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与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突破环保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困境是环境治理深入推进的关键。本文从A厂“微信群争论事件”出发，通过引入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揭示了制度化“常规治理”逻辑下工厂环保实践中的“嵌入性困境”及其发生机制。研究发现，环保制度嵌入工厂前，工厂的组织绩效与工人之间的地方性知识构成了工厂日常行为的双重逻辑。随着外源性环保制度在工厂的嵌入，工厂为强调自身的组织合法性，唯有采取“遵循”型应对策略，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将行政体系开出的环保要求转化成新卫生制度，并以简单化的强制方式嵌入到车间内部。这种做法强烈冲击了车间日常行动中的双重制度逻辑。这种状态下环境治理逻辑与工厂组织的日常逻辑对工人行为产生双向约束，出现“矛盾的行动者”现象，进而导致行动者的矛盾，造成工厂组织的“嵌入性困境”。厘清基层环保的实践困境及其发生机制，有助于完善外部制度逻辑的内化过程，以重构组织秩序。

　　关 键 词：环境治理；多重制度逻辑；嵌入性困境；发生机制

　　项目基金：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市民化制度探索的民国经验及启示”(16BSH001)。

　　作者简介：宣朝庆(1971- )，男，山东海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陈旭华(1992- )，女，河北邢台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生，主攻历史社会学（天津 300350）。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保护是近年来的热点议题，自中共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力度不断加大。针对中国的环境治理问题，目前学术界已形成三种研究路径：第一，从组织运行机制出发，关注制度化建设深入背景下的国家环境治理逻辑，分析环保压力在各级政府间的传导模式，探寻国家维度治理机制的理性化之路。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环境治理具有强烈的“政府管制型治理”特征[1]，并将现行公共环境管理中的上级政府考核机制概括为“指标下压”型模式，认为以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为核心的“压力型”政治激励模式存在制度性缺陷，导致地方官员将操纵统计数据作为地方环境治理的一个捷径，从而造成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失败[2][3]。因循这种研究路径，学术界提出了“利益协调”型模式[3]、以环境治理过程为导向的考核模式[4]等改革方案。同时，考虑到大气污染的无边界性，为解决环境治理中的区域限制问题，提出了区域联动治理[5]、府际博弈与合作[6][7]、府际协同治理[8][9]等议题，进而探究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沟通机制[10][11][12]。这种研究路径关注的核心是环境治理顶层设计，对提升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受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影响，关注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互动，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建构企业组织在舆论环境和制度性约束多重压力下的环保行为逻辑，带有组织理性色彩地分析企业环保投入的驱动性因素。有学者将环境治理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战略之中，运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必然性[13]，指出无论是强意义还是弱意义上的合法性，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压力是驱动企业环保投入行为的逻辑基础。因此，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制度环境共同影响企业的环保投入行为[14]。这种研究路径可用于解释企业施行环保政策的原因，但对复杂制度背景下企业环保实践的落实过程缺乏关注。第三，受群体冲突、抗争以及集体行动等社会运动研究影响，从环境抗争逻辑出发，关注公众价值取向多元化背景下环境抗争的新态势和新问题。这种研究路径多关注突发的重大环保事件，探索公众在环境事件中的“舆论审判”[15]“邻避效应”“环境抗争”[16]等，但忽视了环保运动中行动者的日常行为，而这恰好是社会学最为关注的研究范畴之一。

　　以往的研究，过分关注不同行动者的单一行为逻辑，却忽视了环境治理中多重逻辑的冲突性，对以环保为核心构成的组织场域内各行动者之间以及制度环境与组织内部结构互动过程未做出明确回答；过分关注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而对基层日常环保实践缺乏微观透视。本文认为，对环保实践的研究须返回到具体的、日常运作的环保实践中去探寻环保实践的展开过程，将研究重点从“环境治理如何推进”的具体问题置换到“环保制度对基层社会秩序嵌入过程”的结构性思维之下，探寻导致环境治理困境的内生机制，以期为环境治理的深入化提供方向。具体而言，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讨论：一场决心之强、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的环保运动是如何在地方基层社会得以展开?环保制度自上而下如何嵌入到基层社会?环保观念如何内化成为个体意识?简而言之，对大气污染治理这一环保运动的讨论需要重视这样的问题：自上而下的环保制度是如何与不同的行动者发生关系，进而深入到基层社会?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上述问题涉及较为复杂的制度—组织—个体分析层次。基于此，本文以河北省A建陶厂推行的环保实践为例，关注制度环境与工厂组织之间以及工厂组织内部的互动，揭示环保实践在工厂的日常性展开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结构性困境及其发生机制。

　　二、经验材料与理论视角：多重制度逻辑视野下的基层环保实践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河北省A建陶厂(简称“A厂”，是高邑县著名建陶厂之一)，其生产过程主要涉及粉尘、煤烟等大气污染。在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实现绿色崛起的背景下，“摘帽扛旗”成为近几年高邑县政府环保的重要工作。处于环保风潮之中的A厂也被卷入到环保运动中，在工厂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清洁化生产、节能减排、窑炉技术改造等多项工程。同时，车间卫生制度改革也被提上日程。此前，当车间内部灰尘飞扬、雾气缭绕时，工人在微信工作群内发出“这样的环境如何保证工人健康”①的呐喊，这表明工人自觉呼唤改良事涉个人身体健康的车间卫生。基于这种逻辑，卫生制度改革在车间的推行理应比较顺利。

　　然而，组织的复杂性会大大降低单一逻辑框架下对其演进动力学预判的置信度。随着工厂环保工程的开展，卫生制度改革于2017年3月在A厂烧成部车间内部引发了“微信群争论事件”。从2月下旬开始，为应对环保部门的突击检查，车间主任频繁通过微信群通知各班班长检查卫生。起初，工人们对此并不重视，大都是完成交接工作便直接下班，只有极少数处理班长所指出的卫生问题。此时，对于领导提出的严格的卫生要求，群内工人开始抱怨。3月7日，由于董事长要检查车间卫生，车间领导规定，“交班工人全部由班长带队打扫卫生，不允许请假，不能有任何卫生死角，验收合格才能下班”②。8日，对车间卫生仍不满意的领导改变了交接班制度，“接班人员不签字，交班人员下班者，一律罚款50元”③。为避免惩罚落到个人身上，交接班工人之间出现冲突，接班工人开始在微信群内大肆抱怨交班工人的卫生不合格之处。一位杜姓工人在群内指出：“现在车间风气不正，以前讲究的是趁交接班人多，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搞，现在接班的来了，什么也不干，光挑毛病。上班的下不了班，有事你自己搞不了，接班的人来了，人闲着也不愿帮你，这是什么规则?”④这直接引起交接班工人在群内争吵，正式爆发“微信群争论事件”。该事件产生一系列连锁效应，在实际工作中，工人们相互拖延下班时间，甚至出现一班工人由于受二班接班者的限制，在交接班时直接对三班提出若不延长二班工人加班时间，则无限延长其加班时间的威胁⑤。随着“微信群争论事件”的爆发，车间内部工人关系恶化、冲突增多，引发生产效率急速下降、工人离职等一系列非预期后果。

　　细究上述事件，“微信群争论事件”的直接原因可归结于工厂新卫生制度的嵌入。在推行环保政策的背景下，工厂需要在车间内施行新卫生制度，以便将环保制度嵌入到组织内部。然而，卫生制度的嵌入却对车间原有生产秩序造成强烈冲击。这表明，工厂环保实践面临一种“嵌入性困境”，其后果是车间内部原有沟通机制失效，产品数量和质量急速下降。此时，工厂领导未深究事件原因，直接对相关工人做罚款处理，造成工人辞职、人才流失，工厂一度陷入歇业放假的困境。可见，明晰环保制度“嵌入性困境”的发生机制，对推进工厂环保实践极为关键。

　　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学者的注意力已从解释组织为获得合法性而呈现的同质化特征转入到特定制度情景下组织行为的多样化问题[17]。探寻组织行为差异性的根源，有必要追溯组织与其制度背景的构成逻辑之间的关系[19]，因此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恰好可以为解释组织异质化提供一种有力的解释框架，学术界由此开始研究当下日趋复杂的环境中多元化逻辑会对组织产生怎样的影响[19][20][21]。值得注意的是，Judith等关注了组织实践中的混合化逻辑(即在一个实践中组合多个逻辑)，发现医疗保健组织在临床管理中的护理专业逻辑和业务逻辑具有不同作用，认为在多重制度逻辑支配下的混合化实践中，需要考察这些实践如何内化至个体，而不仅仅是仪式性的实施[22]。毛丹等基于多重制度逻辑对妇联改革进行了考察，指出须从制度与行动者两方面获取组织改革的方向[23]。周雪光等则利用多重制度逻辑研究制度变迁，认为可以从微观层次即群体行为的相互作用中来观察认识制度变迁中多重制度逻辑的互动过程，强调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制度逻辑的微观基础，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内生性过程，即多重逻辑与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了随后的发展轨迹[24]。总体来看，当前关于多重制度逻辑下组织行为的研究不断细化、深入。不过，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医疗、政府行政部门等非营利组织，而对于营利组织的研究尚有所欠缺，尤其是营利组织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混合化组织实践的研究尚有不足。

　　工厂环保实践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混合化组织实践，涉及制度如何嵌入到组织，组织又如何内化到个体层面等问题，存在多重制度逻辑。首先是国家环境治理逻辑，环保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自上而下的环保要求对工厂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制度压力背景；其次是组织绩效逻辑，生产效率是事涉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在生产发展与环保实践中寻求平衡点至关重要；再者是工厂内部的地方性知识逻辑，有效地将环保观念内化成工人群体的日常行为理念，是环保实践的核心内容。基于此，本文采用多重制度逻辑分析范式，拟从制度—组织—个体等层面对A厂环保实践中“嵌入性困境”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重点关注外部制度的嵌入对原生性组织秩序的解构与重构问题。

　　三、组织绩效与地方性知识：工厂日常行为的双重逻辑

　　组织日常运行中会形成特定制度逻辑主导下较为稳定的组织秩序。但这些制度逻辑既不能完全从整体出发，也不能完全从微观出发解释，它们都具有“因变”的一面[25](P37)。对于营利型组织而言，其组织秩序的形成既围绕着关系到经济效益的组织绩效逻辑，也遵循着组织内部行动者交互活动生成的地方性知识逻辑。具体而言，组织绩效逻辑是工厂组织行为的核心逻辑，工厂根据该逻辑组织生产活动，地方性知识逻辑则不断塑造工人组织行为和车间秩序。

　　(一)工厂的组织绩效逻辑

　　组织绩效是一个具有多面向的概念，但一直没有确定的含义，这里把组织正式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为考察组织有效性的一个核心标志[26]。受组织绩效逻辑的支配，对工厂这类营利型组织而言，其主要组织行为均需要考虑经济效益，体现到生产行为中便是确保生产效率。作为一种开放系统，组织需要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的相互交换。通过交换，组织才能实现自身的存续和发展，包括组织在内的不同利益相关方由于自身利益和(或)所属集体的利益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偏好和评价标准，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利益选择某种标准作为自身的行为逻辑，并获得相应的交易机会[27]。组织制度理论引发人们对于制度环境——包括规则、标准以及由法律与社会制裁所带来的强制力——的重视，而这种制度环境对组织进行调节，并为其行为提供稳定的制度基础[28]。工厂与外界进行交换，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保护行为也属于需要交换之列。因此，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工厂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变革[29](P4)。从组织战略选择动机的角度来看，工厂环保行为是提高产业竞争力与获取组织合法性的附加品。高邑县原副县长梁建坤曾指出，县建陶产业崛起的重要因素是“瞄准建陶产业的最新发展方向，以技术装备更新和新产品开发为重点，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着力提升产业档次和企业竞争力”[30]。A厂先后进行了烧制土窑—国内先进窑炉技术—全自动进口大型压机三次大规模设备改进，根除了黑烟污染，达到基本的节能减排效果。不过从访谈中得知，工厂此类行为主要是由于原有的燃料资料价格升高，造成生产成本加大，而不得不进行技术改造。在严峻的环保督查压力到来之前，A厂主要通过改进硬件设备应对，包括全面实现燃料的煤改气、物料棚化处理以及安装湿法喷淋、布袋除尘、脱硫设施与实时在线环境监测设备等。当环保督查来临时，工厂会采取临时放假的模式回避⑥。

　　组织合法性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工厂上述行为。工厂采取环保实践的根源是其组织合法性的获得，这种合法性最终还是为其经济利益的实现而服务。正如斯科特所言，在制度化的早期阶段，组织对某种新形式的采纳，是出于它们各种特殊的需要与利益选择[31](P171)。随着国家环保力度的加大，企业为获取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必须要迎合国家的环保需求。不过，为了保持组织的运作效率，组织会采用“回避”策略，从表面上遵从制度规定，实质上在不完全采用与制度要求的行为情况下实行新的组织结构或行动[32]。可以看出，A厂主要为了契合组织绩效逻辑，在组织合法性的外衣下开展组织行为。

　　(二)工人的地方性知识逻辑

　　对于工厂而言，工人对组织秩序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复杂的组织运行过程中，行动者的行为永远不可能被简单化为总体结构，他们的策略、感受与行为不可能完全从总体组织结构(或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中推理出来，然其行为总是或多或少要受总体结构的决定，并从组织具体运行过程中以及各种围观的交互活动中获取新的主动性，整个组织的秩序就处于某种不断构造与再构造的过程中[25](P37)。这里，借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一词用于形容车间内部工人之间所生成的日常性工作逻辑。车间内部在具体的工作中形成了一定的结构性行为，包括工人之间的交流、社会网络关系以及应对共同或突发问题的策略等内容，这些构成了工人地方性知识逻辑的基础。

　　工人的地方性知识逻辑，包括工人个体和工人联盟两个层面。个体经济利益的实现是工人地方性知识逻辑的首要内容，工人关心个人收入水平，因此一般会尽量服从厂方安排，努力完成生产指标和任务。其次，在个体利益基础上，工人之间形成一定的联盟，以共同应对工作中的各类问题。例如，建陶产业固有的生产工艺流程需要工人在工作环节协作。A厂烧成部车间主要岗位包括干燥保养、巡窑、入口、出口、加减砖等，尽管各个岗位具体工作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目的是确保烂坯少进窑和机器正常运转。为了提升生产效率，该车间分为三个工作小组，实行三班倒制，分别于早8点和晚8点交接班，每班工作12个小时，休息24个小时。2016年，为了车间内部更便捷地交流，烧成部工人以微信为媒介，建立了微信工作平台，用于及时交流生产过程中的突发状况及问题。建群以来，该群主要供值班小组工人交流生产线遇到的机器掉棒、清理废砖以及机器的停开状况等问题。翻阅群内聊天记录，可以发现，该车间三个班之间处于和谐交接状态。带班领导和工人、交接班工人站在共同利益的统一战线上，共同解决突发的重大问题。对于车间的卫生工作，车间主任及各班班长会在微信群内提醒各位工人注意打扫卫生，同时工人临下班打扫卫生时，班长会帮忙照看生产线。尽管接班人员也会偶尔在群里发布入口卫生差、地面卫生差等问题，但这些并未引起太大波澜。

　　不过，在工人的地方性知识逻辑下，组织秩序处于不断的建构、演变之中。当工人个体利益受到某些损害时，工人之间的联盟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具有向心力，共同为集体利益服务；一种是产生离心力，各自为政。在向心力作用之下，工人会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而结成联盟，比如以联名上书的形式，要求厂方增加基本工资⑦，以联合不作为的方式对抗厂方不合理制度。相反，在离心力作用之下，工人之间会为自己的利益破坏联盟，进而可能会对组织绩效产生阻碍。在环保实践中亦如此，工人的地方性知识逻辑在维持组织绩效的前提下，既可促进，也可阻碍工厂的环保进程。总之，在基层环保实践中，地方性知识逻辑需引起高度重视。

　　总体来看，工厂在日常生产活动中面临双重逻辑——组织绩效逻辑和地方性知识逻辑构成工厂的基本生产秩序。二者之间以组织绩效逻辑为核心，但地方性知识逻辑也不可忽略，这一逻辑内在的工人个体与工人联盟之间的平衡对工厂生产秩序的稳定与否具有决定作用。在国家层面的环保制度嵌入工厂之前，上述二者之间保持了较为平衡的状态，工厂组织秩序较稳定，生产有序。

　　四、制度嵌入与逻辑冲突：环保实践对工厂日常制度逻辑的干预

　　早期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存在于高度复杂的制度环境之中，逐渐与其制度环境同形，并因此而成功地获得生存所需的合法性与资源。但各种制度系统之间并非必然是统一和一致的，有研究者发现，组织并非如早期制度解释所描述的消极与被动，个人与组织面对制度要求时的力量和能动性已逐渐被关注。奥利弗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归纳了组织各种潜在应对策略的可能性，包括遵循、妥协、回避、反抗和操纵五种类型，强调组织选择自利策略性应对方案的可能性[31](P178-184)。因此，新制度主义除了解释组织的同形特征外，还揭示组织内部同时存在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的各自根源。具体来说，正式结构是组织获取适当性和合法性的存在，非正式结构则反映了组织内部的实际行为模式，所以正式结构和实际行动在某些情况下会存在脱耦现象。在环境保护的“运动型治理”背景下，工厂从自利性逻辑出发，会采取脱耦行为应对环保制度的严苛要求。然而，这种回避型策略在面临制度化“常规治理”压力时往往会失效，此时环保制度对工厂日常制度逻辑的“嵌入型困境”效应才开始显现。

　　从建陶产业的环保整治来看，在严峻的环境治理到来之前，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工厂给地方财政带来的经济效益。建陶产业作为高邑县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2006年成为第一立县产业，石家庄市“十一五”规划也将其列入全市重点发展的十大产业集群之一。在此基础上，高邑县政府将打造北方建陶基地作为“十二五”时期的三大目标之一，加快建陶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产业竞争优势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2011年，A厂首次填补了高邑县企业无纳税超千万元的空白，这对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此时，环保在工厂中占据较小的位置。

　　随着国家层面大气污染治理运动拉开序幕，国家环境治理逻辑经历了“运动型治理”向制度化“常规治理”的转变过程。由于环境治理逻辑的制度化取向，处于压力型体制下方的地方政府加强了对建陶产业的环保整治。自2013年起，建陶产业的大气污染治理升级成为高邑县政府的要务，先后投资7500多万元，完成了20家建陶企业脱硫、除尘设备改造和在线监控，以实现清洁生产、达标排放，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任务要求。2015年开始，高邑县政府进一步提出坚决摘掉建陶行业“污染帽”的口号，对达不到治理标准的企业实行停产整改，同时严格在线监控，实行达标率、下降率双重考核，建立日通报、月排名、季淘汰制度，全年关停企业三家以上。2016年，高邑县政府强力推进建陶行业“摘帽扛旗”行动，投资1.8亿元实施20项深度治理。2017年，全面取缔煤气发生炉，全部改用清洁能源，要求彻底摘掉“污染帽”，实行绿色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由高邑县政府历年的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县政府从最初注重建陶这一支柱产业的经济效益，到宁舍税收、不要污染，再到彻底摘掉污染帽，狠抓环保制度建设，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些均表明县政府不断递增的环保制度压力，远远超出了剧场化政治中互动“表演”的范畴，在国家环境治理逻辑下实现了向制度化“常规治理”的转向。

　　面对县政府不断深入的环境治理，A厂环保改革先后经历了从“物”到“人”的转变，“微信群争论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转折的反映。2017年以来，为了实现建陶产业在环保方面“摘帽扛旗”的目标，高邑县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入厂检查的方式，确保环保制度的落实。检查内容从初期的硬件检查逐渐深入到车间内部日常卫生之中。前文所述的与工人相关的制度改革正是为了回应国家环保卫生检查。从检查的频次来看，2月，省环保厅、县环保局、县安监局三次进厂督查；3月，A厂董事长及总经理进车间检查达七次之多，而3月份正是烧成部“微信群争论事件”的高潮时期；4月，总经理三次进入车间检查，县安监局、环保局还陪同邢台市建陶企业参观A厂内职业卫生一次。这种政府组织或上级领导检查，本身就是一种意义⑧，这种检查将国家环境治理逻辑所带来的制度压力下压到车间内部。

　　在国家制度化“常规治理”逻辑下，A厂开始在车间内部建立新“卫生秩序”。这种“卫生秩序”在优先级上甚至凌驾于“生产秩序”之上，囊括A厂内所有的人与物，获取组织合法性的旨趣不断挑战组织绩效逻辑。新“卫生秩序”首先对车间卫生进行了再定义，车间卫生不再停留于烂砖、废料的处理，车间地面的彻底清洁、不容存在卫生死角等成为环保卫生的题中之义。“彻底”“卫生死角”等词在群内的频繁出现，表明卫生检查覆盖面及要求的加码，环保卫生开始成为A厂工作的重心。烧成四线“保证机器的平稳运转，降低坏砖率，提高生产质量及效率”的岗位职责随之转变，以干燥出口的工作为例，新的岗位职责更加细化，“上班期间把本岗位线架上的烂坯清理干净，把地面卫生清理干净，下班前把下层釉线下冲水……”⑨将清理烂坯、冲水、打扫地面等与卫生相关的内容列于岗位职责之首。其他岗位职责调整与此类似。相应地，车间的地方性知识逻辑也发生转变，原来为“生产秩序”服务的工人自愿有偿加班的情况逐渐减少，为新“卫生秩序”服务的强制性无偿加班制度出现。

　　制度的强制性是A厂保证“卫生秩序”嵌入的主要武器，这种强制性破坏了工人之间地方性知识的联盟逻辑。首先，新交接班制度规定，“接班者不签字，交班者不下班”。由此引发交接班工人为了自身利益，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其次，班长负责制的卫生检查改为主任、经理负责制，进一步打破了原有车间内部秩序。班长作为每班工人的一员，熟悉工人的工作内容以及本班情况，尽管会对卫生进行严格要求，但操作性较强，并且对于不合格之处还会与工人一起展开清理、打扫。相比之下，车间主任及经理大多只会下达各种冷冰冰的通知、命令：“所有人留下用水洗地，卫生死角搞彻底!”“设备都要擦干净!”“验收后才能下班!”“违章者主任、经理承担。”⑩甚至提出吹毛求疵的要求，“烧成车间的卫生需要领导戴黑手套摸时，手套没有任何白色的灰尘”(11)。“卫生秩序”的嵌入导致车间秩序的重大转折，卫生检查过程中工人与领导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化为工人内部斗争。起初，各班工人及交接班人员会站在一条战线上协作处理卫生不合格之处，对卫生检查的不满主要表现为对领导苛刻要求的不满和抱怨，其矛头共同指向车间领导。当时，烧成四线的工人还共同书面申请要求烧成车间各岗位工资增加200元/月，表明当时工人关系仍然较为和谐团结。然而，新交接班制度以及主任、经理负责制的卫生检查制度的实施，环保压力开始渗透到工人之间，工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交班工人下班后又被强制叫回打扫卫生的情况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最终，高强度的工作以及苛刻的卫生要求导致车间工人以及部分技术人员急速流失，因此从5月开始，烧成车间由原来的“三班倒”转为“两班倒”，对工厂的组织绩效造成极大影响。

　　总体来说，A厂“微信群争论事件”发生的高潮时期，正是国家环境治理严峻，各级政府严抓建陶产业污染治理的时期。“常规治理”下环保制度压力促使工厂必须把新卫生秩序嵌入到日常生产活动，打破了原有的组织秩序，从而爆发了“微信群争论事件”。政府作为基础性的制度主体，可以系统性地改变组织环境，相对于既有的组织场域而言，政府是一种外在因素，政府机构所采取的行动，对于维持一种给定场域的稳定性或创造那个组织场域中的不稳定性具有某种影响[33](P337-358)。随着国家环境治理逻辑的强势嵌入，工厂日常生产中的双重制度逻辑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产生分离性，进而导致工厂的环保实践逐渐陷入“嵌入性困境”。

　　五、外部制度逻辑的内化之路：组织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协同论创始人哈肯曾指出，在混沌中产生有序或从一种有序转变到另一种有序的场合中必然存在某种内在机制，倘能在经济、社会或政治领域中辨认这类规律，许多困境将会更加容易解决[34](P11)。这种对秩序的产生及其解构与重构的探讨，一直以来也是组织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议题，主要可分为三大流派：理性系统视角强调组织的规范结构以及结构对秩序的影响；自然系统视角着重于行为结构，强调个体参与者的互动及其非正式结构对组织的影响；与前两者相比，发展较晚的开放系统视角则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交互纽带[35]。综合上述三种视角来看，组织秩序的形成并非单纯依据结构或行为者设计而成，还产生于组织与外界的交互过程中。当外部制度逻辑嵌入组织内部时，会对原有的组织秩序产生影响，甚至解构原有组织秩序，由此看来，如何将外部制度逻辑内化到组织之中，实现组织秩序的重构是混合化组织实践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本文基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聚焦A厂“微信群争论事件”，考察了环保制度嵌入性困境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外源性环保制度在嵌入到工厂的过程中，对工厂原有制度逻辑下建构的组织秩序产生强烈冲击。环保制度嵌入之前，工厂在日常生产活动中主要面临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的组织绩效逻辑，以及工厂内部行动者之间交互活动生成的地方性知识逻辑，组织绩效与地方性知识双重逻辑又建构较为稳定的以生产为核心的工厂秩序。综观A厂环保实践过程，国家环境治理逻辑经历了“运动型治理”向制度化“常规治理”的转变过程。已有研究表明，指标下压式的“压力型体制”是“运动型治理”的重要结构性背景[36]。虽然“运动型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极有可能被科层消解，失去其发展的内在动力，转向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呈现内卷化特点[37]，然而当其走向制度化“常规治理”时，会对基层社会产生远大于前者的制度压力。本文所涉及的国家环境治理逻辑便具有制度化“常规治理”的特征。面对巨大的环保压力，A厂为强调其合法性逻辑唯有采取“遵循”型应对策略，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将行政体系开出环保要求转化成新卫生制度，并以强制方式嵌入到车间内部，势必冲击车间日常行为逻辑。在这种状态下的环境治理逻辑与工厂日常逻辑将会对工人行为产生双向约束，出现“矛盾的行动者”现象，导致行动者的矛盾。同时，考虑到日常生产活动中工人之间的联系性较强，矛盾与冲突将以行动者为单位非定向的扩散，呈现局域化增强态势，即矛盾会在个别结点处集中爆发，对车间原有生产秩序产生解构效应。本文所关注的“微信群争论事件”，即为最直接的例证。

　　笔者认为，A厂环保实践“嵌入性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工厂对自身组织角色的认识不足，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无法有序将环保制度嵌入到车间内部。在制度化“常规治理”逻辑下，工厂既是环保制度传播的对象，也是传播环保制度、进行环保实践的主体。但A厂在环保实践中只关注国家环境治理逻辑下的制度压力，却忽视了组织内部的由地方性知识逻辑构成的技术环境与生产秩序，致使其无法指导整个团队实现组织绩效目标，导致工厂组织秩序的解构，进而造成工厂陷入停产的困境。从个人层面来看，正是社会行动者的努力、遵循和不顺从，构建和决定了组织的结构，没有他们的参与，就没有社会结构，也没有组织[35](P18)。可见，工厂核心组织绩效的实现必须关注组织行动者。由于组织成员内在地持有他们本身的态度和价值体系，而这些态度和价值体系并不一定与组织所追求的目标相适应，要使组织成员分享组织的目标，就必须使他们受到促动和刺激[38](P100)。因此，在推进环保制度这一外部因素进入工厂过程中，需要关注由工人构建的地方性知识逻辑：首先，要注重组织沟通的重要性，关注基层行动者对制度的反馈，增强制度和组织之间的正向耦合；其次，对组织中的行动者进行社会干预。从组织层面来看，建立良好的团队支持系统是实现其效能的重要保障[39](P290)。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工人的“表达”与“行动”具有一定矛盾，既在“表达”上对车间的卫生表示担忧，又在“行动”上对卫生秩序的嵌入表示反抗。从这种矛盾出发，笔者认为可以利用社会干预的方式，从心理层面降低工人对环保的排斥，吸纳车间内部的地方性资源推进环境治理，因势利导地推进车间卫生秩序的顺利开展。概言之，只有以适当的策略实现环保秩序的有序嵌入，才能发挥环保压力的正功能，迅速重构工厂的组织秩序，促进基层环保“常规治理”的顺利实施。

　　注释：

　　①来自烧成车间微信工作群，发消息者为该车间工人LHG，2017年1月26日。

　　②来自烧成车间微信工作群，发消息者为该车间主任DSB，2017年3月7日。

　　③来自四线工作平台微信群(包含烧成、原料、压机等不同车间的大微信群)，发消息者为四线车间总经理WKZ，2017年3月8日。

　　④来自四线工作平台微信群，发消息者为车间机修工人DYF，2017年3月8日。

　　⑤访谈时间2017年4月5日，访谈对象为烧成四线车间2班成员，包括CMP、GJB、YJN、LHG、TXZ等。

　　⑥访谈时间2017年8月10日，访谈对象为烧成四线车间2班成员WKZ、DSB、CMP。

　　⑦2017年2月初，各班工人联名申请增加基本工资200元/月。

　　⑧谢静在《组织传播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第211页曾指出，出席和身体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而会议所要传播的，绝不仅仅是发言者具体所说的内容，它象征了权威和服从、认可与一致。与会议的在场一致，亲自检查也具有同样的意味。

　　⑨来自四线工作平台微信群，发消息者为四线车间总经理WKZ，2017年3月4日。

　　⑩来自四线工作平台微信群，发消息者为四线车间总经理WKZ，2017年3月20日。

　　(11)来自四线工作平台微信群，发消息者为该车间主任DSB，2017年4月10日。

　　参考文献：

　　[1]赵旭光.“运动式”环境治理的困境及法治转型[J].山东社会科学，2017(8).

　　[2]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3).

　　[3]王勇.从“指标下压”到“利益协调”：大气治污的公共环境管理检讨与模式转换[J].政治学研究，2014(2).

　　[4]何为，等.大气环境治理演化博弈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6(1).

　　[5]谢宝剑，陈瑞莲.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大气污染区域联动防治体系研究——以京津冀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4(9).

　　[6]罗冬林，廖晓明.合作与博弈：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联盟——以南昌、九江与宜春治理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5(4).

　　[7]王喆，唐婍婧.首都经济圈大气污染治理：府际协作与多元参与[J].改革，2014(4).

　　[8]郭施宏，齐晔.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模式构建——基于府际关系理论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3).

　　[9]李雪松，孙博文.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属性及政策演进：一个分析框架[J].改革，2014(4).

　　[10]赵新峰，王小超.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信息沟通机制研究——开放系统理论的视角[J].行政论坛，2016(5).

　　[11]赵新峰，袁宗威.京津冀区域政府间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协调问题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4(11).

　　[12]赵新峰，袁宗威.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政策工具：我国的实践历程与优化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16(7).

　　[13]刘儒昞，王海滨.国有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视角[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14]陶岚，刘波罗.基于新制度理论的企业环保投入驱动因素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15]李丁，等.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网络参与研究——以PX项目的网络舆论演化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5(1).

　　[16]陈涛，谢家彪.混合型抗争——当前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2016(3).

　　[17]李宏贵，蒋艳芬.多重制度逻辑的微观实践研究[J].财贸研究，2017(2).

　　[18]Greenwood R ,Amalia Magán Díaz,Li S X ,et al.The Multiplicity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0(2).

　　[19]葛明磊，等.产业互联网背景下多重制度逻辑与组织双元性研究——以苏宁O2O变革过程为例[J].管理评论，2018(2).

　　[20]Besharov M L,Smith W K.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Organizations:Explaining Their Varied Nature and Implic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4(3).

　　[21]Egels-Zandén Niklas,Lindberg K,Hyllman P.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Union-NGO Relations:Private Labor Regulation in the Swedish Clean Clothes Campaign[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5(4).

　　[22]Judith V D B,Boselie P,Paauwe J.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Health Care:“Productive Ward:Releasing Time to Care”[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4(1).

　　[23]毛丹，陈佳俊.制度、行动者与行动选择——L市妇联改革观察[J].社会学研究，2017(5).

　　[24]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25]宗明.秩序重构的组织社会学分析——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局部运行方式为案例的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26]王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及其组织绩效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27]陈扬，许晓明.组织制度扩散理论研究评介与整合模型构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5).

　　[28]王开尔.摆脱“嵌入困境”——制度企业家与社区自治的实践[A].刘春荣，陈周旺.集体行动的中国逻辑：复旦政治学评论[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9]周雪光，等.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嵌入性与合同关系[A].李友梅，等.组织管理与组织创新：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文选[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0]梁建坤.高邑建筑陶瓷业崛起的秘密[J].经济论坛，2002(20).

　　[31]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2]陈嘉文，姚小涛.组织与制度的共同演化：组织制度理论研究的脉络剖析及问题初探[J].管理评论，2015(5).

　　[33]尼尔·弗雷格斯坦.美国产业结构转型：1919-1979年大公司多部门化的制度解释[A].鲍威尔，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4]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5]斯科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6]狄金华.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J].社会，2010(3).

　　[37]倪星，原超.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14(2).

　　[38]李友梅.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