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迈克尔·曼“抑制演化”这一人类学命题入手，借用《老子》的某些思想与概念来解读人类学经典案例库拉。作者认为，曼由于材料不足而未能直接使用权力的四个来源解释新石器时代的“抑制演化”问题，而库拉民族志为探讨这一人类学命题提供了机会。《老子》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解释为何库拉宝物和名望都是“不积”的，为何库拉社会可以保持在“小邦寡民”的非文明状态。“不积”与“小邦募民”使整个社会限制了四种社会权力的积累，有意保持在“抑制演化”的状态。以《老子》解读库拉，有可能为“抑制演化”这样的人类学经典理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关 键 词：抑制演化；库拉；老子；不积；小邦寡民　　

　　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其名著《社会权力的来源》的首卷开篇就提出了一个人类学问题：为什么善于建造巨石工程(megalithic work)的史前大型社会都失败了，反而是小规模社会可以长久延续？他的答案是韦伯式的：人既有对合作的渴望，又有对支配的不满，因此社会组织会长期在聚合与分散之间摇摆。巨石社会之所以失败，在于巨石工程所需人力必须通过建立大型社会才能集中，这需要实施强力的人身支配，非常难以实现。基于这种判断，曼提出了与多数人类学家不同的观点：人类社会形态并非处于线性进化之中，而是长期在等级和平权、大型和小型之间摇摆，而且这是人类有意为之，其目的是避免形成大型的等级社会，曼称这种现象为“抑制演化”(devolution)。

　　抑制演化虽然是一个人类学问题，人类学家却很少触及，这可能与人类学一度放弃宏大问题有关。但是，这个问题却一再出现。不仅多数经典民族志是在人口较少、技术简单的社会中展开，人类学理论也或隐或显地解释了为何这些社会的演化程度很低。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裂变制”、格拉克曼的“冲突论”、列维-斯特劳斯的“具体的科学”、利奇的“钟摆模式”、格尔兹的“典范中心”、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回答了为何很多社会可以维持在小型状态。

　　本文以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库拉圈为例，探讨小型社会如何抑制演化这一问题。在彼此相距不远且规模不大的岛屿中，存在很多巨石工程遗迹，说明这里曾有过建立大社会的努力。可是，今天的美拉尼西亚却因小型和平权著称，“库拉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社会制度。本文将尝试回答如下问题：库拉圈是如何运作的？它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抑制演化”？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者将尝试走一条新路——借助《老子》的某些思想探讨库拉圈。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人类学出现了“理论的贫困”，而是笔者认为《老子》与库拉社会其实是在处理类似的问题——如何限制曼所说的“社会权力”。作者也希望通过这种论述方式，探索一个不同于当前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不再将中国经典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将其视为理论源泉。据笔者有限的知识，这种尝试还很少见，尤其是用中国概念研究非中国的社会。正因如此，本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必然会遗留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论述的，用中国概念研究“非中非西”的社会，将使中国思想有机会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科学概念。至少，这是值得尝试的做法(梁永佳，2019)。

　　本文论点如下：库拉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上全面抑制演化的社会体系，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迈克尔·曼提出的“抑制演化”问题。借助《老子》的抑制演化思想，我们可以理解库拉如何通过“贵货”实现“不积”，如何保持社会的“小邦寡民”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首先论述抑制演化理论和库拉及《老子》的关系，然后讨论库拉宝物和库拉名望的“不积”，最后讨论库拉社会是如何实现“小邦寡民”的。

　　作者并未到过库拉圈，所有经验材料均来自所谓的“二手”材料。但正如文中所展示的，由于这个区域集中了很多优质民族志(梁永佳，2015)，使依赖“二手”材料的研究变得可能。事实上，借助他人的民族志进行理论探索的人类学研究比比皆是。此外，为了确保材料的准确，本文有关库拉的论述大都与当代库拉研究者核实过。

　　一、抑制演化问题中的库拉

　　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将“抑制演化”视为一种人类长期存在的状态，它贯穿于新石器时代，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不可逆转的“文明”出现，形成了有恒久权力关系的国家、分层体系、父系权威以及有文字的历史。曼(Mann，1986：11)遵循韦伯的理念型方法论，认为社会变迁的动力不外乎四种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

　　曼指出，只有少数社会成功进入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所谓文明社会/有国家社会。这种“成功”几乎是偶然的，多数人类群体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均没有向大规模分层社会演化，而是成功地阻止了永久分层和国家的出现。这种现象遍及世界，曼(Mann，1986：39)“建议称这个一般的过程为‘抑制演化’(回归等级和平权社会)和‘轮回过程’(cyclical process)，即在两个结构之间运动而没有形成永久分层和国家结构。实际上，人类抑制住其大量的文化和组织能力，以确保不会出现进一步的演化”(粗体为原著者加)。

　　曼用著名古迹“巨石阵”(Stonehenge)来说明这个规律。建造巨石阵需要将重达50吨的石头拖曳30公里之远，还需要将5吨的石头拖曳240公里之远，两者至少需要600人的高强度劳动。因此，不论巨石阵的目的是什么，“调配和养活劳力所需的剩余资源的分配必定需要相当集中的权威——一个有一定规模和复杂性的‘准国家’”(Mann，1986：63)(粗体为原著者加)。但是，这种社会却进入了“演化的死胡同”(Mann，1986：64)。遍及欧洲海岸和英伦的巨石社会都消失了，直到三千年后罗马人来到英伦，这里才再次出现大型的、永久分层的社会。而且，从复活节岛一直到马耳他，巨石社会全部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相反，与巨石社会同时分布于欧洲的贝尔陶器(Bell Beaker)社会却“存活得更久”(outlived)。这种社会虽有“等级”(rank)、贵族，但它们很分散、规模也小。曼认为，巨石社会失败的原因在于其等级绝对、支配集中、宗教被垄断；而贝尔陶器社会则很可能处于“大人物”(big men)这种权力较为分散的组织形式上，围绕珍贵物品的分层无法持久且引发了长途贸易，从而鼓励进一步的社会分散。这样的社会在实现一定程度合作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强力的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在随后的三千年中，欧洲大地上的人群又发生了几次集中与分散的循环，再未出现过巨石社会那样极端的分层社会。直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文明产生，终于有人想出办法将其他人困在“笼子”(cage)里使其无法逃脱，再强迫他们接受永久等级，最终形成了不可逆的文明。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有选择的可能：要么转向平权，要么转向敌对的酋长。曼引用利奇的“钟摆模式”说明这个问题：在新石器时代，平权和等级是互相转化的。

　　但是，曼对于这一解释也心存疑惑，至少没有像后来处理文明社会/有国家社会那样得心应手。他指出，考古学证据不足以证明出现过权力集中的酋长与权力分散的大人物之间的交替，民族志证据也无法证明这个长时段假说。有关前文明时代的“抑制演化”现象，我们只知道它存在，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能依据当代新石器民族进行类比推断”(Mann，1986：94)。但是，曼对当代新石器民族的知识有限，集中在《东非酋长》等民族志文献上。他的推测更多地依赖于对“人性”的判断，“人类躁动不安、有目的、有理性，尽力提高他们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享受，并有能力为了这个目的选择和追求合适的手段。或者，至少有足够的人可以这样做，从而为人类的特性提供动力并赋予它以其他物种所没有的历史”(Mann，1986：4)。赵鼎新(2012：135)指出，曼的四种社会权力说基于对人类最基本需求的设定：理解生命和世界的意义的需求导致意识形态权力，利用自然资源的需求导致经济权力，占有和保护领地的需求导致军事权力，竞争和协调导致政治权力。可以说，曼的理论属于一种韦伯意义上的推测，对文明社会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对非文明社会则大体处于推测状态，没有在经验上解释一个曾经的大型社会是如何“抑制演化”的。换句话说，曼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本文考察库拉圈(kula ring)的原因。库拉交换是美拉尼西亚群岛西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部珊瑚岛上的本土社会制度，因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2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闻名遐迩，又因为人类学界长达一个世纪的持续研究而出现了很多优质的民族志。库拉是一个由白色大贝壳制成的臂镯与红色贝壳制成的项圈构成的流通体系，是土著人心目中最珍贵的宝物。两者沿着相反的方向在海岛内外的伙伴之间持续易手，形成一个覆盖整个马辛群岛的库拉圈。这里语言多样、聚落众多，社会制度却十分相似。即使历经了一百多年与西方的接触、殖民、独立、全球化，库拉交换至今仍然活跃。这是今天人类学界比较熟悉的情况。

　　但人类学界不太知道的是库拉社会与其“前身”的反差。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1000年至2000年间，这里是一个巨石社会。库拉圈北部的伍德拉克(Woodlark)、加瓦(Gawa)、基塔瓦(Kitava)、伊瓦(Iwa)、瓦库塔(Vakuta)、基里维纳(Kiriwina，即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地特罗布里恩德)等岛屿，均分布着巨石工程遗迹。它们的规模远比英国的巨石阵小，但同样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考古学家比克勒(Bickler，2006)发现，每个岛上的巨石工程在当地都有称谓，最有名的是伍德拉克岛上的Bunmuyuw。该巨石工程使用的石头多数高约1.5米，有的高达3米；多数石头是从两三公里之外运来的，有的远至6公里。较为惊人的是一块基塔瓦遗迹里的巨石，材质表明它是从150～200公里之外的伍德拉克岛用独木舟运来的。开采、运输和安装这块巨石，显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远远超出当前库拉社会组织的动员力。因此，库拉圈的巨石社会应该是另外一种社会形态。从巨石所在地较多的永久墓葬和陶器陪葬品来看，巨石工程应该一直作为墓地使用。但在巨石时代晚期，这里仅作为二次墓葬地，最晚的二次墓葬出现在距今400～600年前，之后就很少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这种功能与英国的巨石阵相同(Pearson，et al.，2009)。如今，除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将自己的头人与当地的巨石联系在一起之外，其他巨石墓葬基本在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中失去意义，只有少数巨石遗迹具有定向作用，帮助土著人安排自己的园圃朝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零星雕刻过的珊瑚贝壳之外，考古遗迹中还不曾发现库拉贝壳宝物”(Bickler，2006：49)。伊格勒夫(Egloff，1978)也认为库拉的出现不会早于距今500年前。结合陪葬品多为陶器的事实，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库拉在当地巨石工程活跃的时代尚未出现，否则陪葬品就应该是同属奢侈手工艺品的库拉。也就是说，巨石工程和库拉交换大致代表了两种社会形态，这高度类似于英国巨石阵遗迹与贝尔陶器社会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是，库拉圈社会存在明确的继承性，为考察“抑制演化”提供了更加理想的环境。①

　　总之，基于对欧洲考古材料的分析，迈克尔·曼提出了“抑制演化”的问题，但是他的解释基本处于一种猜测状态，即基于他对人类本性的、韦伯式的判断。曼提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但缺乏解释手段，尤其缺乏经验性的证据来说明告别大型社会的人群是如何维持小型化、如何抑制演化的。库拉圈的优质民族志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个告别大型社会的小社会是如何“抑制演化”的。在具体的生活中，曼所提出的四种社会权力——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均在库拉交换过程中得到抑制。但是，笔者希望与曼有关人性的假设保持距离，因为“人性”很可能只是一种“西方幻想”(Sahlins，2008)。相比之下，笔者更希望从中国先秦文献《老子》中汲取营养，尝试用它来理解库拉交换。在笔者看来，《老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抑制演化”理论。

　　图1：库拉圈②

　　二、《老子》：一种抑制演化理论

　　老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避免从抽象的人性角度探讨“抑制演化”问题的可能，使我们可以尽量回到文明发生之初的智慧，考察抑制文明的理由是什么。《老子》不仅是最早的个人专著之一，而且最早反思了不可逆的文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③

　　不同于人们对“文明”的一般理解，本文使用的“文明”概念来自列维-斯特劳斯与福柯，指那种将文明视为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有组织规训的、不可逆的过程。这一概念的根基可以上溯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文明不仅指灿烂辉煌的器物、制度以及典章上的积累性进步，也指同时出现的等级、剥削、税役、规范，尤其是有组织的暴力的出现，如军队、监狱、警察等。福柯指出，法国从古典时代进入现代的过程，是一个监狱、精神病院、临床医学等知识与制度互相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作为主体的对象化过程和自我对象化过程。现代性并没有解放人，而是让人变得更容易受到支配(Foucault，2003)。列维-斯特劳斯的思考实际上比福柯更深。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指出：“与书写文字一定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城镇与帝国的创建，也就是把大量的个人统合入一个政治体系里面，把那些人分化成不同的种姓或阶级。……书写文字似乎是被用作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列维-斯特劳斯，2000：385)

　　曼提出的导致社会变迁的四种权力的理念类型——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都是老子所反对的。老子主张，人们应遵循世界的本来面目停留在低度文明状态，不要过度集中权力、财物、伦理知识等社会资源，以避免过度劳作、固化等级、盲目崇拜，尤其要避免有组织的暴力争斗。

　　如果将“政治”理解为协调和组织人的关系，并将这种组织的最高形式理解为“国家”④，那么《老子》明确地以“无为”反对统治者肆意妄为，要求他们顺势而为、限制欲望、休养生息，按照事物的本来规律(“道”)实现有效统治。老子生活在竞争日益激烈、工具理性迅速膨胀的时代(Zhao，2015)，也看到了集权的危险，于是指出统治者管得越宽越破坏人的生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很多问题都来自掌权者过度敛财、胡乱作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如果统治者“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统治者不恣意妄为，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以致“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认为，无所事事的统治才是最好的政治，“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可以说，老子并非以“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Feldt，2010)，而是主张限制政治权力，类似诺齐克(2008)的“最小国家”理论。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将“经济”理解为将自然改造成人造物并加以分配和消费，那么老子同样反对财货的积累和集中。他认为不应该将人分好坏，将物分贵贱，这样会激发人们的贪欲，引起竞争。好的统治者应该“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帛书本)。应该限制人们的心气和志向，提供基本的物质需求，“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并非愚民政策，而是一种符合道的社会形态。最后，老子反对过度积累，主张“为人”“与人”，反对为利而争：“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

　　如果将“观念形态”理解为基于人生和世界的意义得出的应当如此的价值，那么老子同样反对这类“应然”知识的积累，尤其反对有人垄断这种知识，使之变成精细且专门的说教。这样的社会将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世界是不偏私的，没有“仁”可言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因此，“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相反，如果出现了“仁”“义”“礼”等精细微妙的伦理知识，说明这个社会已经陷入险恶境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观念形态越多越脱离自然而然的状态，“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帛书本)，会背离人的自发性。真正的知识并非来自广博，“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因此，不需要刻意学习如何做人、行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大道”是“至简”的。以垄断伦理知识树立权威，会面临权威失落的危险，“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连恫吓也会失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尤其反对社会的军事化，反对有组织地积累暴力和运用暴力。他认为用兵是险恶的、不符合“道”的：“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故“以道佐人主者，不可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军事活动危害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有道的时代马去耕田，无道的时代连战马都无法正常养育：“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在老子看来，军事组织是最不符合“道”的社会组织，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并且要尽量克制：“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娇，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战争的胜利不取决于强大的组织力，而是“慈”。

　　上文按照曼的四种权力理念型对《老子》的总结，同样得到了老子专家的佐证。陈鼓应对《老子》的评价也恰恰是从政治、军事、经济、观念形态四个角度展开的。

　　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纷争、如何使人们的生活幸福安宁。他所期望的是，人的行为能取法于“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政治权力不干涉人民的生活；消除战争的祸害；舍弃奢侈的生活；在上者引导人民返回到真诚朴质的生活形态与心境。(陈鼓应，2003：14)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老子》可以被视为一种“抑制演化”的理论。老子的主张正是限制社会出现暴力、财富、行政、伦理知识的过度积累，以防止社会进入不可逆的有国家、有文明、有中央权威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想法与“异化”概念有共鸣。虽然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异化”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将人类社会演化序列的两端都称为“共产主义”，准确道出了那些自称“文明”的社会形态(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高度分化而使人发生渐次严重的异化的。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用《老子》解读库拉，并非假定二者存在“全球史”意义上的直接关联，而是假设不同人群在面对某些共同议题时产生过类似的思考和解决之道。库拉人群的确是在8000年前从中国东南沿海辗转迁徙过去的，时间远早于《老子》成书的年代。中国在元明两代曾对库拉圈西北部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近年，库拉研究的杰出学者戴木德(Damon，2012)运用混沌理论发现中国东南沿海与库拉社会有类似的宇宙观，但这同样不能说明《老子》与库拉存在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库拉社会并非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住着“睿智的野蛮人”，它并非一个未受外界沾染的、没有历史的社会，而是一个变动的、受外界影响但同样有着独特地方逻辑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