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批新兴职业群体开始出现，诸如律师、医生、记者……他们或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内部，或产生于中西文化交流之中。其中，以影像为依托的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职群初现

　　鸦片战争后，外国摄影师纷纷来华。为消除民众对摄影的排斥心理，弱化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像禁忌，他们积极为慈禧、耆英等上层人士拍摄照片。摄影因具有写实性、趣味性等特点，逐渐获得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认同，而上层社会对摄影的接受无疑也影响了民间社会的态度。一时间，拍照成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的时尚消费方式。

　　影像文化的传播日益广泛，随之而来的是本土摄影师群体的产生，而早期中国摄影师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或通商口岸。如在香港开设阿芳照相馆的黎芳，开设“宜昌”照相馆的周森峰、张老秋；在广州开设“缤纶”照相馆的温棣南，开设“芙蓉”照相馆的梁海初；在上海开设“耀华”照相馆的施德之，开设“宝记”照相馆的欧阳石芝；在北京开设“鸿记”照相馆的杨远山，开设“丰泰”照相馆的任景丰；在天津开设“梁时泰”照相馆的梁时泰；在武汉开设“显真楼”的严添承等人。从摄影师的活动空间来看，大致呈由南向北、从沿海到内地的特点，且具有明显的分布不均衡性。此外，近代中国摄影师职业构成也较为多元。首先，来自传统画师的转行。传统中国社会，民众对于影像的诉求主要靠绘画来实现。与摄影相比，绘画耗时长，又因画师水平良莠不齐，很难客观反映个人特色。随着摄影的普及，民众开始选择用摄影取代绘画来留存自己的影像。面对行业冲击，一些画师主动学习摄影术，如香港“宜昌”油画店的周森峰、张老秋等人，聘请外国人教授摄影术，学成后将油画店改为摄影店，生意较之前大有改观。随后张老秋、谢芬等人又将摄影术传入内地，他们不仅实现了传统画师到摄影师的职业转换，而且将摄影技术及其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其次，来自社会精英及留学生阶层。近代中国社会，最先接触西方科技的人往往以社会精英和留学生为主。如林鍼在福建为外商充当翻译，随后受外商聘请，前往美国教授中文。他在美国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学会了摄影技术，还购买一套银版摄影器材带回中国。又如北京丰泰照相馆任景丰、上海迎芳照相馆王雪桥等都曾出国留学，留学期间逐渐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归国后便开始以摄影为业。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社会精英及留学生最早学习了摄影技术，并将影像文化引进中国，促进了摄影技术的推广及影像文化的“再传播”。

　　近代中国摄影师主要来源于与摄影相关的行业和社会精英阶层，昂贵的摄影器材也让一般民众望而却步。诸如由传统画师改行从业的摄影师，将摄影视为谋生手段，属于职业摄影师。而大部分社会精英则视摄影为“娱乐消遣，或挟器具以作旅行良侣，皆可称之摄影自修家”（欧阳慧锵：《摄影指南》序言，1923年）。无论是职业摄影师还是业余摄影师，他们不仅是中国视觉经验现代转向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影像文化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