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06年、2008年三次全国抽样调査数据,通过 “体制排斥”和“市场排斥”两个概念工具,本研究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中职业阶层代际流动模式及其流动机制的演变。基本结论是:第一,我国总体社会流动率在逐步提升,这与经济改革进程中的经济结构变迁和社会开放性增强均有关系。在改革初期及以前,经济结构变迁缓慢,社会开放性波动较大,因此社会流动率提升缓慢;而这两个过程进入改革深入期后均大大提速,导致总流动率在这个时期迅速上升。第二,尽管总体社会流动率一直上升,但社会开放性呈现波浪式变化。这是社会排斥机制交错变化导致的。在体制排斥机制稳定运行的时期(“文革”前期与改革初期),社会阶层结构化较为明显,一旦体制排斥机制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或者被市场排斥机制所取代,则会增加一定的社会开放性。第三,无论社会开放性如何变动,从总体模式看,代际继承在各个时期始终是社会流动的主导模式。但是,随着社会排斥机制发生重要变化,社会流动的形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从代际循环来看,一方面,随着体制身份对于代际流动阻碍作用的衰减,受其影响最大的专业技术阶层与农民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大大缓解,故他们与附近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市场能力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使得代际之间的跨阶层流动尤其长距离跨阶层流动越来越难,此时的代际流动主要集中在体力阶层与高级非体力阶层内部,以及低级非体力阶层与它们之间的交流。就代际继承而言,由于大多数阶层与相邻阶层间的流动增加,因此其继承优势在下降。

　　从社会流动的总体模式来看,本文对FJH(Featherman-Jones-Hauser)假设的基本结论予以了支持,在中国社会经济技术理性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期(改革深入期),代际继承仍然保持优势。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发现,社会流动形态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社会排斥机制的转变导致的,如前所述,无论哪种社会排斥,都是优势阶层维持自身地位的一种手段。由于社会排斥机制根植于宏观社会经济制度,只有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才有可能使社会排斥机制发生转变,而单纯的现代化进程则难以改变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于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原题:《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牧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