿的“通风孔”，即使某些问题暂时难以解决，也要给社会表达、倾诉的机会，而不要让社会中累积的情绪势能无处消解，导致社会行动的非理性化。

　　收稿日期：2012－01－04

　　注释：

　　①对中国“底层社会”的研究可参见：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J].东南学术2008(3). 于建嵘．底层政治与社会稳定[J].南方周末，2008: 01－24. 底层社会的权利逻辑[J].南风窗，2008(5).

　　②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话语政治”是对哈贝马斯政治哲学观的总结，它强调将讨论、说服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方式，反对通过武力相向的方式解决问题。本文用来描述底层政治话语表达，可以说是一种借用。

　　③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对所涉及的地名、人名作了匿名化处理。

　　④如上世纪90年代，该市一些基层政府给民间“钱会”提供担保，“钱会”破产后导致政府尴尬。向政府索债的事件不断，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⑤有人将社会转型期城市集体行为区分为情景性集体行为和功能性集体行为。认为前者具有临时性或偶然性，后者具有结构性或制度性，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见马广海《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的原因与控制》，载于《人文杂志》2001年第4期。

　　⑥刘能将我国都市当下带有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分为五种类型，它们是；精英主导的集体行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少数相对剥夺者的维权行动；宗教教派或类教派运动；有政治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参见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载于《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可以发现，底层话语政治并不在其中。

　　⑦“怨恨”与“仇视”、“敌视”不同，“怨恨”是人们感到“应该这样但没有这样”，所以不满意。而“敌视”与“仇视”则是“根本没有指望你怎样”。“哀莫大于心死”，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心理裂变。

　　⑧事实上，近几年，底层社会一直流行毛泽东话语。

　　⑨于建嵘将中国社会底层的权利表达方式，仅仅设定在“抗争性政治”上。见《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⑩参见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详细内容见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的讲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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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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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1]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李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