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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的时空认知方式
2020年11月24日 09:24 来源:《社会》2020年第6期 作者:丁元竹 字号
2020年11月24日 09:24
来源:《社会》2020年第6期 作者:丁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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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探索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如何利用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方式来揭示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以及他本人的这种认知方式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以便寻找一个新的角度来解读《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在这本书中不断使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概念来诠释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模式关系。乡土社会的文化和治理不仅发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它们的发生反过来也构成(创造)了空间和时间。此外,费孝通先生写作的过程和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同样构成其空间和时7间认知方式的一部分。

  一、社会结构的时间和空间认知

  《乡土中国》的核心是探索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全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前十一章)以静态的视角来审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模式,后一部分则在动态变化中看传统中国乡村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革(后三章)。

  (一)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模式

  1. 熟人社会始于时间上的经常接触

  费孝通先生首先是从时间上来看“乡土本色”和“熟人社会”的。它们始于因时间上的经常接触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模式。他写道:“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一个小社区里鲜有流动,彼此之间就有机会长时间接触交流,抬头不见低头见,“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1因而在乡土社会中,“时间”具有多重意义,社会结构在时间中形成、展开和固化。

  (1)“差序格局”的时间维度。由“己”推出的“差序格局”是在时间和空间格局中展开的,书中写道:“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差序格局”是发生在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模式,即遵循着传统的人伦规则:个体以自己为核心,以生活在一个很小区位上的家为单位,自己、家庭或家族是社会的核心。因此,人们的社会空间是在某一时间点上从家庭往外拓展的。要理解“差序格局”还需把握费孝通先生在其中谈到的两个带有时间特征的概念:一个是中国乡土社会,另外一个是现代西洋社会。在分析“差序格局”时,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跨时空比较———二者是发生在不同空间结构上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特征。在比较中,他提出了中国的“差序格局”和西洋的“团体格局”这两个概念。从根本上说,传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当时处于农业社会阶段,西方处于工业化阶段。早期,来到美洲大陆的不是拓荒的农民,而是逃避迫害的新教激进派和追求厚利的投机商人,这就注定了拓荒时期的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会是简单的传统农业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是对处于不同发展时段上不同的社会结构的表述。但就当时的时空来说,则是同时发展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两个概念反映了同一时点上东西方社会的结构差异。

  (2)长老统治的时间基础。在相对孤立隔膜的社区,知识是通过时间序列展示的。由于缺乏经验,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老年人的心情,但是年长的人必定可以在时间上预知年轻人即将遇到的事情。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社会的相同阶段,“但不管它在哪里发生,社交网络都稳稳地服从于等级的特权。读写能力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特权,因为大部分普通男女都在辛勤地工作,他们住在村子中,与自己最近的邻居都会产生‘横向绝缘’”。3

  (3)知识形成于长时间的积累和代代传承。文字下乡是《乡土中国》的重要话题,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对此进行讨论。费孝通先生在此赋予“文字”以时间的意义,例如,由“结绳记事”而产生了文字,以便解决“时间上的阻隔”带来的麻烦。《再论文字下乡》从时间序列上分析了乡土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状况:一是个人成长,从年幼到年长的短时段序列;二是世世代代延续构成的长时段序列。乡土社会的知识传播就是沿着这样的序列展开的。在个人成长这个持续社会化过程中,长辈、家族和社区不断把生产、生活知识嵌入个体内心,而这些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生产和生活知识,也即文化,就是通过记忆传播和代际传递的方式实现延续的。这一知识传播的序列也即费孝通先生所言,“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这样的环境里,知识的传播仅依靠口头语言足矣,乡土社会不会产生对文字的需求。4

  (4)在时间的持续中形成习惯和社会规范,并在时间中延续。乡村不需要文字的原因是:在一个熟悉的地方长大的人,可以从长辈那里习得经验去生活,这些生活经验就是习惯,亦即社会规范。5书中由此引申到长老统治,强调教化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将教化权力称作“长老统治”,以此来分析乡土社会基本治理秩序的机理。教化权力产生于每个人来到这个社会之初就必须面对的一整套他(或她)必须接受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是长辈们长时间遵循并经过世世代代验证,可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整套习惯、习俗等。在相对稳定的乡土社会里,文化比较固定,不会变来变去,掌握文化的年长一代可以对下一代实施教化。因而,长幼之分显示的往往是年长一代实施教化权力的合法性。

  2. 熟人社会形成于空间上的“孤立和隔膜”

  《乡土中国》不仅从时间还从空间的视角出发来分析社会关系模式,可以说,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在书中是浑然一体的。

  (1)“不流动是由于人们居住在同一处地方,且在空间上相对独立和隔离”。6在乡土社会内部,空间相对较小,人们经常碰面。基于这种空间环境,乡土社会形成了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数千年来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几乎一成不变,农民与土地、农业生产和村落生活密切联系,“土”成为乡土社会的核心。土地不可以移动,依赖土地谋生的农民便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过着定居生活。因此,定居是农民生活的常态,流动和迁移则是非常态,除非有大的社会和经济变故,农民一般是不会迁移和流动的。农民定居以村落为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在空间上相对独立,因此,乡土社会生活被深深地打上了地方性烙印,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为空间上的“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的居住方式不仅造就了熟人社会,也使人们对周围环境了如指掌。第二个特点是,由家庭往外拓展社会空间和公共活动。在乡土社会里,以家庭、家族和社区为核心的基本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模式成为人们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彼得·沃森在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在中国,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是由广泛的具有亲属关系的单位提供的,这自然限制了行业协会和企业家个人的影响力”。7第三个特点是,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农业产生的价值自然高不过精密分工下的工业,农民的生活除了食盐和生产工具需要由外部提供,其他需求几乎都可以自给自足。再加上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明显,“天高皇帝远”,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历史上的皇帝就把治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交给地方士绅。这一点也得到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研究的佐证,“中国收入和财富集中的波动与它所谓的‘王朝更迭’形成映射”。8在这样的经济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无为”彰显了当权者的政治价值,成为其政治理想。

  (2)“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9在从时间构架说明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之后,费孝通先生又从空间构架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在出现城市化、信息化之前,面对面交流是人类沟通的基本方式,因而文字也没有其产生的必要。

  (3)空间关系反映血缘与地缘关系。“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10费先生由此解释了中国文化中排位和座次———“左尊于右,南尊于北”———的意涵,用空间关系把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规范讲得清清楚楚。

  (4)“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11通常人们居住在一个村落,久而久之,人口不断繁衍,人地关系就会紧张,一部分人出去寻求新的土地,开荒拓地,另建村落,繁衍发展。但是,他们依然会与迁出地(祖籍)保持着血缘的联系,其籍贯还是取自父辈。

  (二)在时间和空间中应对社会变迁的社会计划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绝不是简单地描述了一个静态的乡土中国,相反,这是一个动态的社会。他写《乡土中国》既是基于自己和同仁以往实地研究的经验积累,也考虑到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开始经历“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人与人之间街坊邻里鸡犬相闻的亲密感也因此逐渐变成了都市中‘原子式’的孤立个人”。12尽管在当时,这种变迁相较其他国家还非常缓慢,但费孝通先生在撰写《乡土中国》时,中国已经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该书主要聚焦于对传统社会的静态描述,但其中的许多部分(尤其是最后三章)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他对于这种剧烈变动的思考。社会进入变迁时期,传统经验、治理模式等教化权力都将发生变化:教化权力的作用降低,社会变化使人们不能仅靠经验指导自己的生活。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乡土社会的亲密关系、人情关系被时间慢慢淡化,因而,一些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也就在时间的进程里被逐渐淘汰。13

  1. 从血缘到地缘关系中衍生出的现代契约关系

  在不流动的乡土社会中,血缘关系衍生出来的家族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社区,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基本上是重合的。有着相同血缘关系的人们世代繁衍,就像一棵树深深扎根于同一个地方,盘根错节,形成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但地域是有限的,空间是不变的,经常变化的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人口繁衍和相应的人口规模。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拥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不得不外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每个家庭向外延伸的过程都受到约束,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追求在土地上的精耕细作,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外出的人们一旦在新的地缘空间居住下来,就会与原来的家族发生空间上的分裂。随着社会出现变化,原有的文化不能适应人们的需要,这一变化引导人们重新审视原有文化的价值,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行为选择,社会关系模式也就从人情关系发展到现代的契约关系。

  2. 从“欲望”到“需要”衍生出来的社会计划

  乡土社会文化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化形成维系人们生存秩序的社会准则和生活方式。《乡土中国》讨论了个人欲望和需要的实现方式,进而深入讨论了乡土社会的特征,并由此提出了“时势权力”的概念,意指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自身发展的谋划和规划,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社会工程或叫社会计划。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可以通过实施计划去实现自己的欲望。这是人类在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时,从认识社会到改变社会、从需求到计划所迈出的坚实一步,这也意味着社会研究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对农村生活、社会结构、家庭家族、道德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变迁等的认知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他本着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的原则,对乡土社会之结构的时空建构进行了描述。

  二、构建“通论”方法的时空特征

  相较于《花篮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等实地研究报告,《乡土中国》是一部“通论”性著作。《乡土中国》中社会结构的时间和空间认知方式是基于费孝通先生的实地研究和历史分析方法而建构的,实地研究中的各种结论和各种生活经历使他的“通论”具有丰富的经验内涵。一方面,这些研究通过理论学习—实地研究—通论构建的过程在时间上不断进行知识积累;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又在空间上从宏观延伸到微观,再从微观上升为宏观,构成了知识形成的逻辑。

  (一)“通论”是一种思想综合

  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云南三村》《内地农村》等著作可以看到,“通论”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使用的一个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概念。从《乡土中国》一书所涉及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团体格局”“长老统治”“无为政治”等概念和判断可以看出,“通论”是指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一组陈述,这些陈述具有解释相关现象规律性的功能。“通论”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抽象度,其中的每一个“原则”中都涵括若干相关的推论;二是各变量之间有其逻辑,从中可以推演出具体的范畴;三是简单明确,可操作并可被检验。

  费孝通先生将“通论”的意义界定为“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14理论上的总结就是思想综合,而这恰恰就是《乡土中国》的理论特色,这种综合包含了已有的理论、历史知识和实地研究经验等内容。费孝通先生在理解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不时地运用理论框架来帮助自己分析问题,实际上,《乡土中国》每一篇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有的是隐含其中,有的则直接表述。这里,可以试举几例。首先,在《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一文对“差序格局”背后价值基础的分析中,孝、悌、忠、信都是支撑“差序格局”的私人道德要素,这些要素都始于“己”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基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乡土社会的人们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往往是从“己”出发的,并且以“己”为核心来处理人际关系。分析制度背后的价值基础是费孝通先生一以贯之的认知方式,这源于其早年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所受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领袖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影响。其次,《无为政治》这部分则分别讨论了社会学的两个基本理论,即社会冲突理论和社会合作理论,由此深入到对权力的分析中,进而讨论了“同意权力”和“横暴权力”的实施条件及其制度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对“无为政治”展开讨论。最后,在《长老统治》中,费孝通先生在前一部分对“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继替理论出发,提出了乡土社会的另外一种权力模式,亦即通过教化产生的权力,在这里,教化权力是一种时间构建。

  如果把费孝通先生的思想放在历史空间来看,可以发现,他在20世纪30年代踏入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先是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开导”实地研究,由此进行了瑶山、江村调查。在瑶山和江村调查的基础上,他运用这些调查所得的结论和思路,又开启了“云南三村”的田野调查。之后,他又将实地研究结论加以总结,来探索乡土中国的一般特征。概言之,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时间序列。

  (二)类型比较和历史分析的时空构建

  比较是费孝通先生形成《乡土中国》中通论的基本方法之一。此外,他还采用了遗传性解释这一方法,即“通过追溯某一现象,从早期的发展形式来解释其目前的存在形式”,15也可以称为历史方法和推演涵蕴的方法。我们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他形成“通论”的方法:

  1. 对发生在具体空间中的不同类型进行比较

  “在比较研究中,先得确立若干可以比较的类型,那就是依不同结构的原则分别确定它所形成的格式”。16从许多方面来看,费孝通先生在此所说的“格式”除了含有他在云南调查中赋予的类型含义外,还包括他在对美国人性格展开研究时所提出的“模子”的概念,即一个文化一致的“团体”,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很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格式”。这些“格式”在空间上平行分布,云南三村就是这样的状况。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乡土中国》中对这些“格式”分别进行了数量比较和性质比较。从其范围上说,这些比较又表现为文化内部的不同类型比较和不同“模子”之间的跨文化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既可以发现不同对象的相同点,也可以找到它们的差异点。

  《乡土中国》中“通论”的得出主要是基于定性的比较方法,即在相同点的比较中,先找出乡土文化的一般性,又在跨文化比较中对乡土文化做出规定。较典型的例子是他对家庭的分析。在瑶山调查中,他和王同惠女士就发现:“花篮瑶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庭”,17家是传统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入预算,他们通过劳动过着共同的生活”。18在《乡土中国》中,他由此推演出:“我们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这社群普通被称为‘大家庭’”。但他认为,“大家庭”这一概念并不妥当,而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为“小家族”。之所以称之为小家族而非家庭,与他的跨时空的文化比较有关。他把西洋社会的家称为“小家庭”,在与其比较中,他赋予中国乡土社会的“家”以严格的规定:“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在中国,这句话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妻子及未成年的孩子……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以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19

  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中国这一“模子”的分析是从两方面展开的:首先,对于对象的共同特点给予规定。这需要从实地研究入手,在类型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它们的共同性。之前,在《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费先生认为米德从个人性格的养成过程去分析美国社会的文化,是对美国人类学的贡献。但同时,他也质疑米德忽视了美国文化的多元性,“‘美国’是不是一个文化一致的团体。很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模子,塑刻着不同的性格”。20因而,在自己的研究中,他希望能够避免这一缺憾。其次,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规定乡土社会的一般特征。费孝通先生使用这一方法的特点在于:他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文化的一般认识,又在跨文化中加以规定,以此来界定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费孝通先生用比较法获得通论的逻辑机理是:在极不相同的对象中探求相同点,概括和抽象出更普遍的定律;或在相同的对象中探求相异点,分析出研究对象更深层的规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一步分析这一机理可以发现,“通论”的产生可以还原为这样一个过程:比较可以被当作一个“收括”和“舍弃”的认知过程。“收括”就是在对各类研究对象的比较中,把它们共同的方面聚合起来;“舍弃”则是把各类型中个别的、偶然性的因素暂时排除掉,当然,也可以把各类型中的普遍特点排除掉。通过“收括”和“舍弃”,研究对象既在自己的内部得到一般的规定,又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特殊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乡土中国》中的一些基本结论。

  2. 通过历史时序审视现实的社会关系模式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但又长期处于乡土社会的国家,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历史解释无疑非常重要。中国的许多东西因其历史悠久而不断处于循环之中,现实中的很多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历史的诠释才能得到更好的说明。从燕京大学时期到后来的《初访美国》,费孝通先生一直坚持使用历史资料对现实的文化现象和行为模式做出解释,他还曾试图把历史文献(诸如地方志)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研究亲迎风俗的传播与分布。21在《初访美国》这本小册子中,他不断追溯美国二百多年来的殖民史和开拓史,以说明美国这一“年轻文化”的特征。只是,他没有采用人们通常使用的考据式研究方法,后来在写《美国人的性格》一书时,他的一些判断因此受到胡适先生的质疑,他本人也对胡适先生的质疑进行了回应。22抛开具体使用历史资料的方法不谈,仅就其利用历史资料解释现实生活这一点来说,费先生在研究方法上已拓展到了利用历史资料对现实研究进行解释这一步。在《乡土中国》中,他用孔子的“人伦”思想解释“差序格局”,认为差序格局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而“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已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23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他对当时的社会动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认为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宗法制度的破坏。因而,他主张恢复周礼,正定名分。汉代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术,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孔子崇尚的“礼”也成为人人践履的行为准则。如梁启超所说,“我国的礼,也是这样,渐渐把宗教以外一切社会习惯都包含在礼的范围内”,“礼的性质,和法律差不多,成为社会上一种制裁力”。24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乡土中国》中“礼治秩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孔子学说这一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思想的剖析,“差序格局”的价值基础就更能正本清源了。

  对费孝通先生来说,历史分析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被研究的对象提供一种纵向的解释背景,他甚至认为:“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的可作分析对象”。25这意味着,费孝通先生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历史的视角,这与他一段时间内一直关注的实地研究不一样。这一方面表明,在经历了一段以“现实的”方式来揭示中国社会特征的时期之后,他仿佛以黑格尔称为“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回到了他从事社会学研究初期时的一些方法上来了,例如类似于研究亲迎分布的方法。26只是,在这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历史资料被用来解释从现实中得出的“通论”,因而是一种背景式的解释。当然,并不能据此认为费孝通先生已经从“现实的”研究方法转向所谓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他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寻求更全面的解释。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文化、行为规范、习俗习惯等在时间中流逝,也需要在时间中积累、积淀。例如,一个族群若是没有空间结构上的变化,没有人口流动、物品交换、信息交流,它延续的时间越长,积累和积聚的文化、习惯的稳定性也会越强,一旦发生人口流动、物品交换、信息交流,它遇到的问题和冲突也会越多。与实际研究能够得到有血有肉的素材和真实感觉不同,历史空间的长时段分析会给人们更宏大的思考,让人们更能看清楚历史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费孝通先生这种历史资料分析的方法表明,我们需要从一件事情的历史脉络来说明这一事情,而不仅仅只从这件事情当前所依赖的空间及其环境来说明。这一认识方式本身意味着,在历史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可以找到一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是什么呢?这首先取决于人们对于“历史的意义是什么”的认知。从韦伯、克罗齐(Benedetto Croce)、雅斯贝斯(karl faspers)到波普尔(Karl Popper),他们都在努力探索这一答案,而这个问题几乎成为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其实质就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思潮的出现,要想得到更好的解释,必须将其放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反复审视。《乡土中国》进行了这样一种探索,也显示出了它的价值。

  综上所述,《乡土中国》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费孝通先生对发生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各类实地研究成果的综合,同时他又将这种综合放在漫长的时间序列中进行深度解读。概而言之,微观区位的比较和历史资料的有机结合成为“通论”建构的基本方法。

  三、结语

  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时间不仅仅意味着流逝,也是社会规范、社会习惯的积累或消失和社会知识的生成或消亡;空间不仅仅是器物的布局,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规范的空间建构,是社会关系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发展与重构。时间和空间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社会关系的重构模式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可以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看到。时间和空间在乡土社会中是一种形态,在城市生活中又是另外一种形态,但不管是哪种社会形态,时间和空间都提供了认识社会结构的视角。温故而知新,《乡土中国》通过费孝通先生本人及其学术共同体对时序结构、空间结构以及对鸦片战争以来急剧社会变迁的深入探索,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

  注释

  1.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12.

  2.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26.

  3.尼尔·弗格森. 2020.广场与高塔[M].周逵、颜冰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11.

  4.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16、119、123.

  5.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20-121.

  6.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10.

  7.彼得·沃森. 2019. 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M].张凤、杨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47.

  8.沃尔特·沙伊德尔. 2019.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M].颜鹏飞,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72.

  9.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19.

  10.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66.

  11.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67.

  12.彼得·沃森. 2019. 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M].张凤、杨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7.

  13.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64、169、178.

  14.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81.

  15. D. K.贝利. 1986.社会研究的方法[M].余炳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31.

  16.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87.

  17.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一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376.

  18.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二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88.

  19.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38、126.

  20.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五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37.

  21.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一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69.

  22.胡适、费孝通. 1947.关于“美国人的性格”通讯[J].观察3(4).

  23.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28.

  24.梁启超. 2019.国学小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5.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六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85.

  26.费孝通. 2009.费孝通全集(第一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69.

作者简介

姓名:丁元竹 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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