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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历程
2020年10月14日 09:57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作者:杨文 小田 字号
2020年10月14日 09:57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作者:杨文 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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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生活是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学术考察的基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这一关注对象体现了其研究的学科特征。费孝通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考察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对婚姻礼俗的关注,一直到1949年5月。综观这一历程,从学术研究方法的侧重上,费孝通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关注,大致可见明显不同的三个阶段:从1930年初到1936年初是费孝通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阶段;从1936年夏到1946年底是费孝通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阶段;从1947年初到1949年5月是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阶段。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借鉴。

  [关键词]费孝通;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社会史;跨学科

  [作者简介]杨文,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小田,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费孝通在中国学术界是大师级学者,声名远播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理应需要各相关学科进行全面而多向度的研究,尤其值得历史学者的关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学者以前对费孝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社会人类学领域,很少关注其史学领域。历史学者对费孝通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还非常少,个别论著虽然涉及费孝通研究近代社会变迁思想的某些方面①,但无论在研究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1930年初—1936年初)

  出身于社会人类学的费孝通受到过严格的田野工作训练,因此,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自然地深入到各种不同社区当中,费孝通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关注早在其大学阶段就开始了。

  (一)“亲迎”风俗的变异

  从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起,费孝通就开始接触现实社会生活问题,特别是受到社会学家吴文藻的影响。1933年毕业时,他提交了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所谓亲迎,指新郎于婚礼之前亲至女方家庭,迎接新娘一同回家[1]171。根据《尚书》,这是从周代便有的习俗,“周人(亲)迎于户”[1]175,《诗经》亦称“文定厥祥,亲迎于渭”[1]175,只是不明周代此俗通行的社会层次。费孝通发现,亲迎之俗至近代仍在某些地区流行。社会学家李景汉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河北定县调查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新郎乘红轿至女家迎接新娘,叫作“迎娶”……锣鼓一响,喇叭一吹,新娘就上轿了。这时新娘却坐红轿……这个红轿,就是新郎迎娶坐来的,后来新郎换坐绿轿,伴着新娘的红轿了。迎娶回去,不顺原路,绕出多少里地,经过几个邻村,才回男家。[2]380-381

  让费孝通感兴趣的是这种风俗在近代的遗存。亲迎,在近代,是否系全国通行之风俗?根据亲迎当时在某一地方的流行程度,费孝通将其分为三类:全社会俱行此礼者,称“亲迎区”;社会中一部分行此礼者,称“半亲迎区”;无亲迎礼者,就是“不亲迎区” [1]171-174。据此得出基本结论:亲迎婚俗并未普及于全国;三类区域同时并存;亲迎区主要分布于中原,即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分[1]92。费孝通对于近代中国亲迎风俗的研究,不只是一个历史地理学的关注,这一研究已经显露出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其一,他是将这项研究当作社会学论题的。作为风俗,亲迎长时间存在,从周代至近代,已经延传了两千多年,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费孝通发现,它在近代中国民众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由此可见,他的社会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关注现实生活,也注意民俗的遗存,从这里不难发现他的人类学素养,正是这样的素养,让他在对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的研究中重视“活着的历史”[3]29。由此,费孝通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将风俗的研究转化为社会人类学的考察。

  费孝通将亲迎婚俗的发展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风俗阶段,二是礼教阶段。在风俗阶段,人们遵从于社会习惯,没有伦理的压力,奉行风俗的基本原因是:“我祖行之,我父行之,我亲戚邻里俱行之,我岂可不行?”[1]191到了礼教阶段,风俗中附会了伦理教义,百姓采用某种风俗的理由并不只是社会习惯,还包括了维护个人道德和执行社会义务。亲迎本为周代的风俗习惯,并没有必须要担负的道德责任,因此不亲迎也会被社会所允许。但至汉初,亲迎被载诸儒家经典,成了儒家所提倡的礼教的一个内容,同时还获得了一个新功能,这便是通过亲迎显示社会身份。于是亲迎礼成为了一种程序,在亲迎区中,不论贫穷或富贵人家都会施行亲迎礼节。而在半亲迎地区中,社会中一部分人借亲迎礼显示自己的身份。而在原先并无亲迎婚俗的地区,士大夫阶层和富有者,也用亲迎礼显示他们身份的高贵。

  其二,费孝通用功能主义理论解释亲迎现象。在功能派人类学者看来,在生活共同体中,文化诸要素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如果一新的文化特质要进入既存的文化结构中非常不容易,即使它能够对生活其中的人提供某种帮助。从个人角度来说,凡是对一个人生活毫无用处的文化事项,或者虽有功用,但与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存在矛盾,人们便不加注意,更不愿意学习。个人如此,社会也一样[1]190。“不亲迎区”的情形便是文化播迁受阻的结果。历史上,“亲迎”风俗从中原迁移至江南的过程中,人们为了避免歧视,便放弃亲迎一俗,生活照样过得舒适,该俗便渐渐地消失了。

  其三,文化研究需从认识实际生活入手。当亲迎之礼从一般风俗被纳入儒家伦理之中便开始发挥规范社会的功能,地位也因此而得到提高。但是与其说儒家思想主宰了生活,不如说它反映了实际生活。从亲迎婚俗的地理分布就可看出,其自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儒家思想固然可以影响它的发展,但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在各地区差异很大。据此,费孝通认为,要明了中国风俗的状态和它形成的过程,只有从认识实际生活入手[1]91。

  对亲迎之礼的研究是费孝通接触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开始,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的地方志书。地方志的记载是否可信,他是存疑的,但是,“若舍地方志而他求,则即此不可尽信之材料亦无矣” [1]172。事实上,以其个人之力,走遍全国,亲自调查,也不现实。因此,费孝通郑重声明,此“属不得已之举” [1]174。可见,彼时的费孝通已经觉察到书本知识的“不可靠”,他希望走到书本之外的世界,即民众生活的田野之中。

  (二)“化外之区”的社会传统

  大学求学时期的费孝通最初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时,虽未进入田野,但对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却是知道的。1932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来到燕京大学讲学,帕克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以实地观察闻名,他主张学者应该从书本中解放出来,进入实际的生活:

  派克的讲课和具体的指导、带领,帮助费孝通意识到,在图书馆的方志、典籍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大、生动的世界需要了解和认识,只有把社会当成是个大图书馆,亲手去翻动活生生的书页,进入实际生活,才能获得对社会最真切的认识。可以说,派克(即帕克)对费孝通的最主要影响,和吴文藻对费孝通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注重实际生活。[4]21-22

  费孝通说他的田野调查工作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形成”[5],当指是他受到了帕克和吴文藻的影响。真正的实践则是在1935年,彼时费孝通获得了由庚子赔款的退款所提供奖学金的出国留学机会,而在出国前他准备先在国内进行一番实地调查。

  与此前人类学的传统一样,费孝通彼时选择的调查地点也是偏僻的初民社会——广西大瑶山。作为刚刚踏上实地社会调查之路的年轻人,他的选择显然受到了老师的引导。当时,在西方社区研究法的影响下,某些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在中国的西方人文学者,已经尝试在中国进行实地勘查,并且获得了一些成绩,这其中就包括了费孝通的研究生导师史禄国。史禄国的长处,乃在其严守民族志家应有的格律,即是选择一地方一民族社区生活的某一方面(史禄国所选者为社会组织),然后缜密观察,最终编成一种“民族志专刊”,这种方法为费孝通所“借镜”。事实上,不只是费孝通,在这之前,已有国人注意广西瑶人,如任国荣的《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颜复礼、商承祖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等[6]。受吴文藻和史禄国的影响,费孝通的广西瑶山调查基本按照当时树立的实地考察法的标准,“由体质、语言及文化三方面同时入手” [6]。1935年8月,费孝通与其新婚妻子王同惠一同奔赴广西田野。他们的调查内容按计划先进行人体测量,再调查瑶族各部落(重点是花蓝瑶)之间的关系,包括瑶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花蓝瑶“不但保存着历史的人民和文化,而且在族团的接触中相互发生极深刻的影响。这里供给着不只是民族学的材料,也是社会史考察的材料”[1]433。

  费孝通和王同惠是大学同学,两人可谓志同道合,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有学社会学的学生心中的苦闷:

  基于在书本里和课堂上得不到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在这苦闷中,费孝通和王同惠经常一起讨论,觉得自己既然已受到了相当的社会学理论训练,实在应该走到实际社会生活当中,努力去寻找到一条出路。这条出路不是个人的,而是大家的。一旦把它找出来,所有学社会学的人,都能有机会把学到的知识贡献出来,为认识中国社会和推动它的健康发展服务。[4]27-28

  费孝通夫妇的广西之行感动了当时的同道师友,吴文藻更是为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前景高兴:

  社会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正萌芽的学问,一向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我自己数年来在悄悄地埋头研究,常有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感。这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真鼓起了我不少勇气。[1]436

  费孝通的瑶人考察表明,边疆族群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应纳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考察中。只不过,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他们的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比黄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要慢一些[1]314。比如大藤瑶山,在柳江之东,分隶于桂平、蒙山、修仁和象县等,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旅行隔绝,不受统治的区域”[1]322。所谓“化外”之区,不过指该地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要少些,具有自身的特点。近代以降,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生活于深山崇岭之中的瑶人生活自不能完全独立于外界。广西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与其让山地大量荒废,还不如传授瑶人新知识,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让十几万广西少数民族百姓成为当地社会经济组织中的生产者,这样则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同时也能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费孝通的这些认识显然不是坐在书房里所能得出的,这就是人类学探究近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方法。

  二、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1936年夏—1946年底)

  费孝通的田野工作方向转变看似由于一场偶然和意外,实际上,当时的社区调查已经出现了转向,即面向近代文明社区。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美籍社会学教授葛学溥(Daniel Kulp)编著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在美国出版。葛学溥自己承认,凤凰村的调查是静态研究的例证,因为这是一个受外来势力影响较小的村落。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要了解社区的结构,还是以迅速进行循环式的静态社区的实地研究最为重要。不过他注意到,如果要调查通商口岸附近受外力影响颇大的农村或正在急速工商业化的市镇或都市之一部分,则这一类的调查,便是动态社区研究了。吴文藻指出,当时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中西文化自接触以来所引起的根本冲突,所以他呼吁,“迅速地有计划地进行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对于各地方的事实材料,作系统而详尽的搜集”[6]他的这一呼吁由费孝通很快付诸实施了。

  (一)人类学里程碑的树立

  1936年初夏,费孝通接受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回故乡养伤。当时,他的姐姐正在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丝业改革,她建议弟弟在村上住一段时间,顺便了解一下她正在帮助农民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对于姐姐的事业,费孝通并不陌生。1934年5月,他曾代姐姐在《大公报》发表文章,希望人们理解开弦弓丝业改革的意义,借此,他呼吁作社会研究的人,能够“详细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就其活动的有机性,作一个明白的描述,使从事建设的人能有所参考”[1]258。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研究者“社会知识太缺乏。社会知识的缺乏,会引起不良的副作用,甚而会影响到建设的本身”[1]258。为了弥补近代社会知识的缺乏,已经开始田野工作的费孝通马上就发现了开弦弓村对于实地社会调查的适切性。他很清楚:

  选择(调查)对象时,还要考虑到入手工作的方便问题。像我这次工作……不能走到一个“须学习之后才能通话”的地方,也不能到一个“须住久之后,才能自由访问、观察”的地方。所以我须选择一个我一去立刻可以开始工作的区域。因之我决定来“开弦弓”……我的姊姊曾在这地方开始她的“复兴蚕丝业”的工作。她和这地方的关系已有十多年,没有一家农民不信任她。由她介绍,我可以得到很多的方便。[7]82

  带着在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1936年9月,费孝通踏上了赴英留学之路。途中,他将资料整理成篇,并为开弦弓村取了个学名,称“江村”。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费孝通发现,导师马凌诺斯基的思想已经与传统人类学产生了一些不同,马凌诺斯基认为,人类学应该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因此,1938年10月,当马凌诺斯基在为即将出版的费孝通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作序时,他指出,此作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并预言道,此著将成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8]5。

  如果说,“对小农社区的分析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发展”[9]187,那么,《江村经济》的重要性在于,这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样本——“文明”社区变迁的考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力量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中的影响力。观察社会生活变迁的实际过程,可以发现,社会生活变迁既非传统社会结构受到冲击,也非从西方社会制度的直接转渡,而是在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相应的问题。因为世界工业的发展,人造丝大量生产,造成江村生丝价格下跌,这便导致以地主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只有这样考虑,才能解释江村社会问题的真相 [3]69。所有这些“真相”,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地方、不同时段都会以各种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尤其是在近代社会生活加速变动的时期,表现形式更为复杂,要了解他们只有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别无他法。社会人类学视此为学科使命;费孝通视之为求知之道。

  (二)西南内地乡村的实地调查

  通过对江村的实地调查,费孝通发现,只要深入近代中国乡村生活就会明白,当时乡村的基本问题就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这样一个认识大大影响了他后来的求学、求知之道。1936年他在伦敦写给天津《益世报》的专题文章中明确地说:

  “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是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是已经写在书上了。[3]9

  费孝通不肯接受这两个假定,决定另辟新路,这新路,在他留学归国之后有了去处。1940年费孝通到达云南后便立即开始了实地考察。担任云南大学教授时,他在昆明附近的呈贡魁阁设立了社会学研究中心。魁阁研究工作是在开弦弓村开辟的道路上前进的, “还是继续走这条路子” [10]411。

  魁阁时期的费孝通采用“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的方法,指导研究人员到选定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魁阁里自由讨论,“20世纪40年代,他的学生形成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学者集团”[11]77。1939年,在费孝通的指导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史国衡对昆明一工厂的劳工问题进行了调查。张之毅协助费孝通进行了禄村调查,后来又去了两个手工业发达的内地乡村——易村和玉村进行调查,这就构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费孝通认为,《云南三村》实际上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只是对中国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所进行的素描,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于是在云南费孝通就想了解: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形成离地的大地主?魁阁调查就是从这些问题出发,有的放矢地寻找考察对象,分析比较和解决问题的[12]5-6。

  费孝通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对小农社区生活的观察,呈现出社区比较的特点,他说这和1936年到燕京大学讲学的布朗有关。布朗将人类学称作“比较社会学”,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接纳了布朗对社会的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看法,他认为,“只有从每个社区根据它特有的具体条件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出发,不同社区才能互相比较”[10]412。通过这些比较,费孝通指出,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江村类型,另一种是禄村类型。江村处于经济发达相对开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受现代工商业的影响较深;而禄村处于经济落后相对封闭的内陆地区,受现代工商业的影响较小[9]5。研究社会变迁便是在比较不同时间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1]91。

  三、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1947年初—1949年5月)

  1947年2月,费孝通来到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从这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的学术侧重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再做实地调查,而进入理论分析阶段。他主要进行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意图“借助理论的分析与总结,进一步开导实地研究”[13]108。这些理论分析,体现了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某些阶段性的重要思考,其中相关度较高的有《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生育制度》。

  (一)关于家庭制度的理论思考

  关于家庭制度的理论思考主要体现在《生育制度》中。费孝通自陈:《生育制度》“是我最好的著作之一。它是偏重理论性的著作,是人类学的而不是政治分析”[10]460。《生育制度》所陈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制定了一套办法或者说制度,来解决个人生死与社会持续之间的矛盾问题。本质上这是一个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

  为了集体需要的新陈代谢,社会必须再生产新的成员……新成员能否出生必须得到社会的批准,社会成员的培养更需要社会的抚育,于是出现“家”,要使男女成家,必须经过社会规定的结婚手续,并服从社会规定的两性关系。[14]

  费孝通的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传统社会及近代社会生活变动过程中概括出来,对于认识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动非常富有启发性。依他的说法,“婚姻不是件私事……它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15]239,可以这么说,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男女的结合都要经过“社会的手续”。这种手续,反映的是社会意志,而不仅仅是个人意志。在世界很多地方,比如在传统中国社会,常常出现的情形是,选择配偶并非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是由家长代理的。代理的婚姻未能充分关注夫妇感情,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弊病,我们将其与近代西方社会比较时,就更加明显了。如何认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费孝通指出,应充分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在传统的文化相对静止的社会中,对于配偶的选择标准,父母可能与子女的意见比较一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变迁了,问题就发生了。或者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两代人之间有着文化上的差别,尤其是在第二代所处的文化环境是正在变动,缺少共同标准的时候”[15]264。对此,费孝通认为:“我们可以承认在社会变迁急速的时代,各个人的个性变异较大,所以要去选择个性相似或宜相配的对象时,本人是最最适宜。”[16]155但事实上,一些青年人并不能从既往的经验里体会到婚姻的意义和责任,有可能忽略了原有的诸多社会关系,也可能未能注意到两者共同生活的客观条件等,总之,一些青年人完全将择偶当成了“私事”。然而婚姻不是一件私事,它涉及诸多的社会关系,而在社会关系变动较快的近代中国,这一问题更加明显。

  可以注意到的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传统深厚的乡村中国,一方面迁就传统,认可和履行相关手续,另一方面则采取了变动的方式,适应近代社会的变迁。晚清民国时期,抢亲现象便是一例。当时,在盛行早婚(订婚)的江南乡村,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女方家庭可能会因为门户不相当而悔其婚约,抢亲于是出现。在费孝通的故乡吴江乡下,“便有所谓抢亲的风俗” [15]240。

  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中,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加,国人看到了西洋社会“自由”的一面。在当时生活程度较高的西洋社会,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夫妇之间可以更侧重感情生活。相比较而言,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婚姻还是更多体现其实用功能。于是在云南禄村,“夫妻间的感情淡薄使得……受了一些西洋文化影响的人看不惯”[16]130,这其实是忽视了当时当地的社会传统和社会条件。《生育制度》中的许多思想,就是费孝通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过程中中西方社会不同性质、不同传统的思考与总结。

  (二)对“乡土中国”传统的认识

  在“乡土中国”系列的理性思考中,《乡土中国》最受读者欢迎,其最早在1947年6月至1948年3月的《世纪评论》(上海)上连载。《乡土中国》虽说笔法通俗,但具有相当的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深度。此前费孝通热衷于进行个别部落或社区的人类学调查,但此时他认为要综合研究整个乡土社会了。“这是他研究社会学的第二个阶段,他是从研究独特的社区开始,进行综合、比较、发现普遍模式,然后分析社会结构。”[11]110

  客观地说,《乡土中国》的重心在于“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16]3,阐述其中的文化传统样式,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乡土本色。然而,《乡土中国》绝对不是一本近代乡村社会史,他明言:从社会底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在区域间接触少”,从而有些显得“孤立和隔膜”,这是传统乡村普遍的共性[16]6-9。但费孝通考虑到,近百年来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也是需要关注的对象:“我们把乡土社会看成一个静止的社会不过是为了方便,尤其是在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得慢而已。”[16]76

  根据费孝通的看法,对于近代乡土中国社会,需要注意两种社会关系:一是与西方接触而形成的近代社会关系;一是仍然沉积于传统乡村的生活关系[17]。事实上,《乡土中国》花了很大的篇幅把农村或中国的社会与都市与西方的社会作对比,通过这些对比,可以看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现代化与现代化、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原始与开化、简单与复杂等社会的差别,“《乡土中国》似是费孝通‘学问就是有用的知识’这种观点的一个很好的注解”[13]115。美国学者阿古什特别注意到费孝通的关于近代生活变动的若干陈述:“(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只在稳定的社会有作用。但是环境变了,老的方式也就不适应了。”[11]110

  与《乡土中国》相比,《乡土重建》更明白地将讨论的问题指向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在《乡土重建》出版时,费孝通附上了1948年1月30日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术演讲——《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其中,他明确将此书的写作缘起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中国是在逐渐脱离原有的位育农业处境的生活方式,进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种方式。”[18]2不过,按照“乡土中国”的理论思路,费孝通是从农业中国处境的特征出发,观察“在这处境里所发生的(近代)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19]3的。

  关于农业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费孝通发现最核心的一点是农工相辅,或者说,在传统中国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乡土工业。基于这一现实,《乡土重建》重点探讨中国乡村引入机器工业步入小康社会的近代化途径。此书的一些内容在《大公报》陆续发表后,一些人误解他,以为他因循传统。事实上,从《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乡土工业的新型式》和《分散在农村里的小型工厂》等篇什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绝不是主张回归传统,而是面向近代,只不过,他提醒人们注意:1.在近代社会变迁中,“一切问题都牵连到这些乡村住的人民……对于他们生活的认识应当是讨论中国改造和重建的重要前提”[19]151;2.传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只看到西洋社会已经存在的近代社会现实,“不免对一切传统无条件地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否定传统的感情,这感情固然是促进社会去改革文化的动力,但是也可以使改革的步骤混乱而阻碍了改革的效力”[19]152。在这里,更重要的思考是,要使社会科学能在计划变迁中起到切实的作用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

  (三)所谓“中国绅士”问题

  与“乡土中国”系列几乎同时,费孝通开始了对于中国绅士问题的思考。1948年他与吴晗、袁方等人合写的《皇权与绅权》出版。实际上,在《乡土重建》中,《基层行政的僵化》和《再论双轨政治》等文章已经涉及绅士问题,这同样是从历史传统出发来讨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作。尽管无论皇权还是绅权,都可能对近代社会变迁有阻碍作用,但费孝通觉得,当时“重要的不是审判皇权和绅权,定他们什么罪名,而是了解在中国传统结构中这种两种势力怎样合作和冲突,它们的性质如何,它们如何演变?对它们多一分了解,我们就算多做了一步工作”[20]176。这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对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

  需要交代的是,1953年署名费孝通的《中国绅士》(《China’s Gentry》一译作《中国士绅》)在美国出版,此书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edfield)作序,据称,此书是费孝通“于1949年左右口述给雷德斐尔德夫人”[21]2的。其中不少内容可以在之前的《皇权与绅权》和《乡土重建》里找到,但是“此书的体系是崭新的……有些段落是重新写过的,有些是新加的”[21]2。实际上,1946年该书的部分章节已经在美国极有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刊》上以“农民与士绅: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一种解释”为题登载过一部分,这可以看作是1953年《中国绅士》的节本。该书有2006年和2009年两个中译本。在前一中译本中,译者惠海鸣注意到,此作“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21]3,事实上,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中,费孝通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20]1742009年的中本译者赵旭东从内容的角度介绍:该作“可以说是费先生基于长期田野工作和理论思考提炼而成的对于中国社会整体结构与功能动作机制的总结性论断……是实实在在的思考,思考那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以及转型时期可能的道路选择”[22]223。即关于中国绅士,费孝通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致力于思考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转型的道路问题。

  1949年5月费孝通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副教务长,“是年文章明显减少”[4]298。随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费孝通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探讨暂告一个段落。费孝通终生以认识中国社会为己任,他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首先必须认识乡土中国的经济形态及农民的生活状态[23]31。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农村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先后出版了《亲迎婚俗之研究》《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等在社会人类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这些考察,不但给我们呈现了历史情状,显示了其专业的观察视角,也包含了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他以人类学家的眼光来考察近代社会的生活面相,展示了与史学不一样的视角,既能从横向的社会结构看待问题,又能从纵向时间逻辑看待变迁。这种跨学科的思维,不仅是对史学思维的更新,更是对史学方法的丰富和发展。这种看待变迁的视角,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借鉴。

  注释:

  ①例如李友梅:《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志龙:《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一个概念结构视角的分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1期;姜林祥:《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观》,《齐鲁学刊》2009年第1期;段塔丽:《20世纪早期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与当代意涵》,《思想统战》2009年第4期;李友梅:《文化主体性与历史的主人——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刘兴豪等:《旷世的忧思:费孝通经济社会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彭南生、金东:《论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思想》,《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祝小楠:《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的美国观》,《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李金铮:《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刘能:《费孝通和村庄生计研究 :八十年的回顾》,《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袁磊、孙其昂:《费孝通和中国社区研究:历史功能论的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王俊敏、王晓琳:《费孝通的合作思想与江村合作经济的变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段塔丽:《20世纪早期费孝通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思想战线》2017年1期;王露璐:《费孝通早期乡村伦理思想分析》,《齐鲁学刊》2017年第5期;李金铮:《“相成相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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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2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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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费孝通.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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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4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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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5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19] 费孝通.乡土重建[M].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

  [20] 费孝通.皇权和绅权[M].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

  [21] 费孝通.中国绅士[M].惠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2] 费孝通.中国士绅[M].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3]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作者简介

姓名:杨文 小田 工作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与旅游管理学院,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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