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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的组织资本与组织政策 ——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
2020年11月27日 13:41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京)2020年第4期 作者:金碚 字号
2020年11月27日 13:41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京)2020年第4期 作者:金碚
关键词:组织资本;组织政策;产业组织理论;新冠肺炎疫情

内容摘要:

关键词:组织资本;组织政策;产业组织理论;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经济世界的基本结构是:众多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体中,进而可能在跨经济体间进行交易和生产活动,其中,“组织”关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组织能力是任何经济体和经济主体的重要素质,可以称之为“组织资本”。将组织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学体系,使经济学增加一个新工具,是具有范式变革意义的。只有基于组织资本,经济才能运行,政府才可能实施各种经济政策,达成政策目标。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均基于一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机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所发挥的组织政策效应。真正可行和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是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来支撑的,而且,其中还必须要有一些组织资本较强的国家,作为其中坚力量。中国经济崛起,无疑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一个巨大的积极力量和组织资本供应来源国,可以为经济全球化夯实组织资本基础作出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在构建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仍然任重道远,期间,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和再生产中国特有的组织资本资源,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价值和特别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

  关 键 词:组织资本;组织政策;产业组织理论;新冠肺炎疫情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批准号18VXK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创新工程项目“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批准号SKGJCX2019-2020)。

  作者简介: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当代,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声称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尽管各国关于市场经济的具体理解各有差异,但关于市场经济的想象大多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其学术逻辑的起点是承认或假定人的自利与理性,而且假定人具有乐于交换的本能。这样,现代经济学就力图以假定一推论的演绎逻辑,构建起其“科学”严谨的学术体系。不过,人们也不断地发现,整个学术体系的逻辑严密性其实是有缺陷有“断点”的,而且,同现实差距遥远,难以对现实经济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也不能预见未来,甚至无力预见重大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推进经济学的发展,在经济学体系的现有框架之内加入一些新的解释因素,并探索经济学范式的变革。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家总是试图想象一个抽象的“正常”状态,即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实际上是假定,在经济学所选定的若干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均无影响或不予考虑)的“绝对空间”中进行理论构建。但是,在现实中却并不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经济状态。因此,其他条件的变化或不同不应妨碍经济学的研究,相反,在其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往往更能够发现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规律和特质,发现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一些重要因素。2019-2020年之交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非常时期”,各方面的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如果深入进行观察研究,就可以发现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规律和特质,可以提示我们,经济学可以或必须着力探索的研究方向、需要扩展的研究领域以及需要增加的范式工具。

  一、经济体、经济主体及组织资本

  经济学在构想经济活动或“经济世界”时,借用了自然科学的范式工具,即以自然界(特别是物理学)为隐喻,想象为一个由要素组成的世界,因而把生产活动视为一个生产函数。其自变量(即生产要素)最初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后来将“土地”归入“资本”,加上“技术”,形成至今被广泛接受的“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再后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被加入进来,作为广义的社会生产要素。进入信息时代,有些人主张,“数字(数据)”也是重要资源,应加入到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中。还有“思想”也可以被设想为构建生产函数的一个自变量(金碚,2020a)。在描述经济过程时,生产函数的自变量被视为生产过程的“投入量”,其因变量就是生产过程的“产出量”。产出量超过投入量(生产成本)的“经济剩余”,部分可以形成积累,转化为“资本”。所以,资本积累成为生产的目的和动力,经济增长表现为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函数关系,各种生产要素都被想象为不同的资本形态:物质资本(包括土地)、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至金融资本等。这个时代也就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经济”。

  问题在于,生产要素如果处于分离状态,是不能产生生产力的,只有当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创造“产出”。所以,所谓生产过程就可以视为生产要素的结合。那么,生产要素如何才能结合起来呢?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过程,即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得归属于不同人的各种生产要素汇集到一起进入生产领域;二是技术过程,也就是使生产要素实现物质形态上的相互作用,形成产出品,并实现量的增长。理论上说就是: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出“产品”。

  经济学主要研究上述第一方面的关系和现象。如前所述,经济学认定或假定,人具有交换的本能,所以,可以通过相互间的交换行为或某种分工合作方式,当然也可能是某种强制性方式,实现生产要素的结合。如果整个经济活动都主要以交换的方式实现要素结合,进行生产活动,那么,就称之为“市场经济”。

  “市场”不仅被想象为交换关系,而且被想象为交换的场所。在市场这个交换场所中,许多进行交换或与交换相关的各种活动的经济主体集合起来,就形成了“经济体”,国家(Nation)、地区、产业等都可以称为经济体。经济体是客观现象(准确地说,是主观界定的客观对象),本身没有主观意志(行为目标),而在经济体之中运动着的经济主体则是具有主观意志即行为目标的行为主体(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里,经济学忽略或省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生产要素的结合是如何完成实际的交换过程而汇集起来,以及如何才能完成技术上的结合即进入实际生产过程的呢?其中必须要有一定的组织关系和组织过程,而不可能是自发自动的“不经意”过程,也就是说,其中必须要有人的能动性“构想—执行”行为。所以,在现实中,实际可行的经济活动均为组织化的活动。在古希腊,“经济”这个概念的最初涵义就是“家庭管理”的意思。那时的生产单位即经济主体是“家庭”,家庭通过组织及管理,完成生产过程,就是“经济”。后来,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不断演变,最终成为“企业”或更一般地称为“厂商”。企业或厂商比家庭更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才可能汇聚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活动。在整个过程中,它们都是“组织”行为而不是单体行为。可见,各种经济主体(除非是极特殊情况下的单独个人)都是需要组织起来才能进行生产活动的。而组织是一个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绝非自然而然地就能实现的过程。

  不仅如此,在没有意志和主观性行为目标的经济体中,通过市场交换过程实现生产要素结合,也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秩序和可认同的交易规则作为条件。经济学中有一个学科分支专门研究这一问题,这就是“产业组织”理论或“产业组织经济学”。它研究同一产业(可视为一个经济体)内的企业间竞争和垄断关系,以及经济绩效。可见,市场实际上也是一种组织系统,理论上可以想象,经济活动在市场的自发组织之下实现资源配置,进行生产活动。这样,市场就被想象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发挥社会生产的指挥和决定作用。在产业组织经济学或产业组织理论中,所想象的是不同规模的微观经济主体(厂商),在市场经济中发生竞争与垄断关系,其相对(比例)关系就称为“市场结构”,于是,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中,作为经济体的“产业”运行可以达到相应的“市场绩效”状况。经济学就把所有这些现象和经济关系称为“产业组织”。

  在这里可以看到,经济世界的基本结构是:众多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体中,进而可能在跨经济体间进行交易和生产活动。其中,“组织”关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大体分为两种主要形态:经济主体的组织和经济体的组织。经济主体与经济体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自觉性(切身感受利益得失),有其组织目标,通常有产权关系作为其法律基础,具有正式性规则;而后者是客观存在体,本身并无主观性的组织目标,未必与产权关系相关,具有自发性规则。因而,前者可以称为自觉性组织,后者称为自规性组织;前者是显性的“硬组织”,具有实质性,组织边界和成员身份较清晰;后者是潜性的“软组织”,具有观念性,组织边界和成员身份往往是基于想象力的观念界定。尽管这样,经济体作为自规性组织,虽然原本没有自觉的即主观性的组织目标,但仍然会有运行绩效之优劣,其绩效评价可以通过组成经济体的经济主体的目标达成状况来体现。例如,在产业组织经济学分析中,产业的市场绩效是通过厂商目标的达成表现来评价的。这也是产业组织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即研究怎样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有助于或有损于市场绩效。

  与自规性组织不同,作为自觉性组织的经济主体,具有明确的行为目的即组织目标,因而,对其而言,所谓“组织”,就是调控或强制(命令)低层经济主体(最底层的经济主体就是个人)的行为,以达到高层经济主体的组织目标的方式。在经济学中,微观经济主体(企业)通常被想象或假定为,其内部实行上级指挥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式科层结构组织。对此一言以蔽之,就不再作深入研究了(关于组织行为的研究被作为管理学而非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但现实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并非那么简单,而是可以有不同类型的组织特征,有以家庭家族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态,有组织化程度较松散的组织形态,也有组织化程度较强的科层命令式组织形态,最极端的强组织类型就是军事化经济组织(当然过去还有奴隶制生产组织)。

  可见,主流经济学通常将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起点视为绝对的个人主义是过于武断的。实际上,只要存在经济体特别是经济主体的组织关系和组织现象,就必然存在“集体主义”因素。对于一定的经济主体,“集体主义”的实质是经济主体成员自觉或按组织规则为达成本经济主体的组织目标,而约束自己行为的共同观念倾向和行为方式。而对于一定的经济体,“集体主义”的实质也是其成员自觉或按组织规则为达成组织目标而约束自己行为的观念倾向和行为方式,但须有前提,即经济体的主体化(下文讨论),即经济体的目标形成并实质化,因而具有切实可共同追求或服从的组织目标或整体利益。

  在人类社会中,组织因素是客观存在和不可缺少的,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复杂的活动需要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若是在基础文化中没有这种能力,那就会由私立公司来提供,因为私立公司的生产力依赖于这种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弗朗西斯·福山,2002)因此,在经济学中抽象掉“组织”因素,实际上就大大降低了其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而当我们在经济学体系中引入“组织”因素后,各类经济主体和主体化经济体的组织目标,以及达成组织目标的效率,就成为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的问题了。

  理论经济学假定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服从利益最大化经济目标,例如,收入、盈余、利润、资本增殖等,而在现实经济中,各微观经济主体及各类经济体都会还有其组织目标,组织目标比理论经济学所假定的最大化经济目标更为复杂,具有多样性。例如,在理论经济学中,假定微观经济主体为个人和企业,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所有的企业都同质(经济目标相同)。而在现实中,企业分为不同类型,其追求的组织目标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现实中的企业是分为各种类型的(金碚,2019c)。

  可见,无论是经济体(例如,国家、地区、产业等)还是经济主体(例如,厂商、企业等),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化,即通过组织方式达成组织目标,或实现有效运转,获得良好绩效。所以,组织能力是任何经济体和经济主体的重要素质,参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表达概念,这也可以称之为“组织资本”,其含义可以简单理解为:达成组织目标的效率素质和能力。

  在这次新冠肺炎抗疫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组织资本力量所发挥出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抗疫决战战场的武汉,由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有效方式所实现的目标达成速度,是一个极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案例。整个过程中,全体居民和企业,按抗疫要求各归其类,令行禁止,统一指挥,服从调集。全国各地的医疗资源和物质资源支援武汉抗疫,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组织资本力量,令世界惊叹。武汉以至全国性的社会动员,实现封城和各种隔离措施,同时还能确保社会稳定,民生有序,甚至没有发生因恐慌而导致的市场抢购现象,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较强组织素质,尤其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国家组织能力的高度信任。中国抗疫成功,组织能力和组织资本无疑是一个极具解释力的重要因素。对此,大概无人会有怀疑。

  将组织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学体系,使经济学增加一个新工具,是具有范式变革意义的。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其影响广泛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写道:“只要范式提供的工具能够继续表现出有能力解决它所规定的问题,通过有信心地使用这些工具,科学就能够得到最快和最深入的发展。理由是清楚的。科学中像制造业中一样,更换工具是一种浪费,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这么做。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危机是新理论出现的前提条件”(托马斯·库恩,2012)。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危机”主要是指,人们所发现的许多新现象已经无法在原有的理论范式框架中得到解释,科学范式体系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科学家们必须改变范式才能说明被发现的新现象,“要达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放弃某些以前的标准信念或程序,同时用其他新成分代替先前范式中的那些原有成分。”因而,“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托马斯·库恩,2012)

  经济学的发展也如库恩所说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危机推动其范式改变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英美供应学派经济学,以至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等,几乎都是危机的产物。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触发的学术“危机”,即原有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也难以提供预测和对策,所以必须进行如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引入新工具。

  应该承认,当前,经济学正面临着学术危机,而全世界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更向经济学提出重大挑战:经济学的解释力和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生了严重失效的危机,几乎陷入“江郎才尽”窘境。人们形象地说:“美联储的子弹都打光了也没有效果。”相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抗疫过程中的组织因素,特别是经济体的高度组织化行为和政府运用组织能力所实施的政策手段,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各国抗疫方式和效果,无不受到组织能力这一因素的强烈影响。各国政府的可作为性也无不受到这一因素的限制,甚至可以说,一国的组织资本可以决定该国政府有可能选择的抗疫方式,以及抗疫方式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权衡能力。密切观察和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可以推动经济学“危中有机”地发展。

  二、经济规模、组织能力与组织资本积累

  在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在产业组织经济学研究中,经济规模是一个特别受重视的现象和问题。规模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和增加益得,但也可能导致垄断,削弱竞争而损害市场绩效(产业绩效)。厂商规模也影响市场结构状况,不同的市场结构具有不同的绩效特征,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可以适应于不同类型的市场结构。进一步拓展观察和研究对象,即在产业组织或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将视野从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间关系,延伸到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即产业结构问题,则经济体就成为更为复杂的研究对象,其组织性就更具重要意义。

  经济活动都表现为微观经济主体及一定的经济体(即经济主体的集合空间)现象。一般来说,经济主体或经济体的规模越大,对组织性的要求越高,组织成本也越高。如果能够组织得好,就意味着协同水平高。对企业是这样,对国家和社会也是如此。因此,研究人类发展和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学者,就把“社会组织”程度作为重要观察和衡量指标之一,并用城市规模来表征社会组织的水平高低,即城市规模越大,表明社会组织水平越高,社会文明程度也越高。

  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以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来衡量东西方的社会组织水平,他基于这样的逻辑:“社会科学的一个长期的研究传统,特别是在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在于表明一个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与其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伊恩·莫里斯,2014a)在城市中,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需要遵守和顺应各种规则,城市聚集所产生的问题必须有解决方式,城市居民的密切相处不仅能够形成规模较大的市场,而且可以支持各种组织性活动,更不用说,城市的正常运行必须有较强的社会管理机制,因此,城市的形成和规模化,可以作为社会组织水平及文明程度的一个度量指标。

  从这一角度看,过去人们所接受的一个传统观点,即认为中国人缺乏组织纪律性,就像“一盘散沙”,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保持了庞大国家的统一和文明进程的连续性。长久以来,直到19世纪,世界最大聚居地一直是中国的城市(见表1):不仅为东方世界第一,而且超过西方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口最大聚居地。仅此就可以表明,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是支持经济体的组织化的。这种组织化表现为正式组织(行政系统),也有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以及潜性组织。纵观数千年世界历史,即使是在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时代,欧洲各国都分裂为众多独立的领地小国,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却保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制度,总体上未分裂。如果从“规模同组织化具有高度相关性”的逻辑看,组织资本的存在和长期积累反倒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传统文化特征。通俗地说就是:中国人既“会管”也“服管”,自古以来关于如何“管”的思想文献汗牛充栋,中国哲学的关切点高度聚焦于国家和社会的组织和治理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有了极大提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大域观特征,是中国组织能力的突出表现和中枢力量(金碚,2019b)。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量和其对经济社会组织系统的组织资本渗透性是古今世界所罕见的。中国的组织化特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这大概也是一些西方国家的人士常常会为此望而生畏的。

表1 东西方核心地区最大聚居地的人口数量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伊恩·莫里斯(2014b),本文有删减。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采取的抗疫方式突出显示了其基于雄厚组织资本的极强的组织能力。从世界范围看,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各国所采取的抗疫方式也很不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见表2):第一种方式是“相机处置”,即着力于及时发现、及时隔离、及时治疗,防患于未然,其前提是能够及时预警,快速反应。这就要求有精细化的组织能力和较高专业素质。而且其组织化要体现在明确的行为规则上,这样才能保证及时预警,做出专业判断,实现快速反应。

  第二种方式是“全线动员”,即发动全社会力量,大范围隔离传染源,阻断传染途经,力求收治所有患者,包括隔离所有感染者,其执行效果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支持。实行这种方式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方式和执行力,而且要得到民众广泛认同并高度配合,要有社区基层组织的有效参与。中国对武汉进行高度严格的封城管控,在全国实行普遍的隔离措施,这是人类历史上除战争时期外,非常罕见的社会动员行动。而且可以做到:一方面严格隔离管控,直至封城;另一方面保证社会秩序稳定,保障民生产品的供应。其组织难度显然是极大的。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肯定中国的做法,建议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经验,但并不要求它们也实行同样的方式。因为,各国所拥有的组织资本和社会组织化素质是非常不同的。

  第三种方式是“底线守卫”,也就是,当感染者和病患者的数量已超出医疗体系的收治能力,或考虑到资源和代价承受能力,而让轻症者自处自愈,医院主要收治重症者,力求减少死亡,即守住生命底线。并等待形成“集体免疫力”以及疫苗和特效药物的研发生产。这种方式对组织能力的要求是,能够动员调集医疗机构,使之处于积极响应状态,致力于保持病患就医人数同医疗体制的救治能力间的基本平衡。其潜在逻辑是,相信大多数感染者能够依靠免疫力而自愈,并形成人群的集体免疫屏障,阻止病毒传播。这是一种低组织成本方式,其后果和风险显然是很大的。

表2 抗疫方式的主要类型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中国以全线动员作为主要方式,依靠强大的组织能力取得显著成效。而且,中国经济制度所具有的高度组织化能力,也直接支持了抗疫成效。例如,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建成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和十几家方舱医院,以及调集各地的医疗资源支持武汉医疗体系,并确保民生物资供应,社区基层组织维护实行封城和严格隔离措施之下的社会生活稳定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行的组织化行动。尽管这是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非常规方式,但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内在性质和规律的显现,实际上是在非常态条件下所显现的中国制度的固有组织资本优势,因此,尽管具有极端性和对个人行为强烈的限制性,但却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配合。这表明,这样的组织化要素,是内嵌于中国经济社会的体系之中的,很少有人感觉接受管控是对某种异己力量的“逆来顺受”,而是认为体现了集体主义理所当然的合理性,是一种有效组织方式。可以说,在这次新冠疫情时期,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组织化特色,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极为显著的域观特征(金碚,2019a)。

  同经济规模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规模同组织能力及组织效力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经济学和管理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对管理的要求越高,企业必须付出的组织成本就越高,直到过大企业从规模经济变得规模不经济。著名的科斯定律就反映了这一关系的基本性质:实际上就是在市场组织和企业组织的交替关系中寻求最优平衡点。前者称为交易成本,后者称为管理成本。当企业规模过大,管理成本很高时,企业规模就达到了经济合理性边界,需要以市场交换关系来替代企业内部管理的科层组织方式,即组织外化(将企业内组织关系转变为企业外组织关系)。反之,由于市场过程也是有“摩擦”和需要进行组织管理的,也就是说,市场运行也是有成本的,特别是,市场过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发生较高的风险成本,这些就被科斯统称为“交易成本”。当市场过程的交易成本过高时,企业就可以用内部管理的方式,即表现为以扩大企业规模和管理范围的方式来替代市场交换过程,实际上就是以企业组织替代市场(产业)组织,实现组织内化(将企业外组织关系转变为企业内组织关系)。可见,科斯定律所涉及的,实质上是经济主体达到的组织化程度,其所需付出的组织成本如何由市场交易来替代(组织外化),以及经济体(市场体系)的交易成本如何由组织化程度和组织效率较高的经济主体来替代(组织内化)的问题。

  当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时,市场过程和企业生产都受到极大冲击。特别是市场的交易过程受阻,交易成本增大,市场运行的通畅性大大降低。此时,不同类型的企业的承受力差别就显现出来。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仅经济实力强,而且组织能力也强,所以,有较大能力抗御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而且,当疫情后期复工复产时,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恢复速度也显著快于中小型企业。原因当然会有许多,但组织资本的差异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

  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看,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价格系统是基本的调节手段,抽象的经济学分析通常是在价格系统作为唯一调节方式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理论推演。但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所说,价格调节的局限性使得“价格系统有着严重的困难,甚至可以说,在其自己的逻辑里,这些困难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虽然它在某些领域是有价值的,但不可使之成为社会生活完完全全的主宰者。”根本的原因是,“一个个体在任何时刻都必然面对一种他的个人欲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所以,社会需要有另一种方式来调节个体与集体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组织是在价格系统失效的情况下,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利益的手段。”(肯尼斯·阿罗,2014)

  其实,组织还并不仅仅是替代价格系统的另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它同价格调节并非二择一的替代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两者往往难以截然区分。在现实经济中,价格体系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制中才能有序和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组织条件,价格调节不仅难以实现效率和公平,而且会出现秩序混乱。如果没有一定的组织系统来维护市场秩序和产权安全,“交换”行为恐怕不是“抢劫”行为的对手。当然,在组织过程和组织行为中,价格系统也有重要作用,特别是,组织效率往往需要以价格系统为激励机制和评价准则。所以,价格系统与组织系统高度相关,而且,两者难分第一性和第二性。如果说价格机制同人类的相互交换本能相关,那么,组织关系也同人类的相互依存本能相关。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必须依存于其他人(通常是母亲),需要其他人哺育呵护。而随着他们的成长,依存现象就从最初的生物性关系为主,逐渐转变为越来越具有社会性的关系,实现依存关系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复杂,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几乎没有完全同组织无关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组织中的人。所以,人绝非孤立之人,而是“集体”中的人,即一定组织系统中的“社会人”。也就是说,人类必然要生存于一定的组织系统之中,组织能力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基本能力。而人类的组织能力既具有先天(遗传)的自然性,即是其生物本能;更具有后天的社会性,即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所谓“人性”就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由于组织能力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化素质与物质资本一样是可以不断积累的,所以,组织能力也是可以不断积淀和累积,因而具有类似“资本”的性质。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论化为:组织能力和组织文化的积累可以形成组织资本。组织资本的强弱(存量)决定达成组织目标的速度(效率):包括领导力、决策力、想象力和执行力。也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化积累(传统),组织资本是能够使个人及基层(微观)经济主体与(域观、宏观)经济体的组织目标实现迅速协调而达成行动一致性的调控能力或机体素质。

  既然组织资本是一种文化素质或能力,那么,就同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们所研究的社会资本有密切的关系。社会资本也是文化性的因素,一般认为,它是在共同价值观或价值认同下所达成的相互信任,以此为基础可以减少市场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社会资本不是正式制度,而是一种非正式的(默认)行为规则。很显然,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组织资本,人们对于组织目标以及所采取的组织方式的认同感,特别是价值观一致性,对于组织能力和组织效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组织效能,既包括产业组织理论所研究的“市场绩效”,包括市场运行过程中的秩序效率,当然也包括各类经济主体的组织素质。

  与经济学家定义的“社会资本”所不同的是,组织资本通常更具有正式制度或明文规则的特征。组织资本最终体现在个人及各类经济主体的行动协调性上,而这种协调性更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往往具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有些是必须做到令行禁止的。如果不服从,就会被视为“违规”或“违法”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说,组织资本在许多情况下是体现为组织纪律的。组织资本比社会资本更具制度性、正规性和显在性。

  正因为这样,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各国各类经济体或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组织资本是不同的。在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各国所具有的不同组织资本状况,因而选择不尽相同的抗疫方式。

  三、经济体的主体化和组织目标实现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市场—政府是一个基本范式框架。所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都要尽可能地装进这个范式框架之中。凡无法装进去的,就被作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中的因素不予考虑了,即所谓“抽象掉”了。因此,在理论经济学所构想的经济世界中,假定厂商(企业)是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所有的厂商在“产业”“区域”“国家”或“世界市场”中进行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产业、区域、国家、世界市场,则可以视为各类经济体。各类经济体实际上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定范围中的市场。因此,关于企业在各经济体(即一定市场范围)中的组织问题的研究,即关于产业组织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生产同类产品的一个市场,也就是一个具有产品同质性和竞争性的经济体(经济活动空间)的研究。因而关于产业组织研究,主要集中于四类核心议题:“一是竞争或垄断的程度。在特定的市场上,竞争与垄断的力量有多大?通常情况下,市场结构对竞争与垄断有重要影响。二是竞争或垄断的决定因素。决定竞争强度的重要因素有技术、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三是厂商行为。竞争与垄断怎样影响厂商行为?通常情况下,居支配地位的厂商或寡头厂商的定价等经营策略对市场有重要影响。四是市场绩效。竞争强度和垄断力量怎样影响利润、价格、创新和其他绩效指标。”(亨利·W.狄雍和威廉·G.谢泼德,2010)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般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定位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市场集中、进入与退出壁垒、企业创新行为、企业并购行为、博弈论与企业策略行为、市场绩效等与市场运行相关的问题;在学术逻辑上,一般认为“产业组织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纵深发展,以帮助人们分析现实中的市场。”(王俊豪,2008)而在洪银兴总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大典》中的表述则是,“产业组织是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主要研究特定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垄断和竞争关系,并以结构、行为绩效和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竞争政策为基本理论框架。”(金碚,2016)。进而将产业组织理论扩展到关于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发展、产业政策的研究,形成体系庞大的产业经济学科。可见,产业经济学可以视为广义的产业组织问题研究。在这个范式框架中,“政府”是作为一个市场之外的政策调控者而发挥作用的,视同于产业组织关系中的一个规则制定者和秩序维护者,实际上是产业组织中真正发挥市场组织功能的自觉性主体。

  这样构建的学科体系非常庞大,虽然以“组织”命名,但关于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中的组织能力的研究,通常很少为经济研究所重视,甚至关于“组织”概念的学术意涵都不很明确清晰。例如,对于何为“产业组织”,在经济学及产业经济学中都不求其确切的概念定义。所以,尽管“组织”现象普遍存在,但关于“组织”的理论却很不深入,它几乎被产业组织理论构想为就是“产业结构”体现,即企业规模比例问题。进而以结构—行为—绩效的逻辑框架来观察和分析产业市场运行的现象和问题。

  这样,以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经济主体行为,特别是经济主体的目标追求,来解释市场经济发生的现实过程和历史,就表现得非常力不从心。尽管模型可以做得非常精致,但距离现实却十分遥远。

  实际上,由于“组织”因素的普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各类经济体都可能是主体化的,即经济学范式承诺中的经济体,尽管其特征是并无自觉性的组织目标,但往往是会具有一定的主体性的,也就会具有其自觉性的组织目标。特别是作为经济体的“国家”,绝不仅仅是让作为经济主体的厂商(企业)在其提供的运行条件下(国内市场中)进行经济活动的空间场所,而是本身就可能会具有强烈的组织目标,即本身就成为经济活动(市场)中的行为主体,而且是更具全局性(整体性)的利益主体,而真实的经济主体反倒成为它的组成单位。这可以称之为经济体的主体化。

  经济学中所设想的经济体的主体化,其理论含义就是在一定的组织化制度安排下,自规性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了自觉性组织,即自规性组织具有了组织能力和组织目标。以此理论框架来解释现实经济发展过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近现代市场经济形成、西方国家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非主要由作为经济主体的厂商(企业)的市场行为所推动和实现,而是由国家这一主体化的经济体的强大组织力量所推动和实现的。例如,英国所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及经济全球化和以美国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及经济全球化,都是具有“帝国”特征的历史过程。这样的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市场经济体,而实际上是一个有强烈国家意识的经济主体,所以,经济全球化并非市场经济体“在不经意间”实现的,而是在帝国所认定的组织目标引领下实现的。正如历史学家所说:

  “1615年,英伦诸岛还是一个经济上缺乏活力、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二流国家。而200年后,大不列颠却掌控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在五大洲建立了43个殖民地……他们掠夺西班牙、偷师荷兰人、击败法国人、劫掠印度人。现在,他们成为最高统治者。”“难道这都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吗?显然不是。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旨在争夺其他帝国领土的战争就从未停息过。”(尼尔·弗格森,2012a)

  “虽然美国一开始采纳的是与大英帝国背道而驰的模式,现在却与之日益相像——就像年轻时叛逆的儿子成年后却与他们曾经不以为然的父亲愈加相似……历史上没有其他帝国能跟美国今天想要达到的目标更相似了。‘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时代’——从大约1850-1930年——在帝国史上鹤立鸡群。作为第一帝国强权,大英帝国不仅输出商品、人力和资本,而且还输出其社会与政治制度,成功地为解决全球化提供动力。”“就解决资源和军事能力而言,美国不仅与曾经的大英帝国非常相像,而且某些方面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尼尔·弗格森,2013)。

  可见,市场经济在世界的扩展,依靠的是国家这一高度主体化的经济体,以其强大的组织力量来实现的。

  人们通常把强调发挥国家的组织力量,称之为“国家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似乎这只是市场经济制度中的一种模式,而且被认为是不很正常的模式。其实,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大国,无一不需要增强和运用其组织能力。而且不仅仅是自规性组织能力,即表现为维护有效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绩效,更重要的是发挥自觉性组织能力,即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并且力图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实现组织目标。如前所述,达成组织目标的速度即效率,正是自觉性组织能力的最直接体现。

  很显然,经济体的主体化,取决于组织资本的积累,如果缺乏组织资本,经济体就难以主体化。这表现为:既要能确定经济体的组织目标,又要能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还必须能够被装进“市场—政府”的范式框架中。与经济主体不同,经济体的组织目标的达成与否,不是靠其成员的直接感受,而是需要“评估”的。例如,产业组织理论所研究的市场绩效,就是如此。这与作为真实利益主体的经济主体,即个人及厂商是不同的。真实利益主体取得裨益或遭受损失,其自身或其成员是会感到快乐或痛苦的。而经济体的利益具有虚拟性,即它自身并不会因获得裨益或遭受损失而感觉快乐或痛苦,它的利益和损失是采用统计方式进行评估来表征的,而对于这一评估结果经济体中的各成员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感受。

  所以,经济体主体化的一个组织问题就是:如何使得经济体具有真实集体性,形成对集体利益的认同感,也就是要使得它的组成成员对于集体的获益或受损具有可感受性,即有所谓“获得感”(或受损感)。理论上说,这种可感受性或获得感,可以是直接的个体感受,也可以是观念性的抽象感受,前者基于个人,后者基于集体,也分别称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由此可以推论,更具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经济体,就更容易对经济体的主体化具有益损的可感受性,因而更有助于形成组织能力和实现组织资本的积累。

  当然,具有一定的集体性,即把个体归类为某个集体的成员,是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当说某人是某国人时,在观念上已将某人归之为某国的集体(组织)成员。亚当·斯密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亚当·斯密,1997)这种同情心,当然会首先并且更强烈地表现在对同一集体(例如同一国家)之内的“别人”的关切。可以说,人类的语言结构和心理结构都可以反映人类是具有集体主义的组织化基因的。

  而在传统经济学范式中,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假定却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主体,即厂商或企业被视为“黑箱”,只可观察其行为表现,而不深究其内部关系(这被交由管理学进行研究)。这样,实际为集体性经济主体的“黑箱”也被假定具有个人主义的行为目标,即追求经济剩余即利润最大化。而关于经济体,则被视为经济主体在其中运行的“经济空间”,被定义为“产业(市场)”“区域”“国家”“世界市场”等。在经济学研究中,它们都是被认为是应该尽可能开放和可观察的“白箱”。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倾向于认为,这些“白箱”越开放,越是无边界化,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行动就越自由;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体内和经济体之间的流动越通畅自由,竞争就越充分,经济效率就越高。这就是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逻辑“底基”或“底色”:作为“黑箱”的经济主体,在作为“白箱”的经济体中及经济体间,进行自由自在的自主运动。

  正是在此范式承诺的基础之上,如前所述,经济学将对经济组织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市场的竞争和垄断现象之上,进行所谓“产业组织”的经济学研究。产业组织经济学认为,竞争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有效竞争”。而竞争的对立是垄断,所以研究垄断也就是研究有效竞争。因而,在西方经济学学科体系中,“‘产业组织’是微观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关于供给的应用性研究。通俗地说,它研究大企业、公司的力量和垄断问题。通常也被称为‘竞争理论’或者‘反垄断经济学’。”(威廉.G.谢泼德和乔安娜·M.谢泼德,2007)

  这样的市场经济理论似乎是在研究产业组织,实际上是忽略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组织能力和组织资本的研究的。它倾向于将组织视为经济主体之内的因素,而经济体以及经济体之间的组织关系则被视为自发生成的和没有自觉性的现象,只不过是,作为管制机构的“政府”可以对其进行政策调控,即实施上述反垄断政策或产业结构政策。因而经济学必然会忽视关于一个重要问题的深入研究:当经济主体和各类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组织化时,现实的市场经济就会变得多样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可以由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而可以存在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

  但一些经济学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们主张,只要是市场经济,就必然是遵循相同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完全是客观的,人的主观意志包括组织行为的能动性不可能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所以,经济学也只可能有唯一的一种正确理论体系,而不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究其理论逻辑,就是不承认组织因素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没有看到,由于组织方式和组织资本的差别,市场经济制度在各国的现实类型是非常不同的,因而,各经济体在不同的主体化方式下,运用组织政策来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方式也大相径庭。而且,制度或体制本质上就是组织形式,不同国家的组织进化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可以是各具特色的。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世界上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像“自然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极端的方式将这一问题凸显出来,各国抗疫方式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但各国所采取的抗疫政策选择是非常不同的,其实反映的是不同类型市场经济之间的很大差别,所采取的组织政策选择都得适应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

  四、政府作为及组织政策

  如前所述,如果将“组织资本”定义为:达成组织目标的效率素质和能力,那么,就可以从实体(组织体)、行为过程(组织关系)和质态(组织素质)三个方面来刻画组织资本的涵义。

  作为实体,即组织体:组织资本的载体“经济组织是人们所创造的一种实体,人们在这种实体中并通过这种实体而相互作用,以达到个人和集体的经济目的。经济体系由人与组织的网络所构成,低级组织通过高级组织联系起来。”“最高级的组织是作为整体的经济本身……因为它强调经济体系是人为的创造,而且较小的更规范的组织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整个经济水平上也同样存在。”(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约翰·罗伯茨,2004)按照这样的理解,所有的经济实体除了个人,均为组织实体,包括整个经济(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

  作为行为过程,即组织关系:组织资本表现为人类的一种有规则的行为方式及其所形成的行为过程状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协调、分工、合作等,所有这些都是在组织过程中实现的。

  作为质态,即组织素质:组织资本表现为人类的观念和群体文化,并固定化、常态化或长期化地内嵌于经济实体与经济过程中,而形成的域观特征,在观念上可以被想象为是一种生产要素或要素素质。

  从实体、过程和质态三方面的综合,提炼为“组织资本”范畴意涵,它既有物质资本那样的有形性,也有技术资本、人力资本那样的流体性,还具有社会资本那样的文化无形性。组织资本就像是经济体系中的编码系统,有形无形地发挥着强有力的调控作用。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其实都是通过组织系统和组织过程来发挥作用的。只有基于组织资本,经济才能运行,政府才可能实施各种经济政策,达成政策目标。在这一意义上,组织资本也可以被视为是协调个人或经济主体行为的力量,并以此而形成集体行为秩序的能动因素。

  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到,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均基于一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机理。宏观政策基于人所构建的,即人为组织的金融系统和财政体系,从而才可能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操作方式。产业政策更是作用于组织化的实体经济。所以,如果没有组织资本和组织行为,就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政策的实施基础。

  当前,中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这并非一次性的制度改革,而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供给行为规则的组织调整适应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组织政策,或者是组织政策的重要体现。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所发挥的组织政策效应:一方面,确定改革方向,进行顶层设计,构建和完善组织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组织目标: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目标、国家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等。前者的涵义是组织规则设计;后者的涵义则是组织目标实现。

  从这一重要角度看,世界各国的组织特征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即各有其域观特征。中国经济发展有其明确的中长期发展目标,还有较详细的五年规划,以及特别关注的重要政策目标,例如,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要实现现有标准下的全面脱贫目标等。而许多国家并无这样的组织目标,而是更关注政府任期内的当选人承诺目标。各国为了达成自己的组织目标,所采用的政策手段也是各有不同选择的。总之,在经济学的原有范式框架中,“政府”可以有其组织目标,也可以选择达成组织目标的政策,但是,其在经济学中的学术空间却是比较小的,许多值得研究的实际上可以归属经济学的问题,都被让给公共管理学科去研究了。

  其原因之一是,如果将组织资本和组织政策提炼为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就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市场—政府思维,即微观经济主体—政府调控构架,而扩展到了经济体更广泛的组织领域,即进行经济体的规则设计。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有所探索。例如,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做出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她认为,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并非如主流经济学所说的那样,只能通过私有化或者政府管制两种方式,而是可以通过对制度的设计来解决。由于“资源随着时间和地点而改变,因而没有适合所有环境的单一规则。”“如果想要获得成功,资源管理的规则需要反映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16)因而,各不同地方(社区)应设计适应本地具体情况的制度,才能进行资源的有效管理。这实际上就是将经济体系中的组织因素调动起来,以组织安排和组织规则的方式,通过因地制宜地控制资源使用的规则来管理资源。这在理论逻辑上,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涵义具有一定的类同性,即进行经济体的组织体系结构调适和秩序规则安排。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体的主体化和组织资本的增强绝非经济体的封闭化和内部集权化,更不是行政力量的深度介入。有效的组织化同经济自由并不对立,相反,组织化与自由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只有在组织资本支撑下,经济自由才可能是有序的和高效率的。而且,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经济体开放,也取决于组织资本的效能:既能运转通畅,又能抗御风险,保持边界安全。如果要发展到经济体的高度开放,以至实现无边界化,如欧盟那样,则更需要有强大的组织资本来保证其有序性。否则,如果组织资本能力无法确保不断扩大的经济体开放和不同经济体的一体化,就会产生很大的协调问题和边界(移民)管控困难,以及对金融秩序、财政纪律的冲击。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组织困难,开放经济体而构建不同经济体的一体化经济体,就会遇到严重的组织性危机。英国脱欧就是其突出表现。

  五、组织效率、组织冗余与组织进化

  从本质上说,组织资本的功能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让经济主体或经济体能够更有效地运行并达成其组织目标。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的中文版前言中有一段这样的话:“4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比其他多数人更早地察觉到中国的巨大潜能。他在深思后说:‘你可以静想一下,假如任何一个体制健全的政府能够控制中国大陆,天哪,那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我的意思是,如果8亿中国人在一个健全的体系下组织起来……那他们将主导世界。’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个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尼尔·弗格森,2012b)尼克松的观察和思考是极有见地的,当然,作为美国总统,对此他可能也有一些担心。当年的中国是8亿人,今天的中国已有近14亿人口。如果能够高效率地组织起来,会成为无国可以匹敌和忽视的巨大力量。有组织性的国家或经济体同无组织的国家或经济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会尽力增强自己的组织资本,以提高组织效率。

  由于组织资本同社会资本都是文化积累,所以,不同经济体及经济主体的组织资本积累状况具有很大差异性。而且,整个社会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和组织形式会具有不同的可接受性。任何有组织性的行为规则,往往都需要以一定的个体牺牲来达成集体的组织目标。这种个体牺牲可能是习惯性的规则(认为是理应如此),也可能是强制性的服从(认为是得失权衡)。而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和价值文化条件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倾向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组织资本的积累和表现形态也必然会有很大差异。人们通常称之为文化差异或不同国情。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差异,所以,各经济体或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而且取决于组织资本的比较优势。

  国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体,而不能将其想象为如同绝对空间那样的经济场域,因为,如前所述,作为经济体的国家是可以,而且实际上也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的,在经济学理论抽象上,它就是一个得到特别关切的集体利益主体(不要忘记,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同源性,后者主要是以国家利益为关切点的)。所以,运用国家的经济主体性,即确定国家的自觉性组织目标,并以一定的速度达成其组织目标,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共同特征,完全自由放任的国家或完全没有组织目标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如果那样,可以说是不成其为国家的。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文化不同,组织资本状况有很大差别,所以如何提高其组织效率,是各国面临的经济体制和组织方式的重大选择。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之为组织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织特征就是存在实力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是中国政治制度和价值文化所广泛认同的组织性质,具有宪法确认的组织体系原则规定性,并被普遍认为,这样的组织体系有助于保证组织效率。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本文所说的组织政策,都是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即组织系统中实施的。在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经济的组织效率得以充分展现:能够承受巨大代价,并得到社会认同和配合,以尽快达到组织目标,即抑制病毒感染蔓延和减少病死率。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各种组织体系在达成组织目标上都会有不同的利弊得失。组织资本的大量积累和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形成组织冗余,即组织系统的程序复杂、环节重叠、过程僵化、冗员充斥,导致现在人们常说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弊端,从而损害组织效率。因此,体制改革和规则变动,成为组织系统的常态,永无止境。这其实正表明了,在经济过程中,组织因素和组织资本的重要性,它不是“外部条件”而是内在要素,经济学研究不应将其作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中被抽象的因素;或者认为通过一次性改革就可以将“不合理现象”克服掉,而转变为合理状态,因而可以作为不予考虑的因素。必须看到,组织因素是伴随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整个过程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组织因素,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是根本无法进行的。

  按照这样的理解,经济体和经济主体的组织进化就会成为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的问题。由于各国的组织资本积累和形态各不相同,所以,其进化路径和方向不可能是线性一元化的,而必然是多样化的。纵观世界各国,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国家、澳洲国家、东亚日本等,其体制机制也都有各自特质,难以一律。更不用说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每一个国家均有其显著的域观特征。当今世界经济的最基本性质仍然是工业化。尽管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都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但工业化在各国的表现却各具特色,世界丰富多彩。其中,组织资本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极为巨大,例如,中国经济的雄厚组织资本所支持的“中国制造”“中国基建”,以及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独特性,是难以为其他国家所模仿的。这是中国经济组织进化的域观特征的突出表现。其他国家的组织进化当然也都会有各自的域观特征(金碚,2020b)。

  六、经济全球化及其组织资本基础

  按照经济学的传统理解和描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过程,即资本、人员、技术等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突破国界,形成跨国的以至全球范围的有效配置。其实这只是一个理论想象或假想。现实过程并非如此。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就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过程。且不用说,起先所构建的有两个平行市场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半球化”),即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苏联主导的经济合作组织市场。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才真正开始成形。那么,这个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如何出现和成长的呢?

  第一,需要对经济全球化的货币体系、贸易体系和政治协商体系进行组织构建。众所周知,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联合国等世界性组织的建立。

  第二,世界主要的几个经济强国进行制度构建,美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结束后,美国派遣占领军对德国、日本等原先的法西斯主义国家进行制度改造,使他们转变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可以说,德国和日本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按照美国的意志构建起来的,当然也保持了各自的一些重要特色,例如,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日本也有其显著的经济组织特点。总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过程。

  第三,美国此后还一直试图把这样的经济制度推行到所有被其占领或控制的国家,但由于缺乏组织能力,不仅大都没有成功,而且导致那些国家社会失序,造成冲突、混乱和战争。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巨人》一书中叙述了美国之所以没能成功组织好占领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能够组织管理当地国家的人力资本,因而构想得很美,组织得很差。“当美国人选择定居海外时,他们喜欢选择发达地区。”“他们是不会离开大都市而前往遥远偏僻的土地的。”“美国精英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似乎特别不愿意去海外,除了短暂的访问或度假之外。”“美国人对他们事实上的帝国统治范围只愿意做短暂的访问,而不愿意在那里定居下来。”例如,占领伊拉克后,“美国人想做的仅仅是给予伊拉克人民以民主,然后就打道回府。”(尼尔·弗格森,2013)当今世界,到处可见美国留下的烂摊子。

  第四,战后凡是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有序的国家或地区,大都依靠较强的组织能力而构建起来,例如,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等。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都有自身的组织资本力量,或者借助了英美的组织传统资源。

  可见,真正可行和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是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来支撑的,绝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在不经意间”完成的过程。而且,其中还必须要有一些组织资本较强的国家,作为她的中坚力量。美国尽管声称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际上,其国家的组织资本是非常强大的,它的金融体系、财政体系、军事体系、国家安全体系等,都是高度组织化的。美国推行经济全球化,绝不是靠自由主义的市场过程,而是依靠其极为雄厚的组织资本,进行精心设计和组织安排的过程,而且始终具有强烈的战略性。同时,由于它的组织资本供应不足,也使得由它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充满矛盾和失序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组织文化传统,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更使得中国成为组织资本极为强大的国家。所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之福。只有中美合作,经济全球化才可能有足够的组织资本支撑力,否则,经济全球化是难以良性发展的,甚至可能产生混乱和冲突而没有解决之力。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有秩序规则,需要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来维护这样的秩序规则,特别是海洋自由航行安全、科学技术发展规则(例如,规定什么技术可以发展,什么技术不得发展)、产权包括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等,都是需要有赖以维护的组织构建系统和组织资本支撑。

  经济全球化不仅能产生巨大的利益,也会有很大的风险。人员、资本、技术在国际间的高度可流动性,也使得风险的扩散成为全球性问题。例如,病菌病毒的全球性流行、恐怖主义的国际蔓延、腐败(洗钱)行为的国际化、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等,都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人类必须通过更强有力的组织资本来应对和管控。

  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可以看到,中国发挥了很强的组织资本能力,世界卫生组织对之高度肯定,并希望其他国家从中国行动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对传染病疫情,是经济全球化长期要面对的问题,从卫生医疗队伍、科学技术支持、国际合作,到社会管控等,无不需要有组织资本的支撑。可以说,如果缺乏组织资本,仅仅是病菌病毒感染传播这一个问题,就可以使得这个世界时时面临灾难,人人担心可能大难临头,哪里还可能有正常的经济全球化局面?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既然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和公平竞争,那么,所有经济主体即竞争者都必须性质相同,实际上就是说,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应该改造得“同美国一样”,否则就无法进行公平竞争和资源最优配置。这在理论上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现实并非如此。经济全球化并不会是世界各国经济制度的同质化,而只会是多样化,和而相通、相融互利,形成全球互联的格局。而且需要有组织资本作为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力量。但同其他资源一样,组织资本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组织资本较雄厚的国家,通常表现为财经纪律较严格、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较强、社会的秩序和行为规则较严谨,其经济表现通常能够具有较强的韧性、抗风险能力,可以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支柱性经济体。当然,其他国家发挥自身的各种资源比较优势,也可以在经济全球化中享有自己的比较利益,形成多边参与格局和遵守共同规则,体现整个经济全球化体系的组织资本基础。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才是现实的和有序的。

  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即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要依赖于美国经济的组织资本来支撑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转向新的结构。其中最突出表现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巨大的规模、众多人口和制度特质,使得经济全球化的组织资本结构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两国的制度和组织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谁也不可能同化谁,而且,两国均具有强大的组织资本。因此,两者能否共存共融,相互协同,形成经济全球化新的组织资本结构,来支撑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和良好发展,是世界经济未来前途之决定性因素之一。总之,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有负责任的大国,以其组织资本供应来支撑世界经济的顺畅运行。以往承担这一责任的大国基本上是同质性经济体,即美国为“盟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当代和未来,必须要由非同质性的经济大国来合作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无疑是人类发展和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美国战略界的一些人,提出要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共治全球经济的伙伴,是严重缺乏远见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美国一国是无力提供足够的组织资本来满足全球经济的组织需求的。当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无意,实际上也没有经济实力和组织资本实力来完全替代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施政纲领,不仅仅是出于自私,实际上也是深感“做老大”已经力不从心。

  中国是一个具有强大组织资本的国家,可以为规模巨大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组织资本资源。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组织资本可以为世界提供怎样的秩序支持力。中国强力实行封城隔离措施,为世界各国赢得防疫抗疫时间。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一些发达国家遭受疫情冲击时,都期望借助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向它们提供紧急援助。事实上,中国提供的直接国际援助比美国更多(有趣的是,许多国家呼吁中国援助,却很少向美国呼吁求援)。例如,当意大利疫情大爆发时,呼吁所有欧盟国家提供援助,但并未得到回应。可以理解的是,其他国家也必须评估和首先考虑自保能力,况且他们的国家制度也制约了政府承诺国际援助的权力。而中国却能够及时派出医疗专家组并携带抗疫物资,对意大利进行抗疫援助。又如,当世界急需抗疫防护物资时,中国可以发挥强有力的组织资本力量,及时调动和迅速扩大制造能力,成倍增加医疗防护产品供应量,援助世界其他国家。这突出表现了,在强有力的组织资本支持下,“中国制造”和“中国基建”助力全球抗疫的能力。可见,经济全球化是非常需要中国为其提供组织资本基础的。

  总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和现状已表明,而且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更突出显示,美国一国的组织资本供应已经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组织资本需求。世界各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千差万别,要将其组织成为顺畅运行的全球化经济体系,需要有更多的组织资本供应。如果缺乏更多组织资本供应,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风险失控、秩序混乱。中国经济崛起,无疑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一个巨大的积极力量和组织资本供应来源国,可以为经济全球化夯实组织资本基础做出重大贡献。

  七、组织资本的有效使用

  组织资本及组织能力,可以视为一种非物质资源(类似于人力资本资源、社会资本资源)。一般而言,组织资本丰厚当然是“好事”,但并非总是如此,就像物质资源一样,组织资本也可能发生“资源诅咒”现象。过度依赖组织资本,不适当地使用组织资本,可能损害经济主体的活跃和创新力,甚至可能发生组织目标选择错误的破坏性影响,例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政控制影响专业能力发挥等,都是其表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武汉的一些单位甚至公安机关运用组织手段压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吹哨人”,妨碍信息透明,延误应对决策,导致严重后果,就是突出事例和教训。也就是说,组织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和工具,也可能被用于错误的甚至破坏性的活动,就跟物质资源和物质工具一样。众所周知,世界历史上组织资本最恶性化的使用就是法西斯主义国家所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组织资本的有效使用,是一个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曾面临一个类似的理论难题:既然承认劳动创造价值,那是不是说,所有的劳动都能创造价值呢?显然不是的。那么,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什么样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呢?为解决这一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类,前者创造价值,后者不创造价值。不过,有些非生产性劳动也许是生产性过程所需要的辅助性劳动,但也有的非生产性劳动可能不仅不创造价值,而且会损耗浪费价值,甚至破坏价值创造。所以,并非因为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就认定只要有劳动这种资源,就可以天然地创造出经济价值,而是必须研究什么劳动具有生产性,会创造价值;什么劳动不具生产性,不能创造价值。

  当我们观察和研究组织资本时,也可以借鉴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思路,区分组织资本的生产性使用和非生产性使用。进而也可以将组织资本划分为生产性组织资本和非生产性组织资本。

  现实经济非常复杂,经济系统和生产体系高度分工化和复杂化,合作关系极为发达细密,而且跨越不同经济体,所以,关于生产性组织资本和非生产性组织资本的研究,是很复杂的理论问题,可以另文专门讨论,本文无法展开。本文的讨论,将这一问题简化为:什么样的组织资本或组织资本使用有助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什么样的组织资本或组织资本使用无助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

  组织资本可以使用于经济活动以至其他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当我们说组织资本具有生产性时,是指可以通过各种组织行为和方式,设计(安排)经济制度、形成行为规则、维护经济秩序、调适经济资源、提高经济效率,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反之,如果无助于经济协调和经济运行的通畅性,甚至反而造成经济关系的僵化,经济运行不通畅,经济效率下降,则可以称之为组织资本的非生产性使用,如此使用的组织资本可以称为非生产性组织资本。

  一般来说,生产性组织资本及其使用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没有这样的组织资本,经济是无法运行和发展的。非生产性组织资本,具有制约性,除了在一些必须由制约性机制来保证经济的健康性的领域和环节,需要由非生产性组织资本来辅助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非生产性组织资本,特别是其过度使用,都是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的,而且往往产生抑制经济活力和阻碍创新的破坏性。我们常说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对经济社会的消极作用就是明证。这同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本文第五节中所论及的“组织冗余”实际上就是非生产性组织资本的消极表现。如果能够减少组织冗余,削弱非生产性组织资本的消极影响,就可以提高组织效率,使经济运行更畅通。中国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当前着力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方向上所做的努力。

  任何经济体的运行都需要有组织资本的支撑,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经济体系,可以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是,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比理论上的市场经济复杂得多,现实中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对组织资本的依赖远远高于理论上完全自由放任就可以达到一般均衡最优状态的市场经济抽象模型。所以,真实的市场经济中,组织资本的积累、结构优化和有效使用是一个关键问题,其现实重要性并不低于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自发性组织功能。现代市场经济,如果没有组织资本的有效使用,仅靠自由放任的价格机制的调节是难以有序运行的。

  当然,组织资本功能如何才能真正有效使用,做到既能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并有助于达成经济体的组织目标,又能避免因其无效使用而妨碍市场经济体系以价格调节为基本手段的自发性调节机制,是政府实施组织政策的根本目的。从总体上说,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中国在传统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了丰厚的组织资本,凡遇风险和困难都可以发挥组织资本的强有力作用而予以化解和克服;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运用组织资本,而且能将组织资本作为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可再生资源不断地创新生产,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更通畅、更有效运行,仍然还在探索中。我们的体制机制还远远不够完善,而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还会有许多新挑战、新风险,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在构建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仍然任重道远,期间,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和再生产中国特有的组织资本资源,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价值和特别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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