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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社会；农民工；就业风险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风险社会理论专注于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这种转型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很多矛盾。中国目前正行驶在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新社会要素的不断生成及这些社会新要素与旧要素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导致了巨大张力的积蓄，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的共时存在导致基本的社会安排难以定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①的发展阶段。

　　风险社会中的失业问题“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危机。”②风险社会思维范式下的就业分析基础应该是建立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上的。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处在历史和时代的转轨时期一种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因而社会失业就表现出更多的时代特点和隐藏在社会内部产生和运行的逻辑。中国作为外源型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具有自身的特点，既具有传统遗留的特征，也具有现代发展的特性，因而是一种传统与现代混合的社会。从风险的角度而言，中国转型期的农民工就业风险的特征也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农民工就业保障机制缺失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ong Giddes)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前者是指来自于外部，由传统和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后者是由人类不断增长的知识对世界所造成的风险，这种风险的产生往往是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产生。③现代风险的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在现代世界，风险开始从“外部风险”逐渐转向“人造风险”，也就有了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由传统向现代、农业向工业、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社会风险不断突显。社会转型需要由改革来完成，改革就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必然引起社会群体地位的重新排序。中国的体制转轨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成熟的、合理的阶层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从而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风险，农村居民的生存与发展存在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共同分担机制，为此农村居民不存在个体就业风险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其他产业、向城镇转移。放弃了以传统农耕为主要就业方式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工劳动就业保障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农民工以一种极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在就业上受到职业、工种、学历等因素限制;在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方面，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而农民工则很难全面享受到这些保险待遇。

　　为此，中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同时，并未迅速形成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从而在新旧两种机制之间形成了一种断层现象。旧的制度性规则不再受到人们的信任，新的制度性规则又尚未成熟，这种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保障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使农民工阶层缺少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开放的社会流转机制的保障，农民工在市场经济中作为低收入者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表达与保障。

　　农民工就业高密度风险

　　农民工一旦失业属于高密度失业群体，这是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文化技能素质不是很高，一般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现状所导致的。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就业主要分布在建筑、纺织、餐饮、商贸等行业，他们的就业状况极不稳定，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危险。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工长期以来被视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当社会风险来临时，他们就成为了生活于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而受到被迫失业的冲击。

　　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波，如今正冲击着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中国。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的中小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大部分企业为规避因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而减薪压岗，以牺牲农民工利益来维持企业的发展。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百村农民工调查数据来看，④ 2008年上半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1324.6元，下半年平均月工资为1131元，比上半年下降14.6%。2008年下半年平均月工资与上半年相比，工资降低的有78个村，占78.0%，工资无变化的占15%，工资增加的只有7%。

　　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全社会的就业风险都大大增加，城市工人、大学毕业生都面临着就业风险，城镇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增大。由于面临激烈的竞争和生存挑战，城镇人口也会去从事一些以前不愿意做的事，这将会给农民工就业带来更多困难。城镇人口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重心下移、就业层次逐级下移，使农民工就业机会绝对减少，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空间也逐步压缩。

　　农民工就业群体内部呈现代际分化

　　随着中国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群体内部呈现代际分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民工不再是高同质性就业群体，已经产生了代际分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以1980年为界，那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并于八九十年代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人称为第一代农民工，而在1980年后出生并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的一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⑤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得出，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境况和要求具有不同特点。

　　调查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就业心理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更注重工作稳定性，甘愿为家庭和子女付出一切;而新生代农民工求新、求变、求发展的心理更为突出，更注重自我发展。”⑥因此，第一代农民工关注的是地域和职业上的水平移动，他们实现的是农民市民化即 “农民非农化”⑦的目标。而且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倾向于叶落归根，最终回流到农村，对于未来继续留城发展的愿望不是很强烈。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结构、文化素质、职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而他们渴望长期留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有安家立业的打算。

　　另一方面，由于两代农民工在社会环境和生活境遇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面临就业挫折的心理承受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姿态。第一代农民工因为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精神，也造就了他们随遇而安的求稳心态。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物质环境已较他们的父辈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些轻松、环境较好、待遇较高的工作职位，而对一些脏、苦、累的工作却不愿意接受。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较为狭隘的职业观，导致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很狭小，他们既不愿返回农村务农，又难以留在城市谋求长远发展，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窘迫状态。

　　风险社会形象地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农民工所处的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特征，为我们反思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因此，风险社会理论也为我们理解风险与危机中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与分析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作者单位分别为：广州体育学院社科部，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青年项目《快速工业化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转型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 GD11YGL09)

　　注释

　　①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②[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46页。

　　③Anthony Giddens,Runa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New York: Routledge Press,2000,p75.

　　④韩凯，王宾：“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的百村调查”，《经济纵横》，2009年第8期，第74页。

　　⑤王兴周：“两代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37页。

　　⑥钱雪飞：“代际视角下第二代农民工城乡迁移个人风险成本的实证研究基于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第36页。

　　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数量、结构与特点”，《工人日报》，2006年2月14日。

责任编辑：王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