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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居民阶层化的重要表现，其极端形式表现为贫困区位化。居住空间的分异是各阶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体现，其形成过程极为复杂。本文拟从空间分异的各种表现出发，用结构—文化的视角分析其形成机制，以便突破空间对人际互动和资源分配所造成的障碍，推进城市住房分配的合理化进程。

　　The resident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s in cities is an expression of citizens' social status, and its extreme form is the enclave of poor class, and its establishment is very complex.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its shows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s of formation with the view of structure-culture angle. The object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spatial obstacle which affecting the human interac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ealiz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housing distribution.

　　【关 键 词】空间分异/空间隔离/社会内卷spatial differentiation/spatial separation/social enclaves

　　【英文标题】Residenti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s: Dual Pushing from Structure Power and Culture Power

　　【作者简介】陈云，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武汉 430074）

　　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在多种地域尺度上存在。只要有阶层分化和群体差别，居住空间分异就不可避免。居住空间分异是具有特定特征和文化的人群聚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它反映着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与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一、空间分异的表现与社会内涵

　　在社会理论里，空间不能不参照社会实践而加以定义，空间不仅是一个物质产物，而且是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而牵涉于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形式、功能和意义[1]（第505页）。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城市空间在建构社区文化、形成群体意识、影响资源分配、阻断阶层交流、塑造支配权力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并从多个方面揭示出空间分异的内在实质。

　　（一）空间分异的表现

　　随着城市经济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转型，城市中同一阶层的人们在居住和活动空间上日益体现出同质性，从而形成城市空间的区位化分布，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萨森在研究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后，提出了“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zation)”理论。该理论认为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非但没有带来中产阶层的扩张，反而使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呈现两极扩张的趋势，形成“沙漏型”社会结构。作为社会极化的空间后果，“分裂的城市(Divided Cities)”和“二元城市(Dual Cities)”开始出现，一极是城市精英阶层的防卫型社区，另一极是弱势群体、贫困人口高密度聚居的城市中心地带[2]（第306-308页），由此而形成了穷人与富人居住区的空间隔离。

　　居住空间隔离包含两种情形：其一，对两个（或以上）团体（阶层群体）而言，居住隔离必须满足居住空间上的隔断和团体主体互不接触两个条件；其二，对一个特定团体（阶层）而言，其居住分布区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一定空间距离的地区组成，在中间地区里没有该团体居住[3]（第65页）。第一种情形表现为城市各阶层居住空间的圈层式隔离和扇形隔离，第二种情形具体表现为镶嵌式隔离。古典人类生态学家提出的同心圆学说、扇形学说和多核心学说都是借助空间模型来探讨城市中人与人、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黄怡也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居住隔离的空间分布[4]（第41-44页）。

　　空间分异最极端的表现是贫困区位化，联合国居住规划署将其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这些贫困社区多半分布在中心商业区的停滞发展地带和城市边缘地区。怀特在构建的21世纪城市模型中指出，贫困阶层聚集在CBD周边的停滞发展地带，少数民族聚居区呈现扇弧形插入中心区[5]（第400页）。曼恩也发现英国中等城市中低收入和最低阶层分布在城市外围边缘区[6]（第137-161页）。麦吉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型中，擅自占地非法建设区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区[7]（第55-66页）。这些贫困地区不仅在空间上与其他阶层活动区隔离开来，而且在住区特征，例如住区环境品质、公共配套设施、物业管理水平、住宅价格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差状态。

　　（二）空间分异的社会内涵

　　城市居住空间既是一种地理空间，也是一种社会空间。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化与隔离是城市社会等级结构的外在体现。在居住空间的区域化分布中，文化、情感、象征、权力、歧视、排斥等社会性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生态学认为，情感、价值和理想对社会体系的空间定位具有明显作用。文化价值与空间的关系是一种象征关系，空间的特性不是其自然性，而是源自空间的某一文化体系的象征性。因此，象征性的社会—空间关系可以定义为空间的特性是外赋的，社会体系的各项目标源自文化体系，并在空间内分布。共享同一价值观的社会体系会产生空间认同，趋向于保持该处的土地利用方式。弗雷通过对波士顿中心地区土地利用状况的分析，指出空间对社会活动具有凝聚、恢复和低档的作用，可以与一些社会价值结合在一起受到崇拜，可以让共有某种文化或价值的人群聚居[8]（第311-346页）。居住空间的分异不仅体现各阶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权力资源、文化价值的差异程度，也反映出政府和社会对待贫困人口、少数民族、外来移民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安排。

　　二、结构动力及其隔离效应

　　关于空间分异形成机制的结构视角倾向于把空间分异归因为外部作用力，包括经济重组、制度变迁、公共政策的排斥等因素，是非自愿性隔离的产物。

　　关于居住空间分异，人们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收入水平上，因为收入的高低制约着人们进入哪一类住房市场。在社会分工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收入取决于职业资格以及人们在组织中占有的地位和从事的业务。职业的稳定性是在生产系统和社会分层体系中，政治—意识形态整合的结果，一个人能得到什么类型的住房依据他们被社会整合的程度。但是，社会关系与地理空间的高度结合为各阶层的社会接受度设置了不同标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位、城市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程度、支配性权力的利益追逐和歧视性制度的主动排斥都在结构层面上削减了弱势群体进入住房市场的机会和能力。

　　美国学者凯恩指出，工作岗位的郊区化和美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居住隔离是造成内城工作技能不足的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和黑人）失业率较高、收入相对较低和工作出行时间偏长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空间不匹配”假设[9]（第371-460页）。这一假设实际上揭示了城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位问题，一方面弱势人群由于进入市场能力低下无法购买郊区高档住宅而被迫滞居在内城，同时生产性行业的外移使他们在内城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到外城上班的时间成本。城市地理空间和主流社会关系的反向流动减少了弱势人群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

　　住宅阶级理论认为，人人都希望有较好的居住条件，但城市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各社会群体必须借助不同的社会资源争取到不同的住宅。一般而言，较富裕者会住在环境清静宽敞、设施现代的郊区，贫困者因交通费和楼价的昂贵只能留在城市中心附近破旧拥挤的贫民区。这一结果的出现是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和支配性权力追逐利益的产物。城市空间私有化的过程也是住宅市场化的过程。房地产业只对利润和保持城市的商业活力感兴趣，随着私人空间占有面积的扩大，他们将城市空间从传统空间中剥离出来，公共空间变得支离破碎并逐渐消失。私人控制公众准入以保证本体性安全。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考验着各阶层进入住房市场的能力，对此，卡斯特指出，住房不平等被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层次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公共住房生产与管理的经济制度、文化机构的不平等待遇所强化[10]（第24页）。

　　这些不平等待遇的源动力来自于支配性权力对利益的追逐。社会空间依然是支配性的空间逻辑。列菲弗尔认为，“空间是政治的，排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空间就不是科学的对象，空间从来就是政治的和策略的。……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的商品生产[11]（第34页）。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利用空间来构筑区域互动的功能性网络，利用空间的断裂阻隔稀有资源的外泄。他们形成自己的封闭空间来创造神秘感和社会距离，形成消费空间的排斥性壁垒，从而维持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对此，列菲弗尔做出了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日益扩张带来的影响就是使决策中心集中的同时又产生了依赖于边缘的知名度，中央周围的只有屈服，被剥削及依赖的空间：新殖民空间”[11]（第85页）。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是社区历史感的终结以及地方在流动空间里的被废弃。

　　空间作为意识形态的支配力有诸多表现：维持城市表面的繁荣，塑造城市新形象，忽视作为落后、野蛮、犯罪发源地的“不可见空间”；引导和营造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强调自由、安全、宁静等都市贵族式的生活品质；利用空间规划和住房政策实施种族歧视和社会排斥，阻碍弱势群体的空间流动等。种族主义、居住隔离和城市规划中的歧视性政策是贫困人口聚居的主要原因。

　　结构性动力的实际影响是为地域空间分异和社会空间极化提供了一个连续不断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居住空间和社会地位的区别保持了时间上的持久性。占据中心地位的人确立了对资源的控制权，维持了与边缘区域人群的分化。因此，空间的分异导致了各阶层社会距离的扩大。空间隔离在阻止交往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空间上的隔离与孤立就意味着在文明的进程中，人与人之间接触、竞争、参与的缺失，有助于维持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心理距离。

　　三、文化动力与阶层内卷

　　社会学关于居住空间分异的文化动力的研究最早始于帕克。帕克认为，一个种族和群体与其他种族和群体之间的文化现象与融合和混合现象具有密切关系。文化的残留意味着彼此适应和融合的不成功。文化的残留物就是一个短距离的象征，而保留一定文化残留的种族就像一块文化的飞地，一个孤立的种族孤岛[12]（第84页）。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物理空间结构一样真实有效，而且能够形成并强化这种空间障碍。自愿性隔离是文化动力的集中表现。

　　社会弱势群体和精英阶层都会进行自愿性隔离，并逐渐形成内卷化和排外性。内卷化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提出来的。尽管不同学者对内卷化有不尽相同的解读，但基本上都保留着这个概念的核心含义，即在外部扩张和变化被锁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转向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该过程主要表现为各阶层群体认同的内卷化和城市生活的隔离化，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和有限的空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没有联系，更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内卷化的后果是各利益群体在心理和空间上自我凝聚，对外实施排斥和抗拒。

　　内卷化过程首先会形成群体亚文化和内群体认同。一般而言，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群体有共同的需要，面临共同的问题，群体成员生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处理共同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群体亚文化圈。这一文化圈能对年青一代进行群体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从而保证群体亚文化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梯姆斯认为，个体的认同与他的互动对象密切相关，个体的同辈群体提供了他行为演化过程最重要的参照点。然而，个体的公众认同以及他的阶级归属感是由与他经常互动的群体的特性决定的。希望互动的人们愿意成为近邻，对于不希望与之互动的人群，则敬而远之，最好是远远地分开居住，将彼此见面的机会减少至最小[13]（第129页）。群体亚文化的发展必然追求特定的空间占有方式。法国社会学家雄巴尔德洛韦指出：“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有占有居住地和城市的独特方式。例如，在工人阶层中间，关系网在地理分布上就远不像中上层那么分散。一般而言，后者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更加多样和广泛。除了居住环境的不同，社会归属以强有力的方式规定了家庭空间的布置、人际关系、日常出行和都市生活。”[14]（第36页）

　　吉登斯提出过社会排斥的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就是所谓的“精英反叛”，富人群体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出来；另一种是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显然，前者反映了精英群体内卷化的趋向，后者只体现了弱势群体遭受的结构性障碍，却忽视了社会底层对主流社会的排斥与反叛可能更为顽固这一事实。以贫困文化为例，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趋向于永恒。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种族不平等将永远存在下去的理由之一即为黑人父母继承下来的贫困，会以物质资源和教育机会更少的形式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刘易斯指出：“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15]（第19-25页）班费尔德也提出了与“贫困文化”相对的“非道德性家庭主义”的概念，认为“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16]（第156页）。由此可见，空间分异的文化心理机制就在于各阶层群体乐于利用空间的隔断来维持自身的利益、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空间隔离不仅是外部结构力强加的结果，也是各地位群体自愿选择的结果。

　　四、结语

　　总体而言，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城市空间扩展速度过快、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业过于追逐效益、住宅开发市场化等因素的存在，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也正在形成。在很多大中型城市中，被现代化建筑包围的城中村、城市郊区和边缘地带、拥挤落后的老城区等都是贫困区位化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档楼盘和小区向郊区集结，从而形成了“高档社区生活不便，生活方便的都是老旧社区”的独特空间—生活关系。中上层人士脱离传统的世俗生活，追求自由、宁静和安全，底层民众则聚居在生活方便、物价便宜的空间中。城市居民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拉大，很容易造成社会分裂，影响社会稳定，这在西方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已有前车之鉴。与“代沟”概念相类似，社会群体之间由于缺乏交流形成的互相不理解不沟通的隔离状况称为“群沟”。“群沟”现象是因空间分割而产生的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群沟现象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缓解，就会加剧城市社会矛盾，发展为社会冲突。

　　空间分异的结构动力和文化动力分析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各阶层、增强沟通与理解提供一种独特的思路。中国的城市建设、住宅建设和分配，除了思考如何从政策制度层面予以改进，缓解住房不平等，还应当尝试在空间隔离的消解方面作出努力。当然，这里所谓的消解空间障碍并不是要取消所有的距离。一个被取消了所有距离（物理的、心理的）的社会，一个没有禁忌、偏见和任何保留的社会，一个亲密关系不受限制的社会，将是一个既没有人存在，又没有自由的社会。因此，对空间隔离的消解强调对贫困社区、落后城区的追加建设和改造，通过改善社区居住环境，提高公关服务水平，增加更多的商业、娱乐、交通和健康设施，进而提高中底层居民，尤其是底层居民的生活质量，缩小落后社区与高档社区的差距。在城市规划方面可以突出交往型规划的理念，降低公共活动空间的选择效应，让各阶层的人们能够在“生活世界”、“公共圈”中互相沟通、理解、适应。此外还要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开放型社区文化建设，开展邻里复兴运动和“手拉手”的社区协作运动等。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缓解的，一个和谐、统一、平等、互助的城市才是人类理想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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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