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看到一篇记述过年、守岁的文章，以前也看过几篇记载各地过年的文章，包括《荆楚岁时记》，但似乎都没有我儿时经历过的过年味道。忽然有一种冲动，我应该把儿时过年的经过写出来，也算是对一种逝去的荆楚文化的留念吧。

　　我的故乡位于汉川县，地处江汉平原东北端，1939年5月我在此出生。我记事的时候，家境贫寒，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妹妹。父亲租一两亩水田，外加做一点小生意。所谓小生意，就是炸油条、蒸发糕，或者煮豆丝，主要是应付早市。我儿时也帮忙做点事。这些仅能糊口，生活艰难。故乡也有一些有钱的大户，他们中许多人都住在汉口。大家庭里如何过年，我没有机会参与，说不清楚。我能记得的是我这个贫寒的小家过年的情况。

　　记得到了腊月初，家家都要腌制腊鱼、腊肉。好过的人家，门口几排长竹竿上挂满了腊鱼、腊肉，在腊月的阳光下，晒得流油、放亮，是一道风景。我家也要腌制一些，以应付过年之需。当然，还要做一些米酒，打一点糍粑，准备一些汤圆粉子，做荫米，炒炒米，打麻糖，以及烫豆皮，这也是许多农家必须亲力亲为的事。

　　过了小年，时间似乎越来越快，也似乎越来越慢。腊月二十九，全家动员打扬尘。所谓打扬尘，是擦洗家里的家具桌椅，还要把鸡毛掸子绑在竹篙上，把墙上的浮土扫掉，把各个旮旯的蜘蛛网之类以及房顶瓦上吊着的小丝丝清扫干净。此前，母亲和姐姐忙着把床单、被子以及一切衣物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妥当。

　　腊月三十，各家忙着准备年夜饭。我们家的年夜饭有时候把大伯父、二伯父和堂哥请过来一起吃，有时候就是我们家里人一起吃。那时候，哥哥不在家，自家只有父母、姐姐和我。年夜饭当然要吃得好一些，我家人不喝酒，吃饭气氛比较沉闷。

　　吃过了年夜饭，天开始黑了下来，母亲安排全家人洗澡。腊月底，气温很低，洗澡不是件愉快的事。洗完澡，孩子们穿上新衣，大人也要换上新衣或者干净衣服。洗澡、更衣，这标志着真正进入过年的气氛中了。换上新衣的人们，脸上开始露出喜悦的神色，孩子们也觉得可以进入神秘的情境中了——守岁的开始。

　　守岁，对于儿童来说，不是愉快的事，甚至可以说是难受的事。晚上八点多，天已大黑，路上已无行人，家里点起了油灯。有钱的人家，除夕守夜，家里通明透亮。但是贫寒家庭怎么可能做到通明透亮呢？平时的晚上，为了节省点灯的油钱，很早就睡觉了。只有除夕，才可以通宵点灯。我记得，堂屋和灶房都要点灯。但哪怕是点了几盏油灯，屋子里还是昏暗的，并不透亮。父母这时候也尽可能歇了手，不再干活，坐下来与儿女说几句话，讲点故事。但坐在一起的家人，也没有那么多话头儿可以说开去，大多时候是枯坐着。这种枯坐，就是熬夜。守岁就是熬岁。大人可以熬，小孩儿难熬。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摇曳的烛光，四处静谧无声，母亲在做着针线活，我坐着坐着，就要打瞌睡。母亲或者姐姐，有时候拿点炒米、麻糖来哄着，或者推一下，叫着：“守岁啰，别打瞌睡呀！”有时候，解开百子的浏阳小鞭，在桌子底下“啪”地一炸，让我兴奋一下，可以起到赶走瞌睡虫的作用。

　　终于盼到了三更天，也是我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屋外开始有零星鞭炮声。我马上惊醒过来，吵着要“出行”。父亲说不着急，等等。听着，大概有五六家“出行”放鞭炮了，这时候，母亲为父亲端上一盆温水，让父亲净手。父亲净过手，整理过衣冠，在香案上弹去烛花，拨亮蜡烛，上上香，上上黄表，烧了纸钱，然后，在神案前摆上拜垫（一般是蒲草编成），极为虔诚地向写有“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神龛行三跪九叩首礼，向列祖列宗进行祷告，报告过去一年一家平安，祈求新年一帆风顺。神龛上还要放上一刀猪肉和一条不大不小的腊过的鲤鱼，作为祭祀供品。

　　向列祖列宗祷告完毕，就是“出行”。“出行”是那时一项十分重要的祭祀仪式。按我现在的理解，所谓“出行”就是向天地祷告，祈求新年平安。

　　“出行”的准备工作事前已经做好，主要的准备，是一把长约一丈的芦苇，用稻草略微缠绕。到了“出行”时刻，就打开大门，口称“财门大开”，一家人涌出门外，有人手执火把，父亲点燃芦苇把子，上黄表，烧纸钱，向上天作揖，然后鸣放鞭炮。燃烧芦苇把子，不仅火光冲天，也有点爆竹“噼啪”的味道，象征着新年红红火火，一片兴旺。这个程序完毕，一家人回到屋内，大门稍稍掩着，并不把门闩上，这是表示新年里财门是不关的。这时候，刚交五更，天还未大亮。

　　我们家“出行”的时候，大多数人家都开门“出行”。只见门外各家各户火光冲天，鞭炮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在我看来，煞是过瘾。“出行”不久，家里人赶快每人泡一碗炒米充饥。天开始亮起来，最早拜年的人群就动身了。街上已经可听到相互拜年的声音。我父亲的辈分较高，一些较低辈分的族人一进门就高呼拜年，他们走近神龛，要下拜，要作揖，口称：“幺爹、幺婆，给你老人家拜年了！”如果年龄稍大些的人，父亲要陪同作揖。父亲往往开口说：“来到就是，来到就是，免礼免礼。”有的年轻人，进门就下跪，拦也拦不住。平时有过口角的人，这时候也要借拜年一了百了。等到早晨拜年高峰过去，父亲也出门到一些更高辈分或者年长的本族人家拜年。因为哥哥参加革命不在家，到亲戚家拜年就由我来承担。但是我还小，只有五六岁，往往由我的堂兄带着我去亲戚家拜年。

　　1946年，我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妹妹（妹妹当时只有一岁多）过，生活负担极大，我天天都可见父亲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仿佛记得，母亲去世后，我们过年就更简单了。1954年我初中毕业，因为那年长江发大水，江汉平原成了一片泽国。我虽然考上了高中，却无法上学，就在家乡当了两年农民。大水把我家的房屋冲得一干二净，我们居无定所，狭窄的空间放不下供祖先的神龛。那几年的春节，我们家里都没有认真对待，也不守岁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年初一族人来拜年，我们还都没有起床。拜年的人在大门口大叫一声就离开了。我们对于祈求天地也不太热心了。我想，父亲会从自己数十年的经历中体会到，敬不敬天地祖先，对我们家的现实生活没有发生实际的影响。

　　1956年我上了高中，1959年上了大学，家里都没有像以前那样过年了。1964年我到北京工作，1968年最后一次回家看父亲。此后，我再也没有回故乡过年，不知道如今的故乡过年是否还和当年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