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般学者调研，目的是做出学术成果，但于潘毅而言，那才是刚刚开始。较为完整地观察她，会发现一条“调研——通过媒体施压－社会行动/成立NGO－再调研－再施压”的脉络。

摄影 Jazz Chan

　　眼前这个女人瘦瘦小小，穿着宽大的亚麻衣服，挎个麻布包包，走路时阔袍大袖扬起来，似乎大风一刮就会飘走。她一开口说话就眯着眼睛笑，就像我们已经很熟了，怎么都无所谓。

　　第一次见到她是2011年，其时她正带着西班牙经济学教授Inaki满中国跑，在北大、中大、香港理工大学演讲，“推销”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社会经济实践经验。第二年，又闻说她在北京折腾社会经济论坛。

　　似乎不易理解，这个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学者，却对社会主义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并批评“没有经济民主作为基础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不彻底的民主”。

　　她还有个“怪僻”，对跟随她读硕士、博士的学生有个不成文“规矩”—不允许他们毕业后呆在高校的学术殿堂里，把他们通通“赶”下去，回内地当基层干部、办NGO。

　　事实上，她自己呆得最多的地方也是“田野”。闻知我要约访她，一位记者咋呼着说，“她一定不简单”—这位记者曾听她学生说，去年他们去做尘肺病调研，贫穷乡村土房子条件太差，为了凉快点，晚上她直接躺倒在泥土地上睡，由是生出惊叹，“什么教授能睡土地板啊！”

　　她是潘毅，一个接地气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

　　不走寻常路

　　你要是问潘毅，“在香港学术界，你可算一朵奇葩？”她会兴高采烈答，“是是是。”仿佛那是一种荣耀。

　　她当然有在学术主流中扬名立万的资本。在极其崇尚精英主义的香港，她的学术道路顺遂得连自己都感叹：1998年于伦敦大学完成人类学博士学位即进入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5年因《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下称《中国女工》）一书获得被誉为“社会学界奥斯卡奖”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刚刚40岁出头便升任香港理工大学正教授，在香港高校中算得上是年轻有为。

　　然而，早在10多年前于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就隐约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不会走一条主流的学术道路。

　　与那些安安稳稳呆在学术殿堂里的学者不一样，潘毅个子虽小，却特能折腾。你要是突然给她打个电话，她多半不在香港，要么在工地听故事，要么在尘肺村睡地板，要么正在大东北煤矿把自己闹得灰头土脸。“我相信‘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大于理论’，理论是由复杂的社会现实抽象出来的。所以我的根基是深入社会进行调研。”她反对很多学者“理论先行，然后套入现实社会”的方式。

　　《中国女工》是她因关注中国工人问题崭露头角的“第一炮”。2007年，她又盯上了内地建筑行业，召集一波又一波的学生，在建筑工地调研，在媒体撰文、发布大量调研报告，质疑大行其道的“建筑包工制”。

　　一般学者调研，目的是做出学术成果，但于潘毅而言，那才是刚刚开始。她的调研报告均成系列：新鲜出炉，先到处联络媒体和网络，向公众发布；然后她会关注问题有没有改善，于是再去调研、发布报告。甚至同时发起社会行动、成立NGO，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

　　较为完整地观察她，会发现一条“调研－通过媒体施压－社会行动/成立NGO－再调研－再施压”的脉络。她非常喜欢媒体，喜欢到一个记者跟她说话时完全嗅不到学者式的矜持。听到特别有价值的问题时，她还会兴奋地拍桌子，笑得牙齿露出来，眼睛看不见了，说，“对对对，这个你写，这个你写。”

　　她有一股韧劲，一旦盯上了某个认为不对劲的问题，就死咬不放。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她与内地、台湾学者联合，成立两岸三地学者调研团队，做出一份超过7万字的调查报告，列举了富士康“六宗罪”：滥用学生工、生产体制充满规训与惩罚、工人生活空间被多重挤压、缺乏劳动保护且瞒报工伤、陌生冰冷的朋辈关系、工会形同虚设。

　　半年后的2011年3月，他们又针对“富士康是否在内迁厂区中改善了用工待遇和条件”进行第二次调研，这次潘毅要求部分学生以普通工人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亲身体验一个多月的打工生活。两个月后，第二份调研报告出炉。

　　转眼间3年过去，社会关于富士康的讨论虽然尚未停止，但各方关注无疑已经渐渐冷淡下来。唯在潘毅这里并非如此，她和学生们仍默默地活跃在富士康周围：调查、监督，为工人提供服务、培训。还有一些零散的调研结果出来，以致有媒体编辑说，“现在最怕听潘老师提富士康”—新闻热度确实过去了，但又知她的满腔义愤，不忍泼她冷水。

　　从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矿工人，潘毅的关注点始终着眼在中国内地工人问题上，这样的课题不要说在香港学术界根本没人感兴趣，上世纪90年代即使在中国内地也少人问津。作为一个民间学者，她的犬齿不算太锋利，被她咬一口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只要问题一天不解决，她会10年如一日地一直咬，令企业和政府部门如芒在背，不得安宁。这种主动与媒体交好和“死缠烂打”的风格，也与香港学术界的精英主义格格不入。“她的行事风格更像NGO。”另一位媒体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