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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2014年03月25日 15:57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作者:梁漱溟 字号

内容摘要:关于乡村建设工作,我的主要著作有两本,一本是《乡村建设理论》,一本是《乡村建设论文集》,这两本书都是在抗战前由乡村书店出版的。

关键词:社会学;乡村建设

作者简介:

  我的家庭,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我是怎样去搞乡村建设的呢?怎么起了这么个念头呢?这要从我的中学时代说起。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很关心国事。那时候,中国很落后,经常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造,救国也必须从政治入手。根据当时的知识,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的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工人和劳动人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大的人民有权与闻政治。因此我认为英国式的宪政是最理想的政治。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很粗浅的想法,但是在当时,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认识,可以说是要求改造中国政治者的共同认识。举例来说,清末中国许多人要求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开国会,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袁世凯称帝后,全国要求宪政,这些都是学习英国。还有,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国民党的党章,也是参照英国式宪政政党的。

  当时,我还有一种认识,或叫觉悟,就是认为英国宪政成功、有效,是靠英国人民争取来的。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自己不要求、不争取,是不能实现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一纸公文,没有用。当时,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选举时,让他们走几十里地去投票,他们不去,没有时间,把选举权送给他们,他们还不要。我看到这一点,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搞起来。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

  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去搞乡村工作,以这样一个主观愿望为指导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这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时候的事。

  搞乡村工作的理想、志愿确定后,我总想找一个地方试试看。首先我选择了广东。我生长在北京,工作以后,又在北京大学教书,怎么选择广东实践我的理想呢?因为我看广东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我的明友、孙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掌握政权。他希望我去,我也想去,我就从北京去了广东。

  我在广东时,没有用乡村建设这个词儿,用的是乡治,这是从中国古书上借用的一个名词。我想在广东收一批学生,办乡治讲习所,把我的乡治主张和办法,讲给他们听。后来,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没有实现,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机关,我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讲演,讲了乡治的意义和办法。

  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是干什么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地方绅士很有力量,他们建立了武装力量,叫民团。名曰保护地方,防止土匪,实为保护自己。广州与香港相近,商业发达,商界的势力很强,也组织有武装力量,叫商团。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广东的革命空气很浓厚。共产党在农村搞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的革命的武装,叫农团。李济深领导搞“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就是想要训练一批人,毕业后到各县地方当武装训练员,把民团、商团、农团搞在一起,避免左派和右派武装力量的冲突。我讲课时,听讲的训练员有千数人。

  可是,不久政局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有不少的军事政治巨头,蒋介石是一个巨头,李济深是一个巨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也都是巨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儿,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巨头,其余的都成了地方巨头,要听蒋介石的。蒋介石若是可以信任人,本来是可以团结住这些人的。但是,蒋介石不是这样,他排除异己,要把这些巨头一一铲除掉。这样就先后爆发了蒋介石同桂系、同晋系阎锡山和西北军系冯玉祥等的战争。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囚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没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一九二九年正月,我离开广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农村情况,写了一篇论文《北游所见纪略》,后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是年春天,我回到北京。这时,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也在搞乡村工作,但不叫乡治,叫村治,在北京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村治月刊》是王鸿一先生创办的。王鸿一,山东人,曾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很有名望。他与阎锡山、冯玉祥等都是朋友,给他们提建议,是他们的座上客,但是他不当官,不做他们的部下。《村治月刊》在北京出版,钱主要是由阎锡山捐助的。那时,阎锡山在山西省搞村政运动,省政府设有村政处。村政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禁吸毒品,即禁抽大烟;二是禁妇女缠足。一九二九年我从广东回北京途中,曾往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和山西考察当地农村工作。

  河南村治学院是王鸿一先生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 得到冯玉祥的赞助搞起来的,创办人大部是河南人,经济上主要是靠河南地方上的力量。村治学院的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耀祖(字仲华)和王怡柯,都是河南人。为什么一批河南人倡导和支持村治呢?河南省地处中原,自古以来是主要战场,战争给河南造成严重的破坏,人民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战争中,败兵逃兵四散,很多人落草为匪,更多的变卖枪支,所以河南土匪多,乡间散失的枪支多,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为了自卫农村建立了一种武装组织,叫红枪会。它是凭借宗教迷信把人团聚在一起的,常常被人利用。红枪会的领袖大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掌握了红枪会后更有势力。红枪会被有钱有势的人利用,相互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建立红枪会本来是好事,但是也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就想改变这种局面,教育农民,破除迷信,不被利用。基于这种动机,他们办村治学院。

  由于我搞的乡治,与他们搞的村治差不多,他们欢迎我参加,清我接办《村治月刊》,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学院的具体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时,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筹建,我便把筹建工作抓起来。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阐明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宗旨。这篇文章收入我的文集中。我还起草了村治学院的章程等。一九二九年底,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四百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一九三○年十月学院也就结束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在山东,在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七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

  我们在河南办村治学院时,河南的当权者是冯玉祥。他的部下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省主席只是一个名义,因为事事都要听冯玉祥的,省政府的事冯玉祥又派薛笃弼主持。韩复榘虽然不掌省政府的实权,但他也关心村治学院的事,并同我们相熟悉。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有二十多万军队,占据着山东、河南,以及整个西北地区。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压迫下,放弃了山东、河南,向西北撤退。部队撤入陕西潼关以后,冯玉祥在陕西省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在会上反对他的西撤计划,冯很生气,怒斥韩复榘并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时,韩复榘在政治上已经是省主席,在军事上是几万人的总指挥,冯玉祥对他的态度,使他很受不了。韩复榘回到部队以后,便带他的嫡系部队一万多人,出潼关向东开去,脱离了冯玉祥。这正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矛盾即将爆发之际。蒋介石看见冯玉祥内部分化,很是高兴。一九三○年九月,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南村治学院匆匆结束。院长彭禹廷回到本乡河南镇平县,我回到北京。副院长梁仲华到济南,向韩复榘报告河南村治学院的结束情况,因为如前所说,河南村治学院是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时办的。韩复榘对梁仲华讲,欢迎你们大家都来山东,在山东继续河南的事业。梁仲华到北京找我,说韩复榘欢迎我们大家都去山东。当时,河南村治学院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人员还没有散伙,大家便聚集山东。这是一九三一年一月。

  我们在山东的做法与在河南的做法略有不同。在山东不叫乡治,也不叫村治,叫乡村建设。这个名称是我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办法概要》这篇文章中第一次用的。为什么叫乡村建设?因为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

  我们的机关叫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是梁仲华,副院长是孙廉泉,名则让。我担任研究部主任。不久,梁仲华、孙廉泉二位正副院长相继调任济宁专区专员等职,负责菏泽乡建院分院工作,由我接任院长。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附属农场。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研究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它招收的对象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或者虽未取得大学文凭,但学识有相当根底者。这些人都作为研究生,学习一年,每期招收四五十人。

  二、乡村服务训练部

  训练部的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招收的学员都是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毕业后,要去乡村工作,年龄一般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收的人数比研究部多一些,每期约三百人。

  三、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实施我们的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研究院管,县长由我们提名,省政府照提名任命。县政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完全由研究院根据需要决定。那时,各县县政府都设有四个局:民政局、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我们改组了县政府,废去四个局,改为设置五个科。全县划分为十个区,县城内一个区,县城外九个区。

  邹平县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是我们搞实验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离周村火车站只有三十多里地。县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有十七万多人。

  实验区确定之后,我们对全县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对人口作了普查。县政府设立了户籍室,掌握全县的户籍情况。各区政府都和县政府装有直通电话,我们要求各区政府及时报告本区人口变动情况。全县的户籍情况,户籍室都有档案。有两种人,作为特殊人口,另立卡片:一种是有文化知识的人,即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一种是乡村中的坏人和不务正业的人,像流氓、盗窃分子、赌徒、好吃懒做的人等等,以便对他们的使用与管理。

  我们在县城办了卫生院,设有病床。医院的大夫,均聘请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的实验工作,是从发展生产入手的。邹平县是产棉区,我们首先帮助农民改良棉种,同时,还推广优良麦种和畜禽良种,植树造林,疏通河道,努力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当地的棉花都是运到青岛纱厂去纺纱的。我们以孙家镇为点收购棉花,经初加工运往青岛。我们还计划在邹平建设纱厂,就地加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没有来得及办。这是推广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方面的建设。

  我们还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合作社,即搞团体组织。合作社是从信用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这样发展的。组织合作社的工作,是由罗子为负责。他带几个助手在乡村奔走,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当时,乡村中建立了不少的合作社。为了支持发展生产合作社,县里设立金融流通处,兼县金库。什么人都可以存款,但是借款必须是集体,也就是合作社才能借,不借给个人,以资助集体引进和使用新式科学技术发展生产。

  我们的实验区,开始在邹平,后来菏泽县也划为我们的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院先设有出版股,后改为乡村书店。乡村书店在七七事变后,迁到了武汉,后又迁至重庆,在重庆还办了一个时期。与我们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同时,全国有不少的人也在搞乡村工作,影响较大的除我们之外,还有三个点: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苏昆山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上三个机构均有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验区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

  设在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办的时间比我们早。它是由晏阳初先生主持的。晏先生是四川省巴中县人。这个地方是比较苦的。晏先生自幼在当地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由于他天资聪明,教会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又由美国转到欧洲。他到欧洲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法国男子大部上前线作战,国内劳力不足,工厂缺乏工人,资本家便到中国来招收华工。这些华工全部是在青岛集中,乘船到法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没有文化,不识字,远离家乡,往家写信也写不了,很是苦恼。晏阳初在法国看到这种情况,很是同情。于是创办平民教育会,在华工中搞识字运动,教华工识字。很多人识字以后,可以往家写信了。晏阳初的这种作法,深受华工的欢迎。他自欧洲回国以后,还继续搞识字运动。人们告诉他,最需要识字的是农村的农民。于是,他便选定河北省定县为他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验区。他的经费主要是从美国的慈善机关募捐来的,来的比较方便,也很充足。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但是,晏阳初也遇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去美国募捐,美国的捐款人对他说,你只许站在国民党一方,不许站在共产党一方。他从美国回到国内时,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黄炎培在上海对他说,蒋介石不行了,共产党将取得全国政权,你不要跟国民党跑,劝他留在大陆。他说,不行,我的捐款人都要我只能站在国民党方面。结果,他没有听劝告,随国民党逃到台湾。他在台湾的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搞了一段,后来转到菲律宾,继续搞乡村工作。晏先生今年八十八岁,仍健在。

  设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后改称江苏教育学院,创办人是俞庆棠女士。俞先生是美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民众教育。民众教育又称成人教育,或叫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对象是广大民众,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也不是少年。成年人,不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等等,都有职业,从事社会生产,不能像小孩那样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进学校也只能进夜校。中国的民众主要在农村,在中国搞民众教育,主要的对象是农民。教育的目的在于推动农业发展,改造农村,也就是发展乡村建设事业。俞庆棠先生从美国回国以后,在江苏省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后来取消民众二字,叫江苏教育学院。俞庆棠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以后,由高阳先生接任。高先生任院长多年,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江苏省后,学院撤到广西省继续办。

  黄炎培当时在搞职业教育运动,团体叫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社本来在城市办职业教育学校,后来他们的工作逐渐发展到农村,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搞了建设农村的实验区。

  以上是几个重点,那个时期全国搞乡村工作,作乡村建设的人很多,形成一种社会运动。

  俞庆棠先生在办江苏省民众教育学院之后,发起组织一个团体,叫社会教育社。这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人自愿结合起来的组织,相当于现在的一种专业的研究学会。由于当时许多有志改造农村的人在搞乡村工作;全国各省、市政府都办有民众教育馆,也有一批人,所以参加社会教育社的人相当多。社会教育社大约于一九三三年正式成立。大家推选出三个主要负责人为常务理事,有俞庆棠、赵步霞,我也是一个。

  社会教育社成立后,曾召开过几次年会。每次开会都登报,欢迎各界人士参加,是会员的可以参加,不是会员的也可以参加。

  此外,我们还举办过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这三次会是在邹平、定县、无锡先后举行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十二月二十二日,韩复榘对日本的侵略不作抵抗,退出济南,接着退出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结束。我们从山东退到武汉,又退到四川。在四川,我没有再搞乡村建设,除参加政治活动外,办了一所中学,目的是使我的朋友在四川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会的晏阳初先生,退到四川以后,继续从事乡村工作,改用了乡村建设的名称,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办了四川省乡村建设学院。

  关于乡村建设工作,我的主要著作有两本,一本是《乡村建设理论》,一本是《乡村建设论文集》,这两本书都是在抗战前由乡村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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