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3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是以数亿进城务工者的“残缺城市化”为代价的，其在全国范围长期累积而成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新型城镇化应以全面解决长期累积的社会问题为宗旨，而不仅是为了扩大内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新型城镇化”，其“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依据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实行全国统筹，而不再是各地自行其是；二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城乡一体化，而不是城市畸形繁荣、乡村相对贫困；三是限大促小的多层次协调发展，而不是大都市人满为患、小城镇人丁稀少；四是优先解决已转移农业人口的城镇化问题，而不是把农民“赶上楼”、“招进城”；五是以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而不是继续保持城乡居民之间的巨大差距。

　　新型城镇化关键是解决社会问题

　　十多年来，至少在经济学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城镇人口每增长1%，国民总产值相应增长3%。因此，今后中国的最大支柱产业是城镇化，有计划地保持每年2000万农业人口入城，GDP“保8”任务不难完成；虽然每转移一个农业人口需要8万元的社会投入，但这正是拉动居民、企业、社会相应配套、成倍投入的最佳办法。

　　中国3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是以数亿进城务工者的“残缺城市化”为代价的，其在全国范围长期累积而成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新型城镇化应以全面解决长期累积的社会问题为宗旨，而不仅是为了扩大内需。

　　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已转移到城镇的农业人口尽快实现本地化、市民化，首先要及时解决数亿“外来人口”目前所面临的诸多生活、生产困难，因此，新型城镇化就是让已进城农民工能够真正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有梦想地发展。

　　正因为如此，即将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居住证制度，绝对不应当、也不可能是暂住证制度的翻版，而应当是已转移农业人口逐步融入城市的进身阶梯：依据人口规模大小、迁入压力高低因地制宜地设计制度，为已转移农业人口适时赋权，以解决同工同酬、就业培训、子女入学、住房改善、大病医保、养老统筹、低保救济等各种难题，逐渐缩小他们与本城镇户籍人口的差距，稳步成为新市民。

　　新型城镇化让城乡居民皆受益

　　新型城镇化的受益者，远远不止已转移入城的农民工群体，还包括未转移入城的乡村农业人口，以及所在城镇的城镇户籍人口。

　　新型城镇化会让更多进城务工人员及未转移入城的乡村农业人口获益，有利于他们更稳定、顺畅地在城镇“谋生存，求发展，享幸福”，有利于让农村留守儿童到父母身边读书、让留守老人在子女身边享受更多养老福利待遇、带动更多亲友外出发展……

　　那么，新型城镇化对所在城镇的本地居民是弊是利呢？应该说，是利大于弊、利多弊少甚至有利而无弊。

　　首先，新型城镇化以实施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为前提，势必对本城镇的产业转型、人口布局、资源利用、环境保护进行全面科学优化，从而全面提升城镇的生活环境、生产条件、就业机会。其次，支撑转移进城人口共享公共服务的，是公共财政而非原城镇户籍人口自身的资财，不会直接侵害原城镇户籍人口利益。再次，已转移进城人口稳步实现市民化，他们所提供的诸多服务自然会更规范、稳定、高效，这将大大减轻原城市户籍人口的身心负担。最后，已转移进城人口的市民化，将提升他们对本城镇的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因而对治理交通、环境等诸领域现存乱象，将有益无害。

　　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区域综合发展

　　新型城镇化用制度变革方式全面破解与人口密切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有利于解决历史遗存问题，使相关领域的改革发展道路日益顺畅，工作阻力大幅减少。

　　新型城镇化用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系统优化本城镇的产业结构、人口布局、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为城镇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铺平道路。以北京为例，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就要与河北、天津更加紧密合作，建设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京津冀经济带，以此稳步消减北京市区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

　　新型城镇化是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社会发展项目，是所在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得机遇。一方面，已转移进城人口的市民化，是一个在若干年时间内分期推进的过程，其财政投入是稳步推进的，相对于“一锤子买卖”模式而言，冲击、风险要小得多。另一方面，在已转移进城人口的市民化过程中，其可支配收入和实际购买力会稳步增大，从而迅速进入市场，形成相应利税，转而支撑新型城镇化的下一步工作。此外，随着与“外来人口”相关的社会问题的稳步解决，诸多服务难题、管理死角等将逐步弱化，社会管理部门可着力探索如何科学提升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而不是简单增加投入。

　　（作者系中国警察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