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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口大国不再年轻:马尔萨斯与中国人口政策
2015年03月20日 14:23 来源:文汇报 作者:记者 单颖文 字号

内容摘要:清代学者洪亮吉在《治平篇》中提出的人口论,比马尔萨斯要早5年。对此,不少人口学专家都感到,这是研判中国人口政策未来走向一个信号。

关键词:马尔萨斯;人口;生育;生育率;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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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生育率负相关的条件:女性受教育程度、房价与人均收入水平

  这些数据似乎再一次印证了人口学中所谓的“东亚低生育率之谜”。关于谜底,有三个通行全球的现象可以解释:

  一是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强烈负相关——即一名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生育孩子的数量会越少。当“男主外、女主内”的旧思想受到冲击后,工作、生育这两大战场都在争夺女性资源。媒体评论员陈周曾撰文指出,东亚低生育国家都是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现代化”是指那些面临外部现代化挑战,本身却缺乏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国家,由政府出面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自上而下启动经济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通过解构传统的家庭结构,让女性成为直接生产力进而发展经济。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必须对生育做出理性选择。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礼慧的“三年产假”提案被媒体多次报道,事后她表示“我只是说陪伴孩子三年直到他们上幼儿园,会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并没有说一定要休三年产假”,认为自己的话遭到误读。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国政府给出的条件,“孩子出生后父母双方都有育儿休假的权利”。其实,产假是休三年还是三个月并不是争论的重点,应该关注的是,就像社会发展需要男性和女性共同努力一样,孩子不止需要妈妈,也需要爸爸。否则,没有企业愿意承认却真实存在的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状况必然愈演愈烈。

  实际上,根据2001年日本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职业女性平均每天做家务劳动的时间为2小时53分,而男性职员却只有20分钟,确实导致了一些女性由于害怕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辛苦,宁可选择单身。根据韩国妇女部的调查,有1/3以上的单身女性表示要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对结婚不感兴趣,更不愿意生育。韩国网友戏称,韩国现在的年青一代是把恋爱、结婚、生育全抛弃的“三抛一代”。调研显示,韩国25岁至45岁不愿结婚的男女人数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组成家庭会“束缚”他们的自由或增加经济与精神负担。尤其是金融风波后失业率的提高,导致韩国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只能二选一。

  如今,在中国的大中城市、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地区,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及升学率均出现高于男性的趋势,但在这片思维多停留在女性应注重相夫教子、传宗接代的“直男癌”重灾区,对成功的职业女性来说,能找到一名适当的男性结婚非常具有挑战性。

  第二个与生育率明显负相关的条件,是房价。美国经济研究局2011年10月的一份研究发现,房价上涨10%,生育率下降1%。1995年至2007年间,房价上升导致已经购房者的生育率上升,尚未购房者的生育率则下降,原因是尚未购房者的财富需要在买房子和生孩子之间分配,即“高房价约束”效应,再加上小孩生下来后需要空间成长和玩耍,造成“住房面积约束”。但对已经购房者来说,房产增值却可以帮助生孩子。联想到东亚的这些低生育国家,不都经历过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吗?

  将大量家庭资源投入子女教育,正是东亚社会的特色。日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小川直宏利用NTA分析法研究,发现日本国民在1980年代平均工作年数35年,养育一位子女的成本约需要10年所得,养老约耗尽14年所得;而到了2004年,平均工作年数为34年,养育一位子女与养老需要则分别增加为13年与21年的就业所得。这两个年度养育成本的数据变化也直接关联了总和生育率从1.81下降至1.29。他感到,重视教育、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与竞争的东亚国家,确实与其他国家在资源配置上有不同的世代转移模式。

  三是生育率与人均收入水平成负相关。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养老手段的增加,“养子防老”的必要性就下降。那么,从养老需要来说,生育率与人均收入水平成负相关。同时,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孩子消费的衣食和父母的劳动投入。在低收入阶段,父母劳动的机会成本低,而在高收入阶段则相反,因此可见,多养一个孩子的机会成本和人均收入水平是成正比的。所以从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来说,生育率也应该和人均收入水平负相关。

  “结婚是为了合法地生小孩。”在家庭观念强大的东亚地区,非婚生子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薄弱的象征

  尽管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是当代社会的共同现象,但在一些英语系国家、法国、北欧多国却仍能保持总和生育率接近2.1的生育水平。曾任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IUSSP)主席的澳洲人口专家麦克唐纳(PeterMcDonald)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低生育率国家,仍保有强势传统的社会与家庭规范,将家庭成员视为养育与抚养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而且,与这些国家近几年开始提供部分家庭支持性政策不同,英语系诸国在过去20多年内就持续介入并整合各类友善家庭的子女养育、职场福利、托育等制度性安排,所以能达到稳定的维系生育水准的效果。

  另外,东亚国家很少关注非婚生子的统计。一位上海的80后单身男性表示:“结婚是为了合法地生小孩。”不可否认,在家庭观念强大的东亚地区,非婚生子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薄弱的象征,结婚普遍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过程行为。不过,在2008年《美国全国生命统计报告》中,西方发达国家女性高达2.1的总和生育率,其中四成却是由非婚生子做的贡献,最高比例的是北欧国家和法国,非婚生子的比例更是高达50%。在东亚的发达国家中,39岁的女性中仍未婚或未育的比率介于15%到20%之间。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宠物市场的兴起。原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莱宾斯坦 (H.Leibenstein,1922-1994)曾提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认为孩子能提供劳动-经济、养老-保险、消费-享乐、承担家业兴衰风险、维系家庭地位、家庭安全保卫这六方面效益。他感到,发展中国家正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随着这种转变而上升,除了消费-享乐效益外,其他效益都会随之下降。时至今日,消费-享乐功能在一些丁克家庭和未婚族看来,完全可以由宠物代替,他们还提出了一项“新幸福家庭”的标准——从“儿女双全”到“猫狗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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