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理论对于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环境社会学而言，其意义更加突出。学界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开展了多维度梳理，但往往忽略了理论间的关联。围绕环境问题的机制解释维度，梳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以突显理论间的逻辑脉络。与此相关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围绕环境问题本质之争的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环境问题归因解释层面的反思现代性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规范行为解释。这些理论主张虽然不同甚至存在深刻分歧，但在对理性化主导的现代化的反思以及扩大公众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方面，具有理论共识。

　　关 键 词：环境社会学；真实主义；建构主义；反思现代性；生态现代化；生态马克思主义　　

　　项目基金：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机制创新背景下环境治理的地方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8BSH066)。

　　作者简介：肖晨阳，美利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兼职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陈涛，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

　　对于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来说，理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承载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共识；第二，标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争议；第三，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并使该领域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初入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熟悉该领域的主要理论是必需的。本文主要目的是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理解和熟悉这一社会学分支学科的主要理论提供一个思路。

　　环境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为响应公众高涨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而生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实现了稳步发展。特别是，在2007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中国环境社会学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以及人才培养过程中，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显得至关重要。洪大用(1999)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做了整体性分析和素描，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性文献。随着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界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涉及环境社会学理论起源与发展(陈阿江，2015；陈涛，2011；程鹏立、钟军，2013；范叶超，2018；林兵，2007；秦华等，2019)、具体理论的阐释与分析(马国栋，2013；王芳，2006；赵万里、蔡萍，2009)以及环境社会学理论比较(卢春天，2017；卢春天、马溯川，2017)等。这些理论梳理具有重要价值，但理论梳理的系统性特别是理论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依然不足。陈阿江(2017)主编的《环境社会学是什么？——中外学者访谈录》通过对主要环境社会学家的深度访谈，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深刻地呈现了相关理论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为研究者深入理解其理论内涵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囿于对具体环境社会学家的访谈，该书也没有勾勒理论之间的逻辑脉络。

　　在梳理和阐释一个学科领域的主要理论时，通常的做法是逐一介绍主要的人物和理论。这一做法有明显的好处和用意：全面介绍，方便参考。但是，这难免会在无意中忽视理论间的联系，从而造成各个理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印象。这对初入领域的研究者会有误导的可能。美国环境社会学家Luiz Barbosa(2014)在《环境社会学二十讲》一书的第二章采取了一种更有启发性的梳理方法。Barbosa把环境社会学主要理论按照核心理论逻辑分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两大类。受其启发，本文采取聚焦环境问题理论解释的梳理策略，注重勾勒各个理论对共同议题的回答，尝试由此来突显理论间的逻辑脉络，以方便理解环境社会学相关理论的来龙去脉。

　　洪大用(1999，2001)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界定指出了环境社会学的三大研究议题。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围绕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①这一主要议题梳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并据此呈现理论间的逻辑脉络。

　　二、环境问题的本体论争议

　　环境问题在环境社会学中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即生态学意义上的生物物理属性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属性。对这两个属性强调侧重点的不同，以及两者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两个有着深刻分歧的理论阵营，即真实主义(re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一分歧深刻影响了环境社会学界对环境问题成因和有效应对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环境社会学重要理论的共同背景。

　　首先需要澄清，真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本身并不直接指称具体的环境社会学理论，而是属于更抽象的哲学范畴。真实主义在本体论上坚持认为有客观的外在于人类观察者的现实存在，因此有时也被称为客观主义(objectivism)。这种本体论上的先验性论述也是科学及其实证主义范式的哲学基石。伴随这一本体论的先验论述是认识论上的可知论，即客观的外在现实是可以通过系统的考察而被人类逐步认知。建构主义可以看作是真实主义在本体论上的反面，即不认为有客观的外在现实，任何现实都不能外在于人们的解读，主客观无法清楚分割。这同样是一种先验性论述，它源自现象学注重解读的哲学传统。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不认为有现实的终极解读，也就谈不上逐步认知，带有不可知论色彩。当然，这里对真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哲学根源的概述只是概括了两个极端，学界中的实际应用往往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比如在本体论上坚持真实主义，而在认识论上持建构主义(Rosa，1998)。本文主旨不是探究二者所涉及的哲学问题，而是关注它们在环境社会学中的体现，核心在于如何看待环境问题的两种属性。

　　环境社会学中的真实主义(环境真实主义)强调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属性以及将此属性直接纳入社会学考察的必要性。这一强调有其深刻的理论缘由和学科背景，其基本着眼点在于凸显生态环境的有限性。40多年前，卡顿和邓拉普基于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特别是生态学对全球生态系统危机的研究发现，警告我们社会生产的无限增长可能带来的突破地球生态承载量的危害。这一警告深刻影响了环境社会学的发展(Catton and Dunlap，1978)。邓拉普在一系列部分与卡顿合作，部分独自发表的文章中(Catton and Dunlap，1978；Dunlap and Catton，1979；Dunlap，1979；Dunlap，1980)指出，社会学的学科主体秉承他们称之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的世界观，其要义包括人类因为有文化而有别于其他生物物种，文化的演化速度远超生物特性的演化并且没有边际，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主要是社会生成的，文化演进意味着进步无极限，所有社会问题因此终将得到解决。这一世界观，配合迪尔凯姆的社会现象必须由社会事实来解释的经典论断，导致了社会学对正在发生的严重生态危机的无视，以及对人类社会依赖生态系统这一事实的无视。为了有效应对生态危机，社会学必须扬弃迪尔凯姆的经典论断，正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而这就需要有世界观的根本变革，从人类例外主义范式向“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简称NEP)转变。

　　新生态范式的要义包括认为人类是众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物种中的一员，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并且导致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世界是有限的，因此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存在生物物理极限。邓拉普与卡顿由此认为，环境社会学必须考察生物物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的直接影响，而不仅仅是环境议题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environmental issues)，只把环境看作是一种外在因素(Dunlap & Catton，1979)。真实主义由此成为美国环境社会学主要理论的基石，这事实上延续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其代表人物除了邓拉普与卡顿，还包括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罗莎(Eugene Rosa)和迪茨(Thomas Dietz)等人。

　　如上所述，环境真实主义直接批判的是人类例外主义宣扬的无限增长的可能。Dunlap(1980)认为主要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社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大发展，整个社会对无限进步充满信心，认为无限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社会和生态问题。这种对无限增长的迷恋和追求正是眼下通行全球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想的主要观点之一。就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而言，环境真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背景下无节制的快速经济增长是环境问题的源头。正因为生态环境的有限性，环境真实主义质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强调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建构主义强调环境问题的社会文化属性，重视环境问题的区域和文化差异性以及伴随的相冲突的各方利益。环境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环境建构主义)秉承的是主流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传统，认为环境问题如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不是基于科学证据，而是代表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力量之间博弈的结果。环境建构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理论渊源是社会学中的文化理论(Rosa，1998)，其基本要义是认为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社会集体认定其有危害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主要是文化现象(一种文化中的认定过程——问题化)，而不是简单的生物物理现象。需要说明的是，环境建构主义并不一定走向否定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属性的极端。事实上，Burningham和Cooper(1999)就认为有极端建构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的区别，而在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大多数建构主义研究者都不走极端。也就是说，他们一般不在本体论上挑战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比如，对包括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建构主义并没有持怀疑态度，其侧重点在于分析人们确信全球环境变化背后的社会因素(Buttel et al.，1990)。在Burningham和Cooper(1999)看来，环境建构主义与真实主义之争主要落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自然的或非社会的现象是否能够在社会中拥有因果效力。环境建构主义坚持认为与环境或生态相关的社会问题，其主要影响因素在于社会现实的建构方式和过程，而不必然是客观物理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二是对这些非社会的现象是否有可能做出客观的陈述。环境建构主义关注有关非社会现象的各种陈述的生成过程。由此，它把客观陈述看作是许多可能陈述的一种，并对其产生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质疑其声称的科学客观性。

　　一般而言，环境建构主义虽然不否定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但是并不注重分析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而是关注社会对这些变化的陈述及其形成过程。环境建构主义也不太关注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因此也不会加入有关生态问题是否严重或急迫的争议。环境建构主义在美国广受批评，但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颇有影响力。主要代表人物有巴特尔(Frederick Buttel)、汉尼根(John Hannigan)和耶利(Steven Yearley)等人。特别是，汉尼根因为从建构主义视角写做了《环境社会学》这本教材，几乎成为环境建构主义的代名词(Hannigan，2006)。具体到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而言，环境建构主义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必然是环境问题的源头，强调环境问题成因的复杂性，拒绝各种形式的还原论。同时，建构主义质疑科学的确定性。它认为真实主义过于倚重科学判断，从而有可能夸大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并因此合理化了自上而下的国家强制性措施。这种国家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可能导致专家意见占据压倒性地位，从而形成对民众自下而上的意见表达和决策参与的阻碍，进而危及环境决策的民主化。它还认为，忽视环境问题的区域和文化差异会带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公平对待和环境保护成本和后果的不平等分配，而这会危及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形成的全球合作。

　　整体上看，环境真实主义对建构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构主义在否定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方面存在矫枉过正的可能。环境真实主义认为，科学的不确定性并不必然导向夸大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也有可能是低估。其次，低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会造成因未能及时应对而导致的巨大成本。最后，强调文化地域差异，可能导致忽视政治经济因素的巨大影响。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因素中包含了已有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会在社会文化层面形成优势地位，从而主导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使之形成有利于该群体的解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也无法保证环境决策的民主化。

　　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有深刻的分歧。但是部分人士(比如Rosa and Dietz，1998)认为存在缩小分歧与增进合作的可能性，其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构主义把科学当作一个社会制度，关注其所受到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从而质疑科学结论的客观性。这种质疑不等于否定科学结论的有效性，它可以帮助真实主义有效规避滑入生物物理还原论的风险，重视环境问题同时拥有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反驳环境怀疑论，即认为环境问题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并片面强调其文化属性。同时，达成对科学的全面认识也可促使其更好地发挥功能。二是真实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系统的重视，可以帮助建构主义注意环境问题建构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而建构主义也能够揭示资本主义逐利本性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渗透。三是它们都有对社会和环境不平等的关注以及对环境政策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的坚持。建构主义能够揭示环境政策推行中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障碍，而真实主义所倡导的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则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同盟，这种同盟要求有效应对各种不平等以及广泛的社会动员。

　　综上所述，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直接分歧体现在如何看待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属性。两者都不否认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属性，但是，真实主义倾向于采纳科学的研究结论，而建构主义则质疑科学的确定性。对于环境问题之本质的不同认识，导向了二者对其社会原因的不同认定。

　　三、环境问题产生机制的理论解释

　　(一)反思现代性理论

　　建构主义对科学确定性的质疑源自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体现在贝克和吉登斯的二次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概念(Beck，1992；吉登斯，2000；吉登斯，2016)，或统称为反思现代性。必须说明的是，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是个非常宏大，历史悠久，而且仍在进行之中的讨论议题。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学的诞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进程的产物。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对这一进程进行详细的描述，仅仅围绕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这一议题做相关阐释。

　　对吉登斯(2000：40-46)来说，现有的全球化之实质是现代化的延续(而不是后现代化)，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向全球的持续扩散。这一现代化进程以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趋势为主要内容。理性化描绘的是西方社会的宏观上的长期趋势，在其中，传统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逐渐被替换成以科学和实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这种理性化的价值体系强调效率，即如何用最少的时间完成从起点到目标的过程，在效率观念里的是对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的强调(Barbosa，2014)。这一理性化过程不仅体现在价值体系的变化，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即社会关系的正式组织化。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的社会麦当劳化理论对此作了很好的注释。起源于美国的著名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其管理方式以高效率、可计算性、标准化以及自动化控制为主要特点。他认为，当代社会出现了整体社会的麦当劳化，即便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也以麦当劳的管理原则和逻辑进行了再组，对数量的追求弱化了对质量的重视(里茨尔，1999)。这一进程体现出一种标准化和同质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观多样性的降低过程。

　　贝克和吉登斯都认为，以理性化为内涵的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和风险。其中，近期以全球化的生态风险(例如全球气候变化)最为显著(Barbosa，2014)。在实践层面上，已有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等，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手。吉登斯认为，对包括生态风险在内的各种危机的反思导致了社会对现有社会制度的不信任。这里可以把吉登斯的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或者称之为远距化(distanciation)和脱域(disembedding)概念作为具体例证。这两个概念出自吉登斯(2000：1-25)关于晚期现代性的时间与空间的讨论。远距化指的是现代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得与不在现场的人们联系成为可能，也就是社会关系的远距化。这种远距化的直接后果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原有在地的传统关系网络中脱离出来——是为脱域。远距化的社会关系的维持，需要高度依赖对陌生的无法掌控的专家(比如互联网专家)系统的信任。社会关系的脱域同时带来的是人们在认知上从在地生态环境中的脱嵌，但又没有在生物物理意义上的脱嵌。这种认知与现实的不连续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与在地生态环境形成了割裂，社会的日常运行不考虑可能的生态影响，而全球化的商品流动进一步淡化了对在地生态环境的依赖的认知。这是生态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贝克(Beck，1992)的风险社会理论同样体现了反思现代性。他仔细考察了现代社会风险，将之定义为人类社会为应对现代化产生的不确定性而创造的系统性方法。这种系统的风险应对方法体现了理性化原则。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制度安排和运作带来了大量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利用核能发电。现代社会运作需要大量的能源，这使得即便是有高风险的核电都进入了决策考虑的选项中。在理性化原则主导下，应对类似核电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方式是基于概率和科学给出的研究成果计算成本收益，风险就成了一个个概率，可以通过比较进行权衡。其后果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习惯于接受带有风险的决策，也就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现代人为创造的风险极为复杂——比如核能发电和生物基因工程这样的技术风险。这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困局——应对风险，我们对专家系统(科学)无比依赖；同时，因为专家系统直接催生了风险，让我们又不再信任他们。因此，贝克和吉登斯一样，认为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停地反思现有制度安排和运作的阶段。现代性往往意味着传统社会意义的丧失，后者也无法就如何应对现代风险提供指引，这就需要建构新的社会意义来填补空白，这也是反思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生态环境问题与风险在反思现代性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反思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目标并不是解释环境问题，而是解释社会变迁—现代化进程的。因此，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但为社会学理解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启发。如果聚焦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反思现代性理论的解释就是环境问题是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制度安排和运作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理性化原则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超过了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担忧；现代化进程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让位于其他被看作是现代化带来的积极后果，比如说经济发展。既然这样，那么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就落在了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和调整上了。这在逻辑上引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应对环境问题或曰关于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论，同样涉及环境问题的归因解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源头来自约瑟夫·胡伯、马丁·耶内克、亚瑟·摩尔和格特·斯帕加伦等欧洲学者的论述(Huber，2000；Janicke，2008；Mol，1996，2006；Mol and Sonnenfeld，2000；Spaargaren，2003；Spaargaren and Mol，1992)。如上所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受反思现代性理论的影响颇深，认为环境问题的发生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忽视造成的。那么解决方案就是对现代化进行调整。具体来说，就是发挥我们拥有的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工业生产技术对现有的生产过程进行技术改造，即“超工业化”。

　　这一超工业化过程仰赖持续地反思和调整现有的生产过程，要求把环境保护纳入生产过程。根据反思现代性理论逻辑，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忽视源自理性化原则对效率的追求。换言之，考虑这种风险会降低生产效率。因此，超工业化必然不可能在工业生产内部自发地实现。对此，生态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强生态现代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政策以使超工业化变得有利可图(Christoff，1996)。与此同时，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调动市场力量，认为不可过度依赖政府的政策规划而形成过度干预。当超工业化可以带来收益时，市场的调节功能配合企业的盈利动机，可推动经济部门的生态现代化改造。此外，因为政府政策制定与推行涉及资源与环保责任的分配和其中政治力量的博弈，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在决策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和纠正，以此来提升公众的政治博弈和参政议政的能力，达到决策过程中的各方力量平衡，而这有助于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逻辑不仅受到反思现代性理论的影响，还与环境建构主义颇有渊源。首先，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承认环境问题的危害，但将产生原因归结于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制度的运行忽视了生态环境。换言之，这是一个失误，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和制度调适解决，而不是同环境真实主义所强调的那样它是一个结构性矛盾，是资本主义无限增长突破生态环境的极限所致。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强调政府环境政策的重要性，但其作用前提是市场机制的运行无碍。这种对市场力量的倚重通常被看作是对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的警惕以及对自下而上的公共参与的重视，而这与环境建构主义的主张一致。综合来说，它与环境建构主义一样，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环境问题发生的主因。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认为是比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率，是值得倚重的重要力量。

　　生态现代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倚重，受到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新自由主义理论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追溯思想根源，其核心要点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强调自由竞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弱政府干预。对于政府干预，生态现代化理论内部存在争议。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只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市场的调节力量，被称为弱生态现代化。后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加入了对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政策的重视以及对市场的生态转型的探讨，是强生态现代化(Christoff，1996)。

　　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等社会制度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从而能够进行生态友好的再次现代化这一问题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以及对之有理论影响的环境建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与环境真实主义等理论有深刻的分歧。与此理论争锋阵营相关联，以新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鲜明地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回答。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考察探究环境问题的产生机制。其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依靠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扩张，以及为保证这一扩张而发展出来的政治文化等社会制度安排。而资本主义生产之持续扩张即资本主义的增长本性，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索取和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无节制排放，这是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个理论流派，主要包括代谢断裂/生态断裂、资本主义第二矛盾、生产的跑步机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

　　福斯特(Foster 1999；福斯特，2006)的生态断裂理论源自马克思的代谢断裂这一经典概念。资本主义生产以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为主要特点。这种工业化生产催生了现代工业城市。随着工业化生产规模的扩大，现代社会的城市化日益扩大，带来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地区。其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在农村产出后被输送到城市，消费后形成的废弃物进入垃圾填埋场。在此过程中，土壤有机养分未能循环返回，导致了土壤退化。为保持农业产量，就必须使用人工合成的化肥，这就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工业生产的持续扩大，带来了对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源的大量提取，而生产及消费造成的大量废弃物又是生态系统难以收纳的异质物，这导致了各种生态循环(土壤养分、水、能源等等)被打破。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碳循环出现问题。大规模工业生产排放了大量以碳为基准物的各种温室气体，远超生态系统循环所能容纳的量级，从而造成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聚集，带来全球气候变化。这就是生态断裂导致了环境问题。

　　奥康纳(O'Connor，1988；奥康纳，2003)关于资本主义第二内在矛盾的理论源头源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第一内在矛盾的论断。基于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内在矛盾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带来购买力的下降，从而打断市场中产品向利润的转变，进而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危机。这一危机也叫作生产过剩危机，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奥康纳的第二矛盾聚焦在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外部条件上，即外部自然物理条件，包括劳工的劳动能力或个人生产条件，和社会生产的公共条件(比如通信交通网络)。其中，各条件由于其非私有的特性而得不到足够的投入，相反会遭受过度使用而被破坏(公地悲剧)，从而导致生产的中断和不足，这同样会走向经济危机，这是生产不足的危机。根据彭学农的梳理，第二矛盾以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条件间的矛盾为出发点，主要包括以下议题：资本、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利害争夺会破坏生态条件；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交织，后者会诱发生态危机；不平衡的发展会导致各种生态灾害；对技术的使用导致生态遭受日趋严重的损害(彭学农，2007)。整体而言，第二矛盾理论主要试图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第二种途径，内含了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外部自然物理条件作为生产条件之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推进中陷入使用过度而维护投入不足困境。比如，我国大面积霾问题主要是工业排放造成的。当工业排放到达一定程度后，空气质量的显著下降带来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反过来会对工业生产形成限制。

　　艾伦·施耐伯格的生产的跑步机理论，其核心论述围绕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展开。生产率是指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施耐伯格及其研究团队(Schnaiberg，1980；Schnaiberg & Gould，1994；Gould et al.，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总是追求更高的利润率，这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为对更高生产率的持续追求。更高的生产率能够带来更高的边际利润(单位产品的销售额-成本)和利润比(总销售额/总成本)。由于资本竞争的存在，维持和提高利润率成为必需，扩大生产也成为必然。生产率的增长可以从如下角度来实现。其一是从劳动力出发，就是增加劳动强度，减少人力，或两者并行。其二是从原材料出发，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增进生产效率。在科技进步过程中，对人力的依赖持续降低。故而，为了维持甚至扩大就业面，必须扩大生产。因此，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工，都追求扩大生产。生产率增长有严重的环境后果。首先，作为原材料的物资投入增大。科技应用带来的效率提高并没有减少物资投入的绝对数量下降，反而会因为单位物资的价格下降而导致绝对使用数量上升(即杰文斯悖论)。其次，现代科技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化石能源和人工合成物质(如化肥)的使用，带来大规模的污染。其三是工业规模的增大带来了作为废料的垃圾量增大以及消费后的生活垃圾量增大。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上述理论增加了全球化视角。世界体系理论本身不是专注环境问题的理论，而是关注发展原因的解释，其用意在于反驳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落后的解释(Wallerstein，1974)。现代化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现代化的科学和社会知识，也没有发展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Barbosa，2014)。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国家的全球殖民史以及前者对后者所形成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结构。全球殖民的后果是资本主义全球分工系统的形成，欧美等地区的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核心国家，欠发达的是边缘国家。核心国家控制了边缘国家的经济体系，使之成为资源产出地和商品倾销地。世界体系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后来在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中增加了半边缘国家这一圈层。将世界体系理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产生了环境问题的全球视角。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资源掠夺和商品倾销，一方面加重了当地的生态断裂(比如，巴西的去森林化就是因为木材对发达国家的大量出口造成的)，另一方面倾倒了大量本不属于当地的各种垃圾废弃物(比如，菲律宾进口的电子垃圾)。同时，通过产业输出，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比如，东南亚的重污染纺织加工产业)。由此，一国内部的环境问题就不光有其自身的内在原因，还有全球化的外部原因。因此，世界体系理论是全球性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以及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的重要理论视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体系理论还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经验基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生态现代化理论大多基于西方，特别是北欧发达国家经济与环境共赢的经验观察得出。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转移高污染产业和进口自然资源实现本国经济与环境共赢的，而这在全球化背景下并没有切实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综上，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论点在于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本性是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源。这与生态现代化和建构主义的论点针锋相对。当然，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遭到了不少批评。除了不同理论之间的论争，主要在于其视野过于宏观，特别是世界体系理论。过于宏观的理论视野容易强调结构对个体的制约而忽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批评为过于重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文化价值观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就引出了微观层面的研究。

　　(四)规范行为解释

　　在微观层面，环境社会学有大量的经验研究。具体到环境问题的产生，就是这些研究大体上具有共同的研究逻辑，即环境问题是众多个体的环境不友好行为的结果。而环境行为(友好或不友好)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包括价值观、世界观、信念和个人社会位置(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信念等深受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影响，由此，我们将这一理论逻辑称为规范行为解释。其中，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后物质主义理论最负盛名。

　　迪茨团队(Dietz et al.，1999)提出的价值信念规范(Value-Belief-Norm，VBN)理论借鉴了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和规范激活理论(Norm Activation Theory)，认为个人的环境行为受因果关系链的影响。这个因果关系链从基础价值观开始，到环境世界观(比如新生态范式)，再到环境后果认知和环境责任归属等信念，进而到个体的行为规范，最后到实际的环境行为。具体来说，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认为，与利己主义相比，利他主义和包容性价值观能够增进对新生态范式等环境友好的世界观的培养和接纳，而环境友好的世界观又会促使个体认识环境问题的危害和接受环境改善的个人责任，这会导致环境友好的个人行为规范的养成，从而推动个体进行亲环境行为。反过来，利己主义和排他性价值观会导致环境意识的缺位以及环境有害行为，最终导致环境问题。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微观经验研究中有大量的应用和验证，当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借鉴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社会学的代际理论，认为由于西方社会经济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代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从而开始更多地关注非物质层面的需求，对健康的自然环境的要求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是20世纪60-70年代规模宏大的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环境运动，这对社会大众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产生了深刻促进作用。该理论的主要逻辑在于认为个人的环境意识和行为是社会普遍富裕后基本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的结果(Inglehart，1990；英格尔哈特，2013)。这一论述遭受了诸多学者的反驳，经验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和行为并不局限于富裕人群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意识同样高涨(Dunlap & York，2008)。于是，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理论做了一定修正，同时考虑主观价值与客观环境经历对环境意识和行为的影响(Inglehart，1995)。经验研究大多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或富裕程度的解释力或者不显著或者偏弱。尽管如此，后物质主义理论因为与主流社会学的代际理论的结合以及对社会运动的关注，其影响力保持了下来。

　　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对价值观和意识或信念的重视。这里有明显的符号互动论的影响。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要义认为社会中人们时时刻刻在互动中形成各种社会意义并建构社会现实。具体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社会中建构的现实是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卡顿和邓拉普把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称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并认为这种人类例外主义是环境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人类例外主义作为主流社会范式对个体的价值观和意识有很强的规范作用。因此，卡顿和邓拉普认为有必要改造主流社会范式，促成其从人类例外主义向新生态范式转变(Catton & Dunlap，1978)。

　　环境问题的规范行为解释，也面临着学术批评和反思。一是规范行为解释具有唯心论嫌疑。意识-行为的因果关系解释，较少关注行为的其他影响因素(比如环境危害直接经历等)。同时，社会规范本身也会受到其他社会因素(比如社会权力关系结构)影响，而这同样是社会建构的，所以不能机械地看待意识-行为关系。二是意识-行为关系假说中在一定意义上隐含有信息匮乏假说，即认为亲环境行为的缺失是由于环境知识和信息的缺少造成的。信息匮乏假说虽然有一定的经验研究支持，但是信息对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比较复杂，有学者(比如Xiao，2013)认为信息对行为的影响存在，但其影响在逻辑上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三是认为个人微观视角较少关注规范形成中的结构因素，对群体层次的变化缺少解释力。这需要与宏观的视角进行结合来解决。

　　本文梳理和阐释了西方环境社会学有关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的主要理论，致力于揭示不同的、有着深刻分歧的理论之间的联结。我们可以在两个维度看到各个理论之间的联结。一是对理性化主导的现代化的反思角度，借用贝克和吉登斯的概念，就是反思现代性。在建构主义、生态现代化以及风险社会理论中，反思现代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真实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可以把对资本主义增长本性的关注和批判看作是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具体表现。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对增长的极致追求，同样是理性化趋势的表现，社会进步在理性化的过程中被简约成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在微观层面上，对主流社会范式的批判同样是反思现代性的体现，代表着对现有社会文化制度安排的不信任。二是扩大公众在社会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是各个理论的共识。这与各理论都可视为反思现代性的不同具现是相关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生态环境的忽视，进而强调政府环境政策的重要性，这导出了公众参与环境政策决策过程的必要性。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呼吁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强调在更广泛意义上(不仅仅是环境政策意义上)的公众参与，以期对资本财团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形成制衡。在微观层面上对社会主流范式反思带来的就是移风易俗的需要，这正是环境运动的主要目标。具体到个体行为上，公众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声和参与是现代环境运动(特别是环境公正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环境社会学理论反映了人们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起源，以及对当代人类社会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侧面所进行的不同程度(抽象与具体)和不同层面(宏观与微观)的思考。由于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极其复杂，就需要有多样化的理论解释。这提醒我们在考察这些理论时不能简单地判断正确与谬误，而要充分注意各个理论在解释层次，角度和对象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本文在阐述各个理论之间的争议的同时试图呈现不同理论之间的联结，正是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的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涵盖全部理论。比如，本文没有讨论有关人口规模的理论争议，包括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Neo-Malthusianism)和IPAT模型等。这主要是因为环境社会学关于人口讨论的主要论点要义是，自然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是造成人口增长和环境问题的共因。如此，这方面论述可以归入生态马克思主义范畴。我们也需要说明，本文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解读特点。

　　①这里的社会原因是泛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相对应的是生物物理或自然的原因。

　　②必须说明的是邓拉普与其合作者最早在1978年提出NEP这个名词时指的是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邓拉普等人在2000年将这一概念修改为New Ecological Paradigm，仍然缩写为NEP(Dunlap et al，2000)。虽然本文所引用的邓拉普等人的早期文献所用的是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为保持与目前文献一致，我们一律采用“新生态范式”这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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